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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拓展“股份合作企业”是目前农业经济制度正确的选择
自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企业活动，由中央管制的“统制经济”局面，逐步开放至省、市等地方政府，实施自治性的农业经济政策。配合此一趋势的发展，为求：1.农业经管效率赶得上工、商业发展的水准，2.预防劳动人口往都市集中，3.防止都市与农村所得差距增大。基层农业建设走向“股份合作企业”制度，是一项十分正确的选择。由于大陆近年来工商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要求，及自己保有利润的实效影响，农村组织朝向合作企业制度大步迈进。1995年3月中旬的中国经济会议，朱镕基副总理曾拟妥一些重要议题，包括“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和管辖冲突问题”、“平衡生产、管理、销售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工、商业信贷将会全面紧缩，但对农业、能源和其他某些产业应额外拨款支持”，加上以前在1990年农业部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把股份合作企业定为：“由3户以上劳动农民按照协议，以资金、实物（土地）、技术、劳动作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国家计划指导，实行民主管理，以按劳分配为主，又有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红，有公共累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依法批准建立的经济组织。”从以上发展条件来看，只要地方农民有意愿成立各种合作组织，地方政府不仅应予核准倡导，也应尽量主动地投入必要之资金、土地及技术来玉成其事，达成富国裕民之任务。
二、省、市地方政府应有充分的自主权来推展“股份合作企业”
目前国家除了金融政策和货币发行完全由中央政府制定和控制外，其他如在基本产业结构、信用贷款、基本建设投资、地方税率、工资递增、国民（农业）经济发展计划等政策的制定上，地方政府均有一定的自主权，包括各地方政府协助农民成立或加入“股份合作企业”，针对农业建设，中央政府应打破政策与对策的“藩篱”，从实际出发，政府防止特权垄断，并实施竞争保护措施。地方政府在职权范围内，视地方条件制定创业（合作企业）方案，充分达到自主性、效率性、自利性的现代化农村企业要求。
中国大陆实际耕地面积为一亿二千五百万公顷，整体来说农业资源有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平均耕地及水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准的1/4至1/3，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投资意愿及资金较工商业少，尤其粮食的利润低，农民务农的意愿不高。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预测，下个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人口将达16亿的高峰，目前大陆至少还可以开垦耕地8百多万公顷，所产粮食可供1亿人1年所需，届时耕地若稳定在一亿一千三百万公顷左右，则可增加粮食总产量确保满足大陆自身的基本需求，但要建立在农民不离开地土、耕地不减少之基础上，或者届时靠良好对外贸易管道（此项变数较大），才能维持粮食不缺的局面。故而成立各类不同的股份合作组织，如综合性合作农场企业，或专管生产小麦、稻米、玉米、蔬果生产合作企业，或者农产品运销合作、水利、仓库、铁路、公路、耕具设备利用合作企业。政府投入资本、土地、技术等各项资材、论计股份予以配合，则必能带动农村生产，亦会激发粮食单产潜力，达到现有二、三倍的最高点。
三、解决贫富差别扩大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手段在于：1.建立自由、公平的资本市场。2.建立法律制度，使企业家创业容易，守成或拓业无忧。3.注意城市（工、商业）与农村（农业）平衡发展，利用同业竞争及完整的市场来减少获取暴利的机会。
1995年3月政府采取加大税收累进的方式，来控制贫富差距，此为治标而非治本。高税率为暂时性的权益措施，长期的课税观点在于建立完整的分税及统一税制。
贫富差距扩大之因，主要有3点：
1.某些行业享有特权垄断市场，一般人无法自由地进出市场。例如农民不能自由取得城市长期户口；过去在配给制度下，许多人轻易得到市价极高的商品住宅，而平民得不到。2.企业家从事商业的行为，完全系以累积的经验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当然他们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经营。成功之后一般人认为其一本万利，拉大贫富的差距，要知成功的背后隐藏着50%的失败机率。此种失败的风险再加上破产的负投资报酬率，足以抵销事业成功的期望收入报酬率。而商人的期望收入要与一般人相差不会太多。假若政府利用极高累进税率，迫使企业家的利润与常人收入差不多，那就无法激励整个市场的投资活动了。香港拥有自由资本及劳动市场，政府课税达到20%，就不会再有累进的税率，这种制度看起来较为公平，产业发展较有效率。虽然人们的名义收入差别大，但较少有人抱怨不公平。这个社会经常出现穷变富的情况，人们靠智慧、努力及机会就能丰衣足食。3.现代化国家商业复杂性高，人们理财投资知识的应用，加大了贫富间的差距。在多变的社会中，穷困的人仅因无知或知识的不足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复杂的工商社会，一般人容易短视。台湾在20年前没人能够预测到商业化的发展，会使台北近郊的地价数十倍甚至百倍的跳升，所以拥有地产的土包子，“不劳而获”地发了大财，似乎看起来不公平，富人并没能比别人勤奋聪明也无意发财。但糊里糊涂地像有“远见”的富有起来；若从另外的角度分析，可说是房地产市场对别人犯了“短视”毛病而作的惩罚，若强调“涨价归公”，又有谁愿意改变“短视”的态度，谁会因刺激而做出有远见的投资理财工作呢？换句话说，有远见的投资行为，不论从事工、商或农业都值得鼓励。是故主张以高累进税或用其他办法没收个人的财富，是杀鸡取卵的行为，若因此扼杀市场经济的生机，则非明智之举。
最近几年大陆开放的负面缺失不能言无，由于资本、房地产市场中，存在少数人依持其特权，从中取巧迅速致富，这种不公平的现象虽说是过渡的，但也造成对社会、国家的伤害。是故明智作法在于：1.避免垄断市场特权人士的存在或再生。2.促进资本市场的自由化。3.健全周延的法令制度，保护有益于社会的企业家或产业体，打破“公营无效率，民营无纪律”之旧式观念，请求现代化市场经营法则，即“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要比政府更能有效地压制垄断的利润”，减轻暴利的机会，平衡企业家与其他人的投资报酬（或预期收入）。
四、在公平合理的税制下对农村建设有贡献的企业实行优惠
现阶段中国大陆最感需要的是良好的岁收岁入财政体制——“分税制”的建立，顾及于有益农村建设的企业，得享减免税之优待。“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制度合法化的程度愈高，制度效率就愈高。完整的税制不因领导人的不同而改变，或因不同领导人的观点而改变。
1994年起，中国大陆实行中央及地方政府分税制，主因在于国家税收一直赶不上其他国家标准，因而今年起采取高税收率，探究原因有：
1.根据财政部长刘仲黎提供的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数字：1994年财政收入为五千一百八十一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币，财政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四万三千八百亿）的比重为11.8%，比上半年下降4.4%，再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统计资料：此项比重，低收入国家为23%，中等收入国家为27%，市场经济开发化国家为4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成为历史的最低点，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为二千八百八十九亿二千二百万人民币，占GDP比重的6.5%；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法国为40.9%，英国为35.6%，加拿大为20.2%，美国为20.1%，印尼为18.4%，印度为15.4%，日本为14.1%，南斯拉夫为5.6%。可见中央政府财力弱小，甚至低于解体前的南斯拉夫的水平。因而触发高阶层财政必要的措施，第一扩大对内对外之举债，1994年债务收入一千一百七十五亿二千三百万人民币，占财政总收入的22.7%（占中央财政收入40.7%）。其中用于建设性支出六百六十八亿一千四百万元，占债务收入的56.9%，偿还国内、外债务本息四百九十八亿一千七百万元，占债务收入的42.4%。增发债务之作法，引起所谓“舍本逐末”的危机，即债务偿还本息比重超过建设支出的比重，可能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墨西哥危机效应中。
采取加大累进税率方式，直接扩张稽征收入的税额，这产生两大问题：1.中央与地方税收比重问题，2.被征对象企业体（外来投资或内部投资者）之决定配合度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分税制产生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之调整，当然触动某些地区既得利益的变化，一般改革的困难处，在于如何处理特殊利益团体，中央总有“失多得少”，地方总会“得多失少”的牌局效应。是故在富国裕民的原则下，政府应双管齐下。第一、在“合作事业应受国家奖励与扶助”原则下，制定农业股份合作企业减免税条例，鼓励各类合作事业之成立及发展，讲究利益均沾管理方案，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第二、因时因地来制定各类合作事业之法规，例如：生产合作条例、运销合作条例、利用合作条例、劳动合作条例、住宅公用合作条例、人寿保险合作条例、供销（消费）合作条例等法律。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使农业企业体的发展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局面，为此，政府应深入基层。例如1994年45万名干部下乡解决农村的改革及发展，若能把握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良机，将合作理念遍植中国广大农村，只要农民收入好，纳税制度上轨道，相信政府必然乐观其成。
五、惩治或预防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的稳定发展
内政与经济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个公正的社会为全体人民所欢迎，贪污、特权总是经济发展的阻力，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95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去年法院审结上万件的贪污、贿赂及挪用公款犯罪，比上年度增幅达7成。今年是大陆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阶段，要知任何国家均存在贪污、特权等垄断现象，尤其在经改的过程中，此项问题更加突出。地方政府推展各种企业体的同时，应注意惩治腐败、防止贪污的发生。
六、针对特殊环境，制定可行的试点政策
目前已经完成的经济成就，使得中国人民对于未来赶上香港、台湾的期望提升，亦带来一些压力，即经济成长及实质生活水平之比较。一切必须建立在持续进行经改的基础上，除了中央制定完备法典制度、建立地方的廉能政府、改进行政效率外，应注意地方环境的特殊性，并予以规划建设。例如：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计划中移民80万人次是成败的关键，四川省的移民在整个三峡工程中占了85%，万县市则占其2/3。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表示，大规模的移民要到2003年才开始，移民试点的工作着重生活的安置，不只是简单的搬迁，要有宏大远见，也就是让移民后的生活水平高于移民前的水平。在台湾常有人说：“危机就是转机”，我们应说：“转机就是良机”。
由于中国人乡土意识浓厚，在移民过程中如何去处理可能导致的抗拒行动，针对这种传统观念，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采取了“就地、就近、后靠”的移民原则，因地制宜、综合安置。绝大多数的移民都限在原来生活的县区内。
到1995年3月底为止，已移出400多家工厂，都经过技术改造，移民中转业的人不多，农民要转成工人得具备一些技术水平。陈光国先生指出，万县市已为移民新开辟9万多亩地，目前正在为这些新耕地进行水电、通讯、住房等配套建设，是否应规划下一拨儿的农民置产企业，至关重要。
七、政府主动协助农民推展各类合作企业，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自由经济学派学者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例如美国国防机密工业委托给民营，只要制订严密的防密保安条款即可。台湾近年来开放的较为彻底，也常遇到此类管制与否的问题，例如：台湾1995年3月毛猪平均批发价创下1983年以来最高价，1995年3月31日每百公斤突破新台币6千元。主要原因是外销厂商（养猪企业）恶性竞争，在台湾抢购毛猪，对日本“流血输出”所致。业者亏本求售（平均每杀一条猪做成冷冻肉外销，就要亏损一千元），日本人吃着廉价的台湾猪肉，而台湾民众买到的猪肉却越来越贵，个中之因是为要保住日本的外销市场。台湾猪肉只有日本一个外销市场，近年来面临美国、丹麦、加拿大廉价猪肉的竞争，若不保持一定数量之外销量，日本市场很快就会失去。是故外销厂商例如尚德公司、台芳公司不因饲料（玉米）成本高、猪价贵就减少外销的屠宰数量；另外有个原因，外销猪肉的公司每有股票上市（或争取股票上市），均要维持较好的业绩，有信誉股票才有上涨的空间，外销亏损，可从股价补回，台湾股票上市制度允许有限度“合法套利”，造成“打落牙和血吞”的局面。虽然如此，外销厂商及养猪业者亦不愿当局采取干涉措施，例如采取限额外销来干预猪价，因为外销市场若没了，则台湾养猪事业跟着会垮掉。可见台湾猪价并非农民自订或政府官订，系完全依照市场供需的法则而变动。
八、农业与工商业应注意协调发展
近年来整个中国经济系走点、线、面之拓展，目前的试点包括农村（农业）、城市（工、商业）。
农村方面：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步骤是由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商业，由经济特区的开放到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的开放。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主要由于农村向来是计划性较弱的部门，可以用做试点，也不会影响其他部门。1979年开始经改系从制度方面着手，透过生产责任制的改进，提高农民之生产力。其阶段有三：①1979年到1984年，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使农民开始拥有商品经营的自主权，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②1985年到1991年，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改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让农民享有产销的自主权，获得较高售价及所得。③1992年至今，促进大陆农业全面性走向市场经济，由市场来决定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以及乡镇企业依照市场机制来发展，强调中国最大的市场在农村，农民收入增加，市场才会兴旺。
城市方面：1978年以来开辟了许多特区吸引外资投入，沿海由14个开放都市开始，逐步扩展到内地，除西藏及青海以外的28省、市、自治区都有外资的踪迹，港、澳、台商及美商投资的规模渐增。1991年每件台资平均为63万美元，1992年增至78万美元。随着政府各种优惠政策，外商在大陆投资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从基础工业、原料工业、高科技产业，拓展到商业、土地成片的开发，房地产业兴盛。如今朝向办理银行、金融及经贸咨询等服务业的发展。大陆的贸易发展迅速，与台湾比较，1991年台湾外贸总额世界排名第14位，大陆为第15位，1992年大陆外贸总额1,600余亿美元，超过了台湾的1,500亿美元。
最近几年大陆城市商业（强势产业）发展的速度较之农村（弱势产业）经济发展容易，也较有成效。1994年农村每人的实质所得只增加4.2%，城市地区所得增加14%，政府虽然增加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是每每赶不上肥料及其他生产资料的涨价，例如1993年棉花政府收购价格偏低，加上病虫害防治不力，产量减少17%，当年政府控制的棉花数量较之1992年少了1/3，加上囤积居奇，1994年因棉花短缺使得许多国营纺织厂业务停顿，亦产生工人解雇问题。目前的问题一般人认为农业的报酬率不高，而减少对农业部门的投资，另外，有时农产品的丰收超过水平点，产生供过于求现象，这对都市消费者有利而对农民不利。大陆农村一直存在劳动力过剩，每年大陆约有一千万以上农村青年进入就业市场，目前约有一亿五千万以上的剩余劳工，向都市迁移的压力益形显著，沿岸地区加工出口工厂以廉价劳工著称于世，但交通运输、社会服务设施亦受到极大压力。
有鉴于此，政府应将扶植农业列为第一优先，增加农业的投资，想办法平均沿海与内陆国民所得，以及渐进式的改善二元性的产业结构。
九、渐进式的改善产业结构
整体说大陆经济拓展以双元结构进行，一方面发展现代化的工商经济，另一方面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美国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台湾农业人口比例也很低，约占12%，并且大部分是兼业农民。大陆广大农村的9亿农民只在有2、3亿流入各大城市，就会立即将这些原本已饱和的都市搞得落花流水。因此，假若要改变产业结构，将大陆农业人口转换成非农业人口是个艰巨的工程，快不得，太快就要翻车。
欧佛侯(WilliamO verholt)在《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China)一书中提到，中国经改成功及苏联政府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有三：
1.中国将农场归还给农民，提高了农民收入及产量。中国将轻、中型工业列为优先发展对象，政府本身投资不多，但利用外资，产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苏联忽视农业，吸收外资举棋不定，对重工业则过度重视，投资过度。在讨论国营事业民营化时，也过度强调重工业，忽略了成本低、政策效果快的产业，结果导致生产体系的瓦解，产生了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
2.中国赢得民心改革成功，苏联未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失败。邓小平先生以推行农业改革为首务，大幅度提高农民所得，接着开放个体户，重视轻型及中型工业，因而获得广大农民、工人的支持，加上改革金融制度，放宽人民旅行及学生留学的限制，并让学术界交换意见，减低管制，因而获得更多的支持。领导阶层方面，有正确的观念，也就是持续执行市场经济路线的改革，年青一代对于苏联的经改仅有快慢的意见，无人主张走回老路。
3.中国以智慧、审慎的方式按步就班地进行改革，进行初级产品价格自由化，稳住脚后再进一步“企业民营化”，注意金融、证券、社会福利（养老制度）、工商建设配上相关法规的规划，如此稳定而成功的步调与苏联的躁进阔斧式的改革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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