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义学之风尚及其地理分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学论文,地理分布论文,佛教论文,唐代论文,风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佛教传入中国后，各个时期率皆有较为盛行的经论与较流行的佛书。例如两晋盛行槃若，南朝宋齐流行涅槃、成实，而梁陈二代则三论又兴①。隋代唐初佛学界最流行的佛书是《涅槃经》、《摄大乘论》，道宣在《续高僧传》卷15《义解篇·总论》中云：“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涅槃摄论最为繁富。”本文拟探讨唐代流行的佛书及其时代与空间的差异。以《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所载与唐代有关者为限，将唐代高僧所弘阐的经律论疏作一统计，以前、后二期论述如下。
一、唐前期佛教义学风尚及其分布
据笔者统计，唐前期弘阐佛书的高僧共120家②，在唐代前期较常弘阐的经律论疏等计为下列诸书：
(1)大涅槃经：弘扬者有36家。(2)摄大乘论：26家。(3)四分律：25家。(4)法华经：18家。(5)华严经：17家。(6)三论（含中论、十二门论、百论）：15家。(7)槃若系经典（含仁王、金刚、大品等）：12家。(8)十地经论：10家。(9)维摩经：7家。(10)胜鬘经：6家。(11)大智度论：6家。(12)成实论：6家。(13)大乘起信论：5家。(14)俱舍论：5家。(15)毗昙学（含杂心论等）：5家。其它均在5家以下。
前面已经说过，隋代唐初最流行的是涅槃、摄论，上述统计表明：唐前期依然是这样。
《大涅槃经》，全称《大般涅槃经》，亦称《大本涅槃经》，简称《涅槃》，是佛教大乘经典。此经为南北朝初期（421年）北凉昙无谶所译。译出后不久传入建康，受到佛教学者的欢迎。慧严、慧观与谢灵运将它改编润色为《南本涅槃经》，流传于南方各地。经宋、齐、梁、陈四代，研习《涅槃经》者不断，它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可得成佛”等教理，被更多的信徒接受③。道生在庐山大讲《涅槃经》，主张顿悟，听者甚众，成为中国最初的涅槃师④。其时，以涅槃名家的还有梁武帝⑤、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等⑥。同时，北方的情况是：昙无谶在凉州译出《大般涅槃经》后，弟子慧嵩、道朗即对此经进行研习。北凉灭后，凉州僧人多迁至平城，当有人在北魏传习涅槃之学。孝文帝之后，北方佛学昌盛，从魏中叶至隋初，研习《涅槃》者大有其人，著名的有昙无最、慧光、圆通、道凭、道慎、宝篆、灵询、僧妙、道安、法上、昙延、慧藏、灵裕、慧海、融智、慧远、靖嵩等人⑦。隋代政治统一，南北佛教交流融合，涅槃义理成为第一显学，其中心就是都城长安。当时，研习弘阐涅槃的大师慧远与先后被敕命为涅槃众主的童真、善胄、法聪，都率徒侣在长安讲演涅槃⑧。
唐代前期开阐涅槃的高僧，共有36家。其分布情形是：长安16家，终南山1，凤翔府1，洛阳1，郑州1，汴州1，濮州1，河中府3，泽州2，太原府2，怀州1，魏州1，襄州3，隋州1，润州1，常州1，苏州3，越州3，台州1，绵州1，广州1⑨。可见：①长安是最大的中心。②分布地域较广，北方除陇右道，南方除淮南道外，都有弘阐《涅槃经》的高僧。③北方比南方更盛行。
弘阐《涅槃经》于长安的16家高僧中，灵璨、善胄、辩相、行等、明璨、道颜⑩等6家皆出自涅槃名匠慧远之门下。道宣在《续高僧传》卷8《慧远传》说，慧远住泽州清化寺时，“祖习涅槃，寺众百余，领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称首也”。道宣所言极是。不仅是这六家，还有在泽州、怀州弘阐涅槃的智徽(11)。泽州的玄鉴(12)也都是慧远的弟子；灵璨（师慧远）有弟子灵润(13)，在长安、洛阳、郑州、魏州等地弘扬涅槃；灵润之侄子，也是他的弟子的智衍(14)弘涅槃于长安、终南山。而长安的法常、道洪、慧诞3家则为昙延门人(15)。此外，又有河中府道愻、道谦兄弟俩，皆师事昙延，弘阐涅槃，“三晋英髦，望风腾集”(16)。普明亦居河中府，“十三岁出家，事外兄道愻法师”，愻又以明付延兴寺沙门童真为弟子，而童真（隋僧）又是昙延弟子(17)。由此可见，慧远、昙延(18)这两位隋代的高僧，对唐代北方特别是长安和河东道西南部的《涅槃经》的弘扬，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摄大乘论》是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简称《摄论》。先后有三种汉泽：即北魏佛陀扇多译，2卷；南朝陈真谛译，3卷；唐玄奘译，3卷。另有藏译一种。影响大、流行广的是真谛和玄奘的译本，佛陀扇多译本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真谛译出此论后，研习者日多，传播益广。真谛没后（569年），门下虽分居异地，但仍承其遗教，传播《摄论》。法泰初讲《摄论》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曹毗传讲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僧宗、慧旷宣讲于庐山(20)。隋代弘扬摄论的名僧有循州智敷(21)，江都、长安法侃，彭城靖嵩，关东、长安智凝，扬都、长安道尼，丹阳慧旷，彭城、长安昙迁(22)等。先是北方《摄论》不兴，真谛颇感遗憾、痛心，将卒，“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23)至隋初昙迁始将《摄论》传播到北方，《续高僧传》卷18《昙迁传》：“隋历告兴……（迁）捧持摄论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开彼未悟。若北土无运，命也何如”，遂“进大彭城，新旧交集，远近欣赴”，迁乃“始弘摄论，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开皇七年(587)诏迁入京，敷弘摄论，受业千数，自是传灯不绝。又道尼“本住九江，寻宗谛旨，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590)，下敕追入。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虽云敷说，盖无取矣”(24)。这样，弘扬《摄论》的重心就由南方转移到北方，长安成了最大的中心，南方反而冷寂下来。
唐代弘扬《摄论》的高僧有26位。长安15人，终南山3，洛阳1，陕州1，汴州1，徐州1，河中府3，相州1，荆州1，成都府2人。显然，这是继承了隋代的分布状况，南方根本就无足称道的了，特别是最先弘阐《摄论》的江东地区，竟没1人宣扬此论，时移世易，变化竟是如此之大。隋代摄论名师智凝的弟子灵觉、道卓二人，“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还蜀部，弘赞厥宗。故岷洛摄论，由兹而长矣”(25)。唐代前期，《摄论》于成都府继续有所弘扬。
佛教自汉时传入中国以后，约至东晋戒律乃渐完备。鸠摩罗什在长安时，弗若多罗等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而约同时佛陀跋罗在建业译《僧祗律》。其后北方所译之《十诵》盛行于南方，而南方所译之《僧祗》颇行于北(26)。《十诵》与《僧祗》相较，前者流行更广。梁慧皎在《高僧传》卷11《论律》称：“自大教东传，……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唐道宣在《续高僧传》卷22《论律》也说：“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则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约在梁时，北方有道覆律师，始创开《四分》。慧光承之，此律遂光大。延至隋唐，《四分》遂为律之正宗(27)，还是道宣所说：“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28)。道宣本人在隋末唐初，以智首大师《大疏》为本，“造《删补律钞》3卷。……贞观以来，三辅、江、淮、岷、蜀多传唱之”(29)。唐中宗时还曾明令禁用《十诵律》(30)，故《四分律》在南北各地盛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佛教戒律。
唐前期弘扬《四分律》的高僧有25家，弘阐《十诵律》的高僧仅有1个（弘法与苏州），《僧祗律》则一个也没有。宣讲《四分律》的高僧分布在下列诸地：长安（12个）、终南山(1)、鄜州(1)、洛阳(1)、兖州(1)、河中府(1)、太原府(1)、辽州(1)、代州(1)、相州(1)、镇州(1)、安州(1)、常州(1)、苏州(1)、杭州(1)、越州(3)、成都府(1)、剑州(1)。不难看出：《四分律》在唐前期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弘扬，但比较而言，北方更加盛行，中心是长安。江淮以南地区分布在长江两岸地区。《四分津》作为一种戒律，对各地僧人都是有约束作用的，不会仅传播于上述这些地方，可是，把它作为一门义学来弘扬，各地区还是有区别的。
前期弘扬《四分律》的名匠大都云集于长安，形成最大的律学中心。这里略举几位。智首，家于漳滨，隋高祖时，随其师智旻入关，住京师禅定寺。于是博览三藏众经，四年考定，著《五部区分钞》21卷。前此戒律译出400余卷，至是始“括其同异，定其废立”。又，先是“关中专尚素奉《僧祗》，洪遵律师创开《四分》”，但“至于传文律仪，盖蔑如也”，智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对开两设，……皆标宗控会，释然大观。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统详决矣。使夫持律之宾日填堂宇”。智首长安独步，三十余年，“无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见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31)。智首弟子有名的有道宣、慧瑨（初事洪遵）、慧满、道兴等。其中道宣，为我国佛教史上第一律学名匠，南山律宗的创立者。隋末唐初，道宣依智首习律。后声望日隆，“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32)。道宣声教广被中国，当他在关中立戒坛，四方诸州，大河南北，及长江上下游之澧州、荆州、台州，均依坛受戒，而国内大德心向赴者39人。并遍布北方，兼及南之荆州、衡州、润州、襄州，可见道宣之势力(33)。长安又有怀素，专攻律部，著述颇丰，尝指斥相部、南山二宗说：“相部无知，则大开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则与天神言论，是自言得上人法也”(34)。怀素所创谓东塔宗。是《四分律》之三派即南山、相部、东塔，有二派创于长安(35)。
相州法砺律师，“振绩徽猷，誉腾时类”，开讲律要，“绵积累载，开悟极多，四方怀道，霄兴命驾”(36)。砺在相州，故其宗号相部。砺有弟子满意，居长安崇福寺，后世号之为西塔律师(37)。相部宗本不在京师创立，然还是要挤进长安，以扩大其影响。
河东道律学亦颇为兴盛。与智首同出相州道洪律师门下的慧进，在辽州箕山弘阐律学30余载(38)。时又有沙门道瓒，善宗《四分》，讲解相仍，“韩、潞、沁、泽四州从范”(39)。道亮弘《四分》于并州太原府，“成讲学士四十余人，并部法兴出自此矣”(40)。
东都洛阳律学却远远比不过长安，不过昙光亦一代律学名师。昙光师从相州砺、烁二律师，逮至立年，盛明律藏，为法砺所称赏。唐初住东都天宫寺，“四方律学莫不咨询”，故“其房宇门人肩联踵接”(41)。
南方弘扬《四分》是在北方之后，并且是从北方学来或传来的。有释秀公者，黄州人，入长安造宣律师门为依止之客，16年后，回安州“大扬讲训，声美所闻，诸王牧守，攸共遵承”(42)。光州道岸入安释道宣弟子文纲为师，学成后返还本州。先是“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乃请中宗墨敕执行南山律宗，《四分》“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43)。道岸上足玄俨，后亦游诣上京，探赜律范，师从南山上足意律师、融济律师，并名动京师。后还江左，偏行《四分》(44)。
长江上游剑南道对于《四分律》的弘阐，同样受长安的影响。当北方北周时期，剑州慧主，“登冠，欲受具足，当境无人，乃入京选德于甘露寺受戒”，“惟听《四分》，余义旁通。”隋大业中，还本州，从此，常弘《四分》为业(45)。成都府福胜寺道兴，本是秦州僧，避乱至蜀，后又至京师智首律师下伸大义，再还蜀川，开讲律部(46)。
《法华经》的翻译较早，以后秦鸠摩罗什所译流传最广。《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写经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家(47)。陈隋之际智
更据此创立了天台宗。
弘讲《法华经》的高僧，前期共有18家。然而据《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弘赞法华传》三书，唐代僧人读诵《法华经》的特别多，分布地域也相当广。本文仅统计了弘讲《法华经》的高僧，读诵者不在统计之内，所以还不足以反映当时《法华经》的流行情况。弘讲《法华经》的18家高僧，在各地的分布为：长安（7家）、凤翔府(1)、汴州(2)、定州(1)、襄州(1)、润州(2)、苏州(3)、越州(1)、成都府(1)、梓州(1)。
《华严经》的中国译本大部有二：一、晋译《华严》，有60卷；二、唐译《华严》，80卷。六十《华严》系佛陀跋多罗在建业译出，时间在晋义熙十四年(418)至元熙二年(420)之间。华严研究，由此滥觞。然而，自晋至梁，作为发源地的南方，仍少有研习此经者，而北方此经习者则更罕闻。但就在此后，南北方的华严研究大盛，到了唐初，遂有华严宗之确立(48)。据表1统计，唐前期讲授、弘阐《华严经》的高僧有17家。长安6家，终南山2，洛阳1，汴州1，太原府1，襄州1，润州1，常州1，苏州1，杭州1，越州1。
“三论”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简称。鸠摩罗什乃中国三论学之初祖，其门下深擅三论者有僧肇、昙影、僧睿、僧导等，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其后关中叠经变乱，加以魏太武毁法，学士零落，宗风不振。在南朝齐梁之际，三论学复起于今江苏南京附近摄山(49)。至隋代，三论之学传遍南北，主要有如下七处：(1)金陵栖霞，兴皇法朗为其重镇(50)；(2)会稽，吉藏(51)、慧持(52)、法敏(53)在此弘法；(3)荆襄，罗云(54)、法安(55)、慧哲(56)、慧棱(57)开讲三论；(4)江都，法澄(58)、吉藏等曾讲三论于此地；(5)长安，有法澄、道庄(59)、智炬(60)、吉藏、慧因(61)、慧頵(62)、辩寂(63)等三论名师；(6)洛阳，法澄、道庄、法护(64)等；(7)梓州，在引弘阐三论的是慧震(65)。
唐前期弘阐三论的高僧有15家，略逊于隋代。这15家中吉藏、慧因、慧棱、慧持、法敏、慧璇、慧震等7位是跨隋唐两代弘扬《三论》的高僧。唐前期弘扬三论之地是：长安（5家）、荆州(2)、襄州(3)、邓州(1)、隋州(1)、安州(1)、润州(1)、越州(3)、成都府(3)、梓州(1)、绵州(1)。其分布大体遵隋代旧规，不同的是今四川地区有所扩展；汉水流域的荆襄地区向北、东延伸；长沙下游润（金陵，唐属润州，会稽即唐越州）、越二州继续发展；而北方则有所收缩。
以“三论”加上《大智度论》，就称“四论”。《大智度论》简称《智度论》、《智论》、《大论》、《释论》。唐前期弘扬《大智度论》的高僧仅6家，集中于长安，其中神迥是在长安之外，还于益州有所弘阐。
弘扬槃若系经典（含大品槃若、仁王槃若、金刚槃若）的高僧12家，名列第七。弘扬槃若系经典的中心也是长安，有5位高僧弘法于此。《续高僧传·慧颐传》说：武德年间，延兴寺夏座讲仁王经，王公卿士并从盛集(66)。随后愈益兴盛，慧净法师贞观年间于长安弘扬仁王槃若等经论，“每有弘通，光扬佛日，缁素云踊，庆所洽闻。于时大法广弘，充举溢天壤”(67)。长安之外，润、常、越州一带弘讲槃若经典亦颇有力焉，虽据僧传，在这三州开讲此经典的高僧总共才4人（润、常各1，越2），然影响却不可小视。如玄俨住越州法华山寺，讲授金刚槃若，远近闻名，“自广陵（今江苏扬州）迄于信安（今浙江衢县），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万人”(68)。隋末避乱至越州的慧持，常讲三论、大品等，累年不绝，贞观十六年(642)慧持圆寂，“都督已下玄素万余人，悲叹相嗟至于殓所”(69)，其影响如此。法融住润州牛头山，永徽三年，邑宰请出建初（寺）讲扬大品，僧众多达千人(70)。荆（1人）、襄(1)地区亦不甘落后，贞观年间，慧瑜在荆州讲三论、大品，“开化未闻，佛法由盛”(71)。除这些地方外，凤翔府、西州府、西州也各有1僧弘讲槃若。在西州讲经的是西行求法，行经高昌的玄奘大师，奘师应高昌王麴文泰之请，“讲仁王等经及诸机教，道俗系恋”，希望玄奘长留下来，通开大化(72)。
《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对《十地经》的解释，属瑜伽行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按崔光的《十地经论序》，此论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由菩提流支和勒拿摩提在洛阳译出的。该书旋即在北方得到推广，到于北齐、北周，其重用的僧侣，也多是《十地经论》的弘扬者。《地论》学发源于洛、邺，最早的代表是道宠和慧光。道宠是北齐高僧，弟子极多，“堪可传道千有余人”。慧光亦北齐高僧，他的门徒遍及全国，齐、楚、晋、魏、燕、赵、卫、郑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历经魏齐周而至隋唐，慧光一派影响胜过道宠，是当时北方的显学(73)。
唐前期弘讲《十地经论》的高僧有10家，在所有弘扬的佛书中排名第八。流行的地点仍是北方，汴州（1家）、河中府(2)、泽州(1)，最多的是长安，6家。长安取代了原来的中心洛、邺。灵璨，怀州人，先游学相邺，深明《十地》，后入关，在长安弘讲《十地》，唐武德初卒(74)。道宗，莱州人，少从青州道奘法师学《十地》，唐初召入西京，武德六年(623)卒(75)。另，静藏由泽州西入长安(76)；法常由河北郡入京(77)；道颜，定州人，入京，武德五年(622)卒(78)。慧迁，瀛州人，好学专问，爱玩地论，隋初行经洛下，附远法师，及远入关，从而来至，开皇十七年(597)，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方，“频开《十地》，京邑乃多无与比肩者”(79)。由此可断言，隋唐长安《十地经论》乃由原来的中心洛、邺一带传入，并形成一个新的中心。《续高僧传·慧迁传》还说：“自迁之末后（按迁卒于武德末年），十地一部绝闻关壤。道由人弘，于斯验矣”，看来这一说法也是不错的。
对于经律论的传播，当然不限于讲授、弘阐，至少还应包括研习、著作等，如果三者结合，更能全面反映佛教义学的流行情况，不过，弘讲是非常重要环节，而且弘讲义学还不能光凭个人兴之所至，而要考虑对象，就是有没有人听讲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讨论佛书流行情况，应该不至于出现大的偏差。
探讨各地佛教义学发达与否的问题，还可从另一角度作一统计，这就是不考虑佛书种类，而将各地弘扬义学的高僧的人次统计出来，得到表1：
从表1可以得出下列几点认识：
第一，北方义学比南方义学发达。北方五道高僧人次之和为98，南方是51人次，差别明显。北方的陇右道极端落后，南方却有淮南、岭南二道无可称道。
第二，十道由多到少的顺序是：关内、江南、河东、剑南、河南、山南、河北、淮南、陆陇右、岭南。有意思的是这个序列为一北一南交替出现。
第三，义学最发达的区域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仅长安高僧人次就占全国总数的39%，前述八种流行佛书以及《大智度论》无一不是以长安为中心，此外《维摩诘经》、《俱舍论》、《大乘起信论》、《毗昙》等也都是以长安为盛；其次是长江下游以南太湖周围地区；再次是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区；接着是荆、襄地区，以洛阳为中心的东西一线，汾河谷地南北两端的河中、太平二府。
二、唐后期佛教义学风尚及其分布
后期对义学的弘阐走向衰落，弘讲佛书的高僧总共才36人，不及前期的1/3。较常弘阐的佛书也不大同于前期，主要是：(1)四分律，13家。(2)大涅槃经，9家。(3)法华经，6家。(4)华严经，5家。(5)俱舍论，5家。其余均在5家以下。
前期流行的《摄论》、《三论》、槃若系经典、《十地经论》、《大智度论》等，不再被弘扬义学的高僧们看重。《宋高僧传》卷5《澄观传》云：观“诣金陵玄壁法师传关河三论，三论之盛于江表，观之力也”，澄观是唐后期高僧，这似乎是说江表《三论》之兴是唐后期的事，与前文所述不相符合。澄观所学极博，非纯粹之三论学家，此说不可骤信。
宣讲《四分律》的13家高僧分布在以下这些地方：长安2家，河中府1，绛州3，阆州1，苏州4，越州3，润州1，抚州1，洪州1。与前期对照，重心显然已由长安转移到了东南地区。苏州最盛。开元寺，“长讲戒律”，“湖（应指太湖）南、北皆宗仰焉”(80)。苏州破山寺常达，专讲《南山律钞》，“合境民人皆达之化导”，“四众知归，诸方慕化”(81)。僖宗广明年间，“神都版荡”，京师西明寺元表，“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无不趋集”(82)。北方自安史之乱始，兵连祸接，动荡不宁，佛教义学遭到重创，于是重心发生转移。在今江西境内的抚州、洪州弘讲《四分律》的上恒律师，“坐甘露坛二十许年，十有八会，救拔群生，……男女得度者一万五千余人”(83)。长安的《四分律》已比不过前期，而汾河下游的降州，河中府倒比前期隆盛。有玄约律师居降州龙兴寺木塔院，“传禀门生一百许辈，汾、沁之间奔走学者，迨乎老矣”(84)。
宣讲《大涅槃经》的9位高僧，分居下列8处：长安1，河中府1，襄州1，润州1，越州2，洪州1，江州1，眉州1。其分布亦大不同于前期。
宣讲《法华经》的6位高僧，分布于下列五处：汴州1，代州1，苏州2，温州1，绵州1。
宣讲《华严经》的5位高僧在下列六处开讲：终南山1，太原府1，代州1，常州1，杭州1，汉州1。
以上三种佛书，在唐前期都是以长安为弘阐中心，后期显然有所不同。
宣讲《俱舍论》的高僧，前、后期均为5人，前期集中长安，后期趋于分散，长安2，绛州1，太原1，越州2。
如同前文，也作一表，统计唐后期各地宣讲义学高僧人次。
从上表各地的对比中，并结合表1，可以看出：弘讲义学的高僧在各地的分布状况与前期有别，表现在：
①前期是北方义学比南方盛行，后期发生了逆转，弘讲义学高僧人次，南、北之比为24:17。
②十道的排名顺序发生了变化。后期是：江南、关内、河东、河南、山南、剑南、河北。而陇古、淮南、岭南三道全无一僧弘讲义学。
③苏州、越州与长安各为4人次，义学重心转移到太湖周围地区。而且江南道弘扬义学的地区有所扩展，原来不见记载的江南西道，在后期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