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的非一致性研究理论综述及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弹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非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就一国的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无论是处于竞争均衡的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按照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理论上存在着一致性，经济的较快增长会推动就业的相应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经济衰退与失业伴生的经济事实就反证了这一结论。另外，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还表明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以及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因为节约劳动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就业挤出效应，降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以及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值均出现显著下降，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较强的非一致性（龚玉泉，袁志刚，2002）[1]，如1986—1988年、1991—1992年间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保持不变，它与GDP增长率变动无关；但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随着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如1988—1990年、1992—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下降趋势与失业率的上升趋势似乎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类就业问题显得十分严峻。
显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背离，对这一背离现象理论界给出了很多解释，现归纳如下：
1 关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及其测算方法
1.1 就业弹性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简称就业弹性）就是当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不变时，经济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所引起就业变化（不一定同方向）的比率；一般说来，就业弹性越大，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效果就越大，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作用就越明显；当就业弹性水平较低时，即使经济保持高增长，也不会对就业有较强劲的拉动，此时，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就不会产生太明显的效果。
1.2 弹性的测算
（1）按就业弹性的定义计算
弹性是指当自变量X变化一个百分比后引起的因变量Y变化的百分比之比，弹性反映的是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单位变化率的反应程度，弹性计算的公式如下：
弹性的微分表达式为：E=（dY/dX）/（X/Y）
弹性的差分表达式为：E=（△Y/△X）/（X/Y）
现实可行的弹性计算往往采用差分公式。就业弹性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弹性的定义来计算，另一种通过构建经济增长模型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的方法来测算就业弹性。
用GY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用GL表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那么，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E=GL/GY。按此方法可以计算出1978年以来我国各年份的就业弹性，如表1所示：
表1 用差分表达式计算的1978—2001年我国就业弹性
注释：（1）GDP采用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GDP和L的数据来自1999—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2）由于1990年就业人数不明原因地大幅增加，计算平均值时未包含该年份数据。
用差分公式计算就业弹性最简便，研究中使用十分普遍，但该方法计算结果生硬、粗糙，缺乏一定的准确性。事实上，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都在不断变化，并且对经济增长起着主要的贡献，因此，差分公式计算的条件通常不成立，计算出的弹性值往往比实际数值偏小，难以准确反映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的关系。
（2）按经济增长模型计算
经济增长模型是反映经济增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结果数量关系的模型，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例，假定生产函数为：
该模型就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中β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其经济学含义是经济增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测算就业弹性的意义是利用这一结果来预测未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进而为制定政策和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利用这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估计出的就业弹性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表2为利用该模型估计的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就业弹性的最小二乘法估计值。
表2 1978年以来我国不同阶段就业弹性的估计值
注释：GK采用固定资产存量增长率指标；带*数值在0.1的置信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见，无论是按差分公式还是按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以及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值均出现显著下降。这与近年来就业难度加大，下岗人员增多的现实相吻合（李红松，2003）[2]。
2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的非一致性观点综述
2.1 解释一：技术进步论的解释
对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国内外有学者用技术进步论来解释。一般来讲可以将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划分为八个层次（Martin Carnoy，1997）[3]：（1）过程层次的研究；（2）工厂层次的研究；（3）公司层次的研究；（4）行业层次的研究；（5）地区层次的研究；（6）部门层次的研究；（7）宏观经济、国家层次的研究；（8）全球层次的研究。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各个要素几乎都与技术进步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技术进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外部环境，使得劳动力市场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运行。技术进步甚至还直接影响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驱使劳动力市场内部的调节和变化（梁晓滨，1992）[4]。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有过详细的论述。技术进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潜在的GDP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仅用技术进步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面临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技术进步到底是增加了就业还是减少了就业？”。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技术进步总体上减少就业，失业人数上升，同时也改变就业的整体结构；经济学家最初开始关注技术进步与失业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技术进步将导致失业。道格拉斯·琼斯（1983）利用哈罗德—多马模型框架证明虽技术进步的补偿机制可以减弱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但总体效果是增加失业[5]；戴维·迪顿和彼得·诺兰（1983）利用索洛模型对技术进步和失业影响进行了模拟，他们的模拟表明技术进步减少了就业人数[6]；（2）技术进步总体上增加就业，失业率下降，同时也改变就业结构；从个别企业和某些部门来看，技术进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也增加其他部门和企业的就业，更由于技术进步促进消费和创造有利的投资机会，总体上会提高就业水平（梁晓滨，1992；Martin Carnoy，1997）[7][8]；（3）技术进步仅仅改变就业结构，总体上不影响就业数量的变化。持此观点的典型代表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由于补偿机制的存在，负的就业效应被正的就业效应所补偿，总体上技术性失业不可能发生（Douglas Jones，1983）[9]。可见理论界对技术进步与就业关系的认识还相当不统一，其原因为：（1）上述三种观点基本上都是从抽象的理论角度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考虑就业制度与技术进步的利益分配机制变化；（2）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具有双重性。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生产同量产品以及资本所需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形成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别是技术进步为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具有就业的增长效应（彭绪庶，2002）[10]。就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增长轨迹而言，技术进步还不足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的成因。（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数据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90年代以来的就业弹性明显高于我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大多数年份几乎是我国的2—3倍。因此，不管是从理论逻辑还是经验实证来看，技术进步并不是形成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主导因素。
2.2 解释二：经济结构调整论的解释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就业增长率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所引起的。自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变动。但就业结构能否与之顺利调整取决于原有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知识技能结构的更新能力，以及企业用人自主权的大小。事实上，我国在1992年以前由于就业制度刚性，原有从业人员和新增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基本上属于地域性配置和行政性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增长和失业几乎没有影响。1992年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遵循了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尽管失业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也带来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对就业派生需求的上升。因此，总体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到底会产生怎么样的净影响（就业人数减去失业人数）我们是难以作出明确判断的。
2.3 解释三：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理论
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11]认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间的关系，其关键是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对劳动投入量的不同定义和度量统计，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般说来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两者在数量上和变动方向上是一致的，而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数就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率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员均为有效就业者。
可见有效就业增长主要体现在（1）有效劳动就业量的扩张表现为企业（尤其是国企）对总劳动工时的增加，其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原有已处于有效就业状态的职工的劳动工时的增加，表现为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的提高；另一方式是增加劳动者数量，主要是通过利用企业储备的富余人员，包括已处于下岗、协保的劳动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企业在增加就业人员的同时也在排除一部分冗员，这时就业人数的总变动就取决于两股力量的比较。因此，经济增长实质上是增加有效就业，只是由于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就业制度、经济制度、统计口径等因素扭曲，从而出现了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等带来的失业上升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加两者伴生而成的“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2）有效就业量的扩张还表现为外来民工进入城镇所占有的城镇就业岗位。这些就业人员一般没有列入统计中的就业人数中去，这样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就大打折扣。同时，官方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不断上升。（3）由于就业渠道和方式的多样化，实际就业增长还包括一部分自我雇佣、季节工、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和一部分隐性就业人员，他们往往也被统计为从业人员。
2.4 解释四：实际就业弹性没有下降，只是出现了不稳定的震荡
邓志旺、蔡晓帆和郑棣华（2002）[1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名义就业弹性系数存在下降趋势，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隐性失业考虑进去并计算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就业弹性系数就会发现，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所谓的“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矛盾并不存在。
目前对隐性失业规模的估计有很多方法，国有企业和农村的估算方法不同，因此分别介绍。
（1）对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估算
方法一：企业隐性失业率=无效工时/全部工时。
用这种方法估算出目前隐性失业率为28％，国有企业职工以1.1亿计，则隐性失业规模约为3000万人。
方法二：对国企的经营者展开问卷调查，ILO和中国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的“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中显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性失业率为18.8％；国家体改委和计委提出25％；国家统计局20％；劳动部10—12％；
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单位职工占压倒性多数（1985—1994年的比重为70.2％—66.7％），国有单位的富余人员比例高达20—30％，而国有单位又是转型时期最为典型地受到尚存的计划体制“保护”、“干涉”和“牵制”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城镇的隐性失业主要由国有企业造成。1985—1994年间，国有单位就业占城镇总就业的比重变化不大（仅变化3％），可大致假定城镇的隐性失业率为18.8％（袁志刚、黄立明，2002）[13]。
（2）对农村隐性失业的估算
社科院的王诚认为[14]可用以下公式得到农村的隐性失业量：
RDU=RE-TVE-PE-IE-FE-CE[15]
其中：RDU为农村隐性失业量；RE为农村就业总量；TVE为乡镇企业就业量；PE为私营企业就业量；IE为个体企业就业量；FE为流入城市岗位；CE为农业资源可容纳就业量。计算结果如下表。
表3 中国农村的隐性失业
资料来源：袁志刚等.隐性失业论[M].立信出版社，1997.99.
表4 1985—1994年间真实就业弹性系数
（3）修正后的比较真实的就业弹性系数
每年真实就业量L1=Lt-Ld，Lt为该年名义就业量，Ld为该年隐性就业量；就业增长率GL=△L/L1=△L/（Lt-Ld）；真实的就业弹性系数为：E=GL/GY。
可见，就业弹性系数在10年间并未发生急剧下降，而是基本上变化不大。
2.5 解释五：1996年以来，我国就业弹性系数表现出一种稳中有升的缓慢上升趋势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刘军博士（2003）[16]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的说法，实际上是由于统计指标测算未能全面客观反映我国就业体制、就业方式以及历年来的隐性失业减少和隐性就业增加的变化情况，使得就业弹性值被严重低估，从而也就使得经济增长的实际就业吸纳能力被人为低估。
先看隐性失业的情况。长期以来，我国国有和集体单位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员。对改革前公有制经济部门隐性失业规模的估计，一般认为在30—50％之间。近年来，随着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逐步深化，富裕人员逐渐减少。1996—2001年，国有和集体单位共计每年减少职工1050.6万人，其中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他们一部分是通过转制转换身份的，但更多的是通过下岗分流方式转移出去的。据统计，1997年全国下岗人数为1151万，1998年为892万，1999年为937万，2000年为911万。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流出，也不管他们流向何方，隐性失业程度都将因他们的转移而下降。假定1996年公有制部门富余人员占30％，那么1996年以来年平均1050.6万人员转移出来，意味着全社会每年平均减少隐性失业315万人。
再看隐性就业，目前隐性就业约600万，其中下岗250万，农村外来劳动力250万，其他100万。而近5年来统计数据反映新增就业岗位780万人，据此估计全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就业吸纳能力为1400万人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800万人。
1986—1995年的就业弹性值并未表现出沿时间轴的单调下降态势，而是呈现出急剧下降和上下起伏，这表明在这一时期，特别是80年代，就业弹性系数在表征经济增长的真实吸纳能力上是无效的；1996年以来，我国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劳动力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日益增强，虽然有关统计数据还不能反映隐性失业减少和隐性就业增加的情况，但就业弹性已初步具备了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水平和基本变化趋势的能力。1996年以来，就业弹性系数的波动已趋于平稳，而且表现出一种缓慢上升的趋势。
3 对以上观点的评论
（1）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出现了矛盾的时候，上述各种不同的观点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就业增长缓慢和失业上升的原因，但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的解释总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第一种观点技术进步论和第二种观点经济结构调整论仅仅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就好比经济学原理在阐述价格变化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时面临的尴尬一样，不能明确地对非一致性现象给出有力而明确的说明；第三种观点名义就业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加理论从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来重新划分劳动力需求总量，尽管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存在下降的趋势，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带来了就业的相应增长，只是由于经济制度转轨和统计口径的偏差未能真实反映实际就业状况。第四种、第五种解释也都是对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统计数据不能反映隐性失业量的减少和隐性就业量的增加。有意思的是这三种观点在试图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后反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结论。
（2）对以上的理论困境我们认为应作更深层次的分析和探讨。首先，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率GY实际上是指产品和劳务的增长情况，这是产品市场的观测数据；而就业增长和就业增长率GL是作为要素的劳动力市场的观测数据；产品市场的供给和要素市场劳动力的需求之间联系的纽带是企业（用人单位）；因此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传动纽带——企业才是我们分析表征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就业弹性的关键。其次，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都是宏观经济的研究范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也是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但如果我们在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无视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各类数据的经济学含义，各种静态的比较分析只能得出粗浅的、模棱两可的、自相矛盾的甚至是可笑的结论。因此，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行为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分析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微观基础。第三，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推动都是通过企业这个怪物来实现的；经济增长与企业绩效之间一般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企业绩效又受到企业目标、企业规模、管理现状以及企业生存环境的制约；产品市场的需求通过企业的供给来平衡并将这种需求传导到劳动力市场，最终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企业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要素市场上表现为工作机会的创造和提供，它还必须同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方相匹配，才能形成现实中的就业；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匹配过程就存在一个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就业匹配的效率更是受到就业制度、就业政策等就业环境的制约；可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传动关系，各个环节的假设一旦发生异动，简单的数据处理往往会陷入各说各话的怪圈。这就是以上理论解释不力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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