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课文教学文化视点的根本——以鲁迅的小说《药》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为例论文,课文论文,视点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的经典作品，只要进入到语文教材中，它就成为了语文课程最重要的学习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是教师赋予教学行为文化含量的根本，脱离文本的“教学法”是不能给予学生课程营养的，教什么是怎么教的逻辑前提。作品是作者表达意图的物质载体，也是教师和学生获得作者意图的中介。作为学术研究体认的经典作品（尤其是阐释空间巨大的文学作品），是可供研究者自由驰骋的“文化视野”，但一旦成为了教学的材料，就只能根据基础教育的特点提炼出“文化视点”来供学生玩味，而作品与教学目标达成的关键问题就是能够引起学生认知冲突的“文化视点”。我们只有从作品这个根本出发，选准探索作品内涵的若干具有阐释力的文化视点，才有可能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试以鲁迅的小说《药》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一、线索视点：“华”“夏”两家的悲剧
《药》一直被选入建国以来的中学语文教材，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药》的线索是：晚清时期（辛亥革命前夕），某茶馆的小老板华老栓夫妻为患痨病的儿子小栓寻“药”治病，虽然好不容易寻来一种可以让“什么痨病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但儿子最终仍然死去。因而“药”就成为能否挽救小栓生命的焦点，同时它还联系起夏瑜的故事，因为小栓所吃的“人血馒头”的“血”便是这位反清义士被屠杀的鲜血。这样。与“药”相联系的华夏两家的故事就构成了明暗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互动结构。
众所周知，夏瑜是以鲁迅的同乡光复会的革命党人秋瑾女士为原型塑造的，夏瑜被屠杀的刑场丁字街的匾“古轩亭口”至今还悬挂在绍兴市解放路与府横街的交叉口上。秋瑾(1875-1907)，称“鉴湖女侠”。自幼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目睹清廷腐败和民族危难，遂萌生救国之志。1904年冲破家庭束缚自筹旅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参与发起组织“共爱会”“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宣传推翻清朝统治，提倡男女平等。参加光复会、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6年1月回国后，出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与时任安徽省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绍兴同乡徐锡麟一道积极准备反清武装起义，组织光复军。商定于1907年7月6日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也秘密参加了光复会，并与秋瑾女士有过接触。虽然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有所分歧，但在反对满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争取民族解放的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鲁迅对秋瑾、徐锡麟及其参与的辛亥革命始终充满了衷心的敬佩与深切的关注。他在《范爱农》等散文里表达了对他们的哀悼，在《狂人日记》等小说中揭示了他们被愚昧的国人吞吃的悲哀，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杂文中更是以秋瑾女士为例总结了革命先烈的沉痛教训——“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进而在《怀旧》《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中表达了对辛亥革命的深层思考。《药》也是这一系列小说中的一篇，明暗两条线索之所以以“华”、“夏”两家的故事为题材，正隐含着鲁迅用什么“药”救治中华民族精神痨病的深思。
因而这“药”就造成了双重的反讽，不仅对华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他们遵循的固有规范构成了反讽，同时对以夏瑜（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方式也构成了反讽。一方面夏瑜固然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震撼了人们（但受封建思想的奴役，人们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甚至不惜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鲜血除了被卖作“人血馒头”（而且并没有治好小栓的病）外，留下的只是一片惨淡的残忍、冷漠与遗忘。即使唯一真正怀念他的母亲，也不过是认为他受了冤屈。“‘药’在这里也就升华出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华家（中华民族）的‘痨病’（精神暗伤）不是夏瑜式革命（辛亥革命）所能救治的。要医治民众愚昧麻木的精神病苦，必须寻求新‘药’”[2]。
二、茶客视点：“疯了”的文化含义
夏瑜英勇反抗满清封建专制统治，其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震撼了人们。在小说第三节屠杀夏瑜的刽子手康大叔来到华老栓的茶馆后，便引起了茶客对“药”（夏瑜）的议论。康大叔们不但惊异夏瑜的“不要命”的人格特征，而且根本不能理解他“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与斗争行为。康大叔叙述：管牢的红眼睛阿义去向夏瑜盘底细的时候，夏瑜仍然向他宣传“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红眼睛阿义给了他两个嘴巴，但“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茶客们对此不能理解：“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当终于从康大叔那里弄清楚是（夏瑜）“说阿义可怜哩！”以后，他们的习惯性思维终于遭遇了剧烈的冲击——“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茶客们对于这样一类不能被传统的仁义道德规范所定义的人物，只能用“疯了”来加以解释。所以“‘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他们对为民谋利的革命者冠以“疯了”的时候，真的就“恍然大悟”了吗？鲁迅素来对“不幸”与“不争”的看客、茶客、流言者不满，对不惮前驱的“疯子”予以讴歌。
革命者是疯子，这似乎是当时革命者的一般宿命。例如给予鲁迅重要影响的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先生便曾被人们称为“章疯子”“狂生”“神经病”。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先驱人物，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独秀，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是通过狂人的悲剧揭示了“狂人”与常人在价值观念上尖锐的隔膜和对立。一方面固然显示了这些疯子思想的超前性和行为的崇高性，但另一方面这“隔膜”和“对立”正是这些先知先觉者悲剧命运之所在。——茶客们的“疯了”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揭示了当时民众在封建思想几千年的奴役下普遍的精神愚昧，反思了夏瑜式革命方式的历史困境与局限，从而发出了寻求一种新“药”（真正从思想与精神上唤醒民众的启蒙思想运动）的潜在呼唤，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三、细节视点：小栓咳嗽的寓意
在《药》中吃药的主体小栓前后出现了7次咳嗽，同样被赋予了某种深刻的寓意。当老栓在秋天的后半夜刚刚起身时，小栓便醒了，发出“一阵咳嗽”声，接着是“窣窣窸窸的响”，又是“一通咳嗽”。当老栓嘱咐“小栓……你不要起来。……店么？你娘会安排的”之后，小拴才又安心睡了。当老栓终于买回了“人血馒头”并烧好让小栓吃下去后，特别是当他父亲和母亲都立在他的两旁，“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的时候，小栓“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连入睡也是“咳着睡”的。当康大叔来到他们茶馆并自以为得意地“提高了喉咙只是嚷”时，“嚷得里面睡着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来”。当康大叔讲述着不要命的夏瑜的故事时，小栓也“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当茶客不理解夏瑜的英雄行为之时，小栓的咳嗽也停顿了下来。当茶客终于自以为是地解开了夏瑜行为的密码——“发了疯了”时，“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起来。
从小栓咳嗽的全过程来看，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曲线，即由“一阵咳嗽”“一通咳嗽”，到“一阵咳嗽”“咳着睡”，再到“合伙咳嗽”“不住的咳嗽”“拚命咳嗽”，集中在老栓起身寻药，小栓在父母亲身边吃药，再到康大叔与茶客议药的三个时段，形成了跌宕起伏的节奏。如前所述，小栓是华家生命延续的希望。但文章开篇，他的“一阵咳嗽”“一通咳嗽”已经暗示他患了某种年深月久的沉疴。当他父亲买药回来，看见他“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时，印证了这一判断。当小栓在父母亲殷切的目光的关注下吃下了“人血馒头”后，他的“又是一阵咳嗽”，实质上是对老栓想借用人血馒头“移植”生命的希望的否定。当满脸横肉的康大叔闯进茶馆，点出了他患的是痨病，并且只是嚷嚷时，小栓“合伙咳嗽”起来，则暗示了这“药”并不能医治他的病。当康大叔曲解革命者夏瑜的英勇行为时，小栓“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显示了他病的加重，也寓意着普通民众普遍的精神愚昧。而当茶客被夏瑜的英雄行为所震撼——眼光板滞，话也停顿了的时候，似乎隐含着某种觉醒的契机，因而小栓的咳嗽也停顿了下来。然而这种契机是短暂的，几千年的传统思维习惯以“发了疯了”化解了这种挑战，茶客们“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的咳嗽也走向了最高峰——“拚命咳嗽”。实际上正寓示着小栓与茶客们已陷入了病入膏盲的精神状态中。
鲁迅1906年在日本仙台学医时，便萌发了改变国民精神的救国救民志向。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3]“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虽然他随后在日本东京倡导的《新生》文艺运动因时代的超前性而流产了，但是却确立了他由“立人”而“立国”的启蒙主义思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却使中国文化“本根剥丧，神气旁皇”，[6]，中国人“心夺于人，信不繇己”[7]，“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8]，因而改造“国民性”成为鲁迅始终关注的主题。小栓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国民的象征，其“痨病”正是其落后的国民性的隐喻，咳嗽与“人血馒头”的关系正显示了夏瑜的革命方式对普遍的国民精神状态没有产生正面的效果。
四、环境视点：阴冷意象的艺术效果
《药》的环境描写是非常杰出的，不仅为“药”的故事提供了一种浓郁的江南文化的氛围与环境，而且以其独特的构成显示了某种深刻的寓意。“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既是华老栓早起买药的真实环境，也渲染了一种阴暗、寂寞的时代背景。当老栓来到刑场，“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么别的奇怪”，又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这种前后自然景物的描绘和围观场面的勾勒，渲染出一种黑暗、阴森、恐怖、荒谬的社会文化氛围，展示了革命者和民众共同的悲剧。
第四节叙写清明节华大妈和夏四奶奶来到西关为儿子上坟。夏瑜的坟虽然“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却隔了一条小路。虽然这条路本是区分死刑和瘐毙的人与穷人的丛冢的自然分界，但是在这里实际上也寓示着夏瑜和小栓即使到了阴间，也并没有真正的沟通，而是被一条界限分明的“路”所分隔，再次揭示了夏瑜式革命与一般民众的深度隔膜。至于夏瑜坟上“围着那尖圆的坟顶”的“一圈红白的花”，则是鲁迅凭空添上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他的“呐喊”是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从《药》民众普遍的精神麻木与愚昧以及那阴森、恐怖、压抑的环境氛围来看，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夏瑜的。但是为了“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添上了这圈花环，一方面表达了对夏瑜的潜在的敬意，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寻求新生的希望。同样，那“铁铸一般站”在树枝间的乌鸦或许也是这样。当它打破了夏四奶奶迷信的愿望后，突然“‘哑——’的一声大叫”，“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正显示了它对新生希望的寻觅。
概而言之，《药》的教学，文化视点最好确立在以上线索视点、茶客视点、细节视点、环境视点四个方面，由此出发去探讨作品的文化含义。我们认为，伟大的作品，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匠心独运，本身就能够给语文课带来无穷的魅力，所以课文教学要紧扣作品本身去确立文化视点——同时，对这些文化视点的意义的理解，师生要围绕作品去仔细感受才能得到言之有理的结论。所以，对于语文教材而言，有什么样的选文就铺垫着什么样的教学；对于教师而言，作品解读能力的高下是课文教学是否到位的先决条件。
收稿日期：2007-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