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所见商周时期的臣辰史官世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官论文,所见论文,世家论文,时期论文,商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所知，商周时期铜器大约有二、三十件带有“臣辰”铭文，其中绝大多数的铭文比较简短，如下引铭文1～4、9～12；但也有一些的铭文较长，如下引铭文5、13。
之前学者的研究，有对单篇臣辰铜器铭文进行释读的①，有对多篇此类铭文进行综合考察的②，还有从考古学的角度对臣辰铜器进行综合研究的③。据之，臣辰铜器铭文的文字已经基本清楚，器物的数量、收藏和年代等情况也大致明确。然而，这些研究关注较多的还是文物和文字本身，对于臣辰铜器铭文背后所涉及的历史情况的考察则有限。实际上，臣辰铜器铭文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非常值得研究。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臣辰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历史情况。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臣辰”与商周之际的臣辰家族
臣辰铜器数量众多，为方便讨论，我们可以先看下列一组铭文。
1.父癸。臣辰。失(佚)④。(臣辰父癸盉，西周早期，《殷周金文集成》9392)
2.臣辰。失(佚)。父乙。(臣辰父乙尊，西周早期，《集成》5795)
3.臣辰。失(佚)。父辛。(臣辰父辛觚，西周早期，《集成》7267、7268)
4.臣辰。失(佚)。祖乙。(臣辰祖乙卣，西周早期，《近出殷周金文集录》589)
首先，我们来分析铭文中的“臣辰”。
殷墟甲骨文中有“臣沚”(《甲骨文合集》707正)、“臣录”(《合集》19493)、“臣舌”(《合集》19092)、“臣
”(《合集》33389)，西周金文中有“臣高”(《近出》335)、“臣
”(《集成》3790)、“臣卿”(《集成》2595)、“臣卫”(《集成》5987)、“臣谏”(《集成》4237)，《尚书·君奭》中有“臣扈”，皆为人名。参照这些例证来看，上引铜器铭文中的“臣辰”也应是人名。
关于臣辰铜器的作器者，有学者曾提出皆是臣辰一人一时所作，其中的“父癸、父乙、父辛，当为此臣辰之父。一人而父之名称凡三者，金文例：诸父，皆称父也”⑤。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下铭文可以为证：
5.壴(彭)生作厥文考日辛宝尊彝。佚。
。臣辰。(彭生鼎，西周早期，《集成》2483)
6.臣辰。册。
。父癸。(鼎，西周早期，《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1684)
这两篇铭文均明确标示了作器者。从内容来看，铭文5的作器者是彭生，铭文6的作器者是，都不是臣辰。因此可以判断臣辰铜器的作器者并不止一人。铭文5中的父是“辛”，作器者是彭生；铭文6中称“父癸”，作器者却是，说明臣辰铜器铭文中的“父”不是臣辰的诸父，而是不同作器者之父。上引铭文1～4中，有的称“父癸”，有的称“父乙”，有的称“父辛”，也正说明作器者是多人。
还有称“祖”的，与“父”称相比较，可见作器者之间还有辈分的差别。他们人数众多，辈分也有差别，但所作铜器中皆铸刻有“臣辰”铭文，应当是来自同一个家族，“臣辰”则是这个家族的名号⑥。结合上文揭示出“臣辰”是人名的信息，当时的情况大致有可能是，臣辰是这个家族的祖先，此后这个家族就以“臣辰”为号。
以祖先的名字作为家族名号，在商周时期屡见。例如孔子家族的姓氏“孔”就来自于其祖先孔父嘉的字“孔父”⑦。另外，《左传·隐公八年》记载春秋时人众仲在谈论族姓问题的时候，说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可见上古时期有以出生之地、诸侯之字、官名、邑号作为族姓的现象。家族命名与之类似。臣辰家族以祖先的名字“臣辰”为号，正与众仲所说的诸侯以人名和官名赐族姓的情况相同。
其次，来看臣辰家族和臣辰本人的相关史事。
1929年，有多件带有“臣辰”铭文的铜器出土于洛阳邙山马坡⑧，说明商周时期的臣辰家族有可能就生活在这一区域。
臣辰家族在商代已经存在。虽然绝大多数的臣辰铜器是西周早期器物⑨，但也有的属商代器物，如臣辰父乙尊。这件尊据称是从陕西省礼泉县征集，侈口，鼓腹，圈足，口径22、足径15.5、高28厘米⑩。定其时代为商代晚期，可以得到铜器形制、铭文字体等方面的验证。臣辰父乙尊的形制与邹衡先生定为殷墟四期第6组的SPM6所出尊(11)相似，也与岳洪彬先生定为殷墟四期的编号GM1713∶47的尊(12)相似，还与1988年陕西麟游九成宫出土的商代晚期父癸尊(13)、安徽省潜山县出土的商代兽面纹尊(14)、首阳斋收藏的商代晚期四瓣目纹觚(15)以及商代晚期的父辛尊(16)相似。其铭文字体则与商代晚期的小臣俞尊(《集成》5990)相似。臣辰父乙尊的铭文云：
7.臣辰。佚。父乙。(《近出》628)
此铭文说明臣辰家族至迟在商末就已经得到“臣辰”的名号而存在了。那么，这个家族的祖先臣辰当生活于商代。
臣辰本人曾在商王朝担任小臣。小臣辰父辛尊的铭文记载：
8.小臣辰。佚。父辛。(西周早期，《集成》5835)
此处的“小臣辰”当即是以上诸多铭文中的“臣辰”。此铭文揭示“臣辰”实际上是“小臣辰”。臣辰应担任过小臣，所以被称为“小臣辰”，后来又被省称为“臣辰”。上文已经指出臣辰生活于商代，所以，臣辰是在商王朝担任小臣的。
小臣辰，或者说臣辰，来自于辰族。商代确实有一个辰族，可见于下列卜辞。
乙未卜，
，贞：辰入驶，其
。(《合集》28196)
卜，王其田辰，无灾，擒。
(《小屯南地甲骨》2432)
于来自
，廼逐辰鹿。无灾。
(《屯南》3599)
其五牢又辰。(《屯南》4178)
宜卯三牢又辰。(《屯南》4178)
上引第1条卜辞意为辰族进贡；第2条卜辞意为王在辰地田猎；第3条卜辞意为在辰地逐鹿；第4、5条卜辞中，辰与牢并列，应是祭祀的牺牲，可能是来自辰族的俘虏。可见商代确实有辰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臣辰和辰族同名。那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参看商代一些类似的人地、人族同名情况。
根据宋镇豪先生的统计，商代的甲骨文、金文中称“子某”者有156名，称“某子”者有29名，其中人地同名者有90例，约占总数的49％。针对这种现象，宋先生指出这是因为这批“子”成家立业，以其受封的土田命名，由此构成分宗立族的标志(17)。也就是说这些“子”来自与之同名的地方。1976年在甘肃庆阳县董志公社野林大队出土一件玉戈，长38.6、厚0.6厘米，上有铭文“乍(作)册吾”三字，字体接近武丁时期的卜辞，其时代也应与之相近(18)。商代有国族“吾”与之对应。例如卜辞“□巳卜，宾，贞：其亦勿吾用”(《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字》141)，“吾”是指来自吾族的人牲；“在吾卜”(《合集》15628)，“吾”是个地名。综合来看，“吾”在商代是个国族(19)，“作册吾”应当来自国族“吾”(20)。根据商代“子某”、“某子”和“作册吾”等例证，可以推断小臣辰应当来自辰族。
不仅如此，从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看，商代的“小臣×”往往来自国族×，如小臣旨(《合集》36419)来自旨族(21)、小臣儿(《合集》20592)来自儿地(22)、小臣系(《集成》5378)来自系方(《合集》27997)、小臣从(《合集》5579反)来自从地(23)；又如《合集》27880～28008之间的十个“小臣某”均来自“某”国或“某”地(24)。还有，商代的“臣×”往往就来自国族×，如臣舌(《合集》19092)来自国族舌(25)、臣录(《合集》19493)来自录族(26)、臣沚(《合集》707正)来自沚地(27)。这些例子进一步证明，小臣辰，或者说臣辰，应当来自于辰族。
再次，上引铭文1～4中的“佚”是国族号。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佚侯”(《合集》10923、《怀特》360)，说明佚是个方国。铜器铭文中有“佚”(佚鼎，殷代，《集成》1025)、“册。佚”(册佚簋，殷代，《集成》3109)、“亚佚”(亚佚簋，西周早期，《集成》3104)，佚皆为族氏名号。所以，以上臣辰铜器铭文中的“佚”应是国族名。
最后，我们来分析带有“佚”、“臣辰”的铭文性质以及佚族和辰族的关系。
商周时期，作器者往往在器铭中自署其所属族氏之名号。在同一件铜器的铭文中，有的就有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族氏名号，即是学者所认为的复合氏名(28)。关于复合氏名的含义，有学者曾正确地指出它们实质上是一种“略辞”(29)。例如铭文“
。
”(爵，西周早期，《集成》8229、8230、8231)，是由“。伯
作宝尊彝”(伯鼎，西周早期，《集成》2344)、“王朿伐商邑。
令康侯啚于卫，司徒眔啚。作厥考尊彝。”(司徒簋，西周早期，《集成》4059)之类铭文省略而来的。又如“林。亚俞”(林卣，殷代，《集成》5013)，是由“林
作父辛宝尊彝。亚俞”(林鬲，西周早期，《集成》613)之类铭文省略而来的。这种对于实质的揭示，给研究复合氏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可以用省略的视角来看待一些实际由多个族氏名号构成但并非缩略形式的铜器铭文。由此来看，上引铭文1～4当是复合氏名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由两个族氏名号构成的复合氏名中族号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分支，而位于显著位置的往往是相对高级的族号(30)。这种认识是我们判断“辰”族和“佚”族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在由“辰”和“佚”构成的复合氏名中，“佚”往往位于显著位置，因而它是较高一级的族号。所以，辰族应当是佚族的分支。
总之，臣辰铜器铭文中的“臣辰”是人名，他来自辰族，曾在商代担任小臣一职，所以又称“小臣辰”。“臣辰”同时也是家族名号，臣辰家族在商代就已经存在，商周时期的臣辰家族可能生活在洛阳邙山马坡一带。带有“臣辰”和“佚”的铜器铭文实质上是一种复合氏名，商代的辰族应是佚族的分支。
二、臣辰家族是殷商至西周时期的史官世家
臣辰家族中有多名成员在西周王朝担任作册的职官。臣辰铜器中有如下一组铭文。
9.臣辰。佚。册。父癸。(臣辰父癸簋，西周早期，《集成》3522)
10.臣辰。佚。册。父乙。(臣辰父乙簋，西周早期，《集成》3506)
11.臣辰。佚。。(臣辰册壶，西周早期，《集成》9526)
12.臣辰。佚。。(臣辰册方鼎，西周早期，《集成》1942、1943)
上引铭文5、6、9～12的作器者有多人。铭文5称“文考日辛”，也即父辛；铭文6、9皆称“父癸”，两器可能是一人所作，也可能是不同人所作；铭文10则称“父乙”。铭文11、12中没有父称，与铭文5、6、9、10可能是同一批人所作，也可能不是。即使保守计算，这六篇铭文中至少也有三个作器者。
铭文5、6、9～12中的“册”或“”，就是“作册”(31)。商周铜器中有单独表示职务的铭文，这些职务往往是由作器者担任。铜器5、6、9～12的作器者应当就是铭文中“作册”职务的担任者，而这些铜器都是西周时期的，可以推断臣辰家族中有多人在西周王朝担任作册一职。
此外，在臣辰家族中还有其他成员在西周王朝任作册，同时臣辰本人在商王朝也担任作册。请看这样一篇铭文。
13.唯王大龠(禴)于宗周，
(出)
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
百生(姓)豚，眔赏卣鬯、贝，用作父癸宝尊彝。臣辰。。佚。(士上史寅卣，西周早期，《集成》5421、5422)
禴、，皆祭名。即“丰”字(32)，通假为“封”，赐也。此篇铭文的大意是，王在宗周举行禴祭，出来又在京举行祭。在这一年的五月既望辛酉这天，王命令士上和史寅去成周参加殷见礼，赐百姓小豕。同时赏赐他们一卣的鬯和贝，士上和史寅用来制作祭祀父癸的宝器。
与士上史寅卣有相同铭文的铜器，还有尊、卣、盉各1件。《集成》将这些同铭器物统称作士上器，无疑认为它们的作器者是士上。也有学者认为史寅更有可能是作器者(33)。但实际上，在铭文13中，士上和史寅同时接受王命去成周参加殷见礼，赐百姓小豕，并因此获赏卣鬯和贝，所以士上和史寅应当是铜器的共同铸造者(34)。按照铜器命名的一般规律，可以改称这批铜器为“士上史寅”器。这些同铭器物虽然由士上、史寅二人铸造，但却只有一个祭祀对象“父癸”。可见，士上和史寅都是父癸之子，他们二人是兄弟。
在铭文13中，士上、史寅二人担任的职务很明确，分别是“士”和“史”，都不是“作册”。然而，他们却在自己所铸铜器的铭文末段标记有象征作册职务的“”。那么，这里“作册”一职的担任者可能另有其人。综观铭文13，“作册”的担任者应该是士上、史寅的祖先臣辰(35)。上文已经指出，臣辰是商代人，他是在商王朝担任作册的。
然而，一些臣辰铜器的铭文中，如上引铭文1～4，虽然带有“臣辰”却没有“册”或“”，说明“臣辰”的出现不是铜器铭文中有“册”或“”的唯一条件。铭文1～4的作器者本人可能没有担任作册，因而不能在所铸的铜器上标记“册”或“”铭文。这也就意味着。在臣辰铜器中，必须臣辰本人和作器者都担任作册，才能在所铸造的铜器上铸有“册”或“”铭文。这样看来，在铭文13中，除臣辰之外，士上和史寅也是作册的担任者。但此铭文已经明言，上担任的是“士”，寅担任的是“史”，他们若是作册的担任者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西周时期，有的“士”职、“史”职可以称为“作册”。
西周时期的“士”、“史”可以称为“作册”，这在传世文献和西周金文中都有相关的证据。
其一，任“史”职的人称“作册”的情况。《左传》中屡次提及的周初史官“史佚”(见于《襄公十四年》、《宣公十二年》、《文公十五年》、《僖公十五年》、《昭公元年》等)，在《尚书·洛诰》中称作“作册逸”。佚、逸可以通假(36)，所以“史佚”就是“作册逸”。此可谓“史”称“作册”的明证。西周金文中也有相关的例证，如西周中期的免盘铭文曰：“唯五月初吉，王在周，令作册内史赐免……”(《集成》10161)；西周晚期的师俞簋盖铭文曰：“王呼作册内史册命师俞……”(《集成》4277)。这两篇铭文中的内史就是作册，此可谓“史”可称“作册”的又一证据。
其二，西周时期担任“士”职的人称“作册”的情况。
首先，西周时期有的“士”职可称“作册”的根本原因是两者的职责有相同之处。
一方面，士与作册都有代王赏赐的职能。这在金文材料有所反映，如西周早期貉子卣的铭文曰：“王令士道归貉子鹿三。貉子对扬王休，用作宝尊彝”(《集成》5409)：西周晚期克镈的铭文曰：“王在周康剌(烈)宫，王乎(呼)士曶召克。王亲令克……赐克……”(《集成》209)。前一篇铭文中，士道是代替王进行赏赐貉子的活动；后一篇后铭文中的士召在周王赏赐克之前，将其召至赏赐地点周康烈宫，主要职责也是协助周王进行赏赐活动。而在西周时期，作册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受王命执行赏赐任务。西周早期作册旂觥的铭文曰：“唯五月，王在岸。戊子，令作册旂兄(贶)圣土于相侯。……木羊。册(《集成》9303)”，所记正是作册旃代王赏圣土于相侯之事。可见，士与作册都有受王命赏赐贵族的职能。
另一方面，士与作册都能参加殷见之礼。这也见于金文材料中，如西周晚期文盨(37)的铭文曰：“王命士百父殷南邦君、者(诸)侯”(《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457)；西周早期作册
卣的铭文曰：“唯明保殷成周年，公赐作册鬯贝。扬公休用作父乙宝尊彝。肖舟。册”(《集成》5400)。前者作为“士”的百父殷见了南邦君、诸侯；后者所说“公”即为周公，作册当是在明保来成周殷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才受到周公的赏赐。可见，士与作册都能参加殷见之礼，并发挥一定的作用。
其次，西周时期有的“作册”属于笼统的“士”的范畴，这也是士可称作册的原因。西周时期“士”有时可以广泛地指代多种官员。《尚书·酒诰》记载：“王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大意为庶士、有正与庶伯、君子类的官员能听取王的教导。“士”应是多种官员的总称。金文材料也有相关证据，如西周晚期
簋的铭文记载：“王曰：‘……肆余以
士献民，爯
先王宗室’”(《集成》4317)。铭文大意是说王和诸士献民于先王宗庙，宣扬先王的美德(38)。这里的“士”其实是周王身边多种官员的泛称。作册作为官员，当然也属于“士”的范畴。
再次，西周时期更有担任“士”职的人称“作册”的直接证据。如西周早期士作父乙方鼎的铭文记载：“士作父乙尊彝。册。
”(《集成》2314)。是族氏名号，士应当是作器者担任的职务，册依然指作册，亦为作器者担任的职务。铭文中没有注明作器者的私名。此铭文有力地证明了西周时期“士”可以称“作册”。
综上分析，士上和史寅是兄弟，士上史寅类器物由二人共同铸造。在铭文13中，臣辰本人曾在商王朝担任作册职位；西周时期的上所担任的“士”职、寅所担任的“史”职，也可以称“作册”(39)。这是铭文13中出现“”的原因。概括而言，商代的臣辰和西周的士上、史寅担任的都是作册职务。
总之，臣辰家族有多名成员，如铭文9～12的作器者、铭文13中的士上和史寅、铭文5中的、铭文6中的彭生，他们都在西周王朝担任作册的官职。而臣辰本人也曾在商王朝担任作册官职。臣辰家族不同人、不同辈的多名成员均担任作册。关于作册，学术界通常认为属于史官系统(40)。因而，可以说臣辰家族是个史官世家，而且这个家族跨越了殷商、西周两朝。
三、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
商朝和周朝是敌对的政权，然而在殷商王朝担任作册的臣辰，其后代却仍然能够在西周王朝担任史官。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情况。
西周初年，周王朝继续任用了大批商朝文官，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商周之际，很多商朝的官员投奔了周朝。《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时“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大师、少师是商朝管理祭祀、音乐方面的官员，他们在商末投奔了周朝。这些人后来应当都在周王朝担任一定的职务。
其二，一些在西周王朝任职的官员，其祖先是从商朝投奔过来的。西周中期的史墙在追述祖先功业的时候，提到：“于武王既
殷，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俾处……史墙……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作宝尊彝”(史墙盘，《商周青铜器铭文选》225)。微史是史墙的祖先，曾在商朝任史官，他在武王克商之后，投奔了周朝。墙则继承了微史的职务，继续在周王朝任史官。
其三，商末周初，还有一些商朝文官在西周王朝被任命了同样的职务。《尚书·顾命》曾提到：“大保…命作册度”。《顾命》一般认为是成康之世的文献(41)，所以它所提及的作册度当是周初成康之世的人。于省吾先生指出此处的作册度就是作册宅(42)。然而，作册宅铸造的作册宅方彝(《西清古鉴》13·6)盖呈四阿顶式，从器形上看和殷墟刘家庄1046号墓出土的方彝(43)相似，当处于殷墟四期，即帝乙、帝辛时期。以此来看，宅曾生活于商末，并在商王朝任作册的官职。而进入西周初年后，作册宅又在成康之世被任命了同样的官职。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呢？
一方面，这与周初的统治政策有关。《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商时，曾特地向将士们申明：“弗迓克奔，以役西土”。王肃说：“不御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者，无逆之；奔走去者，可不御止。役，为也，尽力以为我西土”。如此说来，这段文献有两层含义，一是奔走逃跑的，不迎杀；二是奔来周朝投降的，则为周朝所用。这当然是周武王所制定的一种军事策略，鼓励商王朝的将士逃跑、投降，从而减少伐商过程中的阻力。但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促使了很多商王朝的官员奔来投降周朝，这些人后来很大一部分都在周王朝任职了。与此同时，《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三巫”，《史记·周本纪》作“保玉”(44)，潘振以为其是地名；于鬯以为是“三革”，大致是兵器；陈逢衡以为是“巫参”，为“殷家神明之重器”(45)。《史记·周本纪》与《逸周书》之别，如梁玉绳引《吹景集》所言，“当从《(逸)周书》”(46)。而将“三巫”解为地名，要在“九鼎”与“三巫”间加“于”，有增字解意之嫌，陈逢衡已指出其误。另外，“三革”、“巫参”的说法都要通过通假或倒装，甚至要转换多次，略显迂曲。实际上，商代有巫官，据文献记载，大戊时有巫咸，祖乙时有巫贤(47)，他们在辅助商王治理国家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上引文献中的“巫”当即是巫官，“三巫”应即商朝的多个巫官。三巫作为高级文官，熟悉国家礼仪的运作、制度的制定，也是周朝重新建立统治秩序所重点依靠的力量。所以，周武王让南宫百达、史佚将其迁到周王朝继续任用。
另一方面，与商周之际的教育状况有关。殷商、西周时期私学还没有兴起，很多人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而一些从事文职的官员，通过家族内部传承教育，掌握着更多的知识，被当时的政府所倚重，从而能世代保持官禄，虽历经不同的朝代而不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可见司马迁的家族也是一个在不同朝代都能任职的文官世家。其先人在周朝的时候更是世代担任史官，管理周史。当中重要的原因应即其家族通过教育传承，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因而为统治者所倚重。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与这种状况有关系。
再更进一步分析，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是商周礼制因袭的重要促进因素。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曾经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48)。受其影响，后来学者的研究往往也比较多地关注商周社会的变动。实际上，商周之际社会的变动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周初对于殷礼的因袭同样重要。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曾注意到了周朝对于殷礼的传承，他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朝对于殷礼有减损，有增益，但基础还是对于殷礼的传承。孔子所言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商周礼制的传承。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灭商的初期，自认为是“小邦周”(《尚书·大诰》)的周王朝对“大邦殷”(《尚书·召诰》)、“天邑商”(《尚书·多士》)的礼制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承。至于传承的具体表现因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这里不加以论述。商周之际的礼制因袭背后依赖于人的推动，西周初年大量继续任用商朝的文官是促使这种传承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商周臣辰铜器铭文中的“臣辰”既是人名，又是家族名号。臣辰本人曾在商王朝任小臣职务，所以在有的铭文中又称为“小臣辰”，他来自于辰族。商代的辰族应是佚族的分支。臣辰家族是一个在殷商、西周两朝担任作册的世家。而作册通常认为属于史官系统，因而臣辰家族是个史官世家。商末周初的统治政策和教育状况促使周初继续任用了大批商朝官员。跨越两朝的臣辰史官世家的出现，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情况。商周之际的文官传承是促使商周礼制因袭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a.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32、3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b.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第81～83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c.刘启益：《西周纪年》第82、83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d.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第160、161页，中华书局，1997年。
②a.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第257～263页，中华书局，1986年。
b.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41～43页，中华书局，2004年。
c.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第236～24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③曹淑琴：《臣辰诸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④关于此字的释读，有“允”、“尢”、“老”、“先”、“敖”等多种看法。赵平安先生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考释，认为是“失”字，在表示方国或族氏的时候就是“佚”，其说可从。参见赵平安：《从失字的释读谈到商代的佚侯》，见《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
⑤同②c。
⑥陈梦家先生曾指出臣辰铜器“不全是同时的，而是同家族的”，但没有具体论证，因而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参见②b)。本文对“臣辰”是家族名号进行论证，还进一步指出臣辰家族跨越了殷商、西周两朝。
⑦《孔子家语·本姓篇》记载孔子的祖先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孔父嘉，名嘉，字孔父。
⑧关于邙山马坡“臣辰”铜器的出土、流传和著录等情况可参见曹淑琴：《臣辰诸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⑨同③。曹淑琴对臣辰铜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指出“臣辰失父乙”铭文的铜器为“成王时期或其前后所作”，“臣辰失父癸”铭文的铜器为“成王时器”，还有的“约为昭王时器”。
⑩王长启：《西安市文物中心收藏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11)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74、7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2)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第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13)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商4)“图版”第123页、“图版说明”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4)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藏青铜器》图版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15)首阳斋、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首阳吉金》第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6)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商4)“图版”第124页、“图版说明”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7)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185～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8)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
(19)商代甲骨文中的地名、国名、族名往往相同。本文按照学术界的一般做法，用“国族”概念笼统加以概括。
(20)齐文心：《庆阳玉戈铭“作册吾”浅释》，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第33页，中华书局，1998年。
(21)王进锋：《亚旨铜器、苏埠屯一号墓与小臣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
(22)甲骨卜辞中有“于儿”(《合集》20592)，说明“儿”是地名。
(23)甲骨卜辞中有“田从”(《合集》28576)、“王往田从”(《合集》33362)，均可说明“从”是地名。
(24)王进锋：《卜辞排谱与相关小臣某的族氏与身份》，《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
(25)铜器铭文中见有族氏名号“舌”(《首阳吉金》16)，《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有“岐舌国”，《吕氏春秋·功名》记载有“反舌国”，均可说明“舌”是国族。
(26)西周早期铜器大保簋铭文中有“录子圣”(《集成》4140)，指录国国君圣。说明“录”是国名。
(27)甲骨卜辞中有“于沚”(《合集》5530甲)、“在沚”(《合集》24351)，说明“沚”是地名。
(28)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29)林沄：《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见《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30)同(28)。
(31)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这种看法被学者们广泛接受，如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文物》2000年第2期。
(32)陈直：《读金日札》第168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33)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第272页，齐鲁书社，2009年。
(34)西周中期有这样一篇铜器铭文：“叔、姬作伯媿媵簋”(叔姬簋，《铭文选》371)。铭文的大意为叔、姬为长女媿作媵器。其中姬是叔的妻子，姬是她的本姓。这件簋是由叔、姬夫妇二人共同制作的。本文所引铭文13中，士上、史寅出现的形式与叔姬簋有些相似，此器当是士上、史寅二人共同铸造的。
(35)上文已经指出，臣辰担任的是小臣。而这里又据士上史寅卣的铭文推断出，臣辰担任作册。那么“小臣”显然也能称“作册”，如金文中“小臣宅”(小臣宅簋，西周早期，《集成》4201)在其他器铭中就称“作册宅”(作册宅方彝，商代后期，《西清古鉴》13·6)。参见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第28、29页，中华书局，2006年。宅既担任小臣，同时也称作册，可作为“小臣”称“作册”的证据。
(36)如《国语·周语上》：“则唯余一人有逸罚”，《尚书·盘庚上》逸作佚；《逸周书·克殷解》所记“尹逸筴”，《史记·周本纪》逸作佚。
(37)张光裕：《西周士百父盨铭所见史事试释》，见《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张先生称此器为士百父盨，无疑认为作器者是士百父。然而细审铭文，可以发现作器者应为铭文后段的文，所以李学勤先生称其为文盨，其说可从(参见李学勤：《文盨与同宣王中兴》，《文博》2008年第2期)。
(38)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7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9)士上、史寅兄弟二人同时任西周王朝的作册史官。这种现象与春秋时期先后秉笔直书崔杼弑君的齐国太史兄弟三人(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相似。
(40)a.丁山：《甲骨文所见的氏族及其制度》第130页，中华书局，1988年。
b.刘翔：《作册职官与商周之际的文化递嬗》，《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41)《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
(42)于省吾先生指出，“《尚书》度多与宅通，古文作宅，今文作度。作册宅，宅乃作册之名。命作册宅，犹言命宅为作册。……《西清古鉴》卷十三·六页有作册宅彝。……与此作册宅为一人。当无疑也”(参见于省吾：《双剑
群经新证·双剑诸子新证》第12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此论十分正确。因为度、宅二字古音相近，可以通转。文献中有很多的例证，如《论语·里仁》“择不处仁”，《文选·思玄赋》李注引择作宅。《后汉书·张衡传》“惟盘逸之无
兮”，李注：“，古度字”。故将“作册度”看成“作册宅”，并认为二者为一人是正确的。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见《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44)《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保，一作‘宝’”。
(4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358、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6)［清］梁玉绳：《史记志疑》第89页，中华书局，1981年。
(47)《尚书·君奭》。
(48)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第451～480页，中华书局，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