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发展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的若干想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一个重要论文,名牌产品论文,名牌论文,想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进一步上台阶需要一批世界级的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
改革开放16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迅速发展。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特别是大批新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的扩展，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得到了矫正，农业和轻工业获得了长足增长，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一大批新产品和新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起来，使我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在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都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目前仍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有不同的计算方法，结果彼此差距较大。按照我们的估计，目前大致处在600美元的水平。从国际经验看，600美元到一两千美元这个区间，是经济快速增长、结构急剧转换的阶段，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将逐步转到小汽车、住宅、新型家电等生产部门。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经验是大体吻合的。这就意味着在今后若干年我国经济能不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批新的先导产业部门能不能迅速地成长起来。值得重视的是，与以往的产业部门相比，这一批新的产业部门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
第一，其产品大都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例如小汽车和新型家电，都是现代科技成果的结晶。即使住宅和与住宅相关的产业，也都包含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这些产品大都是高附加价值的。以小汽车为例，据有关专家计算，80年代中期，中国以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日本的1/4，但比较35种主要工业产品，其中大多数中国的产量都接近或超过日本，差距最大的一项就是小汽车。这就是说，中国与日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就是小汽车上的差距。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在包括小汽车在内的新一代先导产业上能有一个大的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第二，这些产品大都是名牌产品。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生产和需求两方面对名牌都没有太强的要求。从需求方说，着眼点主要放在数量而非质量上，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好坏比较容易直观地辨别。从生产方说，由于市场对名牌的需求不足而缺少创名牌的激励；由于技术含量低，即使创出名牌，别人也容易仿制或假冒，名牌的保护成本过高。这时即便有一些名牌，也主要依托于自然地理优势，如借助水质、气候等优势条件生产名酒名烟。当经济发展到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阶段以后，名牌的重要性就大大提高。一方面，消费者在数量上得到很大满足以后，把眼光逐步转到了质量上。追求质量必然要追求名牌，这不仅是因为名牌意味着好的质量和服务，而且因为名牌本身提供了一种信誉，即买到名牌就不必再费力气去辨别产品的好坏，而对某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来说，让消费者自己辨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名牌本身显著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名牌产品在市场上的高效益刺激了生产厂家发展名牌的积极性；产品差异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促使厂家创造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名牌产品；开发高技术含量的名牌产品所作的大量投入，使厂家愿意在宣传和保护名牌产品上下功夫。此外，高技术含量形成的“仿制障碍”提高了假冒产品的仿制成本，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的建立和健全也使发展名牌产品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经过一个时期的市场竞争后，真正能保存和发展下来的并占据了大部分市场的是几个名牌产品，从而进入了“名牌打天下”的时代。名牌产品的结构也将有很大变化，由以依托自然条件的产品为主，转为以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
第三，名牌产品大都是由那些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大型超大型跨国公司生产。目前世界上按商标价值排名前几十位的名牌产品，基本上是由世界上按销售额排名前几百名的大公司生产的。可以说，在每一家大公司的前面几乎都有一个名牌，或者说在每一个名牌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经济巨人。名牌是企业综合优势的集中体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创出名牌，要求企业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雄厚的资金支持、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出色的经营管理，等等，而且这些企业一般都是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
所以，可以这样说，在今后5年到10年间，我国的产业能否升级换代，整个国民经济能否上一个新台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创造出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世界级的名牌产品，而其前提是能否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其次，成长起一批大企业也是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结构的要求，对一个大国来说，现代市场经济的典型结构是几百家大公司加上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个小企业。如果我们所搞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话，也不大可能违背已由许多国家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个规律。
我国名牌产品和企业发展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这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和确立，一批有一定基础的名牌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但是名牌产品发展的环境并不宽松，正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除了人所共知的假冒伪劣产品到处泛滥等问题外，还存在着一些对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有的则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一个问题是外资进入带动的国外名牌进入。近年外资进入一些行业，或者直接设厂生产国外名牌产品，或者与国内企业合资，用国外的牌子换掉国内的牌子。这一势头甚猛，致使有些行业国内牌子几乎全被冲垮。例如，饮料行业中几乎所有的碳酸型饮料，包括颇有名气的北京的北冰洋，上海的正广和，沈阳的北寺等，已纷纷与外商合资，启用国外商标，只有健力宝一家还在用国产牌子苦斗。照相机行业用国产牌子的也只有上海“海鸥”等一两个厂家。放弃自己的牌子，用外国的名牌，短期内可能带来某些收益，但中长期来看将对我国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很难想象用国外的名牌能给自己打下一个独立的、真正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很难想象在缺少自己世界级名牌的情况下能使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其实，用国外名牌是一件代价不低的事情。我国潮洲有一家工厂生产的晚礼服占全世界产量的60%-70%，但在国外是由外商用他们的商标销售，其价格与我厂家直接销售的价格之比是10：1至20：1。如果说外商以前采用的是以商品输出带动资本输出的办法，那么现在则采取的是以资本输出带动名牌输出，再用名牌输出带动产品输出的办法。当然，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融合的形势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堵”的办法去对付外商。你不让人家进来，人家就不会让你出去。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且这种竞争力主要要表现在国际竞争上，因为在对外开放度渐趋扩大的情况下，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正在逐步模糊乃至消失，在国内市场上展开的就是国际间的竞争。但这不是说既有的政策无检讨和改进之处。如何在继续引进外资的同时保护和发展我们自己的名牌产品（比如合资不合掉自己的牌子），是一个急需引起重视并加以研讨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我国现有的名牌产品和企业距世界级的名牌产品和企业差距尚大。目前世界前50个驰名商标中没有一个是中国的，在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中国的，而亚洲的韩国却有13家。在前100家企业中，韩国也占有5家。我们一些企业在国内号称大型特大型企业，但用国际标准衡量，可以说我们还没有一家真正世界级的大企业。除了企业规模较小外，科技储备、新产品开发、市场营销、职工素质、内部组织和管理等水平总体上较低。尤其是对企业创名牌、上档次、上规模所不可缺少的“长远打算”，由于企业体制转轨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对国有企业而言），或因制度保障不足（例如对某些非公有制企业）而不具备。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局限于已有的水平，要在新的产业发展阶段取胜，使我国经济上一个新台阶，将会面临严重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缺少足够的资金支持。近几年我国经济中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方面大量资金流向股票、期货等领域（据估计目前达3000亿元），由于这些市场目前尚处在发展初期，制度漏洞较大，加上权钱交易等腐败因素，造成了经济中很强的投机性，以致出现了早到的“泡沫经济”现象；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先导产业资金严重不足，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对新的产业发展阶段具有基础意义且市场前景良好的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而无法实施或中途搁浅。
总之，我国经济在具有良好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和威胁。在当前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对创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和国际标准的大企业给予重视，认真解决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上的问题。下面我想着重谈一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问题。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一个值得探讨和加以推进的方面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普遍出现的现象，尽管在不同国家这种结合的形式和程度有较大的差别。从我国的情况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一批大企业的崛起，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必要性已变得日益突出。从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创立世界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的角度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将有助于为在新的产业发展阶段有重要意义的大企业提供长期和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或者说，要解决有限的资金主要不是流向导致“泡沫经济”的那些领域，而是流向对我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领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将为企业通过兼并、合并、收购等方式而迅速扩张提供金融中介。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表明，企业的迅速“长大”通常不是其自身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是通过企业间的重新组合而实现的。企业间重新组合往往离不开金融中介的作用。另一方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将有助于形成一批真正按商业化和企业化原则运营的金融机构，对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根据中国的改革经验，推动旧体制的转型往往阻力很大，在旧体制旁直接发展新体制则更为奏效，这一点正是中国所谓“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征。从目前金融改革的状况看，也面临着与其他领域大致相同的问题。在去年中央提出的银行体制改革的几项任务中，进展最慢的就是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因为专业银行除了面临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同的深层体制难题（如产权关系不顺，富余人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外，还面临着大量呆账、坏账无法收回，而这些呆账、坏账已超过银行自有资本金的严峻局面。因此，仅仅指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来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形成恐怕是不切实际的。在专业银行之外发展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真正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可能是一条更为现实和有效的途径。此外，与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达到的规模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相比，现有的金融机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相当大。
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目前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关系尚未理顺，讲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可能强化这种关系。有的同志则认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将会增加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经营风险。应该说，这些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所涉及的问题主要应当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中予以避免，而不足以构成不进行这种结合的理由。由此我们也可意识到，简单提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是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在中国现阶段的条件下二者以何种方式实现结合。这种结合应当着力体现于体制创新上，不仅产业资本应当是“新体制”的，与金融资本的结合物更应当是“新体制”的。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成长起来的名牌企业，国内的名牌产品大都是由这些企业创造的。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它们理应构成目前与金融资本结合的产业资本的首要和主要部分。
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具体形式而言，目前可供选择的有：
1.对在新的产业发展阶段有重要意义、经营状况好、进一步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加快进行公司制改造，符合条件的应优先成为上市公司。
2.对上述企业的兼并、合并、收购等有助于企业迅速“长大”的举措，应在政策和制度上积极创造条件，使之得以顺利进行。诸如“中策现象”中的兼并、收购行为，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完全可以采取，这样既有助于优秀企业的扩大，同时也可以有效地解决亏损企业的问题。
3.在建立新的商业银行时，可以考虑由上述企业作为部分股东。企业的持股比例、企业与银行间的关系可在保证银行必要安全性的前提下作出合理规定。
4.在设立新的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时，可以考虑由上述企业，包括某些条件较好的正在进行体制转轨的国有大型企业作为股东发起组建。这样做除了具有上面说过的优点外，还将有助于转轨中的企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结合涉及到产业和金融两个领域，后者是一个较为特殊、要求政府进行严格监管的领域。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过程中，将会遇到一些颇为棘手的问题，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求得合理解决。但当前首先应当引起人们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问题的关注，特别是认识到它对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