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深远的可以说是美国人对外部世界和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看法，即所谓外交思想。思想观念对政策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学者哥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指出：思想观念对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帮助决策者认清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影响决策者对战略形势的评估与判断、以及本身内化为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注：Judith Goldstein & Robert O.Keohane,eds.,Ideas 
Foreign Policy 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3.）美国的外交思想都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这些思想对美国外交有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历史上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都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中国学者王缉思指出，“美国外交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盾交织。”（注：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31页。）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对立和统一的关系。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指的是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强调道义原则，维护和推动国际正义与进步。美国的理想主义者视国际政治为道义的角斗场，充满了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他们认为，美国在这场斗争中应当主持正义，为民主、自由和法制而战。他们反对传统的秘密外交，主张民众参与外交决策，反对美国政府为了某些实际利益而牺牲道义原则。
和美国的理想主义者针锋相对，美国的现实主义者反对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过分强调道义原则。他们认为，制订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依据是国家利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当道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美国首先要考虑的不应当是某些美和善的追求，而应当是美国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利益。在美国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追求国家安全最有效的途径，一是加强国家实力，二是在国际上营造和维持有利于本国的实力平衡。为了有效地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政府应当集中外交决策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公开和秘密的外交活动，推动国际上的实力平衡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矛盾和相互渗透，对美国外交影响极大。美国的历届政府大多是同时接受它们，并试图将它们一起付诸实践的。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外交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时而表现出极强的功利主义，为了某个具体的利益不惜违背先前作出的承诺，时而又为了某些“道义原则”不惜作出很大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外交在拓展美国的对外关系和维护美国某些利益的同时，也给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一、美国外交思想的起源
美国外交思想是美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它和外部的世界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美国早期移民的背景和经历给美国外交思想留下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印记。十七世纪的美国不是移民者向往的地方，对于当时的许多欧洲人来讲，美国不过是远离文明、荆棘丛生、人烟稀少、充满危险的荒山野岭。美国的许多早期移民是饱受欧洲大陆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漂洋过海，远离故土，为的是到新大陆谋求生计和追求信仰自由。作为新移民，他们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曾长期面对饥饿和疾病的困扰。适者生存的环境造就了他们面对现实、务实进取的精神，浇铸了他们粗放的现实主义性格。
作为清教徒，许多美国的早期移民也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其中许多人当初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才在旧大陆倍受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投奔新大陆的。来到新大陆后，艰苦的生存斗争不仅没有消磨掉他们的宗教信仰，反而使他们更为虔诚。新大陆给他们提供了信仰自由的空间，信仰给他们勇气和力量去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艰苦的生存环境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对信仰的需求。随着他们在新大陆创业的成功，他们愈加庆幸自己走过的道路，坚信上帝的伟大和他们传播福音的使命。
如果说美国早期移民的背景和经历造就了美国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则有利于不断强化这两种思想倾向。美国的独立战争既有助于维护美国人经济上的利益，也有助于实现他们追求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愿望。美国贸易立国的方针既反映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角逐经济利益的需求，也表现了美国人早期在贸易有利于维护和平、推行美国价值观念方面的认同。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在维护并不断强化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种倾向。在受历史和传统政治束缚较小的情况下，美国人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公开承认个人私利的合法性，强调保护个人追求合法权益和限制官员滥用公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美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并制定了一整套权力制约的机制，有效地遏制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对公权的滥用。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的长期稳定既是对现实主义制度安排的肯定，又强化了美国人对美国制度所反映的价值体系的信心和在国际上推行这一价值体系的理想主义倾向。
最终把美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矛盾和统一的关系推向世界的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一方面使美国的利益不断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也使国际问题越来越大和越直接地影响美国的利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人不得不更多地关心国际事务。同时，美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使美国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角逐商业利益和势力范围，并向海外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这一切使美国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互动关系的影响扩大到整个世界。
二、冷战前美国外交思想的演变
表现在美国对外政策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互动关系的最初形式是孤立主义。和字面的意思不太一样，孤立主义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美国是个贸易立国的国家，对外贸易从一开始就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能闭关自守，也不可能不关心国际事务。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雷·杜勒斯（Rhea Foster Dulles）指出的，孤立主义是美国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意味着自我孤立，也不意味着拒绝关心外部事务，而是指美国在推动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重视并强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上的独立性。（注：Forster Rhea 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1898—1954,New York：Harper & Row,1963,pp.xvii—xviii.）
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尽可能地避免卷入国际事务，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个新兴的国家，国力薄弱，能力有限，过深地卷入国际事务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此外，他们认为欧洲国家封建专制，相互关系盘根错节、诡秘狡诈，美国卷入国际事务容易被他国利用，给美国的利益带来伤害。最后，孤立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主张并不意味着逃避道义上的义务和责任。他们认为美国价值观念和制度的优越性是明摆着的，传播它们的最佳方式不是通过积极介入和干涉国际事务，而是起一种所谓灯塔的作用，即通过把自身的事情作好，给别国作出榜样，像灯塔一样，把民主、自由和正义的光芒撒向世界，推动国际和平与进步。
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很大，从美国建国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个别时期外，它整整支配了美国外交一个半世纪之久。早在1776年美国建国时，美国著名政治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就提出，美国“应当离开欧洲的政治和战争，越远越好，越久越好。1783年，美国国会作出决议，决议再次强调，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尽可能避免卷入欧洲政治和纷争中去。（注：Forster Rhea 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Rower：1898—1954,New York：Harperse Row,1963,PP.xvii—xuii.P.2、P.3、P.4、P.13、P.20、P.92.）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离任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国策，他说，美国没有理由放弃这一政策，更没有理由无谓地卷入欧洲利益和狡诈的争斗。（注：Forster Rhea 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Rower：1898—1954,New York：Harperse Row,1963,PP.xvii—xuii.P.2、P.3、P.4、P.13、P.20、P.92.）
1851年，美国著名政治家查尔斯·萨姆内尔（Charles Sumner）在一次讲演中宣称，美国对欧洲任何形式的干涉都“将开启困惑和疾病之瓶，我希望我们国家不会面临这个局面。”（注：Forster Rhea 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Rower：1898—1954,New York：Harperse Row,1963,PP.xvii—xuii.P.2、P.3、P.4、P.13、P.20、P.92.）1885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就职讲演中强调孤立主义的原则，他说，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继续执行这个经过历史考验的政策，“这是个独立的政策，有利于我们的立场，并受到我们对正义的热爱和实力的支持；这是个和平的政策，和我们的利益一致；这是个中立的政策，反对介入外部的争斗和征服其他大陆的野心，并驱除外人对美国的入侵。这是门罗、华盛顿和杰弗逊的政策——主张和平、贸易和诚实地与他国友好，拒绝与任何国家结盟。”（注：Forster Rhea 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Rower：1898—1954,New York：Harperse Row,1963,PP.xvii—xuii.P.2、P.3、P.4、P.13、P.20、P.92.）
孤立主义的影响之大，连后来以积极主张建立国际联盟、鼓吹美国的国际义务闻名于世的威尔逊总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都认为美国当时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不仅有利于美国避免参战，而且可以使美国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他说，美国是个进行调解的国家，美国的义务是保持中立，以便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向交战各方施加“道义的”影响。在孤立主义的束缚下，直到一战后期，美国才勉强参战。（注：Forster Rhea 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Rower：1898—1954,New York：Harperse Row,1963,PP.xvii—xuii.P.2、P.3、P.4、P.13、P.20、P.92.）
二战爆发前，主张参与乃至干涉国际事务的声音曾一次次被孤立主义的主旋律所淹没。一战结束接近尾声时，威尔逊意识到，美国国力的增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不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因此他开始积极主张美国介入国际事务，努力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就是所谓的威尔逊主义。但是，威尔逊说服美国人放弃孤立主义的政策的努力并不成功。战争结束不久，美国老百姓就重新选择了孤立主义的老路。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不仅美国国会反对美国加入威尔逊政府倡导的国际联盟并拒绝批准凡尔塞条约，美国老百姓还在总统大选中选举了以反对美国加入国联著名的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作为他们的新总统。这个孤立主义的回潮一直持续到二战爆发以后。（注：Forster Rhea 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Rower：1898—1954,New York：Harperse Row,1963,PP.xvii—xuii.P.2、P.3、P.4、P.13、P.20、P.92.）
如果说美国建国初期孤立主义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有限、国力较弱等客观因素造成的话，19世纪后期至二战爆发期间孤立主义继续主宰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因则主要要归咎于孤立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国力已经跃升世界前矛，一战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随着美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扩展，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利益也大大增加。按理说，美国的实力和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早就要求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政策了。但是，作为美国人思维的一种固定模式，孤立主义的影响很大，乃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客观现实的变化都没能改变它继续主导着美国的外交走向。
但是，客观现实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主观意识上来。美国建国后，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美国在国际上利益的增加，美国人中间反对孤立主义、主张美国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的声音逐渐增大，以至于在二战结束后最终取代孤立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新的主导思想。美国人称后者为“国际主义”。国际主义者主张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积极介入的态度，认为这是保护美国利益和推行美国价值观念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美国的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单边主义，一种是多边主义。单边主义者主张在介入国际事务的同时，美国应当保持行动的独立性，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原则行事，反对美国为了迎合别国的利益和愿望作出妥协。多边主义者则认为，过分地强调美国行动的独立性不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认为，虽然美国的国力很强，但是毕竟还是有限的，维护美国的利益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需要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配合，所以美国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不能不顾及盟国和那些国家的利益，不能不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为之作出某些妥协，否则美国将失去它们的支持，最终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值得强调的是，美国的多边主义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完全放弃行动的自主性，相反，它要求各国在接受美国提供的好处的同时，也接受美国的领导。
单边主义的影响最早表现在门罗主义的提出上。最初主张美国介入国际事务的人主要着眼于美洲大陆。早在1820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就向国会提出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的建议。（注：陈乐民和周荣耀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这种声音后来导致了1823年美国政府发表著名的《门罗宣言》。1823年，英国政府向美政府建议，两国联合行动，反对欧洲神圣同盟支持西班牙在拉美镇压独立运动，门罗总统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但在重申美国无意介入欧洲事务的同时，又宣布美国不能容忍欧洲国家染指拉美事务，明确将拉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注：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1898—1954,p.9、p.13.）185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疆土仍嫌太小，另一些人觉得美国应该反对欧洲国家镇压革命运动的行为，两者都主张美国采取对外扩张和干涉的政策。（注：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1898—1954,p.9、p.13.）随着西部扩张使美国成为“两洋国家”和美国国家实力迅速膨胀，美国国内主张对外干涉和扩张的声音逐渐增强。美国参议员洛奇在《我们搞错了的对外政策》中写到，“中立政策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在美国建国之初为美国对外关系制订的伟大原则，但是以为我国的对外政策就停留在那里，或者让这些基本原则以任何方式束缚美国人民的前进，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代的运动整个说来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和大片领土集中，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合众国决不能落伍。”“如果说民主党有过一项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推进美国的边界。”（注：陈乐民和周荣耀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第180—181页。）此后，从西奥多·罗斯福到麦金莱都主张对外扩张和国际干涉，在他们的影响下，美国对外政策的关注点从美洲扩展到西太平洋，继而从西太平洋扩展到全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单边主义为特征的美国扩张主义曾一时左右美国外交。从1885年到1905年短短的20年间，美国海军从比智利海军还弱的地位跃升为世界第三海上强国。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先后兼并了波多黎各，成为古巴的保护国，之后又先后占领了巴拿马、夏威夷、关岛、西萨摩亚群岛的菲律宾，将美国领土的疆界推至西太平洋。（注：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1898—1954,p.22、p.23.）同时，美国还针对中国提出所谓“门户开放”的原则，并在日俄战争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可谓十分活跃。（注：Dulles,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1898—1954,p.22、p.23.）
1917年德国潜艇针对美国轮船的袭击成为美国参战的导火线，使国际干涉主义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在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对国际事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威尔逊总统不仅提出民族自决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胆设想，而且还主张美国战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实现这些理想作出直接的贡献。威尔逊主义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多边主义通过它第一次对美国外交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在日后成为美国国际干涉主义的主要模式。
虽然战后美国又退而实行孤立主义，但此时的孤立主义已经和以往大不相同，它更多地具有单边主义的色彩。美国经济和对外关系的扩展使美国在全世界有更多的利益需要保护，现代科技的发展打破了美国地域上与世隔绝的状况，使美国的安全日益紧密地与国际和平联系起来，美国再也不可能用过去的态度对待世界事务。所以，虽然美国拒绝加入国联，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是美国还是参与了一些国际活动。1921年，美国主办了华盛顿海军会议，会上和其他列强达成了限制海军军备竞赛的协定，并积极推动签署九国公约，要求各国承诺维护中国主权和独立，并支持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原则。此后又参加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注：Dulles 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1898—1954.pp.150—151、p.173.）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拉开了美国孤立主义和国际干涉主义最后较量的序幕。战争爆发前，在孤立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后者规定美国不得向交战任何一方提供军火和贷款，美国人不得乘坐交战国的船只，交战国要从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必须先付清货款并自行提供运输工具。（注：Dulles Americas Rise to World Power：1898—1954.pp.150—151、p.173.）二战爆发后一段时间里，受国内激烈的反战浪潮的影响，美国政府在法西斯主义的扩张和侵略面前几乎是无所作为。
但是，法西斯的暴行逐渐在美国人民心中造成日益强烈的反感，法西斯国家的对外扩张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日益明显的威胁。在此情况下，罗斯福政府开始绕过中立法案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日军对珍珠港的突袭终于迫使美国加入世界战争。二战的经历彻底打破了孤立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为美国政府全面参与国际事务铺平了道路。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一方面全力投入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促成了联合国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孤立主义和国际干涉主义的分水岭，正如美国学者小查尔斯·凯格雷（Charles W.Kegley）和尤金·维特考普（Eugene R.Wittkopf）指出的，美国参加二战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战争结束时，美国不仅拥有巨大的实力，而且具有一种全球责任感，美国人再次抛弃了孤立主义，美国领导人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改变世界，使之符合美国的安全和其他利益，美国不应该也不能够像一战结束时那样拒绝参与世界事务遂成为美国人普遍认同的新的共识。（注：Charles Kegley & Eugene R.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9,pp.32—33.）二战前后美国军力和对外战略态势的巨大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重要转变。1939年，美国军队共有18万5千人，军费少于5亿美元，美国同外国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没有在任何国家驻军；30年后，美军超过300万，国防开支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和48个国家结有军事同盟，150万美军驻扎在全世界119个国家里，美军拥有足以摧毁世界多次的攻击能力。（注：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38,3rd editi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3,p.13.）
导致美国如此迅速地转向以多边主义为特征的国际干涉主义的因素很多，除了美国人民对美国二战前期对法西斯主义姑息政策的深刻反省、冷战格局的出现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外，还有战后美国国际霸权地位的确立和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二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被摧毁，除苏联外，剩下的列强由于战争的消耗虚弱不堪。美国则一举成为超级强国，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60％；出口额由战前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14.2％，增至1947年的32.5％；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近3/4”，海外投资也出现巨幅增长。（注：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80》。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美苏意识形态之争导致世界上两种政治体制、两个经济体系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全面较量，这一较量更加加强了美国多边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外交的主旋律。围堵、解放、多米诺骨牌、威慑、遏制……这些概念成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上下似乎都认为，美国必须带头联合各国，抗击共产主义的所谓威胁，只有通过“自由世界”的共同努力，美国才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才有机会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但是，这种多边主义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和义务，意味着军事开支的增长，意味着盟国利益和意愿对美国行动的限制，同时也意味着单边主义的挑战。二战后美国外交虽然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方式，但单边主义的声音从未中断。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单边主义者反对美国以牺牲某些利益和原则来谋求盟国的合作，要求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行事，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维护美国的道义原则。
战后初期，美国的国家实力处于鼎盛阶段，多边主义者较容易说服美国老百姓从政治上和财力上支持多边主义的政策，如在欧洲推行耗资巨大的马歇尔计划和长期容忍日本的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但是，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崛起，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国内对多边主义的支持逐渐下降，单边主义的声音随之变强。单边主义者批评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实行多边主义，浪费美国的资源，放弃美国的原则，造成美国地位下降，名誉受损。在单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政府于1971年单面宣布放弃美元固定汇率，并对美进口商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注：Joan Edelman 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2nd edition,New York：St.Martin's,1981,p.52.）此外，美国政府还向盟国施加各种压力，要求它们增加防务开支，减少针对进口美国商品设置的各种障碍。
三、冷战后美国外交思想的走向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冷战的继续在相当大程度上缓和了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挑战。和多边主义者一样，单边主义者视苏联为对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希望动员所有的力量来抵御这种威胁，所以，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接受了美国为此牺牲一些利益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出某种妥协。但是，冷战的结束改变了这一情况，外部威胁的消失使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冷战结束的意义和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辩论。
在美国举国上下庆贺美国赢得冷战时，一位名叫富山的美国国务院政府官员在芝加哥大学作了一个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讲演”。富山在讲演中说，冷战以西方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是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胜利，由于这个胜利，西方民主自由主义再也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竞争敌手，人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有了最终结果，剩下来要做的事情，将不再是证明民主自由主义的正确性，而是如何将其付诸实践。富山告诉他的听众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历史已经到达了它的终结。（注：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pp.3—15.）
富山的讲演后来扩展为文章，继而又编写成书，在美国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富山观点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它印证了许多美国人关于美国赢得冷战的看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提出了对冷战后国际关系走向的乐观估计和一些有关新时期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的富有争议暗示。按照富山的观点，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民主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实行已成定局，尽管局部战争和暴力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但和平与和谐将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特点。作为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美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今后所要做的不过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自己，给别人作出榜样来。照此推理，美国应削减其军事力量，把其工作的重心放到解决国内问题上。
富山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乐观估计及其政策涵义一出台即招致各种批评，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评论。在一篇题为“没有出路：终结主义的谬误”的文章中，亨廷顿指出，共产主义的衰落是事实，但如果从此得出结论认为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消亡和和平盛世的到来那就大错特错了。亨廷顿认为，首先，不应低估意识形态的生命力，现在完全排除共产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还为时过早。其次，意识形态的历史从来也是派系斗争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意识形态内部的派系间的冲突常常较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还要激烈和残酷，民主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行本身并不能排除其内部派系未来的冲突。最后，民主自由主义的胜利也不能排除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挑战。亨廷顿指出，“人类有时是理性、慷慨、富有创造力和明智的，但同时又常常表现出愚蠢、自私、残暴和邪恶。”“希望历史有个好的结局是可以理解的，但期待它出现是不现实的，而据此制订计划只会带来灾难。”（注：Samuel P.Huntington,No Exit：The Errors of Endism,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1989）,pp.8—10.）
和富山的观点一样，亨廷顿的观点也具有很强的政策涵义。如果说意识形态的斗争将继续下去，而且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话，那么，西方世界将面临新的、和冷战时期同样，如果不是更加严重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美国需要继续为此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并继续加强军备，以对付这个挑战。照此推理，美国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军备开支。难怪有人批评亨廷顿，说他有意夸大冷战后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为美国继续扩军备战寻找新的借口。
富山和亨廷顿之间的争论既是美国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矛盾的反映，又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斗争的继续。富山的理想主义观点强调的是民主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主张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上，和反对美国过多地承担国际义务的单边主义主张相一致，而亨廷顿的现实主义观点强调的是国际冲突的继续，主张美国继续保持强大的军力和国际合作，和冷战时期美国实行的多边主义政策相吻合。
这两种观点集中表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人在国际事务和美国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心态和看法。一方面，他们认为，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使美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愿望一展宏图，全面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长期的冷战耗费了大量美国财力和物力，而且，在美国的扶持下，战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增长，经济上已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使美国在世界上地位有所下降，美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推行美国主张的国际新秩序。在这种矛盾的心态的影响和支配下，他们一方面支持政府推行所谓国际新秩序，一方面要求政府减少国防开支，集中精力搞好国内事务。
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潮的影响下，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混乱。布什政府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主张。在多边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它率领西方各国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变革，积极鼓励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努力维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盟关系，继续倡导自由贸易体系，强调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与联系，并在上述各个方面作出种种承诺。
然而，在单边主义思潮抬头的情况下，布什政府这种外交态势缺乏国内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结果，美国不仅没有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有效的支持，连事先承诺的援助也无法全部兑现，对那里出现的急速发展的形势面前束手无策。克林顿政府入主白宫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势。在竞选过程中，克林顿强烈批评他的前任把注意力放在国际问题上，忽视了国内问题，并提出一套具有更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主张美国将人权问题放在更显著的地位上。但是，上台后他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布什的政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美国政府没有给联合国以有力的支持，甚至连会员费都一拖再拖。在美国国际贸易继续存在高额逆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冒损害双边关系的风险，不惜推行高压政策，迫使日本和其他贸易伙伴作出让步，严重影响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面对强大的国会压力，美国政府更是左右摇摆，乱了方寸。
90年代中后期，IT革命使美国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同时也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上升，其结果是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大为缓解，在世界上的影响空前高涨。美国的超强实力使得美国不像过去那样需要它国的合作来谋求自身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扩大了它和其他国家在利益上的差异。这些都使单边主义的思潮在美国的市场越来越大。小布什上台后一段时间内，单边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极大。无论在退出京都协议问题上，还是在实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美国政府都表现出对它国利益和愿望的极度漠视。
结束语
“9·11”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给美国带来极大的冲击，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单边主义的取向。“9·11”后，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布什政府做了一些努力，如在一些问题上加强了和它国协商与合作，增加了对外援助的力度。但是，布什政府凭借美国的巨大实力，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它国的利益和意愿。在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它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废除了美苏1972年签署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有利于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在伊拉克问题上，它公开蔑视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最后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下，美国还是对伊使用了武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将很可能会继续目前实行的单边主义色彩较重的做法。在现在的情况看，单边主义较孤立主义和多边主义更容易被美国人接受。首先，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再也不象过去那样需要盟国的合作来保障美国的安全。其次，单边主义允许美国介入国际事务，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利益，又不必为此承担过多的国际义务，从而避免了美国人眼中孤立主义和冷战时期实行的多边主义的种种弊端；再次，单边主义可以使美国保持行动上最大限度的独立性和灵活性，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利益开展对外关系。当然，在世界一体化不断深化的今天，美国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不可能用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的政策，这里指出的只是一种政策倾向。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美国对外政策的走向势必对世界事务产生冲击，对中国的利益也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