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品格#183;乡村情怀#183;生命意义——刘醒龙小说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品格论文,乡村论文,情怀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20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坛提供了“百家竞起，九流互作”的可能，用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众声喧哗”。确然如此，有自诩操作中国“政治小说”最好的张贤亮，也有痴迷于“过日子小说”而代市民立言的池莉；高蹈者如张承志“以笔为旗”寻找“清洁的精神”，先觉者如汪曾祺乐于修身养性，了悟人生。更有“新生代”（晚生代、后生代）作家崇尚“边缘化写作”、“个人化写作”，把文学变成了真正的精神游戏、语言消费和智力运动……市场经济给这个“千年之末”的社会灌注着生机与活力之同时，亦使得读者目迷五色、耳迷五音而不知所措。
作为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的文化之一部分，刘醒龙的小说引人注目。自告别“大别山之迷”（并非人们常用的“谜”）起，他就一以贯之地夯实着自己的道路（他对评论者将他与何申等人绑上“新现实主义”战车颇不以为然），并以之为一个作家成熟后的必然表现。本文拟就刘醒龙的“核心作品”作一简要评说。
一、“社会的书记员”与“生存现实主义”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是这样评价巴尔扎克的：“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正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对使用“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来描写社会现实的哈克奈斯十分看重，称赞其“表现出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刘醒龙的小说视域也是极其宽阔的，我们不妨先后依据不同的标准予以简单的分类：
文化馆系列：《秋风醉了》、《清流醉了》、《菩提醉了》、《伤心苹果》等；
工厂系列：《孔雀绿》、《寂寞歌唱》等；
乡镇系列：《分享艰难》、《路上有雪》等；
乡村系列：《村支书》、《挑担茶叶上北京》、《黄昏放牛》等；
知青题材：《大树还小》等；
教育题材：《凤凰琴》等；
历史题材：《至爱无情》等；
…………
如果仅仅是涉猎到宽阔的生活扇面，作家还远远称不上“社会的书记员”。刘醒龙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仅目睹了这一文学上的沧桑巨变：把欧洲“一百多年的文学史压缩在我们新时期十年的短小阶段里”，更参与到思索、沉淀并从泥土里开出花来的第二个十年收获期之中，这位大别山之子，对中国经济转型及其文化形态是有着深刻体认的。这样，他就近距离地用笔讴歌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大趋势——在《暮时课颂》中，作者借灵山寺显光师傅的“动作”，引出“尘世在改革，仙界不动也不行”的时代感叹（反之，仙界在动，尘世不动更不行），既巧妙又直接地切入了时代主题，作出了他对改革时代的积极呼应。
雷达曾撰文称刘醒龙等人的意义在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和光大。何为“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精神”，它要求作家直面现实，正视人生，用自己的笔书写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现实问题，以求进一步完善社会发展机制，而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1994年《致中国读者的信》中强调：“一个作家不能仅仅局限于艺术创作之中，他在道义上有责任关心周围的环境，有责任关心他所处的时代，有责任关心社会上重大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刘醒龙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小说可以被看作“问题小说”：《孔雀绿》中，吴丰这样的老劳模也因贫穷与社会风气的污染而偷盗国家财产，环境与贫困的力量逐渐吞噬了他，哪怕他曾经是环境的改造者；《黄昏放牛》中，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农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从乡村干部到底层百姓都存在着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缺乏公德意识等诸多问题；《凤凰琴》既是对余校长等人献身山区教育事业的崇高人格的大力讴歌，又何尝不是对山区教育事业的一种忧患；《路上有雪》呢？它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揭露，农民、基层干部与上级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不令人深思；《伤心苹果》和三个“醉了”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无奈写照，不如说是对国民劣根性的一种鞭挞……确然，在这个本是百废俱兴（包括精神、观念、理想等）的时代，我们却感受到了太多的忧患，触目所见不能不让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作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出“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有人以刘醒龙等为“温和的现实主义者”，或称其作品为“生存现实主义”之作，指斥刘醒龙等缺乏强烈的“批判”意识。这该如何评说呢？
笔者以为刘醒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清醒”，不仅在于作为“书记员”他睁大了眼睛去看去写，更在于他对目前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有待完善的转型期有一种独特的审视与抉择方式。他说：“对于自己从前的写作和写作对象，我一直是充满激情的，在许多时候都是爱恨交加的。然而，在激情的掩饰之下，真正表达的只是自己的同情、怜悯、愤世嫉俗、痛心疾首。这些恰恰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通病，在感觉良好的霸气之下，胡乱爬上一个稍许高一点的地方，基本上是胡乱指点一番。”而现在呢？他是在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真正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所以，当《分享艰难》中洪塔山强奸了孔太平的舅表妹时，尽管作者的心“有一种被人撕裂的感觉”，但是，现实却令读者清醒，令孔太平清醒，刘醒龙更多地理解了当事人，冷静地审视其具体事件，没有让孔太平作出过激的举动（洪塔山的养殖场掌握着西河镇70%的财政收入，逮捕了洪塔山，也就等于断送了西河镇的大部分财源）。这里，现实关系、利害冲突压倒了情感的冲动，因为正是生活“默默地承受起这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艰难”（注：《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太平为什么还要去派出所向黄所长求情，让其放出洪塔山。同样的道理，谈歌的《大厂》中厂长吕建国也不得不向公安局长求情，请求放出嫖妓的客户（这一点与《分享艰难》何其相似！）。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巧合，我们可将之看作是某种超出个别意味的社会现象。换句话说，如果要责备的话，不应只是责备作家悲剧意识、批判精神的匮乏，更应“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特殊现象！脱离了这一点，就有凭空放矢之嫌。诚然，笔者不是要躲避崇高，抛弃正义，而只是说，写崇高、正义与良心的无奈甚至泯灭，同样是一种悲剧，也许是一种更现实的悲剧，因而也有可能是一种更深刻的悲剧！
其实，刘醒龙的这种悲剧观早在《村支书》中便形成了。作者写方建国，既可以写成“对现实的英雄的满怀崇敬”（像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样），更可以写成“对现实的无奈”，因为“英雄的无奈才是父亲这一代人现在真实的处境”。（注：《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基于此， 刘醒龙在小说中改变了那种“知识分子情怀”，抛却了“大别山之迷”之个人化写作姿态，而将忧患转向现实平民、基层干部之中。如果指责他缺乏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的话，我们不妨就把这种“无奈”看作是“平民的悲剧”、“现实生活的悲剧”（而不是古典式的浪漫悲剧）。要强调的是，“无奈”不能看作是“认同”，正如刘醒龙在《分享艰难》结尾所写：“孔太平对着霓虹灯自言自语说，养‘歹’场就养‘歹’场，它可以让人记得‘迷你王八’毕竟还是王八。”“王八”毕竟是“王八”，刘醒龙当然明白，像洪塔山之类的人可以侥幸一时，不会永远这么走运的。
二、“血脉在乡村”与精神栖息
作家苏童曾经非常有意思地“瓜分”刘醒龙，认为他的“血脉在乡村这一侧”，而他的“身体却在城市的那一侧”。这其实是说，刘醒龙依然在延续五四以来的文学母题：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确然，五四以降，许多作家“人在曹营心在汉”，身居闹市却怀念着乡村的静谧与和谐，并以城市为欲望、不义之聚散地。而乡村，那种随遇而安、天人合一、发情止礼的人生态度确实叫许多作家陶醉，如贾平凹者，又如废名者，等等。
中国文人的共同困惑在刘醒龙的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作为现代文明的渊薮，城市充满活力，充满诱惑，这是不争的事实。为此，作家要作出自己的判断：第一，乡村向城市归附；第二，城市与乡村交融与互补（这似乎只是一种愿望）；第三，逃离城市回归乡村。刘醒龙选择什么呢？
笔者以为，如作文化心理分析的话，刘醒龙原是典型的五四情结的继承者，在他的骨子里依然汹涌着的是一种对没有被污染的乡村文明的渴望，他所向往的是一种传统型的生活场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
《乡村弹唱·序》中，刘醒龙对黄梅四祖寺与五祖寺之间的香炉山情有独钟，“无论行走、静卧和伫立，都有一种强烈的亲和之气在滋润着我”，以至“数年之后的一个黄昏，我在写作另一部关于乡土的小说时，突然发现童年时那条变幻无定的西河已经不见，笔底下的山水人物都属于香炉山，继续回溯时，更是恍然看见香炉山在我的抽象与形象的精神中，早就作了深深的依据。作为肉身生命的我一切依旧，然而作为艺术生命的我，内容已非昨日”。香炉山到底给刘醒龙灌注了些什么呢？那就是扑面而来的“敦厚、和善、友爱、怜悯等”，这既是乡村文化的内核，更是乡土文学乃至整个“艺术的灵魂”！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象。刘醒龙多次提到过《一碗油盐饭》这首短诗：“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为什么这样一首稚嫩的小诗竟然会使刘醒龙“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因为此诗传达出了天下至亲至爱、至纯至真、至朴至厚之情，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与穿透力”，充满了人性之力量！
这里就有必要捎上刘醒龙的生活阅历。在刘醒龙出世之前，他就失去了奶奶与外婆，因此，在他的“仰望中，一直渴盼着一位慈祥的奶奶”；缺少“奶奶”的慈祥而母亲又忙于工作，使得他“面对周围家庭的温馨和女性的温柔”，而“常常在心底渗出一种疼痛来”。更让刘醒龙不安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似乎也是一个没有了奶奶的社会”，“奶奶”“她那充满人性的调和，总在使不同形色的人，在陌生地域和陌生时期，寻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家园”，这就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潜伏着的总是渴望着的安宁、祥和、温馨和爱情”。然而，在如今这个“浮躁”而又“尖刻”的市场经济社会，在“生存压倒一切”的城市里，人怎么可能寻找得到那种“安宁、祥和、温馨和爱情”呢？这样，刘醒龙便自然而然地把饱经家庭变故和城乡文明冲撞之后的中年梦幻投向了那文明气象其实也已很稀薄的乡村。
我们因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刘醒龙总在自觉不自觉地抗拒现代城市文明，其作品精神指归投向了乡村以及由乡村所引发、所代表的“传统”、“人伦”、“温情”、“信义”与“人性”之上。近作《大树还小》是对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30周年的一个回顾。在秦四爹与知青文兰、母亲与知青欧阳、姐姐与当年的知青即现在的老板白狗子之间，刘醒龙愤而提问：乡村人的爱情位置在哪里？城里人难道仅仅因为出身“高贵”和一点点“文明修养”（吹、唱什么的）就可以置乡村人的爱情之纯洁于不顾吗？尤其令人不能容允的是，“母亲”当年对知青欧阳爱得死去活来（终未成），难道“姐姐”今天还不得不去做白狗子的“小蜜”？经济的落后固然是重要原因，城里人的薄情寡义、玩弄爱情难道不是扼杀人性、扼杀情爱的根源？正如秦四爹所言，“要是文兰嫁给我，她就不会死！”在《白菜萝卜》中，大河在乡村本是“好青年”，可是一来到城里，就变得无所适从，城市这口染缸几乎要将大河染黑（旧日恋人今日做“鸡”的周玲就是一个比照），为了纯洁与信义，刘醒龙最终让大河重返乡村……
这样的例子实在可以信手拈来。不过，作为刘醒龙回归乡村寻觅精神家园（摒弃城市文化）的集大成者，是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在小说的结尾，主角陈东风有一长篇自白，对“城市”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兹录其一段：
默默独处。默默独处。一条街一条街地被走过，不知就这么地走了多久，脚下却找不到一块可供驻留的土地……我不断地大声喝问，你们要干什么，这样的挤压，这样的吞食，这样的蛮不讲理……城市太大、太残忍，一个人在它的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每天都有人被它放在汽车道上轧死，每天都有人被它抛入水中淹死，每天都有人被它从大厦的窗户里扔下去摔死，每天都有新娘或新郎被金钱与地位抢走，每天都有勤劳与善良被写成耻辱与卑贱。城市在做着这些可恶的事情时，开始不声张，后来也不声张，白天板着灰蒙蒙的正经面孔，到晚上则让霓虹放出千种风骚，就像女人藏在化妆盒中的浪笑……
——陈东风到处寻找的“纯洁”（燕山红）又在哪里呢？在翠的怀抱中，在乡村的纯洁劳动中，所以陈东风最终回到乡村与翠结合，指向了传统。
作为“生长在乡下”因而命中注定就是“外省人”、“外县人”的刘醒龙（注：见《无树菩提·序》。），其精神指归导向“传统”这一面，既是对五四以降乡土文学、乡土精神的一种顺延，更是对转型期社会经济大潮的一种反拨。“真实的情形是现在社会整体对劳动与仁慈的鄙屑，而将劳动与仁慈归入无用与无能一类”，所以他写《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现今的文学中有一股太重太浓的‘知青情结’……最近我看了一场知青晚会，整个的是一种知青下乡是受罪，乡下人祖祖辈辈受罪则是活该的鼓噪”，而刘醒龙“不喜欢‘知青情结’，甚至还有些反感”，因此他写作《大树还小》……。顺着这种“内容”（理念），刘醒龙在安排结构、刻写人物与语言表达上，也体现出了与“传统”相适应的一面：他的小说从来不进行语言游戏，不进行拙劣的欧化模仿；在结构上，他更乐于通过故事本身来表达什么，而不是玩弄什么诸如“叙述圈套”之类的东西。最令人感喟的是，在他的小说中，“老人”形象（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乡村形象）往往就是正义与传统美德的化身，如《威风凛凛》中的“爷爷”，《挑提茶叶上北京》中的石望山，《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的“舅舅”，《黄昏放牛》中的胡长升，《秋风醉了》中的王副馆长的“父亲”，《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陈二佰、高天白以及“父亲”等。这些人的共同特性就是对现代文明持非认同态度，对传统农耕文化情有独钟；他们乐于助人，与人为善，重义轻利，不愿前瞻而频频后顾，作者在他们身上投注了如许热情！“爷爷”是什么？爷爷是传说、经验、思想、无畏的象征（奶奶是慈祥、不厌其烦、仁慈、随和的代表），因此，刘醒龙常常选择“爷爷”这一老人形象作为某种标高、某种参照，并让“爷爷”传达出作者某种理念，或感化某些逐新的迷惘者。在《荒野随风·序》中，刘醒龙认为自己的爷爷是“再造一个作家”的“文学启蒙者”和“心灵的传说”，“爷爷比任何教养都重要”，这难道不令我们味之再三吗？
刘醒龙，一个属意乡村、依傍“爷爷”（追寻“奶奶”）的大“小孩子”！
三、生命拷问与终极意义
迄今为止，刘醒龙已创作出《威风凛凛》、《往事温柔》、《寂寞歌唱》、《至爱无情》、《爱到永远》和《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长篇小说。就一般意义讲，长篇小说代表着一个作家的最高创作水平。刘醒龙说：“从一个作家的成长过程、创作经历来讲是应该写长篇的。前几年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一直处于一个可靠的地位，会留下许多优秀篇章。但一个作家若想把自己几十年历史变迁所形成的大的思考表达出来，最好的选择就是写长篇。”当被问到写长篇有何“感觉”时，刘称：“过瘾。包容性大，许多体验都能包容进去，可以考验你这个人的胸怀是否较大？你的写作才能究竟如何？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究竟达到什么地步？”（注：见1997年8月14日《作家报》。）
刘醒龙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大的思考”是什么？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究竟达到了什么地步？他最为看重的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以下简称为《生命》）将回答这一切。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玄而又玄、历久弥新的哲学命题。刘醒龙认定，“对于生命来说，劳动是物质的根本，仁慈是精神的根本，在此之上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注：《浪漫是希望的一种》，《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真实的情形却是，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当代社会，“劳动”（刘醒龙以之为工人和农民的劳作行为）和劳动者这种社会最基本的形式及其主体被遗弃，人与人之间有望建立的“仁慈”关系也被纯粹的利害关系所取代。基于此，刘醒龙创作了《生命》，以此来对生命的价值作严酷的拷问，并希冀触摸到它的终极形式。
关于“劳动——
恩格斯指出：“历史破天荒地被安置在它真正的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第41页。）确然如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正是劳动，创造了人类，造就了人类的文学艺术， 给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愉悦之可能。
在《生命》中，刘醒龙再一次凭借“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把“在别人看来是肤浅的东西”（关于劳动）认真地深刻了一回。小说中所指称的“劳动”决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生命的意义所在。陈东风的父亲陈老小是作者首肯的对象，从农业合作化伊始（那年他16岁），陈老小就从未间断地把“劳动模范”的奖状每年向家中的墙壁上张贴。“人活着就要劳动，能劳动才能说是活着。”这样的话语一再由作者让陈老小总结和重复着。小说中，陈东风继承了父亲的“劳动”本质，他来到城里当车工，在神圣的劳动与普泛的投机取巧之间，他选择了前者，终于让“铁屑湛蓝”，开出了绚烂的生命之花：“每一次车刀走到头退出来时，他那握着中拖板手柄的右手就快活地旋成了一朵花，大拖板向起点的倒退则完全是一只满载而归的渔船，或者是一艘胜利凯旋的舰艇，车床身上光洁的滑轨是水面被犁过的浪迹，刀架上弯弯的手柄是一面飘扬的旗帜，驱动它们的是一种劳动过程中的舒畅与喜悦。”——这是对陈东风劳动价值的认可，是对普通劳动者的生命存在的认可！基于此，刘醒龙直接礼赞“陈东风同他身边的人应该是这个社会，这段历史的根本。没有他们一切将不复存在”。（注：《浪漫是希望的一种》，《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为了强化这种观念， 刘醒龙甚至称“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劳动，我不止一次地觉出了自己的崇高与神圣，这种感觉远甚于现在的写作”。（注：《浪漫是希望的一种》，《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在《生命》中， 这种观念便演化为作为知识分子的阀门厂总工程师肖爱桥向作为工人代表的陈东风的“回归”。小说结尾，正是这个从前鄙屑工人及其劳动行为的肖爱桥“突然激昂起来，他连续三遍重复朗诵着一句话：生命是劳动与仁慈”。这是如此地耐人寻味！
刘醒龙对劳动及劳动者的执著礼赞，对“不劳动”行为与思想的猛烈抨击，其实早在《黄昏放牛》、《孔雀绿》等小说中便显现出来了，只不过吴丰、胡长开这一城一乡老劳模对人世的慨叹与无奈显得低调些罢了，而在刘醒龙的心底深处，劳动者是“社会的脊梁”这个本质认识一以贯之，未曾动摇。只不过在《生命》中，作者对它阐发得更生动更饱满而已。这是劳动者的胜利，更是刘醒龙的胜利！
关于“仁慈”——
如果说“生命是劳动”是基于个人立场而发言的话，那么，“生命是仁慈”可以理解为人际关系话语。什么是“仁慈”？仁爱、慈善是也。爱己及人，与人为善。周介人曾就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提出了“大善”的观点，我们不妨以此概括刘醒龙的人际观念。在刘醒龙看来，人之恶没有“大善”所感化不了的，换句话说，“无论如何对于恶，光有批判是不够的，关键是对恶的改造，这才是历史对当下的希望所在”。（注：《浪漫是希望的一种》，《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 ）如何完成“对恶的改造”这一关键之步骤？行“大善”是也。在《生命》中，汤小铁这个“流氓工人”被感化后生死时刻勇斗蟒蛇而杀身成仁；费尽心机弄垮县阀门厂的段飞机良心发现，将自己的订货单送给县阀门厂，并特意到监狱里看望了因走投无路而不得不实行抢劫的民工，给每位民工家里寄上500元钱；玉儿呢？ 本是县阀门厂派往省化工厂的“大众情人”，却能够挽救嫖妓的文科长，让黄毛挣脱了大款的怀抱……。好人必有好报，作者让段飞机民营阀门厂订单不断，愈加兴隆；玉儿也作了省城娱乐城的总经理助理，成了正果！
刘醒龙曾云：自己写作“在许多时候都是爱恨交加”。（注：《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因了作者对现实的感应（恨），他依然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一点毋庸赘言）；另一方面，他又自愿“有些放弃所谓的知识分子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注：《浪漫是希望的一种》，《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这也正是一些论者所指斥的“容众”状态。不过， 就笔者看来，这与其说是站在现实的立场上去“容众”，也许更可以说是基于“普通人甚至是农民本位的立场”去行“善”——一种来自于传统农耕文化的行“善”。人性本善，善善恶恶。所以，我们在刘醒龙的小说中能发现许多“行善”人物（如《至爱无情》中的涂如松之母、《生命》中的翠等），却很难找到至恶之徒！近作《浪漫挣扎》（注：《青年文学》1998年第6期。 ）中县委书记钟进面对官场的污染与仕途的险峻，在大学同学梅林所赠给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感召”下，最终挣扎出来，消蚀了“恶”（虽然还称不上至善之人，但钟进敢于公开事实之举已是石破天惊的了），成为“善人”。
“我从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注：刘醒龙：《由〈大树还小〉引发的对话》，《江汉论坛》1998年第12期。）生长在如今这个万物疯长年代的刘醒龙如是说。确然如此，刘醒龙秉承了现实主义创作之遗风，执著地关注现实与人生，凸显了其小说创作的凛凛风骨。而他就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所作出的看似不合潮流的抉择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孜孜探求，更是将自身送上了世纪末的祭坛。是无谓的牺牲，还是精神旗帜的飘扬？是痴人说梦还是理想的浪漫演绎？笔者选择了后者，并对此坚信不移。
收稿日期：1999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