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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纪潮——民族学科何处去
21世纪离我们越来越近，学术界纷纷预测本学科在下世纪的未来：
哲学界说：21世纪还会有一个大发展，研究成果将会更多，水平更高。[1]
史学界说：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2]
宗教学界则说：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学世纪。我国宗教学将会有一个超前发展，宗教学将处于十分突出、显赫地位，成为一门显学。[3]
自然科学断言：21世纪的科学趋势是各门科学不断地交叉、加速综合，不同学科的作用和地位将发生变化。如果说20世纪的主导科学是物理学的话，那么21世纪的主导科学就是生命科学。[4]
面对新的百年、新的千年，人们有美好的企盼，也有悲观的焦虑：
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卡森指出：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如不及时制止，便有可能自毁于科技成就之中。[5]
70年代，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警告：人类高消耗掠夺式生产方式的发展和高消费生活方式继续，人类将耗尽地球，总有一天自身会走上绝路。[6]
80—90年代，中亚、南亚、中东、波黑和非洲卢旺达、布隆迪等许多地区内战、民族以及各宗教间冲突，死亡以百万计，难民达4000万。[7]至今许多地区战乱未见尽头。
不必讳言，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它们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的利益，以至人人均不可避免。[8]
社会发展——全球性主题，我国社会学界推出了《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21世纪的中国社会》，指出了社会发展的“瓶颈”。[9]
在新世纪将要到来之际，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了“开创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奋斗道路，也为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民族学向何处去？这是我们要回答的命题。
早在1995年乔健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中就直言不讳：“现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正处在困难与机遇并存的关头：一方面是困境重重，另一方面，美好的前景却已遥遥在望。”[10]此文一发表，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1]
1995年9月中国民族学会在大连召开了“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 世纪”的讨论会。[12]许多学者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我认为，中国民族学的前途，系于社会学术环境的造就、社会对它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功能——任重而道远。
希望何星亮博士看法成为会议共识，即：
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会在21世纪大大提高，并将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门基础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占有应有位置。[13]
二、应回眸——百年坎坷“本土化”
本世纪初，西方民族学始传入中国。
1926年蔡元培先生《说民族学》的发表及其实践，为民族学在中国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工作。
1929年吴文藻先生从美国回来任教，大声疾呼学术界同仁们“把民族学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培养出中国“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使中国式的民族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上。”
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纪念吴文藻先生诞辰95周年大会，许多学者一致肯定其“中国化”的贡献。1997年初，云南大学举办人类学高研班上，中国化即“本土化”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14]
总之，中国民族学发展历程也是一个“本土化”过程，其间有三个波峰：
1、30～40年代，民族学研究有了一个基本的队伍，建立了科研、 教学机构，培养了人才，从事系统地田野调查，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至今仍有其学术生命力。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16所大学或研究院所中的46名学者从事民族学研究，在国内24种刊物上发表了近40种论著，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有《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费孝通）、《金翼》、《凉山夷家》（林耀华）、《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刘咸）、《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车里大摆夷的生命环》（陶云逵）、《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吴泽霖）、《僚族研究》（戴裔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杨成志）等。他们中许多人分别把西方学派理论应用到田野考察中。
其间还有俄国史禄国、日本鸟居龙藏、美国拉铁摩尔夫妇和洛克等20多位外国学者在中国教学和考察，发表了许多著作，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15]
1934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不久因日本侵略中国，内地院校和学者大部西迁，云南一带成为民族研究重点，国内知名学者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霖灿等30多位在开展民族调查研究、办刊物和培养人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业绩。[16]
2、50～60年代，成立民族院校， 开展科学地民族识别工作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为落实党的民族工作和社会改革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30～4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初步实现了西方理论本土化的话，那么，50～60年代最重要的贡献则是苏联民族理论本土化了。
旧中国只承认汉、满、蒙、回、藏等少数几个族体，多数被视为“蛮”，没有经过科学识别，没有社会地位。1949年刚解放，便面临一个民族识别问题。当时，我们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传入的，当时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的，每个民族一般由四个特征结合而形成，但由于各个民族受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各民族长期互相交往和相互影响，一些民族四个特征也相应发生变化，有的这个突出那个不明显，有的相反，那个突出这个消失。
中国民族学专家学者进行民族识别时坚持了这么几条原则：
首先，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深入研究历史源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按照本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名从主人”的精神，确定民族族称；
其次，灵活全面地把握当时苏联所说的民族四个特征，历史地、发展地认识民族特征我国发育的不充分现象和不典型性，实事求是确定民族成份；比如“共同语言”这个特征，我国情况是，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是用相同的语言交谈的，但自认为同一民族的人，如果来自不同地方，并不一定能直接通话，“共同语言”也有一个共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至于“共同地域”的特征，我们在识别工作的实践中，提出了“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加以补充和修正；“共同经济生活”，不符合我国少数民族情况。一般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时大多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场耕种和草场放牧的经济状态，至多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只有相同或相似（而不是共同的）经济生活；关于“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这是前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所谓民族心理素质一般指的是民族认同意识。
第三、民族无论人口多少，聚居区域大小，发育程度的高低，凡具有不同程度民族特征的稳定人们共同体都认为是民族。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总共有400 多个，通过科学识别，先后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共56个民族。
总而言之，中国民族学者认识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密切的社会网络。归根结底，民族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这个社会实体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即一般所说的民族意识。[16]
在对少数民族调查中，根据许多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滞后，至民主改革时，尚分别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封建领主制阶段等实际，提出了“直接过渡”、“和平协商”等不同方针政策，保证民族地区顺利地实现了民主改革。
调查也为民族学科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开始编成“白皮书”，内部印行。70年代末， 由国家民委牵头编辑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1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5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本）、《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2 本）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4本）， 总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合计399 本， 其中云南出版的约占三分之一。 总计发行100多万册，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多数现已销售一空。
1966年文革后，极“左”思潮干扰了民族研究，许多民族学家被迫害（有的早在反右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3、在80～90年代，民族学获得了新生，学会、教学、 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学术活动和国际学术交流十分活跃。
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在贵阳成立，已开六届学术讨论会，已出版《民族学研究》11辑；1981年中国人类学会在厦门成立。出版过《人类学研究》多辑。
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了民族学研究院、民族学系、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设立了人类学系（后者于90年代初又撤销），云南大学、云南民院在历史系分设人类学、民族学专业，云南社科院设立民族学研究所，全国已有20多个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刊物有10多种。
90年代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文化人类学与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云南社科院影视人类学研究摄制中心、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等许多机构相应成立。
许多民族学科专著《民族学概论》（杨堃）、《民族学通论》（林耀华）、《民族学》（李绍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黄淑娉、龚佩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陈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童恩正）、《现代人类学》（周大鸣）以及许多的民族学人类学专著和文集相继出版。这些著作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代表作群体已基本形成。
这时期，更重要的收获是中国民族学梯形研究队伍已形成，既有建国前就从事民族学的老一辈学者， 又有建国后自己培养的学者， 还有80～90年代国内外大学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他们思想敏锐，勇于开拓，已成为中坚力量。1995年、1997年分别在北大、云大举办高研班，有110多人次参加，影响很大。 他们是能够同世界民族学家对话的新一代。
三、看命题——初级阶段低层次
我们民族学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各民族，当前中国各民族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云南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生产力标准来看，可能是初级阶段低层次，比全国有些地方民族地区还后进一些。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山区、边疆省份，与缅、老、越三国山水相连，国境线长达4060公里，全省39.4万平方公里，94%是山区，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是云南独有民族，有15个民族跨境而居，少数民族人口1375万，超过全省人口三分之一，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 占全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云南民族地区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是：
1、与内地相比，云南民族地区生产力处于更不发达状态。
应该说，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发展进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与内地和沿海地区比，差距还很大。以1994年为例，云南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达10倍，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达20倍以上。[17]从8个民族自治州来看， 人均产值为960～2968元，低于延边州（4877）， 也低于广西（3276 ）、 宁夏（3669）、内蒙（3368）和新疆（5306）等4个区，文山（960）、怒江（1082）两州比西藏（1224）还低。人均产值是衡量经济整体实力水平的综合指标。[18]
而城市进程代表工业化、经济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标志，最直观的是非农业人口的比重，我国非农业人口约占40%，而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为20%，其中云南民族地区仅7.7%，换言之，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比例，全国是3∶2，全国民族地区4∶1，云南民族地区9∶1， 从9个民族省区来看，只比贵州略高（10∶1）远远低于内蒙、新疆（2∶1）。 这里说民族地区其实包括了一部分汉族（占46%），若以分民族来计，非农业人口比例则更低，如：苗族仅为4.8%， 哈尼族为5.0%， 傣族为5.4%，傈僳族为3.5%，佤族为4.4%。
云南民族地区只有8个县级市、207个镇，还值得注意的是有26个县仅只有一个镇。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从农耕生产工具来看，机耕加上牛耕和人力薅锄、收割地区，仅占耕地的5%，大约80%地区是畜力牛耕为主， 辅之以少量的水力、电力和加工机械，复种指数为150%，还有15%地区， 仍然以刀耕火种、锄耕为主，辅之以牛耕，土地象羊皮一样挂在半山坡，坡度高的达60%以上，基本上一年只种一次，单产不及坝区一半。
绝大部分人口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云南民族地方实有劳力944 万，其中从事农业的有875万，占72%。从事工业和乡镇企业的仅16万， 只占1.7%。从农业内部构成看，种植业收入占61.6%，林业占15.7 %，牧业占21.7%，渔业占1%。
云南民族自治地方1994年人均有粮仅285公斤， 多数县粮食不能自给，农业商品率更低。全国是68%，全省是52%，云南内地民族自治地方只有40%，边远高寒山区仅20%，从社会商品购进总额看，云南民族地方是202.4亿元，其中农副产品仅为24.8亿元，只占12.3%； 而新疆总额是484.9亿元，其中农副产品110.7亿元，占22.8%，比云南多4 倍，比例高1倍。
2、生产力主体劳动者素质低，文盲与半文盲人口多， 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云南省15岁以上少数民族成年人口有806万人，其中文盲、 半文盲人口有366.5万人，高达45%，在全国是倒数第6位，甚至哈尼、傈僳、佤、拉祜、布朗、怒、德昂、独龙等民族占60%以上，其中拉祜族高达73.9%。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云南的少数民族从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的很少，除白族（951）、纳西族（310）、哈尼族（314 ）稍多外，其他傣（179）、傈僳（59）、拉祜（40）佤（28）、景颇（14）、 布朗（7）、阿昌（4）、普米（5）、怒（5）等民族很少。
云南民族自治地方自然科技人员仅8894人，比贵州（75985 ）四川（29070）民族自治地方少。
3、生产者贫困面大，经济十分脆弱，一遇灾害自救能力低。
全国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有592个县，6500 万贫困人口，其中257个县是民族自治地方，约有5000多万人；云南73 个贫困县中，民族自治地方51个县，有500多万贫困人口， 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6%；这当中还有人均收入不到300元的特困人口235万，生活上一贫如洗。
近年云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506 个扶贫攻坚乡中， 民族地区就有386个，占76%。
这些贫困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恶劣，基础设施差。1994年，全省有466万人，265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30个乡1866个行政村不通电，8个乡2132个行政村不通公路。60%地区靠天吃饭，40 %土地是陡坡地（大于25度），40多年来森林覆盖率下降了一半（从50%到24%）。有50多万人失去基本生存条件。[19]
民族贫困地区又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低温冷冻民族地区首当其冲；泥石流灾害是全国四大重大灾区之一，有34个县26万人受到威胁，禄劝县一次滑坡，造成444人死亡。建国以来，云南大地震10次，有7次发生在民族地区，死亡17192人，重伤15026人。一遇灾害，无疑是雪上加霜，几代人财富化为乌有，抗灾自救能力低。
4、各种生产关系和社会体制还不够健全或不成熟。
建国初，云南各民族人口541万人，其中滇西及滇西南独龙、怒、 傈僳、景颇、德昂、布朗、佤、基诺等民族尚处在阶级社会以前阶段，约有60万人，占11%；滇西北小凉山彝族尚处在奴隶制阶段，约有7 万人，占1.3%；滇南傣、阿昌、拉祜、哈尼和滇西北藏、 普米和摩梭人约150万人尚在封建领主—土司土官统治之下，占28%； 滇中及其他开发较早地区彝、白、壮、回、纳西等民族地区已进入略低于汉族封建地主经济阶段，约有300万人，占55.3%；其他20多万人，散居在城镇。 他们虽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与新社会的磨合还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原始社会平均共产主义是生产力极端低下条件下产生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制度是不相容的。我们看到这样事实，某人开了个羊肉火锅店，众亲戚来白吃，店主还要贴上酒；或某家杀年猪，全村来吃，留给主人家只是几根骨头；又如小凉山彝族家支制度与社会主义法制是不能磨合的。
民族地区除了一般政治体制需要继续改革，民主法制需要继续健全外，特别重要的是民族法规体系的建立。1984年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有些条文已不能完全适应。 此外据省人大民委调查， 建国后到1995年，国家和省给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政策144项， 其中明文规定停止执行或到期自然终止的48项，占33.5%；虽未明文终止但实际已淡化或消失的18项，占12.5%。换言之，将近一半政策已经停止执行或难以执行。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健全民族法规体系。
从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看，据1994年统计，乡镇以上企业4204个，其中国有企业1461个，占35%，产值占76%；集体2614个，占60%，产值占21%；而其他私营15个，联营31个，股份制18个，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65个，共129个，仅占3%，非公有制经济产值比例也不到3%， 显然是不合理的。
经济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农、轻、重比例约为2∶1∶1， 而新疆是3∶2.5∶3.4，内蒙是3∶2∶4，云南民族地方仍然是农业为主，工业化程度低。
5、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小生产习惯势力、 价值观和各种旧的思想还有广泛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说过：“少数民族容易满足于比较简单低下的生活水平，解放后消灭了剥削压迫，关上门过自己的田园生活，精神状态是宁静的、自足的。这甚至引起西方一些人的羡慕，但这是低水平经济文化的反映”，这是小生产者稍富即安惰性心理，还有墨守祖宗陈规、因循守旧的心理，羞于经商的闭销内向心理，等等。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山门寨门的少数民族不少，但更多的四川、浙江工匠商贩大批进入民族地区。据有人调查，丽江街子200个地摊中，只有2个是本地人开的，仅四川人在丽江打工就约有4万人，每天仅从邮局汇出的钱有4万元。而本地却是“许多人没有事干，许多事没有人干”（地委副书记阿苏达力语）。
此外，极少数干部俨然以“新民族头人”自居，宗法观念严重，用人唯宗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迷信盛行，婚丧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惊人。某县一彝族老人去世，待客宰牛达94头；还有吸毒、“黄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近年在某些民族地区有所抬头；有些陈规陋俗、落后生活方式至今还根深蒂固。
当然，云南民族地区发展也不平衡，有的发展较快，如个旧、开远、大理、瑞丽、畹町、路南、峨山等7个县市或因基础较好， 或因边贸，或因旅游业发展，其综合指标已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楚雄、潞西、弥勒等21个县市属于中间水平；但元阳等51个县仍是底子特别薄、特别不发达的县；还有杂散居197个民族乡大部分是贫困山区。
还有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时凸现出来。
从总体而言，云南民族地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比较低的层次，这应该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易言之，21世纪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个进程：
（1）从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
（2）从手工劳动农业国到现代化工业国的历史阶段；
（3）从自然经济到经济市场化的历史阶段；
（4）从科技文化落后到发达的历史阶段；
（5）从贫困到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
（6）从发展不平衡到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
（7）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历史阶段；
（8）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
（9）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民族学工作者怎样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是21世纪民族学最大的一个命题。
四、望未来——“文化自觉”归本位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最近提出的一个很新的概念，他指出：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0]
这方面，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视野，他最近出版的《人类的视野》[21]以及在云大的演讲《新兴宗教与传统仪式——一个人类学的考察》[22]和《民间寺庙的转型与蜕变》[23]等文章，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理念和方法。突出一点是：回归本位——人类学（民族学）视野，抓住文化，切中要害，以理服人。
在世纪之交，民族学向何处去？各地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文章，对我启发很大。特别是上述费老和李先生诸前辈大作值得细细学习。根据我们民族学研究所一些实践和想法，在下世纪，民族学仍然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关注民族地区的发展，致力于民族地区现代化，重点研究“文化心态脱序”问题
上节已谈到，少数民族地区还很不发达，可以说我国扶贫难点、现代化难点就在民族地区，帮助他们发展，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象费老一样，敏感地进入改造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社区。
许多民族贫困地区长期不能脱贫，有些是非经济因素，云南省长和志强曾指示社科院要研究佤山、小凉山和怒江等地区情况，我们社科院从1997年4月已组建3个组下乡考察，已取得初步成果。
探索民族地区实现公有制所有制的多种途径，我们在丽江试办过一些新型股份合作社，也取得一些成果。
但通过我们几年研究，从我们学科优势看，重点要研究传统文化变迁的问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一方面从表层向深层趋同或相容，另一方面与现代化发生冲突或相斥。李亦园先生曾经指出：
“当社会出现急剧变迁之时，特别是外来文化引起冲突，或者是政治、社会产生危机的情况，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系统对表层文化的约束，就经常会产生断层或不和谐的现象，这也是所谓的文化危机，或者说是文化的脱序，这时候就是对文化深加诊断的时候”。[24]
我们所近五年来，把省社科重点课题《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35]为切入点，进行了文化脱序问题研究，以后还应加强应用性更强、操作性更强的课题研究，已把云南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列为重点课题。
其实， 加强现代化研究和两个文明建设研究也是中国民族学会1993年在乐山召开的第五届学术讨论会的共识。
2.田野考察——社会文本，对理解中国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有着独特意义
田野考察，有的学者视为民族学“生命”，“灵魂”不为过份，许多国内外民族学传世之作多为田野考察报告，有的学者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一个考察对象反复跟踪调查研究。 1936年费老写了《江村经济》，1980 年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后， 已有21次到江村调查，前后60年，其执着精神在学术史上实为罕见。
我们民族学所在1984年建所时，对年轻人提出了这样要求：“熟悉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研究一个专题。”十多年下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凡是坚持这么做的，基础扎实，方向明确，成果有份量。有些老的学者，如杜玉亭先生16次到基诺山，写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文章，近日出版的《基诺族文学简史》[26]25万字，几乎无文献史料，完全是田野考察的结果。
3、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为民族学“走出山野”打开寨门
民族学本来是一门从国外引入学科，上面我们强调“本土化”目的是建立自己特色的学科。但国内处于“冷门”；而国外都是大学基础学科，美国3000多所大专院校中，有400多所设置人类学系，占13%， 有50%院校设人类学专业课，仅1990—1991年度，共招本、 专科生21940人，研究生7801人。有4932人授予学士、1000人授予硕士、397 人授予博士，全国还有人类学博物馆68个，研究机构36个。
美国在研究人类学时紧紧围绕“文化”开展研究；“热点”与“冷门”研究相结合，既注意趋近现实生活，又提倡传承传统文化；还注意横向联系，跨学科研究，新的理论流派层出不穷，正处于“百家争鸣”时代。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27]
我们所先后有19人次访问过日本、法、加、美和泰国等国家，接待过20多批国外学者和10多个硕士博士生，还共同完成过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有3个在国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通过交流，开拓了视野， 通过对国外一些族体比较研究，对我们民族了解得更深刻了。
“对话”应是民族学相互探讨的好形式。
4.抓好学科建设归本位——“回到民族学”
中国民族学会1991年7 月在延边专门就学科建设问题召开过研讨会，以后这个问题仍然是重要的话题，1995年9 月大连讨论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依我看，问题有四个：
第一、名称使用问题。在我国学术界目前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这样两个名称，双方研究领域大体相似。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非常有趣的是民族学和人类学关系在巴黎民族学会逢“9”—变化：
1839年是母子关系，民族学包括人类学。
1859年是子母关系，民族学从属于人类学。
1889年是兄弟关系，两者是并立的兄弟学科。[28]
在我国过去是南北两派，北方以中国社科院和中央民大为代表称民族学，南方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代表，称人类学，分建两个学会，现在已有互渗情况。北大建有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大在建有民族学研究院和民族学系同时，把民族研究所改为民族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原来已有民族研究所，近年又建立了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目前不必要求统一，可以按其自身规律发展。
第二是学科体系问题。目前在学术界或国家有关部门（如技术监督局、教委）有不同的分类和认识，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如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詹承绪先生认为，既要照顾历史，又要面向未来。一方面坚持我国历史形成的传统民族研究为主，即民族学理论、社会形态、传统文化、民族地区现实问题、世界民族等，适当填补过去空白；另一方面逐步发展交叉学科，这也是必然趋势。至于具体如何划分主体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李绍明先生、陈国强先生分别提出了许多意见，可作参考。[29]至于具体到每个单位，则宜从实际出发，有条件的分支学科可以先建立起来。最近，国家教委已把民族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民族学、民族理论和政策、少数民族经济和中国少数民族史等二级学科。
但一个分支学科的建立，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学科理论，二是学科代表作，三是学科带头人。同时也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现实需要，二是学科填空，三是考虑尊重学者的兴趣。
第三是批判地继承国外和前人民族学理论这个问题。黄淑娉先生有系统的论述，西方进化学派提出的文化、社会进化的时间序列，传播学派提出的文化移动的空间序列及横向联系，社会学派提出的功能分析，功能学派提出的功能——结构论，美国历史学派强调社会文化整体重于局部，因各民族历史特殊，力求以事实确证阐述见解，从事田野调查等等，在不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有许多合理内核，值得我们去继承发展，30—40年代我国民族学前辈业绩也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西方人类学当代的思潮有这样的倾向：第一，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找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是不讲任何规律；第二，研究对象，不是研究社会实际而是研究与社会实际相脱离的抽象观念，不是研究人类群体而是研究个人；第三，不是根据客观的科学事实得出研究结果，而是凭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想法作出结论。[30]这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
第四，抓中国民族学特征。据黄惠焜先生概括，有8 个方面特征：
（1）它具有世界民族学的一般共性、一般理论和一般方法， 是世界民族学一部分；
（2 ）它具有过去西方民族学家从来不具有的学科对象：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3）它是中国国土特定阶段的民族学， 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未来高级阶段的民族学；
（4）它特别重视民族关系， 重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适应和心理协调，并以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为自己任务和目标；
（5）它不基于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
（6）它研究世界上最为特殊的文化现象， 即以汉民族占绝对多数、汉文化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文化现象；
（7）它的田野工作的理论和经验独具魅力；
（8）它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和问题的超前研究。[31]
上述几方面，我认为是建立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应该考虑的问题。
5、建立民族学数据库和博物馆问题
随着民族学研究机构增多、资料急剧增长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建立民族学数据库日益重要。其基本内容应包括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文献目录、民族基本资料及中国民族HRAF（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数据库。[32]
云南社科院已开始着手实验建立，有图像、有声音、有文字，反映相当好，以后要同国内外联网；同时提高科研人员素质，利用现代化手段搞研究。
要重视民族学博物馆工作，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建于1977年，其收藏品之多（10万件），设备之现代化叹为观止。云南民族博物馆占地200亩、投资1.4亿，1995年11月建成开馆，影响很大。云南各地也陆续建了一些博物馆，它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资料，同时也为普及民族学提供了最好的形式。
李亦园先生引用克虏伯一句名言说：“人类学家就是一个有博物馆的社会科学家”，但人类学不仅关注已陈列的物质形态的文化，更注意背后不可观察的文化，这一层次的文化正是所要追求的。[33]
作为民族学科，它的命运是与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相信，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也是中国民族学科辉煌之时，而民族学家也将无愧于时代！
注释：
[1]方克应《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
[2]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 《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
[3] 段德智《二十一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前景展望》《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4]朱丽兰《生命科学——21 世纪的主导科学》《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
[5] [6] 转引自冯天瑜《世纪之交的文化断想》《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12期。
[7]见中央民大《民族研究信息》1997年第5期。
[8]张立文《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学术月刊》1995 年第5期。
[9]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发展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
[10]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5 年第7期。
[11] 参徐杰舜《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广西民院学报》1997年第4期。
[12]民闻《中国民族学会在大连座谈会纪要》《民族学》1995年第4期。
[13]何星亮文《广西民院学报》1997年第1期。
[14]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5]参陈永龄、王晓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黄淑娉、 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14章（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版）。
[16]参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新华文摘》1997年第6期。
[17]参《新编云南省情》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 本节数字多引自《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95 ）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19]参马立三《正确处理新时期民族工作中的若干关系》（1—6）人大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原载《民族工作》1996年第7—12期。
[20]参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1]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该文刊于《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
[23]该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春季号。
[24]转引自张继焦《论我国南方民族文化的类型、层次和变迁》，《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25]此书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26]此书已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7]参和少英《美国文化人类学现状》《民族学调查研究》1995年第1期。
[28]参陈永龄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1辑。
[29]诸先生文章见《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30]参黄淑娉《批判地继承积极地创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及《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31]参《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文。
[32]参陈长平《试论中国民族学数据库之建设》《民族学研究》第11辑。
[33]参《人类的视野》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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