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与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框架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前，企业理论并没有成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作为携带演化信息的主体，企业只是经济学家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工具，而不是需要解释的对象。近年来，一些推崇演化经济学的学者，如兰洛伊斯（Langlois）、福斯（Foss）、多西（Dosi）、提斯（Teece）、温特（Winter）、纳尔逊（Nelson）和霍奇逊（Hodgson）等，在新制度经济学兴起的启发下，开始关注企业理论，致力于研究企业组织，探讨企业边界，以及作为生产性知识“储存器”和“生成器”的企业所扮演的经济角色。本文旨在对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整合，以充分展现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思想精髓。
一、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基本逻辑
1.演化经济学的行业观
尽管演化经济学是从行业层次来剖析企业的，但它的研究思路却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性厂商概念，而是认为企业是异质的。演化经济学认为，在任意一点上，最好的技术往往是由某个具体企业发现的，因此必须把研究企业行为作为行业分析的重点。
为了解释企业之间的业绩差异，演化经济学提出了把企业惯例作为分析工具的观点。演化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企业的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从明确规定的生产规程、雇佣和解雇程序、新产品订购，一直到投资、研发、广告政策以及关于产品多样化和海外投资的经营战略”。[1] 在演化经济学看来，企业惯例涉及企业的特质性知识；在企业的特质性知识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清楚表达的意会性知识。就像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的遗传基因一样，每家企业都拥有独特的“组织基因”——企业惯例。企业的差异来源于不同的企业惯例，并因惯例的稳定性而得以不断延续。
2.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研究的四个基本问题。与其他学派的理论相比，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和拉马克的遗传思想引入到企业行为的分析中。该理论主要关注以下四个问题：[2] （1）企业之间（甚至是同一行业的企业之间）为什么会存在收益差异；（2）企业间的收益差异为什么会永久持续下去；（3）企业为什么会实现不同的增长率；（4）企业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边界、战略和组织结构。
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涉及新古典范式难以回答的企业异质性和动态性，体现了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范式在企业理论上的主要分野。为了从更深的层次来解释企业异质性以及导致异质性持续存在的原因，演化经济学主张应该把企业看作知识载体，一种不断学习并创造新奇性（novelty）的实体。[2]
尽管演化经济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启发下才开始研究企业的，但这两种理论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分歧，基本上属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演化经济学在分析企业时所关注的问题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即使是对两者都涉猎到的问题也采用了不同的分析工具。从研究方法看，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反对新制度经济学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主张从动态、非均衡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的长期现象。在考察企业的边界和组织结构时，演化经济学着眼于企业的惯例、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而不太关注交易成本。另外，学习和新奇性是演化经济学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过学习，企业可以缩小或缓解知识障碍的范围和严重性，而新奇性则是企业在学习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换言之，“学习”等同于承认企业组织还没有实现最优，而“新奇性”则意味着企业无法在事前实现最优。显然，这一思路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不能接受的。
二、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
1.基本假设。演化经济学所认同的理性概念主要是追随西蒙（1955）的分析思路，[3] 但与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有限理性（即“理性有限却刻意为之”）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的理性是比有限理性程度更弱的程序理性。在决策之初，行为人并不清楚事件的各种可能结果，未来总有他们现在无法设想的新奇性。
尽管演化理论同意把利润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但却并不认为这一目标等同于利润最大化。因为经济环境是不确定的，企业不可能设计出复杂的规则程序，而只能用相对简单的惯例来指导行为。由于这些惯例是由企业的历史所决定的，不一定能适应现在或将来的情况变化，因此，企业的“习惯性反应”无法保证其决策行为的最优化。正是基于这一点，演化经济学更认可行为主义者的“满意假说”：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只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搜寻令自己满意方案，而不是最优的方案。
2.三个关键性类比。（1）惯例：企业组织的“基因”。为了解释企业差异的产生和持续存在，演化经济学家引入了“企业惯例”概念。他们把企业惯例作为生物学中基因的对应物，用各企业“组织基因组合不同”的概念来解释企业之间的差异，并认为惯例的惰性特征和自我复制机制使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异得以维持。温特和纳尔逊认为，与个人技巧类似，惯例的执行是自动的、程序化的，能以基因引导生物体的相同方式指导企业组织如何处理类似的事务，而无须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1] 不过，只有当企业认为遵循现有惯例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时，企业才会遵循这些惯例，并在发展中对它们进行复制。从这一角度看，现有惯例在企业中的继承和遗传是“有选择性的”。
（2）搜寻：企业演化中的“变异”机制。演化经济学家借鉴生物学中的变异概念，用“搜寻”一词来描述企业行为对原有惯例的偏离。当企业认为遵循现有惯例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时，它就会改进现有惯例或寻求新“惯例”（这就意味着企业惯例的“变异”是由失败引起的）。企业的搜寻包括创新和模仿这两种基本模式。创新是通过研究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模仿则是企业在已知的集合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一般认为，创新要比模仿承担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创新的结果只有在创新过程结束后才能看到，事前无法准确预测结果。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基因的突变是“盲目”的。因此，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并不是标准达尔文式的，而是拉马克主义的，“它既考虑到获得性特性的‘继承’，也考虑到在逆境的刺激下变异的及时出现”。[1]
（3）市场环境中的竞争：企业演化中的“自然选择”机制。把市场竞争比作生物学中的“生存竞争”是演化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类比。拥有不同惯例或能力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会取得不同的绩效。“在长期内，竞争的制度会促进那些做出了很好选择的企业，并会淘汰始终犯错误的企业，或者强迫它们进行变革”。[1]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理论要点
1.惯例、知识与能力。演化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企业的生产功能，并认为企业的生产、管理、营销和研发等是由惯例支配的。一家企业在某一时点上所具有的能力取决于该企业的惯例，这些惯例存在于企业组织的有机体中，既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技巧或能力，也不能在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分割。在企业惯例背后的知识中，存在着企业特有的组织知识或智力资本，这些知识不受企业成员流动的影响。不同企业的业绩差异源于它们的能力差异，更准确说，是源自于企业惯例的效率差异。现有惯例的效率决定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能适应环境的企业惯例倾向于提升企业的能力和推动企业的成长；反之，则会降低企业的赢利能力，减少企业的成长机会。
演化经济学进一步认为，企业惯例所依据的知识是意会性的，因此，由意会性知识决定的企业惯例很难在企业之间传递或复制。企业惯例不仅涉及到个人的特殊技巧，还包括个性化人际互动模式以及组织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演化经济学还认为，惯例背后的大部分知识不仅是意会性的，不能编码或很难编码，而且是异质的、背景依赖的，它们是企业特有能力的独特展现。
企业惯例中所隐含的意会性知识以及企业特有的资源决定了企业核心能力在一定时期内是难以模仿的。然而，随着其他企业试错性学习过程的推进，企业所拥有的部分意会性程度较低的知识可能会逐渐变成显性的、可编码的知识。从这一意义上讲，企业的能力在长期内是不断演化的：一个企业的特有竞争力或能力会随着其他企业的学习变得不再“特有”，企业的核心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4]
2.惯例、惰性与企业的适应性。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惯例概念特别适合分析那些产品和服务长期内基本相同的企业组织。[1] 如果环境是可预期的，企业的行为就会呈现惯例化特征，企业成员和整个组织只需对外部信息做出解释，并按照已有相应惯例的要求做出反应，而不需要知道完成这些行为的全部知识和细节。在此情形下，作为企业组织的记忆，惯例能节约成本。如果现有惯例能让企业获得满意的利润，那么企业就倾向于复制这种惯例，于是企业惯例就有了惰性特征。
从另一角度看，企业惯例还涉及到企业各成员之间的角色定位、责任确定、利益协调等多个层面。在现有惯例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企业成员愿意继续按照惯例履行他们的职责。尽管此时也发生一些冲突，但这些冲突的路径和范围是可预测的，并没有突破现有惯例的约束。企业组织内部的各个成员为了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及出于对打破休战后出现混乱局面的恐惧，往往对各种变化采取抵制态度。企业内部的这种运作特点也致使惯例变得相对不灵活。事实上，企业改变惯例通常是在陷入困境以后做出的不得已之举。一旦企业找到了可以适应新环境的“惯例”，并将之付诸实施，则企业行为会步入新一轮的惰性循环中。
在生物学中，一般认为变化是有害的。因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复杂系统中，那些没有经过系统协调而发生的局部变化很难对该系统产生有益的影响。生物学这种观点也渗透到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模型中，“（存活）组织的控制过程倾向于抵制变化，甚至抵抗表现为合乎愿望的创新变化”。[1] 在稳定的环境中，现有惯例给企业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和扩张的能力，也给企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打上了“不欢迎变化”的烙印。这些在稳定时期行之有效的企业惯例和技术，在迅速变化的背景下恰恰可能成为妨碍企业从容应对变化，并最终导致失败的“罪魁祸首”，这就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功悖论”。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重大技术创新的发明者往往是一个行业的新进入者，而不是行业中的优势企业。[5]
3.知识与企业组织的学习。霍奇逊（Hodgson）和克努德森（Knudson）认为，企业组织的知识存量来源于企业成员个人学习的协调与互动。这些知识是个人技巧和组织惯例的基础，组织知识可以分解成各个成员的知识，但大于其成员个人知识的总和。[6] 在企业的知识存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组织的知识，它们以企业的惯例、文化、价值观等为载体，一般不会因个别成员的更迭而变化。企业组织特有的知识往往是意会性的，其积累更多地依赖企业自身的体验式学习，不能直接从市场交易中获得。因此，企业在知识（特别是意会性知识）的生产上有着市场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7]
企业的知识通过学习来获得发展，使企业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企业组织的学习过程是路径依赖的，原有知识存量会影响学习的方向、能力和效果。为了避免搜寻新“惯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对现有惯例进行变革（这就意味着企业学习是局部性的）。企业学习的强化机制和累积机制使企业更容易在现有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发展新知识，而企业对新知识的认识和评价也往往在企业已知的领域中进行，这就容易形成企业知识的专业化倾向。如果说企业学习的局部性和累积性导致企业成长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那么企业知识的专业化倾向则作为一种自反馈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特征。
4.新奇性与创新。新奇性及其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内核。[8] 对于新奇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客观的或历史的角度，即认为新奇性是指现实中以前不曾存在的东西，如一种新的产品、行为、行为方式；另一是主观或心理角度，即新奇性是指行为人自身在以前未曾感受到过的东西。
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重视新奇性是他们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区别。[2] 在企业组织的演进中，新奇性的出现是企业惯例发生“变异”的一个主要标志，企业惯例变异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具体特点，如创新切入点（包括对象、方式、途径等）的选择，有赖于创新主体的经验、偏好和预期，这就意味着各种可能的创新组合并不一定有相同的被选择机会。从这一意义上讲，特定时点上某一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实际上是它在历史的时间流中进行创新或创造新奇性的累积，这种路径依赖现象是企业演变过程中无法回避的。
企业进行的创新活动，给经济体系注入了新的行为、战略、技能、产品、制度元素。这些新元素或是替代原有的对应物，推动经济体系的演进，或是与之并存，使经济体系展现多元化特征，促进经济体系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没有创新或新奇性的出现，市场竞争的选择机制就会失去基础，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就失去了不断变革的动力源泉。
5.运气（fortune）与企业成长。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的程序理性，偶然性因素有时会成为影响企业成败的重要力量。[9] 例如，企业在搜寻新“惯例”时，并不知道备选惯例的优劣，只有通过试错才能对这些备选项进行比较。然而，企业搜寻过程的序贯性、不可逆转性、耗时性以及企业环境中各种随机因素的作用，使企业试错的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企业能否在允许的时间内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要靠运气的关照。世界各国的小企业成长史表明，运气的好坏的确是不少企业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肯定机会或运气在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就是承认在企业所处的复杂环境中随机因素的客观存在性。在企业的创新过程中，机会具有意外性、易失性、不可储存性等特征，尽管企业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准备，如增加原材料储备或产品库存来预防原材料价格上涨或产品供不应求，然而，只有当市场如期发展时，企业的这些决策才是正确的。好运可以帮助企业摆脱困境或抓住商机，推动企业的成长，而噩运则会导致企业遭遇挫折。在某些关键点上，运气是导致企业成长轨迹出现转折的重要因素。
四、评价
1.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特点。首先，演化经济学的生物隐喻方法更强调由企业行为模式和市场结果在时间推移中共同决定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分析方法，既不关注经济的初始点是否均衡，也不假定动态过程一定有惟一的均衡点存在，而更关注动态过程，关注企业组织内部的学习过程。当企业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通过学习实现企业惯例的替代或更新。在这一动态演化过程中，企业的行为以及作为其背后支撑的内部惯例必须不断适应已经或正在变化的环境。
其次，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不关心均衡，而更强调非均衡。尽管演化经济学家相信，市场对企业惯例的选择在大趋势上可以概括为“优胜劣汰”，但这并不意味着最终一定会达到最优化的均衡。因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最优惯例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迅速变化的环境里，企业总是处于非均衡的调整过程中。企业在不利环境下搜寻更好的惯例和技术，实际上就是对利润的试错式搜寻过程。存活下来的企业能获得正的利润，或者说同一行业的企业有不同的利润率是非均衡存在的有力佐证。
再者，演化经济学家强调企业的差异性以及因此形成的多元化。他们认为，企业内部惯例不同是产生企业差异的根本原因，而支配企业惯例的意会性知识则预示着彼此之间的差异很难通过模仿来消除。企业在惯例更新中的路径依赖特征使企业的学习过程和创新行为具有历史累积性，这种累积性使企业的差异得以继续维持并强化。企业的异质性是企业多元化的基础，而多元化是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进行选择，推动企业演化的必要条件。
最后，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关注企业持续、系统犯错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非最优化行为。在企业的产品和环境相对稳定时，由于企业惯例化行为可以节约计算成本，惯例会成为企业活动的具体指导和行为蓝本，而企业惯例的惰性容易导致企业行为的持久性。显然，企业惯例化行为模式难以对相关参数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在企业运行中还会出现无法用概率分布来描述的偶然性。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企业可能系统犯错，难以按照最优模式行事。因此，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企业的行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正是有了以上的特点，演化经济学不能为理解企业内的动态问题，如组织变迁和技术变革，提供更好的理论分析工具。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关注的是动态的外部环境，重视企业在内部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如何选择行为规则和如何行动的。演化经济学注意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许多问题，如企业的异质性、变化的非平衡性、学习、时间等，从而使之能够准确地把企业定义为学习型“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er）。
2.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存在的疑点、缺陷与局限性。彭罗斯（E.Penrose）曾对阿尔钦等人在经济学中引入生物学隐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10] 在企业的演化模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与生物进化不同的特征。例如，企业的创建和运行都是有目的的，受主要参与者个人或小集团意志的支配，而生物的进化却是盲目、无意识的。又如，基因的复制是精确的，其背后的遗传物质（DNA）具有稳定的生物化学特征和严格的复制规则（如在DNA复制过程中，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配对，鸟嘌呤与胞嘧啶配对），而企业惯例的复制是不完全的，企业处理问题的模式、习惯较易受行为主体以及行为实施环境的影响，并不存在严格的复制规律。另外，企业成员的个人学习和组织学习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拉马克主义所强调的获得性遗传很难解释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人类活动。因此，把生物学隐喻机械地引入经济学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即使不考虑演化经济学在分析企业行为时所采用的不恰当类比，演化理论在构建企业模型的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对于企业的非惯例化行为而言，该理论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次，演化经济学把企业演化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了市场力量，对企业的定位过于消极，几乎没有给人类的动机和自觉决策留下任何空间，以至于有人认为应当抛弃这一理论。面对这些批评，有些演化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在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世界里，战略分析没有用武之地……从指导现实世界的需要看，这种宿命论式的战略观存在着严重的缺陷”。[11]
尽管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还需要丰富和发展，但这一理论的确为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企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作为企业理论动态分析方法的代表，其理论特点和学术贡献值得每一个企业理论研究者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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