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建的领导实践与理论
◎胡忠昭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半留下宝贵的思想、理念、精神、作风，是福建的最大优势、最大福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曾在福建孕育。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领导科学研究工作，曾较长时间担任福建省委党校主办的《领导文萃》刊物顾问，发表了《领导文萃》的创刊号开篇文章——《习近平谈领导》，在省委党校主编的《跨越与造就》一书中发表《跨世纪领导干部的历史重任及必备素质》一文，应福建省领导科学研究会之邀，在《领导科学纵横谈》一书中发表《从政杂谈》等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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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校（院）成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形成了系列理论著作、学术论文、教材读物、咨政报告、教学课程，开发了现场教学基地。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更加系统、深入地开展研究。这些，为我们深入研究习近平领导实践与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经认真梳理研究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领导实践与理论，可以概括为“政治领导是根本、思想领导是灵魂、组织领导是保证”三个方面。
一、政治领导是根本
主要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以及重大决策的领导。一是习近平同志始终坚定党的政治方向。他多次强调“广大中青年领导干部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的方向，树立远大的理想，把稳历史的坐标，这是大家成功迈入新世纪的前提。”“不能舍本逐末，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忘在脑后，去单纯发展市场经济。”二是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他总结提炼出地方党委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方法。其核心要义在于，各级党委要发挥好领导核心地位作用，人大、政府、政协要建立健全党组，自觉服从和接受党委的领导，切实贯彻党的决策主张；几套班子要围绕主旋律，共奏交响乐，形成大合唱。三是习近平同志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苦练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基本功，倡导“四下基层”“四个万家”“四个一线”等基层工作法，开展“马上就办”机关效能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等。四是习近平同志始终强化对重大决策的领导。他牵头制定《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福州“3820”工程，率先实施“数字福建”战略举措，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构想，形成系列发展战略。
二、思想领导是灵魂
主要是：理论指导实践，思想理念方法的领导。一是习近平同志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他在福建工作期间，注重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曾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等7篇论文，在《福建论坛》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等诸多文章，始终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指导福建改革开放各方面建设。二是习近平同志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思想理念。他指出，摆脱贫困首要意义“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贫困地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创造性提出了“弱鸟先飞”理念，推崇“滴水穿石”精神，提出“农业和工业两个轮子转起来”的闽东发展路子。三是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他在主政福州时打破姓“社”或姓“资”的观念枷锁，着力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在担任省长期间，总结并推广以市场为导向的“晋江经验”，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
“你那个事情，”陈主任说，“我已经如实反映给了开发商，开发商说小区内所有防盗门都是从经销商那儿购买的，是正规产品，品牌货，质量问题与开发商扯不上半点关系……开发商态度非常明确，要换门得找经销商，要赔偿还得找经销商，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
三、组织领导是保证
主要是：对基层党的建设和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建设的领导。一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应当成为整个党建工作的基础和重点”。在主政福州期间，他主持制定并实施了《党的“堡垒工程”建设三年纲要》，着重抓农村后进支部和“空壳村”的转化工作，并加强街居和“三资”企业党组织工作，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堡垒功能”。二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把政治过硬作为育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他先后提出的“青年干部四忌”、“为官四要”、领导者的五条修养、秘书工作的“五不”、“四种人不能用”等重要观点，在全国首创实行地直机关新任领导试用制等重要举措，都突出把政治过硬作为第一标准，把党性修养作为第一要求。同时，他敢于碰硬，花大力气惩处百姓身边的腐败，部署推进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三项反腐措施，刹住了当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三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在主政宁德时，他推动和主持出台关于地委和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12条规定，后又出台了5条补充规定；在主政福州时，建立和完善了党内报告工作、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民主生活会等制度，使领导行为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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