试谈邓小平讲话的逻辑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讲话论文,特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历次重要的讲话和谈话，我们不仅在政治理论上可以得到启迪，受到教益，而且可以从中学习讲话的艺术，学习他那独特的语言逻辑特色，从而提高我们的逻辑运用水平。
邓小平讲话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实实在在，并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邓小平同志善于用最通俗最明白的句子阐明复杂的政治问题，以其特有的严谨的逻辑、坚定的信念来使人信服和受到鼓舞。
一、明确清晰的概念,准确爽直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讲话具有简洁、明了、清楚的特色，这一特色是建立在概念的清晰明确和判断的准确基础之上的。讲话对一些容易使人产生理解不一致的概念分别加以限制或作出划分，使人们易于准确掌握其精神实质。如，在谈到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时，他在“现代化”前面用“中国式的”加以限制，就使“现代化”的外延固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对于中国建设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做出了明晰而具体的规定，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一个原则的高度上来。
一个判断，要么对事物情况有所肯定，要么对事物情况有所否定。邓小平同志的语言旗帜鲜明，语气斩钉截铁，和他对事物做出的准确判断是分不开的。在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他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这里一个肯定判断和一个否定判断就明确无误地把“社会主义”和“贫穷”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糊涂观点。
对事物的准确的判断还和对事物的量的掌握分不开。全称判断表示对主项全部外延作了断定，特称判断只是对事物的部分外延作了断定。邓小平同志在论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某些失误时说：“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在这里，邓小平同志用了一个特称判断（即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分析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某些失误，既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坚定的原则性，又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的辩证思想。
二、开阔严密的推理,析理入微的分析
邓小平讲话中有大量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独到的深刻的分析。这些推理和分析，使讲话显得流畅明快，增添了论辩的魅力。
这种推理和分析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推理中往往有分析，在分析中往往有推理。如他在讲到开放政策必要性时，便运用了一个不完全归纳推理和必要的分析。枚举几个典型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不开放不行”：“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们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对外开放，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这一段议论，从大的思路来看，是一个不完全的归纳推理，如列成逻辑推理形式，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闭关自守，我们吃过苦头。
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我们吃过苦头。
所以，闭关自守，不实行开放是要吃苦头的。
邓小平同志讲话中包含了多种的推理形式，其中以三段论居多。这种推理思维形式，以其不可辩驳的力量强化了讲话的力度，使讲话收到最佳效果。
如在谈到有人担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在世以后现行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时，邓小平同志讲：“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实际上这是一个省略了大前提的三段论。其逻辑结构是这样的：
凡人民拥护的见效、对头的政策都是不会变的。
我们的政策是受到人民拥护的见效、对头的，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这种前提真实、推理形式正确的三段论所得的结果，怎能不令人信服呢？所以邓小平同志的语言的严密推理和析理入微，是同他使用了各种推理形式密切相关的。
三、无懈可击的论证,雄辩深刻的说理
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另一个逻辑特色是它的论证严密有力，无懈可击，辩驳力强。
在谈到一国两制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构想时，他说：“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这里，范围由大而小，层层进逼，运用选言推理的否定法，成功地论证了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实行一国两制政策这一论题。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包含了多种论证事物的方法，有直接论证，也有间接论证；有演绎论证，也有归纳论证等。在这多种论证方法之中，以间接论证的反证法运用较为常见，而且这些运用又显得是那么得心应手，恰到好处。如，在谈到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时，他讲：“人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也能翻身呢？这个道路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且按照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的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不但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这一段讲话，实际上包含了三个连续的反证法论证。其一，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是，这个道路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证明是不成功的。根据充分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的规则，后件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否定，前件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也要被否定，而中国搞社会主义和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是一对矛盾判断，根据排中律，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二，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其结果是，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不但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根据充分假言推理和排中律，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其三，建国以后，如果我们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的混乱状态不能结束，通货膨胀、物价极不稳定、到处贫困落后的状态不能改变。根据充分假言推理和排中律，结论必然是：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四、综合与分析的紧密结合,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辩证地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以极其深邃的政治眼光，总结出合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结论。这种辩证思维态势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反映在他的语言中，就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综合与分析的紧密结合，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是思维的基本过程和方法，也是辩证思维方法中的核心方法。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头脑，没有一定的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能力，是不会做好领导工作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杰出的领导人，不仅深谙一般的综合与分析的方法，而且在更高的层次上，即通过深入事物内部各个层面的分析和考察，进而把事物的各个属性、部分、方面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高度综合，紧紧抓住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来事物的本质和事物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文中，曾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论断。这个科学论断是在深入分析了各方面情况之后高度综合的结果。邓小平在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经验后指出我国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最后得出“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高度综合的结果。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体现了历史的和逻辑的高度一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界、理论界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便成了一个摆在人们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等著名文章中，多次评价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了历史经验。在肯定毛泽东同志伟大功绩的同时，邓小平也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同时又再三告诫全党：“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这些讲话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读来令人叹服，感人至深。
邓小平同志语言的逻辑特色是和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高瞻远瞩的气魄、敏锐犀利的洞察力分不开的。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语言逻辑特色，首先还得学习邓小平同志那种革命精神以及他用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