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活动与感性解放：论经济学人性假设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感性论文,经济学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4-0028-09
一、感性与感性活动：关于人的本质存在
(一)感性与理性的分裂
人究竟是理性的存在还是感性的存在？这是哲学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尼采在希腊神话中追溯到这种分裂的根源，即理性的阿波罗(日神)精神和感性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1](P2－3)但在哲学上这种人性分裂始于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前者是生成变化的可见世界，只能为感觉所认识，后者是可知的永恒不变的真实世界，不能为感觉而只能为理性所认识。柏拉图为了弥合两个世界提出了“模仿说”和“分有说”，但终究不能实现两者的重新统一，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神创论的解释，即造物主以理念世界为模型，以善的理念为指导，将理念的样式加之于原始混沌的“物质”，使之成为一个可感世界。柏拉图高扬理性而贬低感性，不仅确立了理性对于感性的优先权，同时也导致了人性的分裂，而他的神创论更为“上帝”的进入留下缺口，成为中世纪神学统治的理论根源。中世纪是神学统治的时代，人将自己对象化为上帝，人性泯灭为神性，而上帝是全能的，既无所谓理性也无所谓感性。即便如此，西方的理性传统仍然在神学中得以体现，这就是将上帝作为理性的化身，万能的上帝成了最高的理性存在，而人的感性和欲望则是邪恶的，是要被禁止的。所以，感性作为人性最鲜活的一面被掩盖了。
文艺复兴时代，人们迎来了人性的解放，即从神学统治下的解放。一方面，文艺复兴的思想革命是从小说、音乐、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创造活动开始的。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得到解放的是人的欲望，也就是感性的解放。人们从只有信仰的“修道士”变成了鲜活的，即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另一方面，人的理性除了作为上帝的最高理性外，还世俗化为人的认知方式和利益追求。由此就产生了科学和技术以及市场经济的计算工具。所以，文艺复兴时代是个充满创造激情的时代，同时也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可见，文艺复兴时代人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人的鲜活面貌得以展现，人不仅仅是理性的人，也是感性的人。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尽管人性得到解放，但上帝并没有由此走下神坛，上帝对于人仍具有居高临下的地位。这在哲学上反映为理性对于感性的居高临下地位。事实上，这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延续。这种状况经后来的启蒙运动大大强化了。
启蒙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唯理主义。在唯理主义看来，感性是靠不住的，是易逝的，只有理性才是稳定可靠的。这仍然是柏拉图传统。笛卡尔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为理性做了本体论奠基。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要通过“我思”来求证，“我思”便是一切真实确定东西的存在基础。不仅如此，人自身的存在也要通过思维来得以证实，有“我思”才有“我在”，“我在”是由于“我思”。法国启蒙思想家沿着笛卡尔的道路，进一步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推崇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础。而到了德国，理性主义受到康德和黑格尔的进一步推动和提升。康德提出“人是目的”的著名命题。他认为：人性就是理性，“人是目的”其实就是以理性为目的。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在于他的感性和经验存在，而在于他的理性存在。黑格尔更明确地指出：“人乃是能思维的动物，天生的形而上学家。”[2](P216)
总之，“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P3)于是，理性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基础，成为万物的尺度，而人就成了完完全全的理性存在，成为逻辑学、符号学概念上的人。
(二)从感性存在到感性活动
费尔巴哈不满理性主义的专制，力图恢复人的感性的地位。他明确指出：“人的本质是感性，而不是虚幻的抽象‘精神’。”[4](P213)他把人的感性存在概括为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和爱的存在。他说，人的存在“是一个直观的秘密，感觉的秘密，爱的秘密。”[4](P231)他认为，“感性(Sinnlichkeit)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真实的、非臆造的、现实存在的统一；因此，在我看来，感性也就是现实。”[5](P515)“生命、感觉、表象，就其本身说来，只能直接感知，是不能与生存着、感觉着、表象着的本质、主体或器官分开、游离的。”[4](P194)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最可靠的出发点只能是我“感觉着、欲望着、爱着”。“爱无非是人的感情的、情欲的意志而已，但是，正因为这样，它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真正的根本的意志。”[4](P421)所以，费尔巴哈概括说：“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4](P591)
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人作为感性存在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6](P105－106)
但是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感性只是“受动的”或消极的，缺乏主动和积极的一面，所以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感性论。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7](P78)“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7](P54)马克思认为，人的这种感性活动或实践就是劳动。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把人的感性从本体论提升到实践论高度。马克思高度评价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的辩证观点，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P101)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6](P57)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6](P57、57)“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6](P58)
(三)从感性意识到感性需要
人的感性活动包括感性意识与感性需要两种形式。马克思认为，人的意识并不是如黑格尔所讲的那种纯粹的思维活动或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是感性的，是感性意识。马克思指出：“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6](P100)在这里，所谓的感性也就是对象性。“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6](P88)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6](P107)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6](P140)这就是说，感觉、激情等感性是人本身具有的，是人的本质性规定。这就与理性主义对人的理性本体论规定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在感性活动中追求自己对象的过程，就是实现感性需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和实践。感性需要是人的感性意识的外化，即表象化、对象化，即将人的感性意识外化或对象化为感性需要。这种感性需要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这种需要之所以是感性的，是因为这种需要是具体的、经验的、可感觉的。
感性活动是感性意识与感性需要的统一。人的感性意识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取得外在的对象，即对象化或外化为感性需要。而这种对象化过程就是劳动和生产。只有通过劳动和生产，人的感性需要才能得到实现和满足。而人的感性意识，即人得以确证自己为人的本质规定，激励着人们通过功能性活动来实现这种感性需要。正是人的感性活动以及人的感性需要的满足过程，才是人的确证过程。而在货币为媒介的经济中，要实现感性意识到感性需要的转化，必须通过货币。只有通过货币，才能“把我的那些愿望从观念的东西，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6](P144)而在现代社会中，感性活动以工业生产的形式出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6](P88)总之，“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6](P89－90)
二、经济学理性主义危机与感性经济学的滥觞
(一)斯密问题与人性假设的分裂
古典哲学中的人性分裂，即关于人的理性与感性的分裂，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直接影响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创立。尽管斯密并不否认人的感性的作用，但他仍认为不能与理性“同书而语”，所以将感性所产生的情感问题交给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而只把关涉理性的自利行为研究留给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的结果，就是他的两部并列著作，即《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种将人性分开研究的方法，导致延续至今的“斯密问题”。
“斯密问题”的本质根源，就是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分裂。如果说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与感性的分离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长期以来仅仅是经济学家们无意识的状况，但到了西尼尔那里，经济学对伦理学的排斥就成为一种强烈意识。他明确提出，经济学“是论述自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科学”，而不是有关福利问题的讨论；如果伦理学成为经济学理论的构成部分，经济学家就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罗宾斯则进一步认为，价值判断超出了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围，因此主张把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截然分开。这样，经济学就成了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再相干的“纯粹经济学”。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作为经济学基本研究前提的人性假设的分裂，甚至影响到经济学家自身的“人性分裂”，即学术研究与个人品格的分离。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作为个人，经济学家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但在其经济学模型中，他们却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以保证其模型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8](P7)所以有人批评罗宾斯主张经济学家只应板着面孔，审慎地诊断所有可能的行动方针具有的含义，决不应参与制定处理事务的方法。[9]
(二)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矛盾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核心是人类自利本性的预设。在黑格尔哲学中，“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6](P102)而在经济学中，这种抽象的思维理性，就被演绎成为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假设。在普遍商品化和货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7](P114)“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7](P275)通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演绎和推理，人的理性进一步演变为可计算的经济理性，即“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所谓“最大化定理”。这样，“理性人”就进一步转变为“经济人”。
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人“这一假设彻底简化了经济行为的模型构建，因为它将个人行为与价值和伦理(所有与自利不相容的内容)分离开来。个人可以估价任何事情，但从他的角度出发，他完全根据他对自己利益的认识来做出选择。其他人所以被包括在他的计算之中，只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和状态将影响到他的福利和利益。”[10](P16)但是，“这种自利最大化的狭隘理性观不仅仅是武断的，它还将在经济学中造成严重的描述性和预测性问题(一旦给定理性行为的假设)。”“在这种狭隘观点看来，为什么人们在相互依赖的生产行为中常常共同努力，为什么可以经常观察到富有公共精神的行为(从不在街道上扔垃圾到同情关心他人)，或者为什么在许多环境中根据规则而行事的动机屡屡限制了对自利的追求，如此等等，都是有待解释的无休止的挑战。”[10](P16)即便我们承认“经济人”的自利假设，理性主义经济学仍然面临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
首先，理性的有限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不总是成功的。H.西蒙认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意味着人们在现实中可以求得最优解，因为这是标准的经济分析的基础，然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行为者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约束和人类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备选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也无力精确计算出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因此，最大化的追求成为不现实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实中的经济行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还要受到决策人的技能、价值观、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人们感性因素的影响，包括信仰、激情、爱欲等。而这些因素都是自利理性所不能解释的。
其次，理性选择的困境。人们还证明，即使存在完全信息，理性选择也是不可能的。当人们面对矛盾和冲突时，信息越是完备，理性就越是无能为力，对我们不仅没有助益，而且只能使我们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嘲笑那些执着于理性的人就像布利丹的驴子：面对两大堆干草，由于不能决定哪一堆干草更好而死于饥饿。对此，阿马蒂亚·森作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两堆干草对它而言是无差异的，并且它没有找到任何理由来选择其中一堆而放弃另一堆。但在无差异的情况下，无论它选择其中哪一堆，对它都不存在任何明显的损失。无论是从最大化还是最优化的角度来看，都不会陷入两难境地。另一种解释是，驴子无法在两堆干草中排序，从而对它们具有不完备的偏好。因此，这里不存在任何最优的选择，两种选择都是最大化选择，但无法确定其中一种比另一种差。[10](P167－168)所以，理性决策不得不做出被认为是部分合理的决策，甚至是完全非理性的决策。
最后，理性转向非理性。理性主义最极端的结果是理性的异化，即转向其反面。市场经济既不相信兄弟也不相信眼泪，一切亲情和同情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7](P275)就如英国伦理经济学家托尼所说的：“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物的人为了生存，必须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经济利益上面去，但看来人有时已经从一种精神的存在物变成了经济动物”。[11](P281)如果说在“经济人”那里价值理性仍未泯灭的话，那么在经济动物那里，则完全没有价值理性。人们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无休止和无限制的竞争，既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也导致市场效率的下降。所以，理性经济学的这种精确，由于缺乏道德导向和价值规范，其社会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完全走向反面。这正是当今市场上出现的一些非理性行为的根源所在。
(三)感性经济学的滥觞
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的霸权，但是反抗理性专制的思潮也几乎同时出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思想家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人的个体体验与感受、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在经济学领域的反映就是感性的滥觞。
最早把感性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是英国思想家边沁。边沁认为，自然将人置于快乐和痛苦两大主宰之下，而这种快乐和痛苦，既包括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边沁认为，快乐或痛苦的价值由强度(intensity)、持续时间(duration)、确定程度(certainty or uncertainty)、切近程度(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增殖性(fecundity)、纯度(purity)、扩展范围(extent)等7个因素决定。他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根据受某一行为影响的那些人的痛苦和快乐，人们就可以计算出该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在他看来，任何正确的行动都必须做到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将痛苦缩减到最少。这就是“最大幸福原则”。
随着理性主义霸权的确立，快乐与幸福这类感性因素被排除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原则和工业生产机制矛盾的日益突出，理性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经济学向感性主义的回归也初现端倪。凡伯伦、康芒斯和诺斯等人都对习惯、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给予高度重视。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都不是由理性选择行为产生的，而是在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的意识的支配下，通过人们的自发行为形成的，并称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为感性秩序。西蒙对经济和管理中的直觉作用加以肯定，从完全理性的最佳原则，改变为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在《理性与自由》中，阿马蒂亚·森从实现社会选择可能性的角度将感性形式引入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选择之中，阐述了感性形式对理性评价的影响及理性评价对感性形式的处置态度，改变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面貌。
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特韦尔斯基在《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一文中首次提出“感性选择”概念。1997年卡尼曼发表《回到边沁：对经验效用的探讨》，区分了“体验性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和“决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概念，而体验性效用与边沁所提出的快乐和痛苦密切相关。这种效用由于传统上无法度量，被决策和选择中蕴涵的“决策效用”所取代。但随着实验技术和心理学的发展，经验效用已经可以通过实验方法加以衡量。特维斯基与卡尼曼的研究还证明，直觉判断在知觉的自动操作和推论的深思熟虑之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决策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近似和不完全的。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人的决策是一个结构化和连续的过程。每一个人在面对复杂的情景与问题时，都会采取捷径或应用部分信息进行处理。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研究，一方面恢复了感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使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又回到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关于快乐和幸福的研究，也进入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视野。1974年查德·伊斯特林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再次，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快乐。阿马蒂亚·森从快乐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快乐——对快乐经济学做出了贡献。黄有光在《经济与快乐》、《福利经济学》等著作中对快乐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还深入研究了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现象，称之为“快乐鸿沟”。更重要的是，在“幸福经济学”指导下，政府和社会开始关注人们的“幸福问题”，幸福指数也登上了舞台。从2006年开始，卡尼曼和艾伦·克鲁格共同主持编制国民幸福指数，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则开创了“幸福学”(Hedonomics)研究。这都可以视为“感性经济学”的滥觞。
三、感性解放与经济学人性假设的重建
(一)感性解放的提出
近代以来，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工业化进程，“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推动了市场化进程，使物质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和水平。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感性方面，不仅使人成为片面的人，更成为“单向度的人”，人不仅异化为理性人和自利的“经济人”，甚至异化为经济动物。在经济学领域，理性主义造成理性的僭越和理性的专制，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社会负面影响更是不可低估。但是，近些年来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批判，大多处在方法论层面，即理性作为研究方法所带来的经济学研究的误区，而没有进入本体论的深处。事实上，经济学的革命如果不从本体论发生，仍不能撼动理性经济学的根基。
经济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学说。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人性基础问题，即人是感性的存在还是理性的存在？现代经济学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是理性人。这种理性人假设统治经济学近三百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质疑，甚至没有产生任何回响，只是到近些年来才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阿玛蒂亚·森指出：“经济学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8](P7)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只是理性的人。这种理性人不仅是片面的人，更是“单向度的人”，而不是真实的人。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之所以是“片面的”和“单向度的”，从根本上讲就是缺失了人性的另一面，即人的感性方面。现代经济学在人性本体论方面的严重缺陷，不仅导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且导致经济学的严重危机。阿玛蒂亚·森指出：很难相信，由苏格拉底问题，即“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所引发的自我反省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没有任何影响。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真的能够不受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的影响，并一成不变地恪守现代经济学所给予他们的那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吗？[8](P8)
事实上，马克思早在理性霸权确立的时代，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人作为人”的理想。而要实现“人作为人”，首先是要使人从理性的束缚下解放，进一步说，就是把人的被理性压制下的感性解放出来。马克思认为，感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但是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私有财产成为“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6](P82)而“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6](P85－86)在这种情况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P85)人的感性解放，使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6](P87)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6](P90)
运用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重建经济学的人性基础，就是要把人的感性从理性束缚下解放，恢复感性应有的地位。就是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人是真实的人，是现实的从事各种实践即经济活动的人，是有血有肉的，既有情有欲也有理性的人。
(二)“感性”对于经济学的意义
经济学人性假设的重建，特别是感性基础的恢复，对于经济学发展来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第一，感性的优先性。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解决了人的感性本体论问题，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也是“感性的存在”，并且首先是“感性的存在”。现代经济学仅仅从人的理性出发，而将人的感性基本排除在外，这种单方面的人性假设，必然导致经济学的严重缺陷。要使经济学研究真正深入人的本质，不仅要改变这种单方面的人性假设，将经济学建立在全面的人性基础之上，还要优先考虑人的感性存在，而在此基础上关注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就是说，一方面，人们的物质需要必须首先得到满足，所以首先要从事物质生产；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需要会逐渐从理性的物质满足转向感性的快乐满足。
第二，感性的直觉性。感性的特点是直观性、直觉性和真实性。感性的直觉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即通过直觉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在经济学中，这种感性直觉进一步体现为选择方式。现代经济学只是从人的理性出发，特别是边际革命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计算工具进一步向精确性发展，但同时也导致决策成本的提高甚至高到不可承受和完全不可操作的程度。经济学关注成本，从生产成本到交易成本，却没有注意到思维成本或心智成本。而感性主义所强调的直观的观察和直觉的判断等感性工具，在一定领域以感性选择代替理性的边际选择，也就是对思维成本或心智成本的考虑。这就是感性对于经济学的工具价值。
第三，感性的创造性。马克思进一步把人的感性存在推向感性对象性和感性活动的高度。人们的感性活动，就是在感性意识，包括各种欲望、激情以及其他目的的驱动下，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作用于自然和物质，以实现人们的感性需要。马克思指出：“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13](P28)在这里，劳动作为感性活动，不仅是人们的生产活动，更成为人们生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13](P38)所以，人们的劳动也就成为创造性的劳动。
第四，感性的伦理性。关于人的理性存在与感性存在的区别，导致经济学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区别。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逐渐丧失了伦理价值，通过“无情的逻辑”推演，进入片面的效率误区，从根本上偏离了真实、全面的人性基础。事实上，人们不仅要在市场上“以物易物”或以劳动交换劳动，还要在社会上“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作为研究人的本质存在的经济学，不可能只关注人们的自利的理性存在，还要端视人们以爱为主要形式的感性存在。所以，经济学感性基础的重建，就是要恢复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天然联系。
(三)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受到理性主义的严重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尽管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越来越多，但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研究和进展却似乎更加成功。人们批判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新的假设，而感性作为人的本体论和实践论研究仍绝少有经济学家涉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建构，有必要考虑感性的意义，从感性出发实现经济学基础的重建。
中国古人并不把人性分为理性和感性，这与他们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是一致，并由此产生后来以“身心一如”为基本特征的生命哲学。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可见，这种人，不是“单向度的人”或“平面的人”，而是立体的、完整的、全面的人。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心更偏重于“情”，将“情”作为基本出发点，即“道由情出”(郭店楚简)。孔子说：“仁者爱人”，没有爱何来仁？孟子也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可见，“仁”源于“情”。但“情”并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自然本然的“情感”层面，而是要上升为“仁”。正如孔子所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仁不仅要“亲亲”“爱人”，更要达到“泛爱众”(《论语·学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种源于情感的仁爱就是“仁性”。可见，这里的情感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感性层面的情感，而是上升为“仁性”的道德情感。
20世纪晚期，经济学数百年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革命。以网络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社会生产和生活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制造业尽管仍然是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但其中信息网络的作用更加重要，生产中要素成本逐渐以包括信息在内的流通要素为主，更值得注意的是创意成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所以，感性意识的作用越来越成为推进社会生产的要素。在这里，人的激情、欲望越来越突破生产技术的瓶颈制约而得到发挥，而人的主观的、能动的、感性的因素，越来越构成社会生产的重要内涵和价值含量。
科技革命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产群体的扩大。科技革命使科技作为生产要素的意义大大提高了，而掌握科技要素的科技工作者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社会阶层，不仅从人数上大大地扩大了，而且其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资本要素以及资本主体的作用。以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的中产者群体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方式更加灵活，对资本要素的依赖程度比制造工人要轻得多，而个人创意活动成为生产的新要素。另一方面，物质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已基本得到满足，他们所追求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生活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需求更多的是感性需求。
社会感性需求一方面体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方向，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消费的体验式特点。这两种倾向导致劳动性质的改变。马克思指出：“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13](P37、38)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劳动就是生活，劳动就是创作，因而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快乐，还创造美。[6](P54)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在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感到莫名的缺憾，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而同步提高。相反，随着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越来越脱离自然的和本然的状态。就是说，现代化使人大大地异化了，人们脱离了感性世界，进入完全的理性世界，人们十分理性地生活，完全被利益所主导，时刻被效率的皮鞭驱赶着；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勤劳的人们忘我地劳作，放弃了闲暇与享受，更谈不上艺术和修养；而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人们疯狂地竞争，无视亲情、更无同情，甚至爱情也可以放弃。身心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导致人们的身心异化。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人们的身心异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因此，人们呼唤身心环境的改善，呼唤人的本性的复归。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劳动性质的改变，必然导致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复兴，以及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幸福经济学的产生。
［收稿日期］2012-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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