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省自治”的勃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3)01-0089-04
一、渊源
联省自治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勃兴并非偶然，它有深厚而复杂的历史渊源。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联省自治滥觞于清末的联邦论。它在民初政治斗争中潜滋暗长，并在20年代初蓬勃兴起。
早在清末，“无论立宪革命两派志士，都有将来须仿效联邦制度的观念”[1]。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人口众多，各省情势复杂，风土人情殊异，民族危机严重，为避免被列强瓜分的厄运，建立联邦制国家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无论是立宪维新派，还是革命党人均有鼓吹联邦制的言论。但是，在立宪党和革命党中，联邦论并未成为主导思想，明显地表现在，两派都没有提出建立联邦制的纲领。尽管立宪派热衷于地方自治，尽管同盟会纲领规定，在“约法之治”时期，授自治权于地方，但双方的政治目标却仍然是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有限的地方分权，并不是建立复合制国家结构下的联邦体制。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建立政权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之时，山东省谘议局和浙江、江苏都督主张建立联邦体制。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单一制集权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已根深蒂固，加上联邦论缺乏生存的土壤，所以它不仅一时难以博得广泛的支持，相反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立宪党、同盟会和剐刚组建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纷纷加以反对，声称“美之联邦制，尤与中国格不相入”[2]，“若吾中国之言联邦也，则分大一统为诸小邦以自弱”[3]。这样，联邦制在临时政府组织过程中被排斥了。
袁世凯窃权后，图谋集权于己身，以统一为幌子，高唱军民分治、省长简任、中央集权，旨在削弱各省都督尤其是革命党控制的几省都督的实力。但是原革命党人不以为然，1912年5、6月，胡汉民、李烈钧先后通电主张“斟酌时势，采合集权分权两学派，定为有限制的集权说为今后建设之方针”。所谓有限制的集权，就是“以立法司法两权，集于中央，至行政权则取其可集者集，其为时势所不许集者，则授权各省，仍留将来集权地步”[4]。1913年下半年宪法起草时，国民党议员也主张在宪法中规定省制，采行地方分权制。虽然革命党人主张的地方分权或有限制的集权并不是联邦制，但以此制约袁世凯专权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尽管如此，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和民初拥袁政团却仍然予以猛烈攻击，并斥之为联邦论。胡、李主张“形成联邦，势碍统一”[5]。“或本于党议，以美国为附会，使不居联邦之名，而收联邦之实”[6]，“绝对的排斥联邦主义，以保国家之统一”[7]。这为袁世凯利用进步党人，凭借其军阀势力，扑灭“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摧残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逐步走上独裁铺平了道路。
不过，袁世凯向民主宪政的挑战，引发了一些资产阶级人士对国家结构的理论探讨。他们认为，中国民主宪政若要步入正轨，必须以彻底的地方分权即联邦制才能制约袁世凯的军阀独裁。基于此种认识，一些人发表专文，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这样，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联邦制第一次进入理论探讨阶段。如1914年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系统阐述了联邦理论，详尽分析了联邦制的优劣长短，深入探讨了建立联邦制的社会条件，指出建立联邦制既符合“世界之大势”又符合中国之国情[8]。1915年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上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组织联邦，邦不必先于国”，“实行联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舆论之力而已”[9]。值得注意的是，进步党人张东荪、丁世峄竟也趋向于联邦论，尤其是张氏，民国二年时曾极力抨击过联邦论，此时竟也“主张采联邦自治的精神”[10]。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依然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政策，以致战乱时时发生，国会屡屡中辍，宪法频频流产，民主宪政已面目全非。这种政治现状进一步引发资产阶级人士对国家结构问题的探讨。如《太平洋》杂志从1917年开始，连发学者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等人《民国统一问题》等系列论文。其他不少刊物对该问题也颇感兴趣，开辟联邦问题专栏，如1918年初，武汉《大汉报》所刊征稿启示就说：“凡有关于是项文字，不问赞同反对，一律登载，介绍阅者，以供研究。”[11]可见当时对联邦问题关注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联邦论者的目的不仅仅着眼于限制北洋军阀专制主义，也是将其作为一种统一中国的方案来研究、探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探讨越来越深，而中国的政治现状却越来越糟。这种现状无疑强化了联邦论者对联邦制的认同。20年代初，在各种因素的催发下，联邦论终于酿成联省自治思潮和运动。
二、动因
联省自治的勃兴，其内在原因是军阀政治的反动，而外在原因则是“一战”后民族自决浪潮的影响。民元以来，北洋军阀一直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推行穷兵黩武的武力统一，造成了民国初年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长期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混沌状态，资产阶段民主政制完全偏离了正常运转的轨道，大大影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一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遇，然而，由于它结束后帝国主义势力的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很快结束，而国内政治动荡则日益加剧，民主政制则严重畸变。要求得和平、统一、民主的政治环境确保经济利益，必须挣脱北洋军阀中央集权统治和武力统一的桎梏，所以，他们将斗争矛头直指北洋军阀，认为：“曩者国人以为吾国积弱之源，端在无强有力之政府，是大倡统一集权说，以强固政府之势力……，卒之愈集而愈弱，愈统而愈分，乃至演成今日分崩之局。”[12]因而极力主张缩小集权范围，各省实行自治，然后建立联省政府，甚至急进者主张分中国为“二十七个国”，“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13]，以此来摆脱北洋军阀的蹂躏。因此，联省自治之发端首先是针对北洋军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政策的。
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敌人。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日益解体，中央政权严重倾斜，地方势力急剧膨胀，社会呈现着高度分散化的特征。地方主义的恶果产生出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武人，甚至民初一度参与过护国运动、护法战争的某些革命党人也演变为独霸一方的实力派。他们为所欲为地搜括，永无休止地厮杀，阻碍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窒息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本来就发育不良的地方民主被摧残得严重畸变。怎样拔乱反正？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认为，要解除政治、经济等的束缚，其先决条件是解除军人的武装，实行联省自治，即在军事上，废除督军，裁汰军队，或以平民义勇队取代各省督军控制的军队，或将必需的部分军队置于省行政长官省长的掌握中，同时限制军人干预行政，由此而掀起规模较大的“废督裁兵”运动。在政治上，改造代议制度，实行直接民权，由省民自决自治，“既无待于中央之颁布自治章程，亦不受任何方面之操纵利用。惟本自决之精神，以从事于根本之组织”，防止“军阀之专权”及“劣绅之操纵”[14]。可见，联省自治也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为对抗它的另一敌人——地方割据势力而提出的政治斗争手段。
从国际形势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激发了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20年代初中国联省自治的产生。大战引起了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的新时代。1918年至1923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了新的高潮。中国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从中受到了鼓舞，纷纷加以鼓吹，主张加以仿效，实行省民自决，就连正在转变的青年毛泽东也受到较大影响。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说：“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帜变成了红色。波兰独立，捷克独立，犹汰、阿剌伯……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积极主张各省“自决自治”[15]，并从事于湖南自治运动。许多联省自治人士毫不讳言，他们发起的联省自治运动就是“欧战后民族自治之影响”的结果。
可见，联省自治的勃兴是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诚如当时联省自治人士所言：“省宪运动之主因，乃起于国民良心上之要求：内则感于武力压迫之痛苦，非分权无以夺其势；外则受世界思潮之震撼，非自治无以谋生存。”[16]
三、契机
联省自治运动之所以在20年代初勃然而兴并在短时间迅速席卷全国，是因为当年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为它的萌生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政治格局变化之一是直皖战争的结局，北洋军阀内部斗争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又形成了直奉两系之间新的角逐，北方军阀呈现出土崩瓦解的格局。二是桂系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的瓦解，不仅仅表明桂系军阀的战败和政学系的失势，而且表明西南各省军阀在政治上失去了依靠，表面上维系西南的纽带随之断裂。而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虽苦心经营多年，但渐渐失去感召力，所以新的护法运动前景暗淡，恐难持久。西南的格局已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
这两大局势的变化，将中国空前分散化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南北不统一、南北双方内部也不统一的态势。这就全面动摇了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对中央道路的信仰。北大李四光、王世杰等发表文章，认为“绝对的统一，事实上既极难实现，无论如何，因不宜主张严格的统一，因愈求严格的统一，而统一且愈不能统一”[17]。李剑农等学者也认为武力统一造成了“不惟南北不能统一，并且南也不能统南，北也不能统北”的格局，仍然坚持民国初年的观点：“以为要中华民国真正的统一，只有采用联邦制的一个办法。”[18]毛泽东甚至认为：“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19]所谓绝对的统一、严格的统一、武力统一、总建设就是走中央道路。在他们看来，中央道路式的统一（无论是武力统一还是护法统一）已走到尽头，不能促成真正的统一，应该改弦更张，实行分治的统一——联省自治。所以他们认定：“垄断的统一屡试屡败，则分治的统一为必由之途径。”[20]
其实，早在民初联邦制的讨论中，联邦论者就对清廷解体、各省独立的格局进行过反省与检讨，他们认为，那种格局本有建立联邦制的有利条件，可是，在辛亥革命中，联邦制却未能因利趁便。对此，他们极感惋惜，而此刻，这种格局的再次出现，很快就强化了这种心理，似乎为联邦制的确立再造了良机，所以他们极力主张，“借武人分裂之良机，为地方自治之运动”，只须“因势利导”[22]，即可应运而生。这种构想成了他们的普遍心态，联省自治便是这样楔入的。而地方军阀也想在南北夹缝中求生存，保护其既得利益，也极力附和联省自治。正是这样的政治格局使联省自治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突发性。
四、动力
联省自治的产生，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人士和地方军阀两支力量合力的结果，但是这两支力量在推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目标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是联省自治的发起者，地方军阀则是一定阶段、一个时期的附合者。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湖南、四川为例。
湖南最早发起联省自治运动。民国以来，湖南久处南北交锋之地，迭经战乱，加之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时施以暴政，各界人士苦不堪言，要求自决自治的呼声极其强烈。1919年各界人士起而自决，发动驱张运动。就在驱张运动中，湖南进步人士在考虑驱张后的湖南建设问题时，就提出了自决、自治的方针。1920年6月，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部分成员就倡导湖南建设应采行两大方针：“第一义则自决主义；第二义则民治主义。”[23]毛泽东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报、学、商等各界支持，在各界人士推动下，湖南自治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督军谭延闿既害怕北洋军阀南下，又害怕护法军政府北上，为了在夹缝中生存，只好打起自治的幌子。7月22日，发出了自治的通电。
四川军阀是在12月中旬宣布自治的，但10月、11月，旅沪、旅京川人就在积极鼓吹，并组织自治团体，川内自治的呼声也不绝于耳。这是因为，四川也处在南北的前沿，饱受战争的创伤，同时还遭受到外省客军的蹂躏与省内各派军阀混战的骚扰，人民渴望自决自治，军阀熊克武等也承认：“迩来新潮澎湃，自治声浪，渐增高涨，军、政、学、绅、商各界，以及议会中人，咸积极于自治之运动。”[24]在当时的格局下，连熊克武等人也摆出了不南不北的姿态，抛出所谓联省自治，静观时局的变化。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旨在以联省自治扫荡军阀政治，重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但他们本身缺乏实力，也没形成领导中枢，又不去发动民众，企图在军阀分争的格局下，楔入联省自治，无异于舍本逐末的幻想，其结果自然会偏离其出发点。
地方军阀高唱联省自治，无不有弦外之音。蔡和森曾揭露说：“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自治（如湘赵），又如湘赵最初之因首鼠两端而宣布省自治，粤陈之想王广东，反对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26]显然，在政治目标上，地方军阀与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大异其趣。地方军阀标榜自治是别有用心，不愿作茧自缚，一旦格局发生变化，他们便卷起旗帜，一旦联省自治触及其利益，他们便搪塞、破坏乃至扼杀。例如力主联省自治的学者任鸿隽曾赴四川游说，劝导军人裁兵，但“舌敝唇焦”，“积牍盈尺”，就是“没有人肯真心裁兵”[27]。既然裁兵行不通，自治就不可能实现，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只有叹惜：“制宪而不能成，虽成而不能行……各省均然。”最终结果证明其“迩时设想殊属幼稚，……纯属舍本逐末的书生之见”[28]。
总之，联省自治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背景，它是历史与现实、内力与外力、必然与偶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它的勃兴既带有渐进性的特点，也打上了突发性的烙印，既有向心力，同时又有更大的离心力。
收稿日期：20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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