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对“70年代出生”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年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817(2008)05-0121-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真正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发展加快，物质生活逐步富足起来。但同时随着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原先在贫穷年代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规范却日渐苍白，人们的物欲被一点点地唤醒，并最终如洪水泛滥。于是，人们开始找寻一种与商品社会相符的自我认同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消费主义文化乘虚而入。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由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其生产方式孕育出的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消费主义文化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不断追求被制造被刺激出来的欲望的满足。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按波德里亚的说法：“富裕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消费主义的欲望需求成为越来越多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迅速蔓延，它以其极具蛊惑力的即时享乐、消费、纵欲、狂欢的现代生活新理念，撞击着人们固有的价值体系，塑造着新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民众精神。在这一消费文化环境下，“70年代出生”女作家写作的方式与策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文本呈现出物化、欲望化、时尚化等新的特征。下面文章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70年代出生”女作家文学作品中的物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商业化浪潮和迅速扩张的消费主义文化刺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物质的消费和满足取代了理想和精神性的因素，成为个体在社会中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在此之前，小说对于人的表现很少涉及赤裸裸的物欲和金钱，作家讲述的往往跟爱情、信仰、道德、政治、艺术等崇高的事物有关，物欲并不是塑造形象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在“70年代出生”女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物欲已经成为情节构成的基本因素之一，或者说，已成为90年代话语的一个重要符码，它参与到故事进程之中，参与到人物命运之中，小说大多在重复着人的成长最终被物欲的增长而打败的故事。朱文颖的《高跟鞋》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出身贫穷的女孩安弟对这个社会有着极为透彻的认识，作品中写道：“安弟是清醒的。她迅速看到了一种时代深处最强大的东西。这个聪明的清醒的孩子，她要行动了。她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她要有钱，强大，具有力量。”由此可以看到，物欲的强大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仔细品味近年来纷繁多态的女性写作，我们发现，女性创作文本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于物品(用货币购买的商品)的繁复描写，这一描写有时甚至近乎痴迷，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趋向：即作家对“景”与“物”的随心所欲、细致入微地描写排除了人的在场。女作家在由摆设、时装、首饰、化妆品、宠物、美食堆砌成的物欲积木中流连忘返。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中男女双方的网恋，就是在物质话语的交锋中展开的，她们评价衬衫的质地与色泽，香水的品牌与气味，咖啡与酒的产地与喝法，他们相约去衡山路的西式酒吧，去华亭路的日本咖啡店。作者的散文《清醒记·生日》中刻意堆砌着各种物品：一条印度黑色芒麻裙子。大块玉石和贝壳镶在鞋面上的凉鞋，小一码，只有一双，打折，还是买了下来。香精沐浴露，有迷迭香、松木、薄荷的气味。大盆茉莉花和吊兰。吃的绍兴菜，醉虾、黄鱼鲞、腌笃鲜。一只巧克力杏仁蛋糕，小小的，非常软而细腻。香草冰淇淋。2004年7月的生日，是这样度过的。作者对物品的挚爱达到心醉神迷的程度，此时的女作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执著的艺术家又是热情的消费者。类似的物品描写在她的小说、散文中随处可见。安妮宝贝在《清醒记》中曾自陈这种对物恋场景精细铭刻的原委：“人慢慢会学会对物沟通，而不是对人。那或许，对人，我们终究是会慢慢淡漠下去。”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作家刻意描写了自己的写作环境：在家里我铺开雪白的稿纸，不时照着一面小镜子，看自己的脸是不是有作家的智慧和不凡的气质。天天在屋里走动着，给我倒“三得利”牌子的汽水，用“妈妈之选”牌色拉乳给我做水果色拉，还有“德芙”黑巧克力有助于启发灵感，唱片选有点刺激但不分散注意力的来放，调试空调的温度，巨大的写字台上有数十盒七星牌香烟，像墙那样整齐地堆砌着……
这些女作家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将“物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们所刻意描绘的写作空间是一个充斥着物品的环境，她们写作的“催化物”是镜子、香烟、酒、咖啡、音乐、浴缸、化妆品，甚至手淫、高潮等身体欲望的连锁反应，还有对成名、金钱、发行量、享受的追求和考量，这些都是传统作家所难以启齿的东西。
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与消费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她们不反感关于金钱、身体、物质、成功的价值取向，她们可以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消费社会的金钱、物质原则，并在这种理解中表达自己对消费社会或赞赏或批判的态度。她们身上“物化”的写作与写作的“物化”合而为一，颓废而激进，表达了对精神愉悦与物质享受的强烈欲望。
二、“70年代出生”女作家文学作品中的欲望化特征
在传统文化中，审美总是与世俗物欲和感性欲望相分离的。但到了消费社会时代，随着商品生产的符号化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被现代理性压抑的欲望逐步被唤起，感官享受、本能欲望的满足得到充分肯定。当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欲望获得审美领域的准入证后，它必然迅速在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蔓延开来，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对身体和感性欲望的充分表现，感性欲望成为消费文化环境下符号制造的重要内容。在消费文化环境下，性的欲望被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无限渲染和夸大。性的欲望话语，一方面承担起了叙事的强大推动功能，另一方面又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成为小说家适应读者某种心理的一种主动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商业原则的介入，欲望书写常常突破理性疆域，走向人性的另一个片面和极端。
在90年代初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时期，女性情欲的表达是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是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僭越力量。反抗宏大叙事和张扬个体欲望，被视为表现女性个体生命欲望的写作潮流。当“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性的极端化描写则取代了女权主义的诉求。从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到九丹的《乌鸦》，木子美的《遗情书》等，女性写作逐步陷入自觉地服从市场逻辑，有意识地张扬性爱欲望的消费文化场域。
“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对于性的欲望的表现直接而现实，性对于她们仿佛不再是一个值得焦虑的问题，它和衣服、汽车、口红、咖啡等商品一样，只是工具性层面的商品。因此，她们也就可以以一种更为客观和冷漠的态度随意处置她们笔下的欲望话语，她们的很多小说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是一片肉的快感与欲的宣泄。卫慧说：“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
因为思想表达与市场需要的矛盾，她们将身体与灵魂、性与爱分离开来，宣泄官能化的肉欲。在《上海宝贝》中，性伴侣与情人这两个词同时出现，马当娜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性伴侣，因为性伴侣只要支付金钱，而无需支付情感。主人公“我”也是一边想念着男友天天，一边倒在一个以德国货币为名的德国男人怀抱里疯狂地做爱。在木子美的《遗情书》里，身体以及性更是成了彻底的娱乐与享受的肉体。每当有性的需要时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人或通过E-mail找人，“只要他有性功能并且不会爱上我”——这种赤裸裸的宣称使身体完全没有了历史的牵连与道德、灵魂的责任，也没有情感的羁绊与“文化革命”的使命，仅仅成为消费主义欲望的一个载体。
三、“70年代出生”女作家文学作品中的时尚化特征
如果说物欲的泛滥和性的消费最终指向的都是占有层面上的欲望消费，那么文学叙事对于各种消费形象的塑造则为人们提供了符号意义上的满足。与物化、欲望化叙事相伴随的，还有“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作品中表现出的以小资生活为审美情调的时尚化特点。
安妮宝贝、卫慧、朱文颖、林播等作家笔下的“小资”形象迷恋于各种最时尚的商品牌子和所谓最有情调的生活方式。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一开头就写女主人公只抽日本的“Mild Seven”，每隔几页必然穿插上一些新潮的消费方式：上海的衡山路酒吧、鸡尾酒会、草地派对、西班牙餐馆，等等。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中，林和薇安网恋的时候，谈论最多的是咖啡和酒吧，在虚拟的世界中，他们相约去衡山路的酒吧，去华亭路的日本咖啡店里消费，一言一行都跟消费有关。
她们作品中所透射出来的信息永远是一堆小资生活的标志性元素：故事的主线永远是情人、做爱、闹翻、分手；生活的场景永远是富于现代气息的酒吧、迪厅、饭店；人物的内心世界永远是自我、怀疑、落寞、无聊。或者像林播的《半枝圣罗兰》中所描述的那样，人物总是陶醉于名牌香水、圣罗兰香烟、红酒、桑拿间，穿着缀有蕾丝的白色睡衣，欣赏着德纳芙的表演等极度“优雅”的物质情境中。
时尚化的作品背景不仅有着那些最能体现当下都市消费气息的场景，诸如名牌荟萃的商厦、奢华气派的酒店、明星显贵居身的天价住宅区，而且还频频点缀着乔治·阿曼尼、梦特娇、香奈尔、圣·洛朗等名贵品牌，折射出消费时代的服饰时尚。
“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的“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对时尚似乎有着近乎偏执的喜好，喜欢在小说里堆积层出不穷的新异时尚。她们青睐时尚，青睐都市场景，也许是因为正是这些耀眼无比的都市意象承载着人们在消费文化时代喷涌而出的无数的物质欲望。然而，这些炫目的、浮华的物质场景描写只能表明人物内心的苍白与虚荣。在这些时尚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一种深度精神的展示，也品味不到创作主体强悍而深邃的人格魅力。
在这种时尚化的过度追求中，首先受到伤害的，是创作主体对人类精神深度的漠视。它使文学成为一种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无法折射出作家对自身存在境域的深切体察，更无法体现作家对人性品质的深度追问。虽然我们不能断然否决时尚与深度无关，但时尚从来就是以拒绝深度为生存原则的，这一点无须置疑。因为，任何一种有深度的精神都是只存在于少数人的内心，是一些社会精英在高度自治的精神空间里探索的结果，它不可能以大面积的流行方式走向时尚，否则就无所谓“深刻”。而时尚从来就以引动潮流为目标，在大众层面上来建立共识性的文化情趣。
时尚化使文学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浅陋，无力正视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心焦灼，无力回应人们对存在的真切疼痛，甚至无力传达生命中那些被各种面具所长期遮蔽的人性本质。
四、客观看待消费文化
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增长，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展开的基本经验，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快速进入了消费社会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于消费社会的问题也许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讲，尽管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度的发展阶段，但就其整体的社会物质基础与经济能力而言，依然处于生产社会；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讲，由于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增大，社会消费心理与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文化倾向。因此，中国社会既有生产社会的特点，又有消费社会的特点。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宿命般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错位的困境。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消费社会，不仅存在消费社会的普遍性危害，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存在着典型的消费社会所没有的特殊危害。在一个并没有坚实物质基础的生产社会，却无限度地制造出诱人的富裕生活的消费欲望，并利用发达的传媒将这种奢侈的欲望充斥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结果必然会造成相当一部分人因欲望需求的破灭而导致失望和不满，同时也造成难以遏制的权力腐败。为此，我们很可能要为这种消费主义文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付出昂贵的代价。
“70年代出生”女性作家的作品所透显出来的这些局限，有女作家自身认识不足的因素，但更有外在环境的因素。正如有论者所言：“90年代的中国已历史地进入‘全球化’时代，而消费主义文化又是资本全球化时代最流行的大众文化，这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精神，并将诗性从日常生活中清扫出门，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经验以及理解日常生活的观念方式。在此文化语境下，文学自身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以致文学的功能和风尚也必将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1]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女性文学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局限其实也是这种文化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大众传媒、出版物、文学期刊以及评论界等外在因素也确实对女性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对进入21世纪的女作家还是有所期盼的。“因为文学的命运不取决于物质的丰歉或媒体的改变，而决定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否消失。说到底，文学的命运只能由文学家自己来把握。社会可以改变文学的生存背景，高科技可以改变文学的载体和工具，文化转向可以改变文学的存在方式，读者的选择可以改变文学的功能模式，但文学追求真善美的本性没有改变，文学的审美品格和道义承担没有改变，因而，文学永远是文学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文学的命运永远掌握在有道义承担的文学和有操行的文学家手中。”[2]因此，我们还是很期望，在新世纪的女性写作中，女作家们能走出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对当代人尤其是社会底层人民所面对的生存境遇给予热情而积极的关注，并且尽力将文本锻造成为引渡人类从具体走向永恒，从有限达到无限的精神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