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闭语境中的知青文学——新中国知青文学史纲#183;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序论论文,语境论文,文学史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3-0037-08
一 毛泽东与中国知青运动
中国的知青文学，源发于中国的知青运动，而这个运动从初澜到高潮乃至最终的幻灭，都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相关，他就是伟大的毛泽东。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他本人就是一个博学且富于创新精神的乡村文化人。一个始终在骨子里鄙薄士大夫且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的人物。他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危险。他同情农民，他谙熟中国农村社会，而对城市始终有着一种隔膜和提防。他以一个高超的中国农民的心态，营构他对中国社会理想的蓝图。那个乌托邦的理想蓝图，始终在咬噬着他那永不安宁的灵魂。他总是企图以他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去改造中国知识分子，而致力于知识分子工农化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的知青运动，便是他这种企图的一个自以为远见卓识的举措。这个举措所由的理念，始终贯彻于他的全部革命活动环节之中。他完整地解释和切实地实践他的全部思想。于是，在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在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指导思想中，都可以清晰地寻找到这种解释。
1939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20周年，延安的青年召开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毛泽东到会作了报告，这就是那篇可说是对中国后来的知青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且带有宣言性质的演说：《青年运动的方向》。
《青年运动的方向》，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革命理想，对有可能使这种理想功败垂成的青年中坚的理论与实践要求。那是一种高瞻远瞩，为革命功业千秋万代而构想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一成不变地影响且延续着中国革命将近50年走向，也直接影响和改造了好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决定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实践行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基本精神成为了新中国青年的“圣经”。它可以说是被无产阶级政治运用得最为娴熟的一种思想武器，它和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起，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人生与文学的两大准则。对青春顶礼膜拜的程度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是他的任何著作都无法比拟的。原因是他的这两部同是演说的文章，已经基本上概括了他的思想和他对中国未来的意识形态模式的设计与倾向。它们意味着一场改造社会，改造人心的触及人的灵魂的巨大革命，其实，早在新中国还没有诞生的十余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知青运动既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的一个实践过程，又是他和他的革命伙伴从一开始从事革命就如影随形的一种精神体现。他的一系列著作和他的革命道路，都与农村和农民的情感立场和行为方式有密切的关联。是亿万农民为着实现翻身解决的愿望，凝集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正是靠着这种人心的凝集，在短短的28年间拿下了天下。他报效农民的方式，自然希冀在更高的层次上把子民们变成“新农民”——有知识的具有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农民。他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这一愿望，但他这一农民理念，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滞后了大约半个世纪。
毛泽东革命蓝图的愿望实现，是从青年出发的。他异常注重青年和文艺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关系。尤其是知识青年，他把知识青年视若军队。“知识青年”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是在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一定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为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1](P529-532)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的谈话中说：
“工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他们英勇积极，很有纪律，没有他们，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引主席的“最高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多次提到“知识青年”这一概念，而且赋于这个概念以一个新的内涵。首先是将之与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军人青年、学生青年区别开来。为什么要有这种区别？大约在当时，各行业的青年在文化素质与学历上都难得有文化水准。中国大量的文盲和未经学校教育的青年农民，进入城市的各行各业之中。而毛泽东所指的“知识青年”应该是那些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的，诸如30年代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那些革命的青年学生。对“知识青年”这个概念的内涵，毛泽东在不断发展着的革命时期，不断赋予它新的标准和含义。
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发表的1939年，他所指的知识青年是那引进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在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已经包含了“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在1955年的中国，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占人口总数比例并不多，是人民中国宝贵的文化人力资源。故列入知识分子的范畴是可以解释的，但同时，也似乎无形中降低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比重。
到了1968年12月22日的“最高指示”，毛泽东已不再把“高中毕业生”列入青年知识分子的行列。而专指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从此，“知识青年”作为一个在此后影响巨大、震撼中外的名词，知识青年简化为“知青”，专指文革中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它和各种文化联姻，而作为一种群体象征，文化象征和文学现象体系，载入各种各样的史册，其影响渗透着当代中国的各个生活领域。成为当代生活中挥却不去的过去时代的影像，牢牢地嵌入几代人的生命框架中。
知识分子工农化和思想改造的直接途径是上山下乡。中国大小知识分子无人能够逃避这种上山下乡的厄运，就连钱钟书、沈从文、茅盾和巴金都难以幸免。
“上山下乡”这个概念，在长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中渐渐地发展固定为一个制度，许多政策都规定并限制了它的内涵与外延。据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9条：
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者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这是对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而“上山下乡”明确的出现在党的政策性文件上，是在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纲要40条”。其38条中这样写：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
能够下乡、上山去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工作人员，都要尽快下乡去，上山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1964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中写道：
今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仅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做好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而且在他们下去之后，还要认真做好巩固工作。
1965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写道：
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向。
1966年4月29日《国务院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写道：
安置部门的任务主要是动员不能就业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这种初始的带有安置性质的政策性、制度性的措施，又重新渲染上了30年代毛泽东革命策略的色彩。使上山下乡成为一个全民性的政治运动。虽然这个政治运动同时包含着当时的经济策划，但把红卫兵从城市向乡村转移，应说是当时政治的当务之急。这一次急风骤雨式的席卷全中国的知青运动，是毫不留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其中，极少数人能幸免。这种情状在长篇小说《征途》中有充分的反映。但由于阶级歧见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专政，上山下乡的人员大部分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或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在城市里没有较为舒畅和宽松的生存环境，只好别无选择的到乡村去。在1968年12月22日以前，上山下乡的惩罚性意味还是相当浓郁的。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使历经几十年的社会人员安置工作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从此拉开了中国知青运动的帷幕，1700万名“老三届”学生，奔赴边疆乡村，书写了历经十年动荡的青春岁月。他们从此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以毛泽东为楷模，开始了人生的探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最后成为了作家，诞生了后来被定义为“知青文学”的文学体系。
要真正解释清楚中国知青运动的缘起，恐怕尚要耗费时日。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运动只能发生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1968年，而不是更早一些。既然上山下乡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长期的部署，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此项工作的进展，为什么却在文革中狂飚突起呢？这个急转直下的战略决策，令人费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红卫兵已经充分被发动起来之际突然把他们流放到乡村去呢？是否当时的北京和各大城市面临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出现了什么难以破解的征兆。总之，把红卫兵运动直接转换成知青运动，从城市到乡村，把这支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军队零星分散撒向广袤的农村，瓦解红卫兵队伍的真正意图是什么？至今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文学作品也几乎对此视若罔闻。我们只能从一些空洞的理念性和非现实性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答案。
是否毛泽东已经感到一个已经难以把握的时机的到来，失控的革命形势和国民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全民还沉浸在一种只知革命造反而无人生产的局面。二次土改的快感燃烧着青年红卫兵的心灵。中央三申五令禁止于1968年以后继续串连，但串连队伍依然风雨兼程。红卫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祸害与隐患，这也许正是症结所在。毛泽东英明的决策正表现在这里。他能让天下大乱，自然也能由乱而治。知青运动就是他治乱世的杀手锏，他依然依靠他神圣的权威，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他毋庸置疑的、但是亲切有加的“最高指示”再度激发了红卫兵和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他的魅力正在这里。在现代中国，没有一个伟人能够象他这样挥斥方遒、一呼天下应。他运用娴熟的手法是，一方面是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把麻烦分散解决，而且把这些城市的破坏力转化为农村的生产力，肿胀的城市，流失了热衷于造反的红卫兵们之后，如释重负。另一方面，他的“五七”指示，又把另一部分人——城市的知识分子们发配到也是农村的干校去。急迫的社会矛盾、残酷的红卫兵恐怖转移、化解了。激昂的社会情绪也被另一种人性的悲戚和生离死别取代了，社会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投视在知青们身上。从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高潮直至1973年渐渐退潮，大约有四、五年时间趋于一种缓冲的形势。1970年后的“抓革命促生产”、“斗批改”和“一打三反”等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临时战术，齐头并进令破碎的国家有了喘息的机会。知青运动应说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就是毛泽东精神原子弹的威力。我想，这一些都是毛泽东早就预见到的。
是知青运动拯救了当时的中国吗？
是1700万名中国青年的10年青春代价换取了共和国濒临崩溃的平安夜吗？
知青运动令当时已走到绝路上的中国柳暗花明，是它使山穷水尽的中国，从1968年的危险境地中走出来。历史就是如此的怪异。
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取中国知青运动的话，也许我们对知青运动的认识，会走出一种习惯的误区。知青运动绝不是英明领袖的权宜之计，也不是治乱世的应急良方——这当然是从他的角度，从巩固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来考虑的。如果不是发动知青运动，1968年中国将往何处去？这也许是一个更为严重更为扑朔迷离的话题，我们难以从中寻找出一种合于当时情势的假设来。
遗憾的是，现实没有能够在今天回答的问题，文学也没有为此提供任何线索，这应该说是新时期文学包括知青文学的苍白。
二 乌托帮情怀的文学描状
知青运动的历史分期，是我们审视知青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把1942年以降，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把1968年至1979年这一阶段视作知青时期；1979年以后视作后知青时期，后知青时期还可再作细分。这样，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的时代轮廓就比较明晰。
前知青时期文学因为知青上山下乡并没有形成运动，它是一种政策性的倡导，是在强调革命意义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项长期的以改造思想、安置就业和备战备荒为主要目的的人力资源的调配。除了强制性的带有惩罚性质的诸如把右派分子赶到农村监督劳动除外，基本上还是自愿的，规模零散，也局限在某些地域。这种现实状况，表现在文学上也基本上是零散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庞大的知青文学主题。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大多是活跃在农垦战线的业余作者，诸如新疆的邓普，他的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塑造了一个15岁的兵团战士，通过种种阻力奔赴新疆建设兵团，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保护大堤光荣负伤终成残废的英雄形象，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拍成电影《生命的火花》。这是一部相当本色也充满着那个年代的时代激情的长篇小说，它与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一样，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修养的教科书。在写法和思想内容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深刻地烙印着那个年代的生活印记和精神方式。
黄天明的《边疆晓歌》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它描写了一批到云南潞江坝垦荒的知青屯垦戌边的光辉业绩，主要是突出了两种思想作风的斗争，对于生活真相的摹拟和人为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设置，自然是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和时流所牵囿的。但作品对云南边陲险恶环境中一群知识青年从城市到乡村所产生的痛苦的思想碰撞，是刻划得相当出色动人的。
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是涉及知识青年支边的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的影响力和作品的思想激情相得益彰，而使之成为那个年代一首气势磅薄的进军曲。可以说它的问世，推动了整整一代人奔向边疆的进程。他把奔赴边疆和乡村描绘成有如征战一般豪情万丈，他煽动着人们去向往追逐一种光荣的生活。今天读来，大约会有不可思议之处，但历史地看问题，这是一首推波助澜、张扬革命理想主义的诗作。
《苦啊，无花果》是一部描写新疆支边青年的散文集。这部散文集里的文章都是支边青年作者自身的生活素描，真切的声音里有一种年青的生命博动，尽管今天的读者有理由从中读出一种无法理喻的意象，但是从上海到新疆这个巨大反差之中领略的那种生命感受，从散文集的书名中就可以有所意会。它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所特有的，所固守的生命的书面，翻开它，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陌生但是并不令人反感的气息，每一代青年人都会为之动心，为之怦然的气息。
此外，豫剧《朝阳沟》和大型文艺汇演《军垦战歌》也是前知青时期社会反响极大的文艺作品，前者是直接表现城里人下乡当农民的新风尚以及在新生活中所产生的矛盾。后者是反映上海支边青年在新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集中表现新一代屯垦戌边战士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这些作品，都极大地涵容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特质和流行时尚，都共同地拥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革命理想和革命豪情，以及这种理想和豪情在现实斗争生活中的消长变化，自然最终是以革命理念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歌颂。尽管也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斗争和矛盾，但几乎都是从单纯的政党的视角上去对现实生活作藏否：提升或者批评，并非按照生活的本质现象作出判断。基本上是“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文艺必需按照党在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迅速作出反应。“歌德”式的文学艺术自然在严峻的社会生活面前失却了它对现实应尽的责任和忧患。
知青时期文学主要是指1968-1978年十年间的知青文学。这10年，是知青运动从狂飚突起到晏旗息鼓最终引发了1979年知青大逃亡的10年。在这10年间，真正的知青文学始终处于一种地下运行的状态，两种不同质的知青文学即地上文学和地下文学在不同的轨道上并行着，形成了奇妙的知青文学景观。大约在1973年前后，凋零的文坛出现了一批反映知青生活的中长篇小说，其中长篇就将近十部，如《征途》、《分界线》、《草原新牧民》、《青春》、《山风》、《剑河浪》、《铁旋风》等，给当时凋敝冷落的文坛吹来一丝儿带咸味的风。在那个年代，这些小说能够问世，难免使人产生种种疑问，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我们客观一些看问题，便不难发现，那是由当时知青运动的社会情势和政治地位所致。它们的主人公是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难道魔鬼的掌上没有漏光的处所？问题是这些小说在多大程度上描绘了生活的真实反映了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这才是我们要认识的。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不要因为时过境迁，便仅止对它们撇嘴一笑吧。我相信其中许多作者是真诚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某些生活场景和人物表现，在现实生活也是确有踪迹可寻的。然而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令当今读者厌弃的印记。这当然不能怪作者和编辑，而只能怪产生那些作品的具体历史环境。”[2](P319)
当我们把这一阶段的知青小说当作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们并非是一堆政治垃圾，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情况。诚如上述，可以肯定，“许多作者是真诚的”。他们对知青生活是有过一番接触体验的，也确是怀着一种歌颂“新生事物”的赤诚热心从事写作的。有些作者本身就是知青，如张抗抗、汪雷，当他们拿起笔写作的时候，应该说是他们本身的生活在召唤着他们。事实上，从小说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知青生活的气息。在这个前提下，这些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写出了知青生活的某些真实图景上的时代偏颇，透过那僵硬、不近人情、神化和造作的笔墨，剔除那令人生厌的帮腔套语和虚饰的“豪情壮志”，那么，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幅比较接近生活真实（虽然所剩寥寥但确有作者从生活中撷取来的情节，倾注着作者的真情）的画面，从中寻觅到那个时代知青们在宗教式的政治气氛里被扭曲了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这些小说，其描写范围和情节焦点，几乎都是集中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初期的矛盾冲突上。要检验小说描写的真实程度，只要对知青运动初期的知青思想状况稍作分析，就能得到基本的回答。
其次，我们似还应肯定这些小说在描写知青的英雄业绩方面，是多少保留了某些真实风貌的。也即从小说中多少可以窥视到某些先进人物的本色和英雄行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释：一方面，因为作者的创作初衷是在歌颂英雄，他们也确从生活中获得素材（如金训华等），他们对于英雄是真诚的；另方面，这种创作的初衷在当时宗教式创作法规的窒息上，产生了变态，在英雄行为之上，人为外加了标签和光圈。正因为它们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外加的，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对它们进行分解，馏化出被污染了的知青英雄业绩来。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小说中的另外一些人物的塑造来反证，如留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张大为、陶阿宝（《征途》）、欢欢、诸位顺（《山风》）、刘浏（《剑河浪》）、刘在民（《草原新牧民》），彩虹（《青春》），这些带有批判性质的次要人物，因其性质致使作者能够无顾忌地表现他们，写出了真情，个个都写得十分可爱。这创作实践百对宗教式创作法规的一个默默的不自觉的反动。
我们在论及这些知青小说创作中的矛盾状态和具有可资借鉴的因素的同时，并不因此排除它们由于受创作思想流弊影响听造成的严重缺陷。这就是，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一无例外的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在客观上产生了为当时的政治张目的效果。小说主要矛盾冲突往往缺乏生活的依据，为塑造英雄而去设置矛盾，用阶级矛盾取代知青思想改造中的矛盾。因此，大部分作品在结构上雷同，陷入公式化，往往以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暴露作为矛盾的高潮……由于作者把眼光注视在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头，因而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之后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和矛盾冲突，有意无意冲淡了这方面的艺术表现。
知青时期出版的有关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中长篇小说，并没有在知青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原因大约是多方面，究其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知青所在的边疆乡村，传媒所及非常微弱，尤其是文学传播方式的落后与闭塞，许多知青无法及时读到书报。二是这些作品所描状的与真正的知青生活有相当距离。它们被视作是另一部分也许是“高级知青”的生活写照。其实，知青们虽然地处闭塞，思想中狼性未改，但他们对缓慢滞重流动着的时局应有一种预兆和感悟。他们热情地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很可能也以同样的程度排斥着这些作品。他们的生活里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文革期间流传于知青中的地下文学，包括知青文学。
这时的地下文学主要是诗歌。有两类诗歌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由文革前流行的外国民歌敷衍改编而成的，其改编大多出于《外国民族200首》，诸如《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苏珊娜》、《红河谷》、《老人河》、《伏尔加河上》、《小路》等等，它们大都是俄罗斯民歌。主要通过借用这些熟悉的曲调和那略带忧伤而又感怀的歌词，略加改动之后，加以演绎编织而成。它是抑郁年代人性潺弱的渲泄，也是一种无处诉说的痛苦和声。二是知青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也可分两类，一类是纯抒情且尽量不触及时政无政治倾向的单纯抒写怀乡之苦的作品，如重庆知青写的《年青的朋友你来自何方》、《巫山知青歌》、《广州知青歌》、《四季流浪歌》、《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这些诗歌在知青中悄悄流行，以手抄本的形式，每到一地，都会有不同的改动，而形成了许多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地下知青诗歌，是南京知青任毅的《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这首诗歌因流传广泛，传出国界，被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播放，改名为《中国知青之歌》，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动人心弦。作者任毅因此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判刑10年，1979年平反释放，此时任毅已在狱中呆足了10年。
只当过一年知青后来当兵的北京青年郭路生。不管是在知青文学还是共和国文学的史册上，都应该有他的位置。他的诗作内容与知青无关，但他的思考和对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达，是与这一代人相通的。何况他曾是一个知青，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界定其人其作的。他是这一代人中的先知先觉者，他是最早以文学的方式，执著的表达着他对当下对人类未来的忧思的作家，而且他绝不对当时文坛的流弊和文风有丝毫的认同。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以及时尚却又亲和着人类精神的语言和诗歌风格，呼唤着未来人们对时上的清醒回眸。历史正是依着他的预言发生发展着，而他自己则在现实与心灵的严重撞击中长期挣扎于福利院中。他是新中国少数坚持自己的诗歌立场且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于这个他并不合时宜的国度的作家之一。“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因为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他给人类的价值，他对于中国诗坛的贡献，使他与死去的思想的先行者遇罗克、张志新们，应站立在同一地平线上。
三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切割式演绎
1978-1979年是中国知青运动一个难忘的悲壮的史诗性的年头。这一年，知青运动由中共中央宣告结束了。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长达40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拟定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1978年12月7日，国务院也制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这两个文件，并发出通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知青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政策性很强，必须全党动员，各方配合，才能搞好，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而稳妥地统筹解决好知识青年问题。”
《会议纪要》认为知青工作的“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市劳动力的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存在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员过多，加重了农民负担。《会议纪要》在分析这些原因时说：“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他们破坏党的领导，破坏国民经济，破坏文化教育事业，使知识青年就业和升学都很困难。他们破坏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标的落实。”也许这确实是诸多原因之一，但是，中国知青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是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以及各级政权机构在执行有关政策时产生了失误，这些失误在十年知青运动中引发的事故触目惊心。
《会议纪要》也指出：“知青工作也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后将实行四个面向的原则，即“今后，留城政策，下乡范围，都要从实际出发，做适当调整。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
上述内容，今天读来，可以读出一种双重的意味，即在坚决否定知青运动的同时又留有余地。这种语言风格和措词特性，是当时的政治情势决定的。华国锋尚在台上，他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他是顽强地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还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失误和他的战略有臧否的余地。但事实上，“会议纪要”已经含蓄地否定了知青运动并坚决地中止了这场为时10年的运动。10年前席卷全国的知青运动和十年后烽烟四起的“知青大逃亡”终于凝固在中国的历史画卷上。
春回大地，知青们带着精神和肉体的累累伤痕从新疆、内蒙、黑龙江，从贵州、云南、海南岛，通过各种渠道，相继回城了。他们要揭露、要控诉。文学在经过了短时期的“转换”之后，非常及时地反映了这种情绪。知青伤痕小说的第一场春雷，是卢新华的《伤痕》，虽然它并未正面反映和接触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性问题，但已经开始动摇了它的根基。这之前知青小说中的欢歌载舞，英雄业绩，连同虚饰一起消失了，而裸示了斑斑创伤。知青小说走进了伤痕之中，出现了一大批对上山下乡运动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小说，如《杨柏的污染》、《聚会》、《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凝结的微笑》等。对知青运动的阴暗面和强烈的不满，再不是忌讳的话题了。这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被牵动而以另一种面目——起码是说真话，呈现于世。《杨柏的污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调侃揶揄，作了本质性的讽刺。应该说是震聋发溃的。而《聚会》在描画知青们在时代动荡中的迷乱、彷徨和绝望，在生活的旋涡中挣扎的精神现状方面，也不失一定的社会意义。《在小河那边》和《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其批判的目的更为明朗，更为具体，已经不止于对过去时代的笼统批判了，它把矛头直接指向插手上山下乡运动的权势者，撕开了它们的狰狞面目。《凝结的微笑》和《一个冬天的童话》揭示知青在十年浩劫中所受的委屈、压力，甚至连生存和爱情的权利都丧失了悲惨遭遇，这方面的描写也是真实感人，令人愤慨的。这些小说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命运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控诉，但还未能比较完整深刻地塑出特定环境中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也就是说，虽然人物遭遇是悲惨的，命运是多难的，形象却是单纯的，性格也未显示出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就影响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效果。而在这一点上显示得较为充分的，是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等。
在知青小说中，比较系统地反映知青生活、塑造一系列知青形象的，是青年作家叶辛。他的小说，给人比较突出的感觉是：知识生活面比较广，也并不着意去写伤痕人物，而是力求使小说的生活图景和人物形象比较接近现实的正常生活，在平朴的知青生活写出一群比较平凡普通的知青形象。重在诉说一代青年的心曲，表现他们在艰难逆境中的精神状态：苦闷、憧憬、理想和追求，在人的性格变化和心理变化中透视社会生活，批判社会流弊。所以，他的小说读来和现实距离缩短了，真实感增强了。如果我们试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风凛冽》中的人物：程旭、莫蓉支、陈家勤、艳茹、叶乔、叶勤、柯碧舟、杜见介、邵玉蓉等等，集在一起，加以比较和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他们基本上概括了知青队伍中常见的各式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小说具有了一种知青史诗般的韵味。其次，在这几部小说中，作者的描写角度比之同类题材的小说有所变换，题材的开掘有新的尝试。既不迥避上山下乡运动的外部矛盾，更注重把描写的焦点对准知青内部的矛盾斗争，通过对不同知青形象的刻画，将知青内部日趋复杂的人物关系：蜕变和分化，条分缕析地进行描绘，把知青小说主题推向深层，正面接触和回答了在《杨柏的污染》和《聚会》中只见端倪而未尽情铺开、深入描状的知青问题。由于作者立足于知青内部矛盾，在比较大的社会背景上，描写知青生活，塑造一系列不同思想水准、性格品德的知青形象，尤其是在动荡中蜕变堕落的“四人帮”喽罗的知青形象，如叶乔等等，客观上便使这些知青小说具有较为深广的社会意义的审美价值，将知青小说往前推进了一步。
走进了“伤痕”之中的知青小说，是文学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结果，从单纯歌颂和虚饰到真实状写和揭露，知青小说无疑是真正立足于现实土壤。但是，要前进，伤痕是必须淡忘的。而对于以往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消蚀，给予客观的审理也是更为必要的。知青小说和别的题材的小说一样，在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渐渐地走出了“伤痕”，眈溺于深沉的反思之中。
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学绯徊不前原地踏步的局面。知青小说超出了“伤痕”，在稍稍沉寂之后，出现了一批佳作，《南方的岸》，甘铁生的《人不是含羞草》，张抗抗的《在湖畔，有一个人……》，陈村的《蓝旗》、金岱的《船歌》、谌容的《褪色的信》、孙健忠的《！和？》、周克芹的《勿忘草》等中、短篇小说。
“艺术是一个和谐的，经过扩大的回声：正当现实生活到了极盛而衰的阶段，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才达到完全明确而丰满的境界——希望的雕塑便是这个情形。”[2](P319)经过了长时间的拨乱反正，正本清原，到1981年前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利弊得失，作家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固然是极“左”思潮的产物，而今天，知青们象当年那样，又大规模倒流回城，难道就没有弊病？这是知青小说首先必然正视和回答的。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形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回城究竟为了什么？是对于昨日的失去的初偿吗？城里存在那么多的社会问题：人口饱和，住房、职业、婚姻……问题多如牛毛，国家困难重重。知青的大量倒流只能给城市、家庭、社会和个人心灵发超重的负荷，有清醒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开掘这样的主题。王安忆对于知青题材的这种开掘是可喜的，更重要的是，作家通过陈信归来的体验和对过去生活的反刍，提出了更为严肃的重大问题：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面前，青年们应负的社会重任是什么？应持的人生态度是什么？人生列车的终点、追求的目的地在哪里？对此，作家的倾向是鲜明的，但是，她仅目于含蓄地暗示，她还来不及想得更深。
知青生活的合理处延，将知青的活动舞台从边疆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及它们两者的互为交叉，使生活呈现了更为错综的面貌，它既然把这么多复杂的矛盾推到人们在前，作家就得去思索。于时，追悔、重新评价过去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废圩上重建生活和信仰，寻找新路，成为了这时知青小说的总主题：《勿忘草》、《船歌》、《褪色的信》、《本次列车终点》以及一大批新近创作的小说，都有这个倾向。而孔捷生《南方的岸》更是这种思索的丰硕收获。《本次列车终点》所没有明确回答的，它作出了回答，可以说，它和《本次列车终点》一起，为走出伤痕之后的知青小说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爬上了一个新的高坡。
在这之前，描写知青回城之后的生活的知青小说，大多仅止于写他们冲破阻力，克服困难，自谋职业，然后大团圆。如《人不是含羞草》，表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是，能否从单纯物的观念上，从个人的安乐上越过世俗的障碍，作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应该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生活目标。《南方的岸》不同凡响之处正在这里。作家看到了老知青心灵中最崇高的东西，他们并非一群凡夫俗子，眼瞪着职业和金钱，他们有苦闷、迷惘、理想、追求。易杰的回归海南，他拒绝了小汀的爱情、编剧的道路，而和暮珍一起踏上了坎坷的归途，这纯粹是一种对人生意义、事业，对于祖国大地和人民的真挚眷恋，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是对于十余年的痛苦经历的反思之后的人生选择。易杰和暮珍的举动，正是作者曲折地表达了年青一代在经历了长期内心冲突之后，终能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找到归宿，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他们是知青小说中迄今最突出的人新典型。如果说易杰、暮珍的形象多少带有理想色彩的话，则另一篇小说《那过去了的……》的主人公银好，便是一个牢牢扎根于生活现实，从千千万万个普通平凡的知青身上集中升华起来的新人典型。她从行动到精神，都更能概括至今仍扎根农村边疆的知青们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的。她没有钟卫华、柳竹慧、强小兵等的英雄业绩，也没有他们的“高大完美”，但其内涵却是他们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形象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她的意义也许并不亚于暮珍和易杰。她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的知青作家们，已经能够逐步从生活的高度上，从历史的纵深上，正视日新月异的农村现实以及不断更新的人的思想水平。
知青写知青，这或许可说是知青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作家和题材之间有生命攸关的联系，这在其它题材的创作中，有则有之，似乎却少有这么突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确是消容了一代人的青春，但不也同时造就了一代新型的作家！粉碎四人帮后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其中不少就是知青：张抗抗、孔捷生、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晓剑、梁晓声、王爱英、老鬼、王小波、叶辛、竹林、韩少功、甘铁生、郑义……我们尽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十年浩劫中的知青生活给这些作家以心灵的烙印太深太重。他们由知青而成为作家，当然首先要表既的、要反映的是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青，他们的生活和命运，那些永难忘怀的岁月。不难预计，这一段奇特而壮阔的生活将影响这些知青作家们一生的创作。正因为如此，知青题材的小说，尤其是其中的佳作，大部分出地知青作家之手就并不奇怪。
与上述相联系的，是知青小说主题的多义性。尤其是近期的知青小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象文革的知青小说一样，迥避复杂的生活矛盾，而从中抽取简单的要领和样品，以至于在一部作品中，单纯表现事物的一个特征和一个方面。面对新时期庞芜和复杂的生活真实，纷至沓来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思想和感情也变得矛盾和复杂起来，不是单纯的非爱即憎，不是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从事物的多方联系中，从现实人生的纵横错综中寻求正确的答案，确定自己的态度。这是一种更高要求的创作，对于尚年轻的知青作家来说，是更难于把握准确的，但它毕竟是一种有益的追求。而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达到它的途径便是高度的尊重生活的真实，力图在作品中最大限度地给予涵容，自觉使作品的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让人们从自己笔下充满着思辨色彩和感情因素的抒发中，从最大限度流动着生活血液的描绘中，去挖掘和发现多种多样的人生哲理，去延伸作家的艺术旨趣。《本次列车终点》和《南方的岸》，这两部互为呼应的作品，主题的多义性是那样明显。作家通过人物思绪和现实描绘交织出丰富复杂的生活图景和人物联系，让他们的人物尽情地表演，对生活作出种种评价，而不出面干涉。作家的真正意图是隐藏得很深的，思想内涵也不是一语可以道破的。从这点看，主题的多义性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作品艺术性的深厚程度又是成正比的。
知青小说是青年的文学——不管从题材或从作家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它是引人瞩目的。特别是新时期的知青小说，更是代奋进青年的奋进之作，通体闪烁着青春的气息和活力。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青年，如此集中地经受了那么多的磨难、痛苦和精神的迷惘；也没有一个时代青年文学如此兴旺发达。这是我们时代的不幸结出来的一颗带着涩味的硕果，有值得骄傲的一面。
不要责怪这些小说和作者的幼稚，乃至有点儿虚妄，随着岁月的漂逝，它们的真诚和追求，会成为丹柯手里高举的红心，照亮后代青年穿越黑暗大森林的路，愿他们不迷路。
收稿日期：200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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