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干问题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流不是新儒学，也不是西方哲学思潮，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中西文化冲撞和短暂的百家争鸣中在中国立足；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俄国的中介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知音；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支持下上升为国家哲学；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遭到巨大的挑战并向前发展。
学者们认为，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就经验而言，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反对“左”的或右的倾向，特别要反对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要科学地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负责精神和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就教训来说，主要有：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又是科学，它的本质在于真理的力量，它要求这一学说的拥护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必须具有革命的科学的态度。尤其当这一学说上升为国家哲学之后，不能以政权的力量削弱其真理的力量，损害其科学性。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学说、开放的学说，而不是教条，因而它必须随着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与同时代其他哲学思潮的关系，并从中吸取合理的因素，使之既具有民族的传统，又不偏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三、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联，社会主义在改革中获得生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社会主义发展中获得生命力。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前中国的时效性问题，以及在经济发展了的21世纪的中国的命运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它仍具有时效性。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人和自然的矛盾，东西、南北的贫富差距问题，西方工业国家物质利益与精神享受的矛盾问题等等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要获得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要解决现存的诸多社会问题，唯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未来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因为这一学说不仅是人类思想史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其本性而言，它指向当代社会生活，又超越当代而指向未来；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设和人的全面解放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
三
毋庸讳言，哲学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变革时期的时代精神非常丰富，而哲学却很“贫困”。曾有人说哲学的贫困是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必然结果。对此，有学者提出：这种论点苍白无力，市场经济早发国家的历史所提供的却是相反的例证。虽然不能说市场经济体制在欧洲的确立与文艺复兴后一个又一个哲学家交替登台，一种又一种哲学理论相继问世的哲学繁荣景象间有直接联系，但其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今天所谓的哲学贫困在本质上只是哲学家的贫困。是哲学研究走入了某种“误区”。有的学者则认为导致哲学贫困的原因复杂多样，仅仅将其归咎于哲学工作者是不公正的。但不管怎样，大家都认为：为使哲学走出困境，为振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有许多工作可做：
第一，要全面而深刻地解读这一学说的创始者本人的著作，要区别客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某些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中的极有价值但又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过去被误解的思想。有学者谈到过去由于解读原典不够，对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思想，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等等均有误解，有的误解还相当严重，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本质。
第二，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坚持哲学的人民性、现实性、开放性和批判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根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思想家解释世界的专利和精神贵族的特权，而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历史上群众性学哲学过程中曾出现过哲学庸俗化的倾向，就否定哲学的人民性，只有坚持把“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坚持哲学的现实性有所误解，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亦步亦趋地追随现实的脚步，解释和论证现存的一切，因而有些研究课题往往出于某种急功近利的价值考虑，形成的理论常常是概念、范畴、原理随心所欲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在总结这一教训时，又滑向另一极端，以为哲学只能研究“形而上”的问题，从而将哲学放回书斋使其丧失现实性而陷入“贫困”之中。真正的哲学决非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哲学的现实性有着特定的内涵：首先，它是时代的产物，它必须捕捉时代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重大问题，并加以总结和概括；其次，它是时代的号角，它应为时代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应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再次，它是时代的反映，它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检验自己已经创立的理论，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扬弃；它必须重新梳理哲学史，以便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获得一种新的眼光，看出新的内容。总之，哲学对于现实应是一种既投入又超越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进而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困境。
开放性是就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回到哲学，进而发展哲学。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走过的理论探索之路，他们当年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又走出哲学，深入到具体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最后又回到了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如果我们不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新情况作出自己应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而仍然像前些年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思想文化的洪流中抽取出来，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成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等，进行孤立的研究，要使哲学摆脱内容的贫乏与研究思路的狭窄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在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上，如果仍然只是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作为哲学的例证，而不是像马克思对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所作的概括总结以及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那样，真正地走出哲学，进入自然科学，再回到哲学，要摆脱哲学的贫困也是不可能的。
批判性是就哲学的特点说的，它包括实践批判、理论批判和自我批判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分别赋予哲学现实性、革命性和发展性的品格。而离开实践批判的理论批判是空洞的批判，离开理论批判的实践批判是盲目的批判，离开自我批判的实践批判和理论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从总体上看，真正科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的世界”。中国目前出现的哲学“贫困”，从方法论上讲，是未能很好地坚持哲学的批判性。表现在实践批判上，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实践的后面，成为实践的谓语，就是简单地为实践作注解或论证；在理论批判上，往往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一概否定，近年又有凡洋皆好的倾向，不能展开真正的批判、扬弃；在自我批判上，采用直线上升式的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少看到其产生发展中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只有“反对树立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坚持哲学的批判性，才能使哲学摆脱目前的尴尬。
四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的实际需要，包括现实的人们的实际需要被代之以抽象的大目标，每一代人都被要求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降低甚而放弃现实的具体需要，这种观点现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我们在用具体的东西取代抽象的东西的同时，却未对形式秩序之类的东西引起应有的重视。人的现实需要确实不能忽视，但人与人构成一个社会，不仅他们的各种具体需要是重要的，而且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规则、法律等等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通常强调人对于制度的优先性，因为人是它们所服务的目的，但现在需要防止另外一种现象，即因为强调人对于制度的优先性而认为这些制度、规则只不过是形式，甚而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像现代法律制度这样的形式的东西并不因为它们是形式而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对于维系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现代社会中主体间关系的形式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人们发生关系、商讨问题、解决矛盾、协调行动、作为规则，它具有公开性、普遍性和稳定性这些形式上的特点。离开这种形式框架，要么是任性的意志主宰，要么是陷于无政府状态。其次，它本身至少在原则上应当是公民的公共意志的最高体现。我们必须一方面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还要健全和完善体现了现代人的高度尊严的现代法制。最后，现代法律制度本身也是社会进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与现代科学、艺术、道德一样，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来之不易。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社会进步的成果反过来也成为社会进步的条件，推动科学、艺术、道德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不珍惜这种成果，非但无助于远大目标的实现，而且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