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梁启超晚年的思想走向——以《欧游心影录》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走向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5-0110-07
所谓梁启超的晚年，指1919—1929年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即46岁到56岁。这期间，他告别了官场，时常回忆其大半生“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细心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新动向；由东方“窥探”西方，由西方解读东方；特别是结合他1919年在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终于“清理”出了一条与前30年不大相同的思想文化主张，在心灵深处实现了新的飞跃。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毫无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也不急切地呼吁在中国推行政党政治，而是试图从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实现“心物调和”，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1]如何从中西社会文化的特殊背景来阐明梁启超晚年这种新型文化观形成的原因，又如何在勾勒出其思想轨迹的基础上，给予其历史的客观定位，对准确理解和深入研究晚年的梁启超具有关键意义。本文以集中叙述梁晚年心路变迁的《欧游心影录》为中心，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尝试。
一、“告别官场”后的心灵超越
1918年，梁启超告别了他在辛亥革命后矢志追求了七八年的官场，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曾几何时，梁启超在1912年从日本回来时，万众欢呼，“如众星之拱北宸”[2]。旋即出任民主党党魁、进步党理事，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就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他联合蔡锷，一举将袁置于死地。随后又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真可谓民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然而，他所向往的民主政治件件落空，他所企求的国家安定、民族兴盛更不沾边；甚至连他自己的官位也无法保住，被迫辞职，不得不公开宣布“中止政治生涯”[3]。这种意想不到的政治上的巨大落差，使梁启超不得不对戊戌以来中国社会的演进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
“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甚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人直接间接或推或搀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的锢疾，像杜工部所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甚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甚么事。好比开一瓶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种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4]
这段长文，十分清楚地表述了两层意思：1.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古代“英雄革命”的翻版，并没有逃出中国历史上“以暴易暴”的怪圈，前门赶走了狼，后门又进来了虎，以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2.出现“以暴易暴”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普及民主思想，“民智未开”，国民素质太低。基于这样的认识，梁启超觉得自己从前所进行的政治努力完全进入了一种误区。那种妄图在社会经济文化极其低下的国度里建立民主选举式的议会政治，只能有其名而无其实。1918年后，梁启超每遇到知心老友，总会“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渴望寻到“一个新生命”。[5]恰在此时，梁启超所崇拜的西方世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新变化。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那些文明国家的所谓“文明”，着实让梁启超要认真去重新思索一阵。为了亲眼考察战后的欧洲社会，梁启超多方努力，筹集到了10万元经费，与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7人，从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在泰西世界进行了长达一年有余的旅行，其内心世界也在痛苦中得到了“新生”。
据《欧游心影录》所记，梁启超等人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最长；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名胜以及一些人的家庭；还发表演讲，交流学术，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同时涉足了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极富情感的梁启超常常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愤笔直书，或著文寄往国内的报章杂志，或致信家人，谈自己思想的变化。其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称：
“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6]
这封信写于1919年6月9日，清楚地表明梁启超旅欧刚半年有余，就受欧洲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刺激，心灵深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不过，仍停留在苦思冥想、“酝酿发酵”的思考阶段，难以理出一个头绪来。此后的半年多，他继续结合欧洲的现状和中国的实际，力求寻找新的出路。概括来讲，梁启超较多地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想问题：
（一）欧洲经济的衰退。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欧洲人口锐减，货物奇缺，人民生活极其艰难。据梁启超统计，战争夺去3600多万人的性命，劳动力的短缺，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复苏。他在《各国生计及财政破产》一节中写道：“战前生计状况，最苦的是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如今这句话或者美国人还配说说，欧洲人资本及生产力，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我们来欧，已是停战之后，战中况味，未曾领受。但在此一年以来，对于生存必需之品，已经处处觉得缺乏。面包是要量腹而食，糖和奶油，看见了便变色而作，因为缺煤，交通机关停摆的过半，甚至电灯机器也商量隔一日一开。我们是过惯朴素笨重生活的人，尚且觉得种种艰辛狼狈，他们在极丰富极方便的物质文明底下过活了多少年，那富人便有钱也没处买东西，那穷人从前一个钱买的东西，如今三五个钱也买不着。这日子怎么能过呢！”[7]梁启超追求了大半辈子的欧洲文明，如今变得如此衰败，不让他胸中泛起一连串的问号是不可能的。
（二）社会革命暗潮的涌动。伴随着欧洲经济的衰退，贫富差距拉大，工人罢工，群众游行示威，整个社会好像被置于火山口上，动荡不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记称：“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穷苦民众无路可走，只有反抗，“我们留欧一年，这罢工风潮，看见的听见的每月总有几次”。[8]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更让梁启超刮目相看，他赞扬列宁说：“以人格论，在现代，以李宁（即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9]面对如此巨变，极敏感的梁启超作出了惊人的预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10]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促使梁启超去重新思考很多问题。不过，经过多年的“彷徨苦闷”思考之后，他在给张东荪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信中，明确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企业不发达，资本家太少，民众就业机会有限，首要任务是发展工商业，而不是搞社会主义。[11]
（三）中国文化的价值。欧洲经济的衰退，社会的动荡，迫使一些有头脑的思想家去思考新的出路，有的就将目光转移到了中国，试图以中国文化来解救欧洲的危机。梁启超记述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云：
“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就拔我们。’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12]
西方人如此看重中国文化，着实让梁启超震动。从戊戌到辛亥时期的几十年间，他虽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但从来都是以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武器，一向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至于用中国文化去拯救西方，更没有想过。欧洲社会的倒退以及这些思想家的新追究，焕发了梁启超去重新挖掘中国文化新价值的热情。他多次与欧美的思想家讨论孔子、老子、墨子的学说，经常在讲演中阐述儒家的理论，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兴趣。他颇动感情地写道：“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不更可笑吗！”[13]欧游期间，梁启超已经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投身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
（四）中国人的整体水平。梁启超考察欧洲，最终是想寻求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所以他时时刻刻拿欧洲和中国相对比。一年多比较的结果，他认为欧洲虽然经济不好，社会欠安定，但整体水平还是比中国高很多。那种公民意识、民主精神、思想自由、法治观念、科学思维，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觉得欧洲的社会根基扎得很好，如今出现的问题只是暂时的。中国人的现代水平，比欧洲要差好远呢！梁启超实地考察了英国议会后写道：
“他们讨论国家大计，像是家人妇子围在一张桌子上聚议家务，直率是直率到十分，肫诚是肫诚到十分。自己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这几年来，国民对于议员，很有点不满意。在议员自身，固然是要猛醒，但根本责任，仍在国民，议员不是国民一分子吗？有这种国民，自然有这种议员。撤一位去，换一位来，暮四朝三，还是一样。不责备自己，单责备议员，根本就是错误。我劝我国民快些自觉吧，从这里下一番苦工啊！不然，我们要应那社会组织的试验，便换了一百个题目，也是要落第哩。”[14]
梁启超此时进一步切实感到，中国国民水准太低，绝对无法搞议会政治。即使搞了，也是挂羊头卖狗肉。他抨击民初的议会政治说：“中国人最喜欢换招牌，抄袭几条宪法，便是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15]梁启超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法治精神和组织能力。不仅一般的民众没有法治意识，就是制订法规的议员也视法律为玩物；实施法规的行政长官从未认定法律神圣；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压根儿没有把法律“当他一回事”！“中国人法律神圣的观念，连根芽都还没有。既没有这种观念，自然没有组织能力，岂但政治一塌糊涂，即社会事业，亦何从组织起。唉，我国民快点自觉啊！”[16]梁启超在这里将国民水准和民主政治联系起来的推论，虽说有绝对化的倾向，但其实质是正确的。民众水平不高，什么议会制度、政党政治，只是一句空话；即使表面上建立起来了，骨子里仍然是专制体系。有鉴于此，梁启超晚年千方百计远离议会政治，1927年许多好友劝他组建新的政党，他坚决拒绝。其在致儿女们的信中说：“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17]。
综合上述四点，不难看出，梁启超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两难之中：欧洲的现状，动摇了他像以往那样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中国总体水平的落后，尤其是民众素质的低下，又不得不往泰西寻求解救之道；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一条新路，而他一则不信服那一套理论，二又认定当前不需要在中国推行，自然嗤之以鼻；在欧洲虽然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但一味照搬也难解决问题，还需结合西方文化下苦功夫重新创新。于是他异想天开，想出一个折衷方案，妄图用东洋文明去补救西洋文明的不足；用西洋文明来扩充东洋文明的所长，“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8]。至此，梁启超不免自鸣得意，终于在极度失望中找到了“光明”，在彷徨苦闷中实现了思想的超越，寻求到了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阳光大道”。
二、在中西文化互动中创造新文明
梁启超中西文化互动的思想大体包涵相互关联的四个层次：
一是把西方的物质文明与东方的精神文明合二而一。经过对欧洲一年多的考察，梁启超基本上将西方文化概括为以科学为主轴的物质文化。他认为西方人事事都讲究科学，动不动就要以实验加以证明，这大大促进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并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而中国恰恰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物质文化，所以必须向西方学习。但这种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物质文明，目前在欧洲也出现了不少难以克服的新问题，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不加分析地照搬。他在东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19]所谓西方物质文化中的“毒”，梁启超将其归结为一切物质化和“科学万能”论。梁启超指出，欧洲经过工业革命，把哲学也纳入了物质的轨道，许多哲学家认定“宇宙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他的运动”。“哲学家简直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种唯物派的哲学，托庇科学底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是一种变相的宿命论，“运命是由科学的法则完全支配”。[20]在这种法则左右下的欧洲人，机械地生活，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缺少丰富的精神生活，完全把人物质化了，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精神饥荒”。有鉴于此，梁启超提出以重精神的东方文化去弥补西方文化的这一缺憾，呼吁中国的青年人在大力弘扬东方精神文化的同时，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东西互补，各得其所。他在与大学生谈话时称：“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21]梁启超的这些论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在将东方文化归结为精神的，以及把西方文化概括为物质的前提下，急切地呼喊东西方文化的汇通。
二是将西方的个性解放和中国的“人格修养”融合起来。对于西方天赋人权理论支配下的个性解放，梁启超一贯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人的自觉”[22]。随着欧洲个性解放的发展，人们在求学、就业、参政等方面可以享受比较广泛的平等权，人的才华得到相当自由的发挥，同时逐渐兴起了人权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在这方面，中国无法与西方同日而语。为此，梁启超主张一方面要大力引进西方的人权理论，一方面也要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吸取营养，双管齐下，塑造现代新国民。其云：
“国民树立的根本意义，在发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这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瘤，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23]
梁启超揭示的这种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尽性主义，与西方的个性解放理论如出一辙。为了真正达到“尽性”，还必须提倡中国式的“人格陶冶”，这样方可以解决欧美在个性解放过程中无法克服的个体与社会整体的矛盾。梁启超指出：
“人类生活的根本意义自然是保全自己，发展自己。但人人各有个自己，用‘自己’这个字，称呼通换不过来，所以给他一个通名，就叫做‘人格’。这‘人格’离了各个的自己，是无所附丽，但单靠各个的‘自己’，也不能完成。假如世界上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去表现；假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他的渐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通的，不是个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从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这就是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谓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都可以调和过来了。”[24]
虽然“人格”的塑造并不像梁启超这里讲的那么简单，但在个性解放过程中同时倡导“人格”的修养，是非常有意义的。梁启超结合中西文化对个性解放的这番思考，无疑带有创新色彩。
三是把自由竞争和“互助”主义结合起来。梁启超比较推崇的是西方社会在自由竞争中体现出来的自由精神和法制原则。因竞争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如道德堕落、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以大欺小、垄断独裁等，梁启超持严厉的批评态度。1919年的欧洲之行，使他更深切地感到西方人的“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他略带激愤地写道：欧洲人就是“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25]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梁启超提出“竞争”和“互助”相结合，尤其希望减少竞争，多多发扬中国固有的互助精神。1920年，他从欧洲刚返回，就在上海发表演讲，指出：
“中国社会制度颇有互助精神，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而互助西方人不甚了解。中国礼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为出于克己精神和牺牲精神者。中国人之特性可能抛弃个人享乐，而欧人则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决不能谓个人享乐主义为高，则中国人之所长，正在能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增长。……因此吾以为不必学他人之竞争主义，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扩充之也。”[26]
平心而论，竞争和互助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一对矛盾。像梁启超这样单纯从道义上以提倡互助来抵制竞争的负面效应，会起一定的作用，也应该大力去宣传，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或法规上寻求解决的办法。后来在欧美社会逐步出台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失业保险、等级税制等政策，渐渐消除了许多由竞争带来的弱肉强食的恶劣影响。这是1929年就突然逝世的梁启超所无法想到的。
四是把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代议制度混合在一起。梁启超晚年对在中国实现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失去了信心。其原因，一是他认为中国人组织能力差，“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而且形式主义猖獗，只热心于“换招牌”，抄宪法，“改年号”，结果总是换汤不换药。[27]二是欧洲“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西方的代议制是先由贵族式的“贤人民主”，扩大到中产阶级，再由中产阶级延伸到多数平民，而中国既没有形成中产阶级，更少贵族和贤人。所以他在其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词中明确讲：“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觉权”[28]。既然旧式的代议制无法推行，那么新的又是什么呢？梁启超“主张发挥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矫欧洲代议制度及资本主义之流弊”[29]。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本主义与专制集权是相对立的，如果引导得好，可以补充西方代议制的不足。具体如何引导，如何补充，梁启超并无阐述。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事实上，民本主义的实质是统治者把老百姓当作其事业成败的基础，尽量抑制自己的贪欲，有限度地去剥削和压迫民众，并不是建立民主制度，给平民管理国家的权力，这和西方代议制所涉及的民权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梁启超将二者混为一谈，反映出他晚年在政治制度追求上的思想混乱。
除了上述四点，梁启超还提出了实现中西文化互动的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例如：
解放思想。梁启超指出：“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做思想解放呢？无论甚么人向我说甚么道理，我总要穷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空洞洞如明镜照物。……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的’。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为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互相溶发，互相框正，真理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
继承精神。梁启超认为，中西文化互动的核心是精神互动，而不是将东西方古代或近代具体的社会存在搬到一起。他说：“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30]
重在方法。在这方面，梁启超最推崇的是西方现代的研究理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中国文化能不能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得到发展，关键看青年一代能不能学习和运用欧洲的最新方法。他建议青年学者：“目前预备工夫，自然是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梁启超还具体向青年一代提出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四个步骤：1.“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2.“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3.“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4.“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得着他们好处”。[31]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像这样坚持搞50年，中国文化就会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一种新文化，独占世界鳌头。
总起来看，梁启超在论述中西文化互动关系时，用心良苦，见地颇丰。但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可能不留下一些遗憾。就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在宏观评论上头头是道，在讲大原则时创见迭出，一遇到具体问题，如前面提及的自由竞争和互助的关系、民本主义和代议制的关系，就进入了误区，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实，这也是近百年来许许多多思想家、政治家所犯的通病。实事求是地讲，融合中西文化是极其复杂的一个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激动人心的大原则相对容易，深入到解决具体问题，则太困难了。所以，尽管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非常努力地去实践其确立的融合中西文化的思想路线，但也仅仅是他自己写出了一批充满了现代理念和方法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专著，力所能及地举办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并没有在中西文化互动中成就里程碑式的事业。但是，历史地看，梁启超晚年的思想和行动，还是具有积极意义，起码是承先启后，为“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更新埋下了一块基石。
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
近代学术界一个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梁启超晚年的这种思想转变和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晚年的情况一样，是一种“倒退”。其实不然，如果将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观放在近百年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合乎情理的逻辑发展，，也是30年代前后新儒家崛起的前奏。
1922年4月，上海《申报》为了其50周年庆典，约梁启超写了一篇《五十年中国文化概论》。梁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富有哲理性的思考，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历程。他认为，两次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使清政府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就被迫办洋务，“借法自强”，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出现了中西文化在物质层面的融合；此后的30多年，洋务运动热闹异常，但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那些善于思考的新知识分子就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于是从戊戌变法开始了中西制度文化层面的交融，直至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然而，“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掌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32]于是1915年发生了新文化运动，负有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从思想文化层面开始了新的思索。这种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代表了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蜕变轨迹。如果按照梁启超阐述的这种观点给其晚年的思想文化追求定位，其正好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出路的新的探索，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在思想文化方面推进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代表。即使不按梁启超的这种三个层次的路数去思考，只要客观地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来80年的中西文化之争，也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较之明末清初那一次要广阔和深入得多，但由于触及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阻力很大，只能在民族心理和社会承受能力许可的情况下缓慢而曲折地展开。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的“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再到“中体西用”，和“西学源于中国说”的提出，集中反映了只有在设置了种种限制条件后才可以引进西学的现实。如果再观察一下洋务时期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激烈争论，回味一下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与守旧派的大辩论，更会感受到移植西方文化进程中的步步荆棘。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人们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要不要引进西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世界潮流把握的增强，到了20世纪初，反对引进西方文化的声音基本上听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从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制度、文学艺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引进西方文化，即使像以弘扬中国古典文化为宗旨的国粹派，也在那里一再强调“国粹无阻于欧化”，绝无对抗西学的意图。1901年后的15年间，人们天真地认为，只要努力移植西方文化，中国就会像欧美那样富强起来。然而，在武昌起义烈火中诞生的民国，不但没有使国家强盛，反而让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而且西方文化发源地的欧洲也在战火中呻吟。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头脑的思想家、政治家不得不重新反思过去，构建新的文化追求。梁启超晚年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新探索，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这种新的思考。
当梁启超在欧洲考察的时候，还有一批年轻而又颇具革命精神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在寻求中国的出路，而从海外留学归国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更结合中外的社会实际，思考中国文化的更新。革命了大半辈子的孙中山则埋头于“心理建设”，反思过去，探讨从新的角度来改造中国之途。在众多精英分子致力于中国文化转型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主张：第一种是李大钊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以俄国为榜样，把社会主义视作中西文化融合后的第三种新文明。李大钊曾明确指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33]。第二种是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坚持以西方文化彻底改造中国，后来衍生出“全盘西化”的极端文化主张。梁启超则属于第三种，以西方的思维和方法重新探研中国古典文化，“返本开新”，创造以中国文化为卒位的新文明。梁启超在1929年去世后，一批年轻的学者按梁的这种思路继续发展，形成了在近百年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深远的新儒家。毫无疑问，梁启超晚年的思想和行为，为新儒家的浮出水面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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