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自觉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罗 腾1，李 英2
(1，2.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在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五四运动提供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宏观目标和具象途径，以独特的“批判—构建”逻辑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自觉的复杂语境，在“救国与启蒙”的生存需要和“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理性诉求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是通过多维度批判、改造封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革命运动和通过民族重塑、国家重建、社会重构进而实现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通道。
[关键词] 五四运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自觉；民族复兴
“五四运动”以独特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体系改造逻辑，构建出一整套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五四精神，以及不断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除“救亡与启蒙”和“民主与科学”这种指导和规制五四运动的深层诉求和具象目标外，还有在五四运动中不断衍生出的很多利于有现代化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思想、理论与主义，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历史语境，为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深度探讨“五四运动”的“救亡与启蒙”和“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底蕴及其与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历史联系，不仅可以就“五四运动”的复杂动因与横向扩展呈现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可以明晰地揭示“五四运动”促进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巩固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五四运动”是构建有现代化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革命运动
关于“五四运动”的定义与时间界限，学界分歧甚大。“五四运动”自发生起，就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不同的诠释而演变成一个内涵丰富的集合体。有的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即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潮引发的一系列的政治、社会运动；还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是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办并于1917年移至北京，与北大“结盟”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学者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变革……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1]6周策纵的这种观点是目前学界接受最为广泛的一种。其实，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表示“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组成部分。[注]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6-704。 这也是学界研究“五四运动”的广泛共识，即所谓“五四运动”是指广义的“五四运动”，而不是指“五四事件”。
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与认识过于聚焦，由于受革命史叙述模式的支配而简单定义为学生爱国运动而忽视对其“救亡与启蒙”和“民主与科学”诉求的复杂动因与横向拓展进行研究，忽视对其文化思想刺激和政治诉求的探讨。同时，就“五四运动”蕴涵的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诉求也缺乏重视。其实，自从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攫取以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气氛愈益严重，核心内容便是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革命斗争的不断升级和反帝反封建的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深化。
表达，是思维的闪现；迁移，为智慧的火花。我们要释放文本价值，统筹规划，设计有梯度的、系统化的表达训练，由易到难促进中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提升。中学生熟练迁移，口语表达不拘一格、精彩纷呈，语言素养随之得以培养。
“自在”的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则是直到近代才出现。那么，自在的民族共同体与有现代化自觉的民族共同体有何差异呢？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在共同的利益安危上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营造一个全民族共同拥有、接受、维护的民族——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时代呼唤担当，民族振兴是青年的责任，每一代青年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青春印迹和时代答卷。”[2]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们不仅留下了属于他们关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青春印记，还在具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的革命运动中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追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彰显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四精神”。
《齐》有601见，《周》有282见，可见在二书中“不”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否定副词，“不”的词义单纯且指向单一，功能全面，可以修饰谓语，也可以位于句末，构成反复问句。如：
这三股力量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较量实质上体现的是当时政治上无法调和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但是，据此就将“五四运动”定性为政治争端则必然是浅薄的。因为，无论是领导运动的学生还是被怀疑幕后操控运动的研究系林长民等人，皆坚决否认派系政争。虽然部分学者将“五四运动”的拓展动因与派系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但是，正如周策纵所言：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希望“从殖民统制下解放出来。”[13]150依据当时参加运动的学生与研究系双方的叙述，可以判定“与党派无关”[14]249，而关于部分学者将1923-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后，上海《学生杂志》掀起“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注] 作者蒼水于1924年12月6日，在《中国青年》第104期，第106页，发表文章《禁止学生加入政党问题》掀起支持学生加入政党于反对学生加入政党的论争。其实，在这之前，上海《民国日报》曾刊登全国学联会于1924年11月25日发表的全国通电：“为民族独立前途，为国民革命发展计，誓当奋起反抗此禁锢学生剥夺民权之入党禁令，尚希各地同学万勿观望，一致力争。” 的讨论作为“五四运动”是一场派系政争观点的证据，则明显缺乏说服力。因为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五四运动”并非从此时爆发的。而就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及周围势力所指控学生运动必然有政治势力于幕后运作的语焉不详的论调，则有政治攻击嫌疑，不足为证。所以，学界虽有部分学者对“五四运动”背后的政治动因进行研究，但就目前为止，仍没有找出实质性的证据和提供有说服力的分析与论证，学界对“五四运动”达成的共识仍然是——真正表达民意的群众爱国运动。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55，P=0.020)。见表1。
但是，周策纵的观点中，一种“由外交事件演化为群众革命运动”的思路却跃然纸上，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刺激了“中华帝国”的民族自尊与危机意识，也进一步唤起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学生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肩负起了“救国与启蒙”的民族使命。这样一种关于中国民众、中国学生的“民族责任”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分析中，隐约可见一群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民已经开始觉醒，一个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若隐若现。
幼儿是用感官和双手来探索这个世界的。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欣赏不同的绘画方式，用自己的双手去感受不同的绘画工具带来的视觉冲击。作为教师，应该尊重幼儿的自主感受，打破画种和材料的界限，不受绘画技法的限制，创设让幼儿自主表现的机会，营造一种幼儿敢于大胆表达的氛围。
面对尊孔复古逆潮和外交失败的痛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对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优越性的简单依赖，也开始反思学习西方“制度”的局限性，各学会社团、报刊杂志开始探讨“科学”与“民主”对中国的社会意义。在五四运动中，科学与民主被视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先进知识分子高扬“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和文化桎梏。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6]将科学与民主置于救国与启蒙的首要位置。科学与民主极大地强化了“五四运动”改造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也加强了与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也就是，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来争取国家意识形态控制权，利用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来解决当时中国内外交困的危机，以“批判—构建”逻辑来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自觉的复杂语境，在“救国”“启蒙”的时代诉求与“民主”“科学”的世界趋势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和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通过“微观—中观—宏观”多维度批判、改造封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革命运动和通过民族重塑、国家重建、社会重构进而实现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时人推动“五四运动”横向拓展、深入思想文化与价值体系的根本原因，“五四运动”本质上是意图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的政治运动，也是推动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追求民族复兴的思想革命运动。
正式向人民大众提出“五四精神”的是张东荪。无独有偶，罗家伦在北京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提出“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即1919年5月27日，张东荪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一文并提出了“五四精神”。同时，张东荪还将“五四精神”总结为“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雪耻”即“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即“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这一“定性”直接将“五四运动”推到了中国在形式上实现由传统封建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节点与民族复兴的全新起点，也将“五四精神”塑造成了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示真正的民意”[5]——集体意识。
二、“五四运动”初始阶段初现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
第一，复杂的政治斗争吸引了大众的好奇与注意力。冯筱才认为，“五四事件在北京发生，并随之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均与民国初年以后的中国国内政治权力竞争直接相关。”[7]28-41而熊玉文也认为，研究系与段祺瑞集团“由于存在着现实利益和政治理念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两者的联合很快破裂。新任总统徐世昌为了抗衡段祺瑞，与失势后的研究系迅速结盟……随着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形势的吃紧，研究系在媒体上聚焦段祺瑞集团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并将涂有民族大义成份之箭射向他们的软肋，从而引爆了五四运动。”[8]57-60观点众多，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五四运动是政党派系极具蛊惑性的言行煽动与普通民众迷茫的爱国热情混合的产物。”[9]52-60
分析中可以发现，其实在“五四运动”的初始阶段，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没有真正成形，集体意识并不明晰，建设路径更没有具体擘画，有的只是朦胧的诉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呢？这与“五四运动”出场时特殊的历史语境有密切的关系。
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作用的势力主要有这样几股：其一是以总统徐世昌为首的北洋政府军阀势力，政权牢牢掌握在安福系手中；其二是以梁启超、林长民、熊希龄及汪大燮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外交协会”与研究系，他们参与北洋政府，是北洋政权的外围势力，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19年4月底，英美法三国合议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授日本，而和议代表竟欲和约签字，梁启超致电林长民要求呼吁拒绝和约签字，林长民遂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振聋发聩地警告国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10]同时发出革命号召“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10]正是由于梁启超国外来电和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成功地点燃了“四日事件”；其三是当时中国社会唯一的革命政党——国民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主要是在南方和北京的教育界，如北京大学等。关于国民党的政治作用，学者刘永明早已有论证，1918年留日学生大量回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爱国运动的发展，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些留日学生中的领袖人物，或是国民党人，或与国民党人的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带动领导下，爱国运动迅速兴起，规模益大。”[11]43-50孙中山本人也是同情且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据许德珩回忆，“他曾经打过电报给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段棋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学生”[12]219。另外，蔡元培及“北大派”的进步活动则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既是运动的领导力量，也是运动的主力。
关于“五四精神”，有一个从潜意识到明确提出的过程。在五四事件爆发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19年5月9日，北大教授顾兆熊在《晨报》的“评坛”栏发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精神的潮流》一文，在目前学界研究所能收集的文献中，这是最早有关“五四”的资料。在文中，他将学生、群众5月4日的行动称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3]，第一次把北京学生5月4日及之后的集会示威游行等活动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有深刻意义——这意味着这一系列活动不是盲目的、短暂的“混乱”，而是开始觉醒了的中国民众有一定组织化、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集体行为。同时，他还从“运动”探讨“精神”的意义：“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3]换句话说，在顾兆熊对于这场“示威运动”与这种“国民精神”的阐述和认识中，此时的“五四运动”俨然已经是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民自觉团结起来反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先声。
第二，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掩盖了近代中国人民觉醒的特征。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一百年以来的研究中，不乏从“政治史”视角探讨“五四运动”的观点、研究，如著名学者彭明先生就是“政治史”视角的典型代表。他们多从“外交”——政治的视角、架构来探讨“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这就使得近代中国人民觉醒的特征得不到充分的彰显。
另外，“文化史”视角的研究也因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在当时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而对“人”的觉醒的探讨有所轻视。关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周策纵指出，“由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巴黎和会做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系列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1]1很明显，这种说法忽视了帝国主义列强环伺的整体国际局势和“十月革命”等社会主义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分析，也忽视了近代中国人民开始觉醒这一历史事实的探讨。
已知的最早使用“五四运动”一词的人是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罗家伦。他于1919年5月26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这篇文章。在文中，他响亮地喊出了“五四运动”，这相比于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更加明确了。并且，罗家伦比顾兆熊更进一步，在于他认为“五四运动”折射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是一种“精神”，这就将“运动”升华到了“精神”的层面，他把这种人民群众身上体现出来的意志进而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民族自觉的精神”[4]，同时称赞这场运动中展现出来的这种集体意识实质上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未有过的一次“正当民意的表示”[4]。
三、五四运动是人民觉醒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独特的社会运动和思想革命改造逻辑，构建出一整套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核心价值——五四精神，并借“五四运动”的“扩张性”与“建设性”维度的拓展而不断构建有现代化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除“救亡与启蒙”和“民主与科学”这种有指导性意义和宏观规制的“五四运动”的深层诉求和社会理想外，还有在“五四运动”中不断衍生出的具象目标，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促进人民觉醒的历史语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底蕴和明晰的逻辑起点。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国际上从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断打碎“天朝”美梦。败与西方诸强时，封建统治者和顽固派尚能维系残破的尊严和虚掩的国门，当1915年“东瀛小国”悍然向中国提出承接德国在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的要求和巴黎和会列强奉行强权即公理而无视中国的正义诉求时，使中华民族感到前所未有屈辱，面对国家领土与主权被不断践踏，整个中华民族怒不可遏。同时，战争结束后，“太阳”在中国不仅“没有升起”，反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注] 此句话是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表达的中国人对希望破碎感觉：“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他告诉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秘签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中华民族残酷的生存现实成为了所有一切进步政治活动与思想文化运动思考的最迫切而又最根本的使命。学生们在此时意识到必须以自己的爱国行动来联合同胞捍卫中华民族，终于，激昂的民族情绪转化为革命行动，并迅速蔓延开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于5月4日举行示威游行，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保我主权”“民族自决”，号召“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13]151-155学生挚诚的爱国情绪感染了人民群众，“很多观众静静的站在街上，倾听学生的演说和呼喊的口号，感动得掉泪”[13]151，学生的运动因其自觉的使命担当、真挚的爱国热情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对于“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周策纵认为：“表面上看来，这运动只是个爱国活动，表现了民众的反日情绪和对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抗议。但是，实质上它显示了两股社会势力的冲突，即新旧势力的冲突。”[13]113“他们标明了新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一个开始。”[13]111显然，五四精神已然成为青年人爱国与进步的一种标志性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2]从当时民众提出的“民族自决”与追求民主科学、国家富强等要求以及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自觉的爱国行动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觉醒了，也表明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开启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纵观五四运动百年历史，以爱国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一直闪耀着追求进步、艰苦奋斗的灿烂光辉。“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15]366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早已经不是百年前风雨飘摇的中国，人民也早已不再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2]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牢记五四运动以来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树立远大理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勇担时代责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实验不仅是生命观念和科学思维的实践，也是培养社会责任的途径。“模拟尿糖的检测”中有一个问题： 医生仅凭一份尿液样本就能断定某人患糖尿病吗？意在引导学生基于生物学的认识，参与个人与社会事物的讨论，并作出理性解释和判断。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充分讨论，并达成统一认识： 仅凭一份尿液样本不能断定某人患糖尿病，食糖过多使血糖暂时过高，也会导致尿液中暂时出现葡萄糖。从而理解任何确诊或治疗决策都不能基于某一单项检测结果。此外，通过关注糖尿病，鼓励学生宣传关爱生命的观念和知识，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再如在“种群的特征”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从年龄结构的角度解读全面二胎政策，关注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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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4-16
[作者简介] 罗腾(1994—)，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英(1994—)，女，四川泸州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3-0012-05
[责任编辑： 王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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