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后的辽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西论文,下层论文,家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夏至早商时期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其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与技术、文化发展水平在我国东北及邻近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①。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以后，辽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了颇为纷杂的面貌和格局，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梳理和辨析。 一、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后出现的各类遗存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常用的“辽西区”一词，依张忠培先生的界定，“是指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它们的支流地区”②。区内以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儿虎山为界，可分为东、西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两个小区在文化面貌上常常显示出一定的差异，在文化演进的速率上也并不完全一致③。努鲁儿虎山以东地区自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出现含“花边鬲”的遗存，郭大顺先生依据当时的资料将其命名为魏营子类型④，后又有学者改称魏营子文化⑤。1989年阜新平顶山遗址的发掘⑥和1992年义县向阳岭遗址的发掘⑦，也都发现含“花边鬲”的遗存，学者多将其归入魏营子文化范畴，至今未看到不同意见。董新林先生以向阳岭遗址的发掘资料为基础，对魏营子文化进行了界定⑧，并做了分期研究⑨。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以往发现的同期遗存极其零星，面貌不清，但也有学者认为同属于魏营子文化⑩。通过近年我们对赤峰、通辽等地开展的专项调查，以及喜鹊沟遗址的发掘，再重新审视辽宁省西部以往被归入魏营子文化的遗存，发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之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凌河文化出现之前，整个辽西地区这一时段内的遗存面貌并不单一。从陶器群的总体特征来看，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类遗存。 (一)后坟类遗存 以辽宁喀左后坟陶器群(11)为代表，与之类似的遗存还见于喀左南沟门(12)、朝阳魏营子(13)、小东山(14)遗址，及喀左高家洞M1(15)、和尚沟A点(16)和道虎沟(17)墓葬。另外，在喀左北洞孤山脚下曾采集到夹砂红陶钵1件，饰斜行绳纹，可能系这类遗存的墓葬所出(18)。 魏营子遗址是因1970年秋当地农民在朝阳县前魏营子村老龙湾修梯田时发现木椁板、灰膏泥、青铜器和大量陶片而被发现的。1971-1976年间，辽宁省博物馆等单位通过调查确定这里是一处古遗址，并在遗址附近清理了9座墓葬，获得了一组铜器等遗物。据简报介绍，魏营子遗址所见的陶片以夹砂红陶、红褐陶和灰陶为主。部分饰绳纹，绳纹浅而细，有的拍印绳纹后又经抹平。附加堆纹见于鬲、罐口沿和甗腰。此外还见压印三角纹、平行斜线划纹、弧纹和泥饼装饰。简报中认为这类遗存不同于已辨识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实际上，集中分布于大、小凌河上游地区的这类新的文化遗存得以被真正辨识出来，主要是依据1972年喀左后坟村发现的一组与魏营子遗址出土陶片特征十分相似的完整陶器，即后坟陶器群。遗憾的是，当时在陶器出土地点附近未找到相关遗址。但在距地表5米深的古泉眼底部发现的这组完整陶器，显然来自于一处遗迹。上述另外三处地点的墓葬除出土金属制品外，均出有与后坟陶器群中同类器形制相近的陶钵、陶碗，而少见其他器类。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宜暂将这类遗存统称为后坟类遗存。 后坟类遗存的陶器均为夹砂陶。陶色以灰褐色和红褐色为主，个别呈黑褐色。纹饰方面，饰绳纹者与素面者比例相当。绳纹纹印常不明显，有的拍印后又经抹平。部分素面器的内外壁均经打磨。主要器类有鬲、钵、碗、罐、瓮，也见少量的盆、杯、鼎。本类遗存中最具特色的花边鼓腹鬲(图一，1、2)与20世纪初在哲里木盟小库伦收集到的两件花边鬲(19)相比，器形偏小，袋足较浅，足根形态多样，有可能是该类陶鬲的退化形式。小部分陶钵上的外叠唇作风可能是源于义县向阳岭遗址第三、四期遗存(20)的因素，而大量流行的敛口或敞口的绳纹钵、碗类，在京津唐地区晚商时期的围坊三期文化中均可找到形制酷似的同类器。如道虎沟墓出土的敛口绳纹钵(图一，17)与蓟县围坊遗址T5①：5(21)形制酷似，和尚沟A点墓葬出土的弧腹敛口钵(图一，19)与涞水炭山遗址H2：5(22)、富位遗址H9：2(23)形制相近，后坟及和尚沟A点墓葬出土陶钵(图一，11、15)与围坊遗址T3②：2(24)形制接近，后坟出土敞口圈足碗(图一，14)与富位遗址H1：9(25)形制相仿等。饶有兴味的是，本类遗存中常见的敛口陶钵，不仅在围坊三期文化中流行，向西一直到陕西长武碾子坡遗址的先周时期遗存中都有发现(26)。另外，后坟类遗存中常见于罐、瓮肩部的压印三角纹，在围坊三期文化中也有一定发现，陶器色调以褐色系为主亦与围坊三期文化相似，但不再流行泥质陶器的特征则与之不同。由此可见，后坟类遗存当与围坊三期文化具有较强的亲缘关系。
图一 后坟类遗存的陶器和金属器 1、2、4、5.陶鬲 3.陶壶 6.双耳陶罐 7～10.陶罐 11～19.陶钵、碗类(15.M1：5 16.M1：1 18.M1：2 19.M1：4) 20.金臂钏 21、22.铜耳环 23.铜镜 24.铜簋(M1：6)25.铜卣 26.铜壶(1～14出自后坟遗址，15、19、20、25、26出自和尚沟A点墓葬，16、18、24出自高家洞M1，17、21～23出自道虎沟墓) 后坟类遗存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木椁墓，东西向，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陶器多置于头前，以敞口或敛口的夹砂红褐陶绳纹钵最为常见，流行随葬铜耳环、金臂钏、绿松石珠等装饰品。另出土中原风格的青铜容器及铜镜，和尚沟M1出土铜壶内至少盛有海贝70余枚。有殉葬猪、羊的习俗(见图一)。 由于经正式发掘的遗址很少，缺少层位关系，且出土可供形制排比的完整陶器数量有限，这类遗存暂不具备分期的条件。不过，目前已有不止一组层位关系表明，后坟类遗存年代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学界对这类遗存年代上限不出晚商已无异议，而对其下限年代的认识则见仁见智。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喀左和尚沟B、C、D点墓葬属于已发现的凌河文化中年代最早的墓葬，约属西周晚期(27)。考虑到后坟类遗存作为凌河文化在当地最主要的源头，其结束的年代应当不会距凌河文化开始的年代过远。另外，建平水泉中层遗存出土过1件花边鬲T27②：3，其形制酷似后坟类遗存的同类器。水泉中层遗存陶器“器表多经抹光，素面无纹饰，只少数器物口沿或颈部有附加堆纹带”(28)，对于这一遗存的性质尚难准确认定，但其中含有一组后坟类遗存的因素则可以确认。同属水泉中层遗存的M8多被认为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属于该文化的第二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29)。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后坟类遗存的主体年代宜定为商周之际，其下限或可至西周中期，主要分布于以喀左为中心的大、小凌河上游地区。需要指出的是，位于辽西走廊的锦州山河营子上层遗存(30)和兴城仙灵寺遗址(31)可对比的资料公布较少，文化归属尚不能定论。 (二)魏营子墓葬遗存 魏营子墓葬位于前述魏营子遗址的东南坡，共清理墓葬9座(32)。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圹和木椁间填有灰膏泥，在墓葬填土中发现后坟类遗存的陶鬲残片。出随葬品的只有M7101和M7606。 M7101规模较大，但大部分已被破坏，只保留椁底和东端立板。方向110度，坑长3.25、宽2.76米。底板上遗有绢布一类丝织品20余层。随葬铜器有盔1件、长方形甲2件、圆形甲1件、车軎1件、銮铃2件、铃状器1件、羊首饰1件、长方形泡50余枚、圆形泡40余枚，另有绿松石珠12枚、跳脱式金臂钏1件。M7606出土铜盔1件、兽面当卢2件(图二)。
图二 魏营子墓葬遗存的铜器 1.銮铃 2.长方形甲 3.铃形饰 4.兽面当卢 5.车軎 6、7.长方形泡 8.羊首饰 9.圆形泡(4出自M7606，余皆出自M7101，本图改自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图二) 由于这批墓葬不出陶器，除见少量装饰品外，集中出土的是铜制车马器和盔甲。这对于文化归属的判定非常不利，但是其与后坟类遗存墓葬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不宜将二者归为一类(33)。 魏营子墓葬遗存所表现出的葬具形制和随葬品风格，总体上是近同于西周燕墓和周式器物的，但少量的装饰品如跳脱式金臂钏和绿松石串珠项饰等则代表了一定的土著因素。鉴于魏营子墓葬遗存所出车軎、銮铃、兽面当卢、铜盔、圆形泡等铜器，在北京昌平白浮M2、M3(34)中也能找到同类器物，且两处地点墓葬的形制也颇为相似。林法先生认为白浮二墓的年代应为西周中期(35)，学界已广为认可。故而我们暂将魏营子墓葬遗存的年代也推定为西周中期左右。至于其性质是否同白浮墓一样，是属于接受了中原礼制影响的土著贵族墓葬，尚不宜贸然认定。此外，朝阳市博物馆曾在本地区采集到典型西周早、中期形制的青铜戈(36)，如果它们属于魏营子墓葬遗存，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另外，这批墓葬遗存出现的时间与本地后坟类遗存消亡的时间基本吻合，暗示出二者间的关系颇为微妙。 (三)向阳岭类遗存 以辽宁义县向阳岭遗址第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类似的遗存还见于阜新平顶山遗址。董新林先生曾对向阳岭遗址第三、四期遗存的出土陶器做过详细统计，除在其所分第一期1段陶器中灰褐陶的比例略高于红褐陶外，余者红褐陶与橘红陶的比例远远超出灰褐陶；素面陶器所占的比例更一直居70%以上(37)。其所流行的一类高领深弧腹花边鬲器形高大，不饰绳纹，袋足浅而瘦，与小库伦及后坟类遗存所见的花边鬲差别显著，这类陶鬲(图三，3)很可能是由该遗址所见的一类附加堆纹罐(图三，8、24)改制而来，而这种陶罐从形态上可以追溯至高台山文化中一种颈部饰附加堆纹的陶壶(38)。在向阳岭遗址第三、四期遗存中大量流行的素面、叠唇的罐、盆、钵类器亦与高台山文化的同类器具有相似特征，平顶山第三期遗存中部分陶盆上带鋬耳或贯耳的作风，也应是继承自高台山文化的因素。上述形制的盆、钵类器与后坟类遗存中最常见的敛口或敞口的绳纹钵、碗类差异明显。红色调陶器和素面陶器的比重，也较后坟类遗存高出许多。综上所述，不宜将此类遗存与后坟类遗存归为一类，鉴于现有的资料仍然比较薄弱，可暂命之为向阳岭类遗存。 向阳岭遗址作为一处典型遗址，虽然其第三、四期遗存出土的可供形制排比的完整器物并不多，但存有较为丰富的遗迹现象和层位关系，据之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见图三)。第一段相当于董新林先生所分第一期1段，第二段相当于其所分第一期2段，第三段相当于其所分第二期。我们之所以将董新林先生所分第二期的3、4段合并为一段，原因主要是本段出土可供分期的材料实际很少，在其所分的第3、4段之间亦很难看出阶段性变化。 阜新平顶山遗址出土的可供分期排队的标本较少，综合考虑其层位关系与典型器物形制的变化，本文基本同意董新林先生将其分为两期的意见，但不赞成每期中再细分为两段。我们认为，以平顶山遗址第3层及第3层下叠压的H112、H307等为代表的单位属于向阳岭类遗存第二段，以平顶山遗址第2层及第2层下叠压的88H201、88H302等为代表的单位属于向阳岭类遗存第三段。需要指出的是，原报告中平顶山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发现6座墓葬，仅M303出土两件小型明器，陶鬲M303：2形制特殊，与赤峰红山后所出陶鬲M7：1(39)形态接近，我们认为对于这6座墓葬的文化归属应另作考虑，不宜归入向阳岭类遗存。 目前来看，向阳岭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医巫闾山西麓的义县、阜新一带。该类遗存的年代上限不早于晚商，学界未有争议。至于其年代下限，似可暂定为西周早期。 (四)喜鹊沟类遗存 以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40)为代表，类似的遗存还见于赤峰市松山区砚台山遗址(41)。以往在哲里木盟小库伦、林西锅撑子山(42)、克什克腾旗天宝同(43)、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44)也曾采集到风格类似的遗物。近年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中，在克什克腾旗的伊和沃门特(45)与巴林右旗的呼特勒、查日斯台、和布特哈达及塔布敖包等地点(46)也曾发现陶器特征类似的遗存。其中，在巴林右旗的和布特哈达等地点另发现有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生堆积，证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也有少量分布。 喜鹊沟遗址是一处季节性采矿遗址(47)，在遗址中清理了两座房址和一处古代采矿坑。出土陶器中可辨器类以鬲为大宗，还有少量的罐和盆。夹砂灰褐陶比例占75%以上，夹砂红褐陶约占20%。陶器中饰绳纹者占80%以上，素面者不到10%，另见少量附加堆纹、珍珠纹和戳印的浅窝纹。部分陶器上的绳纹比较模糊，也见少量先施绳纹再局部抹平者。
图三 向阳岭类遗存隐器 1.H153：4 2.H153：2 3.H138：2 4.H21：1 5.H139：6 6.H171：13 7.H139：5 8.H20：3 9.T6③：5 10.H60：1 11.H57：1 12.H62：2 13.H116：8 14.H166：17 15.H116：12 16.H99：1 17.H166：10 18.H63：1 19.H91：1 20.G1②：9 21.T9②：7 22.H97：4 23.T6②：9 24.H160：1 25.T8②：5 26.H12：6（均出自向阳岭遗址） 砚台山遗址(B2区)是一处小型居住址。地层堆积简单，表土层下即是生土，发现有房址、灰坑和灰沟。出土陶器中可辨器类有鬲、甗、尊形器、盅、陶拍、纺轮等，多为夹砂红褐陶和夹砂灰褐陶，见少量泥质红陶。器表常见绳纹和附加堆纹，不乏先施绳纹再抹平者，经手抹者绳纹痕迹仍隐约可见。 总体来看，这类遗存与努鲁儿虎山以东地区的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遗存有些相似之处，如均含有领饰附加堆纹的陶鬲，有一定数量的红褐陶，器表有绳纹被抹去的现象等。但喜鹊沟类遗存中的陶鬲以领、腹分界比较明显的高领鼓腹鬲居多，体形较宽胖，袋足较肥硕，均有附加的尖锥状实足根。小库伦采集到的完整陶鬲与朱开沟文化晚期陶鬲形制接近，唯有明显的实足根，是二者最大的不同，这一点可能是受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空三足器形制的影响。另外，这类遗存陶鬲的领部于绳纹之上除了常加饰一周附加堆纹外，有的于领中部饰一排珍珠纹，这很可能是源自赤峰以北地区的因素。陶鬲中还不乏在领部加装对称的鸡冠形鋬耳者，颇具特色。另外还有少量领、腹无明显分界的筒腹鬲。陶器的陶色以灰色调者数量占优。纹饰方面不流行素面且以绳纹为大宗。罐、钵类数量较少，不见敞口或敛口的绳纹钵，亦无外叠唇之作风。可见，其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遗存差异明显，我们认为这应当是一类新的遗存。鉴于现有的资料积累尚不充分，可暂称之为喜鹊沟类遗存(图四)。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对科尔沁沙地东部至松辽分水岭两翼地带进行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有一批陶器特征与之相近的遗存(48)。上述地区属于辽西区与嫩江流域文化区的交汇地带，以往在嫩江流域以古城遗址H3等为代表的遗存中也有少量类似的花边鬲出土，虽然学界仍对该类遗存的命名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如赵宾福先生称之“古城类型”(49)，朱永刚先生称之“白金宝二期文化”(50)，张伟先生称之“古城文化”(51)等。但在肇源白金宝、大安汉书等遗址相关遗存出土陶器群中居大宗的仍是大口深腹罐、带耳罐等夹砂罐类器而非陶鬲(52)。这一现象似可表明，在该类遗存中仍以夹砂罐类器为主要炊器，而与上述偏西地区调查资料中以花边鬲为主形成鲜明对比。似乎这批调查资料所代表的遗存与喜鹊沟类遗存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希望通过今后的发掘工作来明确二者间的关系。 目前来看，喜鹊沟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向东北不排除延伸至松辽分水岭两翼地带的可能。由于缺乏层位关系，可供形制排比的完整陶器数量又比较少，喜鹊沟类遗存暂不具备分期的条件。喜鹊沟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主要落在晚商积年范围之内(53)，且翁牛特旗头牌子出土殷墟早期铜鼎内盛有的矿砂可能即产自喜鹊沟等采矿遗址，表明这类遗存的主体年代当为晚商时期，处于本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 (五)柳南墓葬遗存 柳南墓地位于内蒙古敖汉旗牤牛河旁一处山坳之中，共清理墓葬21座(54)。这批墓葬具有一些鲜明特点：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葬具，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有火葬现象，于尸体上覆盖石块或土后多用木柴焚烧；随葬器物以罐、双耳罐(壶)和钵、碗等陶器为主，有4座墓中碗均扣于罐上；所出陶罐中有一类个体很小且底有四孔的泥质罐，应为明器。 这类遗存的陶器皆为手制。陶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陶色有红、红褐、灰三种，个别陶器有红衣或黑彩。素面陶器占绝大多数，仅有少量夹砂罐的腹部饰斜向或交错细绳纹，且这类罐的口沿下多有带戳压痕的条状堆纹，另有少量罐的领、腹交接处饰一周附加堆纹。陶器除上述器类外，也见少量纺轮。石器有钺、镞和纺轮(图五)。 这批墓葬不用木质葬具，有一些屈肢葬，存在罐、钵套合器，一些陶器施有红衣等特点与高台山文化墓葬相似。一些陶器上的绳纹应是来自于本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但墓内填石、火葬等现象却不见于高台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而与本溪庙后山洞穴墓(55)比较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庙后山洞穴墓中出土的一些作为明器的小型陶壶腹部也带有圆孔，两地所出石纺轮的形制更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在这批墓葬中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了来自于高台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庙后山文化的因素，而总体上应属于一种新的文化遗存，可暂称为柳南墓葬遗存。我们认为，在缺少直接年代证据的情况下，更宜将这种遗存的年代推定为晚商时期。很有可能，这是由一支承袭了庙后山文化与高台山文化因素的人群，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之后来到努鲁儿虎山东麓的牤牛河流域所留下的遗存。而对于这种遗存的深入认识，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
图四 喜鹊沟类遗存的陶器1～11.鬲(喜鹊沟F1②：20、砚台山B2区H12：15、砚台山B2区H12：13、喜鹊沟F1①：32、喜鹊沟F1①：33、喜鹊沟F1②：21、天宝同出土、小库伦出土、小库伦出土、砚台山B2区H16：1、砚台山B2区H16：2) 12.甗(砚台山B2区T1①：15) 13.盆(喜鹊沟F1①：29) 14.罐(喜鹊沟F1①：31) 15.尊形器(砚台山B2区F2：1) 16、17.盅(砚台山B2区H15：1、砚台山B2区H15：6) 二、辽西地区窖藏铜器的性质与归属 在辽西地区现已发现十余批商周窖藏青铜器，这些窖藏铜器不仅年代和分布地域有所差别，器物组合也不尽相同，存在着进一步细分的可能。 A群：克什克腾旗天宝同(56)和赤峰市松山区西牛波罗(57)各出土弦纹甗1件。翁牛特旗头牌子出土铜甗1件、铜鼎2件(58)。朝阳地区曾收集到弦纹鼎1件(59)(图六)。 B群：凌源马厂沟出土鼎、尊、壶、盘各1件，甗、卣、罍各2件，簋3件等16件铜器(60)。喀左小城子出土铜鼎2件(61)。喀左北洞一号坑出土瓿1件、罍5件，共6件铜器(62)。北洞二号坑出土簋、罍、带嘴钵形器各1件，鼎3件，共6件铜器(63)。喀左山湾子出土方鼎、鬲、尊、卣、盂、盘状器各1件，甗、罍各3件，簋10件，共22件铜器(64)。喀左小波汰沟出土铜鼎、簋、盘、铃首匙、器盖等(65)。义县花尔楼出土鼎、簋、俎形器各1件，甗2件，共5件铜器(66)。此群中既有典型中原风格的青铜器，又有少量地方风格的青铜器(图七)。
图五 柳南墓葬遗存的陶器、石器 1、4、9、15.素面鼓腹陶罐(M15：6、M11：4、M5：4、M20：3) 2.绳纹陶罐(M15：8) 3、16.泥质明器陶罐(M18：4、M19：6) 5、10.素面双耳陶罐/壶(M15：7、M13：1) 6、11.陶圈足碗(M19：1、M1：4) 7.陶纺轮(M12：5) 8、12、13.石镞(M15：10、M15：11、M15：13) 14.石钺(M4：4) 17.陶钵(M20：1) 18.石纺轮(M11：1)(均出自柳南墓地)
图六 A群窖藏铜器 1、4.甗(头牌子出土、天宝同出土)2、3.鼎(均为头牌子出土) C群：兴城杨河出土啄戈、管銎斧、凸环首刀、钩形器各1件，环首刀2件，共6件铜器(67)。绥中冯家出土蘑菇首刀1件，管銎斧和三齿器各2件，凸环首刀5件，环首刀12件，啄戈和斧各13件，共48件铜器(68)(图八)。 A群窖藏铜器时代特征明显，年代不晚于殷墟早期。主要分布于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器类为典型中原风格的鼎、甗。通过前人研究，此群铜器中或许包括有外部输入品和本地仿制品(69)。我们已对此群窖藏铜器的来源和归属问题作了详细讨论(70)，A群窖藏铜器当属喜鹊沟类遗存，兹不赘述。 B群窖藏铜器的年代比较复杂。据林永昌分析，北洞一号和二号、小波汰沟、小城子、花尔楼等窖藏埋藏的年代上限大致在西周早期前后，马厂沟、山湾子窖藏的年代上限大致为西周中期前后(71)，基本可从。B群铜器主要分布于以喀左为中心的大、小凌河上游地区。器类以典型中原风格的鼎、簋、罍等为主，另有少量带地方特色的器物。研究者还发现这批窖藏存在一些共性：同一窖藏的铜器既有典型中原风格的器物，也存在少量带地方特色的器物；同一窖藏的铜器年代有早有晚，从铭文可判断的族属也不一致(72)。由于在喀左和尚沟A点墓葬与高家洞M1中均发现了B群铜器与后坟类遗存陶器共存的现象，故而将其与后坟类遗存联系是比较合适的。关于B群窖藏铜器中一些中原祭器的来源问题，林永昌认为可能与地方势力对燕国和其他方国的洗劫有关(73)，我们认为他的推测也是有道理的。 C群窖藏铜器的年代大致属于晚商至西周早期。主要分布于辽西走廊一线。器类以北方式青铜工具和兵器为主。据杨建华先生研究，类似铜器在燕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延庆、兴隆、青龙，沿辽东湾西岸到绥中、兴城、锦州，到辽河流域的新民、抚顺，从喀左向东北到建平、朝阳，向北到赤峰地区都有发现(74)。关于C群铜器的归属，初步推测可能是分属于前文所划分的几类遗存的。 自晚商始，当有着发达定居农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以后，辽西地区的文化呈现出了多元、纷杂的面貌和格局，表明这一阶段本地区人群的构成比较复杂，移动相对活跃。可能有多支人群在此时进入辽西地区，并吸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残留居民，形成了多个新的地方势力。想要厘清这些群体间的关系，需要全面考察他们与周边地区乃至中原王朝间的互动情况。
图七 B群窖藏铜器 1.方鼎(山湾子出土) 2、6.罍(北洞一号坑出土、北洞二号坑出土) 3、5.簋(山湾子出土、北洞二号坑出土) 4.方罍(山湾子出土) 7.带嘴钵形器(北洞二号坑出土) 8.器盖(小波汰沟出土)
图八 C群窖藏铜器 1～4.刀 5、8.啄戈 6.斧 7、10、11.管銎斧 9.三齿器 12.钩形器(1～10出自冯家，11、12出自杨河) 晚商时期，辽河平原高台山文化消亡以后，在医巫闾山西麓地带出现了向阳岭类遗存，这类遗存的出现应与高台山文化在其晚期西进有关。位于努鲁儿虎山东麓牤牛河流域的柳南墓葬遗存，表现出与高台山文化和庙后山文化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同时也明显接受了本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位于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的喜鹊沟类遗存，除了承袭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因素外，也显示出一些来自于朱开沟文化等外部文化的因素，可能代表着赤峰地区以西、以北的人群在晚商时期东进、南下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民结合，对这里的铜、锡资源进行开发，并向商王朝或其他方国输出矿料。 西周代商及燕国的建立，可能间接导致了喜鹊沟类遗存的消亡，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被承袭了部分喜鹊沟类遗存因素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所占据。在努鲁儿虎山以东地区，后坟类遗存的兴起可能受到了围坊三期文化、喜鹊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遗存的共同影响，这类遗存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与燕国间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张，他们可能发起过对燕国的掠夺性战争。到西周中期前后，后坟类遗存消亡。与此同时，魏营子墓葬遗存在本区出现，有可能代表了燕国或其同盟对当地的一次军事打击，不过燕国并未对这里实施真正的占领。由于辽东地区双房文化的强势进入，西周晚期在这里形成了继承后坟类遗存并含有大量双房文化因素的凌河文化，直到战国中期以后燕国才真正占据了朝阳地区(75)。 林沄先生曾指出，“辽宁、内蒙东南和河北北部地区，在相当于殷墟早期的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一度兴旺发达的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文化等考古学文化都突然中止。随之而出现的，一是不与陶器共存的北方系青铜器群广布于该地区，一是含非本地起源的花边口袋足鬲的另一些文化兴起”(76)。通过本文的梳理和辨析，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以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凌河文化出现之前，根据陶器群的整体特征分析，本区内至少可以区分出五类文化面貌有别的遗存。它们所代表的人群，均或长或短地活跃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消亡后的辽西地区。 ①Wang Lixin.The Lower Xiajiadian Culture of the Western Liao River Drainage.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Chapter 23,Wiley Blackwell Press,2013. ②张忠培：《辽宁古文化的分区、编年及其他》，《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③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④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⑤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观察》，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年第5期。 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⑧董新林：《魏营子文化的界定及相关问题略论》，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⑨董新林：《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第1期。 ⑩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第78～8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11)喀左县文化馆：《记辽宁喀左县后坟村发现的一组陶器》，《考古》1982年第1期。 (12)同④。 (13)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县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年第5期。 (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县文物管理所：《朝阳市东山新石器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见《辽宁省道路建设考古报告集(200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1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喀左县高家洞商周墓》，《考古》1998年第4期。 (16)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县博物馆：《喀左和尚沟墓地》，《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 (17)同④。 (18)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19)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の先史时代遗迹》第48、49页插图22，《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1929年。 (20)同⑦。 (21)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图一○-18，《考古》1983年第10期。 (22)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图二五-10，《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23)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图二三-12，《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24)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图一○-21，《考古》1983年第10期。 (25)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图二三-16，《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图一二三-10、图一二六-1，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 (27)付琳、王立新：《朝阳袁台子周代墓葬的再分析》，《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28)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29)a.王立新、齐晓光：《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 b.井中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期与源流》，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30)刘谦：《锦州山河营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10期。 (31)高美璇：《兴城县仙灵寺商周时期古遗址发掘收获》，见《锦州文物通讯》总第2期；《兴城县仙灵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32)同(13)。 (33)a.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第79、8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b.林永昌：《辽西地区青铜窖藏性质再分析》，《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4期，2007年9月。 (34)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第4期。 (35)林法：《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6)朝阳市博物馆编：《龙城宝笈：朝阳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第19、18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 (37)同⑨。 (38)同③。 (39)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第22、23页插图8，《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1938年。 (40)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9期。 (41)赤峰市博物馆：《砚台山遗址(B2区)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2期。 (42)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3)克什克腾旗文化馆：《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发现商代铜甗》，《考古》1977年第5期。 (44)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合期。 (45)同(40)。 (46)朱永刚、王立新、塔拉主编：《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 (47)王立新、付琳：《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考古》2015年第4期。 (48)a.王立新、朱秀娟、陈小三：《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香山镇双龙泉与水泉沟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b.陈小三、王立新、吉平：《内蒙古库伦旗查干朝鲁台遗址的调查与初步认识》，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c.朱永刚、张哈斯、温景山：《科左中旗白菜营子遗址复查与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 d.朱永刚、王立新：《敖恩套布和西固仁茫哈遗址复查与遗存辨析》，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e.朱永刚、郑钧夫：《通榆县三处史前遗址调查与遗存分类》，见《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f.金旭东、褚金刚、王立新：《吉林通榆县长坨子四处遗址的调查》，《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g.王立新、豆海锋：《吉林洮南四海泡子四处遗址调查与初步认识》，见《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49)赵宾福：《古城类型：嫩江流域商代晚期遗存辨识——兼谈嫩江流域陶鬲的起源与演变》，见《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50)朱永刚：《论白金宝二期文化》，《北方文物》2009年第1期。 (51)张伟：《嫩江流域夏至战国时期的五支考古学文化》，《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52)a.张忠培主编：《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科学出版社，2009年。 b.大安汉书遗址相关遗存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但通过部分研究者对于这批资料的整理和统计，仍可证明在这批遗存中夹砂罐类器的数量远高于陶鬲的数量。 (53)同(40)。 (54)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柳南墓地综述》，《北方文物》2011年第4期。 (55)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本溪县文化馆：《辽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6期。 (56)同(43)。 (57)刘冰主编：《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第36页，远方出版社，2006年。 (58)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总第2期。 (5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60)热河省博物馆筹备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61)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故乡屯》第二辑第50页(上图)，1942年。 (62)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 (63)同(18)。 (64)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12期。 (65)a.同(59)。 b.朝阳市博物馆、喀左县博物馆：《介绍辽宁朝阳出土的几件文物》，《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 (66)孙思贤、邵福玉：《辽宁义县发现商周铜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2期。 (67)锦州市博物馆：《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考古》1978年第6期。 (68)王云刚、王荣国、李飞龙：《绥中冯家发现商代窖藏铜器》，《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 (69)a.杨建华：《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b.同(58)。 (70)同(47)。 (71)同(33)b。 (72)a.熊增珑：《试论大小凌河流域商周之际窖藏青铜器的归属》，《文物春秋》2008年第6期。 b.同(33)b。 (73)同(33)b。 (74)同(69)a。 (75)同(27)。 (76)林法：《释史墙盘铭中的“逖虘髟”》，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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