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工作要注重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政治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从业人员论文,党建工作论文,非公有制经济论文,倾向论文,注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人的政治倾向，首先要取决于他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否能够达成一致。能够达成一致，则其政治倾向是能够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取得共识并能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参与党的建设活动；不能够达成完全一致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时，其政治倾向就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摇摆甚至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离，使党的建设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政治倾向加以有效地引导，也是我们在当前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的基本政治倾向
一个人的基本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唯心主义者往往离开活生生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离开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硬是在什么“灵魂深处”人为地想当然地设计和安装“理想和目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社会意识都离不开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意识。同样，一个人的基本的政治倾向离不开客观的社会存在，离不开他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关联度。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在社会来源、所处地位、资产占有程度、利益分配结果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在生活和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却有完全的一致性。这决定了他们有着共同的基本政治倾向。
从他们人生奋斗目标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来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从业人员，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经历，也有不同的个人追求，但他们大多不满足于现状，勇于和善于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其他待遇，他们是变动中的社会环境的适应者。一个人不能脱离既定的社会环境而生存，也不能脱离变化中的社会环境去设计自我的人生奋斗道路。一个现实可行、有效的人生奋斗设计是一个社会理性人的理性思维与社会客观环境完善结合的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选择了与众不同、与传统的体制相决裂、与旧有的生活工作习惯相背离的新的生活工作方式，开始了其独特的人生设计。这种人生奋斗的设计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和要求。他们按照国家宪法、法律和有关规定，遵守社会公共道德和有关行为准则，以正常的手段有秩序地获取相关的社会要素，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共识。
这样，他们的人生奋斗目标在根本上是与全社会的理念相一致的，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相一致的。基于这样一致性的关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能够而且应该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和帮助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起来，这是20多年来人民群众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前，人数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个人全面素质越来越好的广大群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作领域，这样的人生选择，是与党的政策完全符合的。党的政策越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越是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越是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创造了条件、扫除了障碍，从事非公有制经济这一领域工作的群众越是能够在政治倾向上贴近我们党，越是能够坚定不移地拥护、支持和服从党的正确领导。
从他们的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来看。社会的整体利益是无数个体利益的整合，当绝大多数的个体利益得到不断满足和增长时，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也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和增长，反之亦然；当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得到提高和增长之时，个体的利益就会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就会更多地受益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进一步获得发展的条件。这一点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来说尤其明显。当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干扰和损害时，外向型经济和第三产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这样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他们首要的个人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观，物质条件得到极大的提高，绝大多数人已在“小康”之列，一小部分人已跨入了“富裕”阶层。同时，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社会的整体利益大大增长。可以说，这些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互动的、互相促进的。这种条件下的从业人员的政治倾向毫无疑问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相统一的。
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会人都有不断扩张自身利益的欲望，这是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社会人的基本特征。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的这方面的欲望是十分强烈的，加上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体制性的漏洞和传统行为方式的不良影响，他们的个体利益有时会不同程度地损害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此时他们的政治倾向有时会发生暂时的游离，但不会很大程度地偏离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任何个体的利益一般分为生存必需的物质利益需要阶梯、安全利益需要阶梯、社交利益需要阶梯、政治文化利益需要阶梯和人生的最高境界。绝大多数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长期性，他们的需求一般属于前三个阶梯。换言之，他们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有组织性的团体，他们分散的个体利益要求必须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相符合，他们自己也希望政治权力能够调整其间的矛盾和冲突。他们的政治倾向，在这一矛盾和冲突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基本上是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无论哪一个阶层，都在积极地努力使自己的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协调一致，都竭力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加入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群众组织、人大、政协甚至我们党的组织，来表明自己的基本政治倾向。
他们的政治倾向与党的建设的关系。由人的行为组合而成的人生过程，不同于一般事物的运动过程，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和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客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奋斗的基本走向。他们内在的人生奋斗的信念、信心和行为模式在本质上是受长期的客观环境所主导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影响、教育和引导的产物，这一人生奋斗的动力是社会赋予的客观存在的不可选择的内在力量。同时，社会又给每一个奋斗者一定的外部施加力，主要表现在社会相关组织或群体给予个体的信任、支持、帮助以及赋予一定的工作职责和历史使命上。
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社会所赋予的施加力的最佳途径，毫无疑问是加入社会中最有力量的组织——政党。政党赋予其成员的支持力一般比其它社会组织或群体给予的支持力要大得多。因而，加入一个政党的个体，往往就能够获得较大的社会施加力和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把个体的人生奋斗目标与全社会的利益完整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其奋斗的八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以其实践表明了自己始终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历史新时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和资格充当率领全国人民从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结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要实现人生奋斗的目标，其最佳选择，一是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最高层次是把党的奋斗目标作为实现自己个人奋斗的目标，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与脚踏实地地实践和履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起来，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和有益于社会全面发展的人。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从业人员的这种基本的政治倾向是我们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效开展党的建设活动的思想基础。当然，这种政治倾向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也是随着地区不同、经济形式不同、占有资本多少不同、占有财富多寡不同而有所区别的，即具有其不平衡性和特点。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要准确地把握这种思想基础而不可忽视甚至无视这一重要的党建工作思想基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思想基础对党建工作的推动作用。
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自身利益的差异性与政治倾向的可塑性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从业人员的自身利益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业主阶层或者“富裕阶层”谋取（第一类型从业人员）自身利益的趋势与全社会整体利益的差异，二是非业主的经营管理阶层和“打工阶层”（第二、三类型从业人员）维护自身利益的趋势与业主利益的差异，即所谓“劳资矛盾”。看不到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好他们的政治倾向的发展和演变的基调；任意夸大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就不可能正确地缩小和解决其间差异，引导并帮助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坚守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倾向，自觉地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诱惑和欺骗。
第一类型从业人员的转型与利益差异性的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第一类型的从业人员，之所以在个体利益上有时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现或多或少的冲突，并不是其私人占有资本——即人格化的资本的固有属性造成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客观存在的体制上的漏洞，是利益上的差异性形成的客观条件；二是这一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是利益上的差异性形成的主观条件。
体制上的漏洞——这一客观事实要求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我们知道，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依靠市场起家的，但绝不能说这一类从业人员就一定能适应市场经济。事实上，我国的这一类“先富起来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经济体制转轨提供的有利机会，所赚的钱很大一部分来自“制度性剩余”。目前，我国的市场正从不规范市场日益向规范性市场转变，中国加入WTO后还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预见，今后体制上的漏洞所产生的两种利益的差异性必然会逐步缩小。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还是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外部条件是事物起变化的重要原因，但它只能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内因是一切事物发生、变化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第一类从业人员是一群自我奋斗并取得初步成功者，勿庸讳言，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第一类型从业人员不乏少数有素质的企业家，但就其整体而言，其素质并不是很高。在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驾驭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所需要的综合素质无疑是很高的，这一要求与目前我们的业主的自身条件形成了反差。当这些人不能够充分地运用市场经济所赋予的法则和“游戏规则”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自身利益之时，他们往往会走向“旁门左道”而不顾，用损害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来换取自身利益，这样的案例是屡见不鲜、发人深省的。
一是有割不断的政治情结。典型的就是大量个体私营企业戴“红帽子”，即指那些实质上为私营企业，通过挂靠、合资等途径从而注册为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全民企业和其它政策优惠型企业。据有关部门估计，“红帽子”企业在我国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广东省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比较发达、发展环境比较优越的地区，但目前仍有80%左右的私营企业戴着“红帽子”。这类企业的大量存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对国有财政收入的征缴、对党政干部的廉政、司法部门的民事责任认定和职能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都有着很大的负面效应。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强调，私营企业家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弱点，提高自身素质，把努力的目标放到争取平等竞争的市场上来。他告诫这些私营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不正当的行政权力或其他势力是支撑不了多久的，只能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这种做法即使是在国内一时行得通，但随着我国加入WTO组织，国门一开，一切人为的保护和行政权力上的优势条件都会烟消云散，这些企业就会马上垮台。另一方面，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特别是私营企业，由于其政治敏感性很强，总认为党和国家、社会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稳定性长期存有戒心，怕“共产”、被“改造”的余悸依然存在。所以，他们的行为带有短期行为的特点，往往有“捞一把就走”的心理在作怪。
二是有先天的不足。据调查，我国40%多的私营企业主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个人经营素质较差，看不懂自己企业的财务报表，有十分之一的私营企业没有建立任何文字章程，全凭“老板”说了算，具有十分典型的、浓厚的封建家长制特点。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与国家经贸委、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组委会“管理培训工程”办公室共同组织的“1998年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依照我国行业分类及各行业企业数量进行等比抽样，问卷份数多，覆盖面广，具有真实性和广泛代表性，仅以“被调查者职称情况”为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第一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总体上没有职称的占2.3%，而私营企业主占17.3%，远远大于平均数，是各类经营管理者中人数最多者；而拥有高级职称的平均数为58.7%，私营企业主则为24.1%，是各类经营管理者中数最少者，形成了强烈反差。在这种低素质水平上，这一类型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往往缺乏宽阔的胸怀、远大的志向、崇高的理想和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在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其基本政治倾向发生暂时性偏差和摇摆，是在所难免的。
三是法制意识十分淡薄。据调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个体、私营企业，雇工的劳动条件较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相当多的企业没有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也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完全把雇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使用。有的私营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待遇低，工伤事故、克扣工资、虐待雇工的现象屡屡发生，工人的安全没有保障，合法的权益受到严重侵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第一类型的从业人员的行为，不仅没有保持和实践基本的政治倾向，反而有悖法律和基本的社会准则。这样的价值观念和经营之道，是我们坚决反对和竭力消除的。
第二、三类型从业人员的转型与利益差异性的调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实践证明，所有制实现的核心就是解决效率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以每元工资创造的价值为例，在每元工资创造的增加值指标中，非公有制经济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如：私营企业最高，为5.97元，外商投资企业为5.72元，股份制企业为4.45元，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为4.08元；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分别为3.35元和3.28元。在每元工资创利税指标中，非公有制经济也遥遥领先于公有制经济。如：私营企业最高，为2.43元，股份制企业为2.1元，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为1.99元，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分别为1.16元和0.88元[1]。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生产效率较高的仍然是非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但不可避免的是在效率提高的同时，确有一部分先富了起来，而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打工仔”阶层，虽然这些人的经济收入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与自己的“老板”相比，收入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课题组的调查，1995年我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45，按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如果包括非法和非正常收入在内，1994年至1997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却已超过了0.5，离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已为期不远。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平均主义问题在一些部门和企业内还存在，但从全社会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主要倾向，特别是同激励机制（促进效率提高）无关的收入膨胀，即所谓的暴富，则更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不满[2]。从目前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在加剧。同在一个非公有制经济从业，第一类型的“老板”与第二、三类型的“打工仔”的收入差距之大是其他的行业和领域所不能比拟的。从事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的第二、三类型的员工心理上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平衡，自认为“纵向比满意，横向比泻气”。有的社会学家和理论界人士，对目前我国的贫富分化状况十分担忧，有人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有人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于经济改革应该付出的代价；还有人声称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第二、三类型从业人员在内的相对贫困阶层已经处于政治的边缘状态，“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社会。而现在，除了‘血统原则’之外，‘财产原则’与‘成就原则’也开始起作用，这种精英选择机制导致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之一是除了政治利益集团之外还形成了其他利益集团……这一切将导致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参与决策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府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向特定的利益集团倾斜，这表明，政府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已经进行了选择[3]。还有的言论无视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和伟大成就，把所有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业主和经营管理人员统称为“资本集团”，是“改革的既得集团”；而把以外的其他群体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第二、三类型员工统称为改革成本的负担者，甚至是“牺牲品”。“劳动力集团地位的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潜存着极大的危险性。在中国，普通工人、普通农民对改革的认识程度最低就是最好的证据，这是一切大话、空话、套话都掩盖不了的。如果我们的制度继续朝着不利于劳动力集团的方向演进，很可能出现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与加尔布雷恩在《丰裕社会》中所警告的，我们这个社会将有可能形成一种以体力劳动为耻的坏风气……所以资本集团有可能进一步得到政府扶持，并与政治合流，而劳动力集团有可能进一步边缘化。”[4]以上这些观点是与实际相脱离、想当然式地推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第二、三类型的从业员工，其经济利益是与业主有一定的差距，但他们在政治上仍然并始终是平等的；他们的利益之所以有些差距，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不公，而在于个人的自身素质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所然。公平不仅仅是指结果，更重要的是指机会。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我国的高科技民营企业的员工，即使没有占有资本，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打工仔”，其经济利益也是十分可观的；还有相当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员工，也是没有资本，但受业主的委托，可以运营资本十分可观的企业，其经济利益与业主的收入所差无几。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科技企业即知识经济、知识私企发展最快，就户数和就业人数统计，仅1993就比1991年增长了4倍。而私营企业中，平均每户的注册资本金额逐年增加，而雇工员工数则相应地在减少。如：1990年分别为9.7万元和15.08人，1992年为15.9万元和14.50人，1994年为33.5万元和12.95人，1996年为45.8万元和12.22人，1997年6月为50.4万元和11.78人。同时，注册资本金额超过100万元的私营企业逐步增加：1991年为662户（占全国同期私营企业总户数的0.61%），1992年为1081户（占0.78%），1993年为8784户（占3.69%），1994年为19538户（占4.52%），1995年为46270户（占7.06%），1996年为62617户（占7.65%），1997年6月为7.24万户（占8.53%）。这说明，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提高，意味着这一领域的经济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向股份制企业发展、向知识经济转变的进程也会越来越快。在党和国家通过制定有关法律和政策的手段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这就要求广大的第二、三类型的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要努力认清形势，服从大局，要把调整自身利益与业主利益的冲突主要放在不断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上。
有专家和学者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发展是硬道理，主要矛盾不是贫富差距，仍然是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物质文化和民主政治要求。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第二、三类型从业人员与业主利益的冲突，关键是要靠发展，要在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
在分析和研究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各类型从业人员的利益状态、潜在的或者可能出现的各种利益冲突的性质、特点及解决途径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广大从业人员，无论其所处的经济地位、从事工作的性质有何不同，他们是真诚地响应和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的，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是愿意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这是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也是我们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有效地建立党组织、积极地开展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有效强化与固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的基本政治倾向
在当前，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的建设工作，并不是十分理解，思想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顾虑，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分析形势，准确地把握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各类从业人员的思想动态，因势利导，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扎实有效地开展党的建设工作，进一步有效地强化、固化他们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倾向，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这一点，我们从江苏省委党校组织实施的对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电子一条街的非公有制企业中的部分党员、企业主、普通员工进行的问卷调查及其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接受调查的7家私营企业中，党员员工占46%，非党员员工占54%，接受的业主均为党员，平均年龄为32.4岁，其中25岁以下的占40%，26-35岁的占20%，35-45岁的占26%，45岁以上的占14%。接受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均在大学以上，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1.5万元，个人年收入在1.5万元－2万元。
对“您认为当前中国还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问题，调查者事前曾估计，由于知识分子思想活跃，追求个性自由，加之现在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可能至少有20%左右的接受调查者回答时选择“不需要”，但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100%的受调查者都选择了“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其中20%的受调查者认为“一定要无条件地坚持党的领导”，这些人均为共产党员，他们占受调查的党员总数的43%。80%的受调查者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但一定要改善党的领导”。还有占13.3%的受调查者补充说：“总要有一个中心才行。”“两党制也不一定能搞好。”这充分说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虽然有过失误，现在问题也不少，但党的领导地位仍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这是我们党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并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的建设工作的思想基础的重要根据。
对“您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这一问题，46.7%的人认为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20%的人认为代表了“干部的利益”，13.3%的人认为代表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的利益”，6.7%的人表示“不知道”，13.3%的人认为“代表了共产党的集团利益”。总数33.3%的人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受调查者的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党内腐败、贫富差距太大、环境状况、社会保障做得不好，有一些方面还缺乏公正与民主等等。这说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党的干部队伍形象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并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也为我们党今后加强自身建设，正确引导和强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从业人员的基本政治倾向指出了努力方向。
对“非国有企业需要不需要党组织”这一问题，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领导机关的同志主观上认为，私营企业的员工大多会对党组织抱着可有可无的态度，但调查结果却显示：66%的人认为“非国有企业非常需要党组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手段”，“有党组织可增强企业的团队精神”，“有党组织能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团结老板和职工”，“有了党组织可能会保障员工的利益”。87%的人期望本企业有党组织，而只要党组织能代表职工利益，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就有高达93%的人表示欢迎这样的党组织。
我们也曾经主观想象，私营企业的员工主要目标是获得财富，不会有多少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但调查结果表明，44%的员工有入党的良好愿望；“如果企业中有一个为职工说话，能经常帮助工人的党组织”，则有67%的人表示“想加入这个党组织”。其原因是“本身对党建有好处”，“有需要别人帮助，也要帮助人”，“希望加入党组织，又不影响工作”，“自己的工作、发展能获得帮助”，“替老百姓着想，为大家做好事，所以想参加”，等等。这说明我们很多党的工作者对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员工的认识的确存在着偏见，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员工的实际思想情况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思想上没有跟上不断发展前进的社会实践，用一些过去沿用的党建理论去认定非公有制经济及其广大员工的基本政治倾向。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探索、积极创新，在实践中努力闯出一条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开展党建工作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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