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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的忠诚以及对它命运的关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想情结与政治思潮。中世纪时期，人们心目中根本不存在忠于国家与民族这一概念。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在欧洲，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注：侯玉兰、徐波，《情感与利剑——民族主义何以重构世界版图》，星仑出版社，1999:17。）
由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发展成单一的民族国家，于是民族主义便有了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民族主义之分。国内民族主义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隶属同一个政府的不同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磨擦；国际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它所引发的问题在概念和内容上都是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相重合的。一般而言，由于民族的跨国界居住和全球事务的一体化，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民族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可能引发国际冲突，后者也可能激化国内族际矛盾。
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深受着民族主义问题的困扰。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如此普遍地作用于现实社会？这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具体表现何在？种种表现又各自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如果把问题继续往前追溯，将民族主义的因素引入两次世界大战和50-60年代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一个深刻而清晰的结论——民族主义的推动是20世纪历史变革中最具本源意义的因素，其影响所及比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都要深刻和广泛得多。
让我们具体分析东帝汶的个案，看看民族主义带来了什么。
东帝汶地处亚、澳两洲之间，是从印度洋穿过托雷斯海峡通往太平洋航线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重要，物产丰富。
16世纪初叶和17世纪，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先后入侵帝汶岛，双方占领地区犬牙交错。1895年，葡、荷签订条约，重新瓜分帝汶岛，东部和欧库西地区归葡萄牙，西部并入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东帝汶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2年占领该岛，东帝汶人民长期抗击日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葡萄牙对东帝汶恢复殖民统治，把东帝汶改为“海外省”。1960年，第15届联大通过了第542号决议，宣布东帝汶岛属暂为葡萄牙管理的领土。1971年东帝汶获得自治权。
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东帝汶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土地多为地主和庄园主占有，一些地区的居民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1974年3月在东帝汶举行公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当地各派政治势力积极开展活动，先后成立了三个主要政党，即：主张独立的“东帝汶革命阵线”，主张同葡萄牙维持关系的“民主联盟”，主张同印尼合并的“帝汶人民民主协会”。1975年8月“民盟”发动的政变失败后，印尼军队于12月7日进占东帝汶。1976年7月，印尼国会通过一项将东帝汶并入印尼的“特别法案，”时任总统的苏哈托宣布东帝汶归并印尼，成为印尼的第27个省，并委任了正、副省长。
印尼进占东帝汶后，葡萄牙即宣布同印尼断交，国际社会对印尼进占东帝汶的反应也十分强烈。1975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就印尼出兵进占东帝汶通过决议，要求印尼撤军，呼吁各国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自1975年起，联大每年均审议东帝汶问题。1982年，联大又通过了支持东帝汶人民自决的决议。
1998年5月，印尼政权更迭。统治印尼达32年之久的苏哈托下台之后，从未止歇的东帝汶独立运动愈演愈烈，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印尼国内放弃东帝汶的倾向随之上升。西方国家也趁机推动东帝汶走向独立。为了缓和国内外压力，印尼新政府提出东帝汶“广泛自治”的方案。1999年初，接任苏哈托的哈比比总统明确宣布，如东帝汶“广泛自治”的建议遭拒绝，允许东帝汶以“体面方式”从印尼分离出去。在联合国主持下，印尼和葡萄牙于1999年5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关于东帝汶未来地位问题”的一揽子协议，决定东帝汶人民在8月8日举行投票，以确定东帝汶是实行自治还是脱离印尼实行独立。由于暴力事件不时发生，投票日期从原定的8月8日两度延至8月30日举行。
就在联合国9月4日宣布东帝汶全民公决投票中的78.5%的人选择独立后，东帝汶的局势骤然恶化。亲印尼的民兵组织拒绝接受投票结果。他们纵火焚烧房屋，架设路障，到处向支持独立的人士和难民开枪，100多人死于非命，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
东帝汶公决后日趋恶化的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在国际社会的全面压力下，印尼被迫做出让步，同意联合国部署维和部队，以协助印尼军队恢复东帝汶的安全和秩序。1999年10月组成的“人民协商会议”（印尼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也通过决议，允许印尼正式将东帝汶移交给联合国。10月30日，最后一批印尼军警乘坐军舰离开帝力，从而结束了印尼对东帝汶长达23年之久的统治。（注：刘新生，《东帝汶走向独立》，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3):58。）
尽管今后东帝汶在迈向独立的进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曲折，但在这片土地上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将是不可阻挡的。
东帝汶问题可以说是以分离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问题的典型。这类问题表现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或多个少数民族以种种理由极力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并谋求建立单独的民族国家或与其它相邻的同一民族合并，这是冷战时最为明显和突出的民族主义问题。
从东帝汶问题可以推导出当今世界民族主义的基本发展动向：
（一）政治化倾向更加明显。突出表现为：谋求独立成为当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当今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已远远不满足于在原有国家内获取自己的政治空间，而是彻底冲破现有国家的束缚，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东帝汶在联合国支持下通过全民公决从印尼独立出来，以及科索沃事实上成为南斯拉夫的“国中之国”等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国际化趋向日益突出。
1.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已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为寻求国际社会对东帝汶独立的支持与合作，东帝汶独立运动领导人萨纳纳·古斯芒率团于2000年1月下旬走访了6个亚洲国家，并选择中国作为他首访之地。胡锦涛副主席在会见古斯芒时表示，中国一贯关注东帝汶问题的进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为推动东帝汶问题的妥善解决发挥了应有作用，并将继续对在联合国监督下的东帝汶独立进程给予关注和支持。（注：刘新生，《东帝汶走向独立》，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3):58。）古斯芒还获得了中国政府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为东帝汶的重建提供帮助的承诺。
2.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大搞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为由大肆干涉他国内政。而民族问题正好成为其打着“人权”、“人道”的旗号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借口，也是“西化”、“分化”那些并不符合西方“口味”国家的突破口。在东帝汶局势混乱之时，澳大利亚、新西兰、葡萄牙、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应十分强烈，指责印尼军方允许武装分子在东帝汶“滥杀无辜”，中止与印尼军方的关系，要求印尼允许国际部队进入东帝汶。并警告说，如果印尼不能制止暴力事件，将面临经济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暂停了同印尼举行的谈判。
（三）暴力色彩愈加浓厚。恐怖主义日益成为民族主义极端势力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或促使本国民族问题国际化的有效手段。在东帝汶，支持独立和反对独立的势力都大开杀戒，制造了无数血案。必须指出的是，在对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美国奉行双重标准，即对反美的恐怖主义坚决打击，而对并不反美又可利用的恐怖主义却极尽怂恿之能事。美国对待恐怖主义的利己主义做法无疑助长了民族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气焰。这是导致当今民族问题暴力化倾向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宗教性因素日益突出。宗教是玄而又玄的世界观，但却具有俗而又俗的外观形式。民族主义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受宗教影响较深的民族中，宗教因素更是民族机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往往也难以明确区分开来。正因为如此，在当今许多民族冲突中，往往不可避免地夹带着宗教因素，以便进行政治动员；另一种情况是宗教家也进行改革，向新的政治现实靠拢，使宗教与政治结合；还有一种情况是使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使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注：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17。）
民族主义思潮不是个人义愤的总和，也不是殖民统治的压迫、分化和歧视等造成的单纯后果，民族主义的文化属性终究要归结到它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上来才有实质（或物质的）意义。事实上，冷战后民族主义意识的飙升，无一不以谋求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作为物质载体，即民族主义的现实作用与冷战时期甚至冷战前的情形并没有多大分别，变化了的只是背景：
（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导致二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走向崩溃，为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提供了契机。首先，两极格局的瓦解造成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复存在，民族主义急速膨胀，最终导致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内涌起一股势如狂飙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一批以民族原则建立起来的新独立国家纷纷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东帝汶爆发的严重冲突可以说是这股浪潮的余波和继续。其次，冷战结束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各种民族主义思潮乘虚而入，力图填补冷战后的意识形态真空。各国都迫切需要尽快培植出一套至少在表面上能引起社会共鸣的社会主流意识，以支撑意识形态解体冲击下的政治权力。各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纷纷倒向民族主义话语，鼓吹民族文化传统，为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注：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8。）
（二）现有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诱发和滋生着各种民族主义问题。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首先，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造成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深刻历史根源。如非洲大陆的许多跨界民族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就是由殖民主义人为造成的。东帝汶问题也深深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当然，殖民主义也有一些客观上的进步意义，如殖民地教育客观上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近代教育造就了新型知识分子构成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和中坚。作为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民族最先了解到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受到先进思想的启迪。由个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仰人鼻息的屈辱地位萌生的愤愤不平之情便转化为对振兴民族的渴望与要求，于是纷纷举起民族解放的大旗。殖民教育、西化教育本质上是奴化教育，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批反抗殖民统治的组织者、领导者。（注：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14。）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首先，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为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仍继续操纵和控制着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经济关系，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境地，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南北方本已巨大的差距。而一些国家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又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政治上也由于各地区此起彼伏要求独立的呼声而陷入了严重危机。苏哈托政权垮台后，雅加达政府的权威进一步削弱，印尼各个叛逆的省纷纷喊出了“独立”的口号。亚齐是继东帝汶之后第二个要求进行全民公决的省份。其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极易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严重的民族问题。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深刻地触及了当代民族主义的神经，促使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势头不减。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各国各地区经济交流和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超越着原有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从而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国家主权等概念构成了严峻挑战。（注：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4):45。）
（三）民族国家在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成为当今民族主义激化的重要诱因。由于各国地理环境、经济实力、政治条件以及人文素质的差异，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现成的能为各国普遍适用的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灵丹妙药。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世界上，人们更多看到的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许多国家应对失当，出现种种失误，从而人为地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东帝汶能迅速走向独立，与印尼政府单纯采取镇压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主义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严峻问题。并且它的不断蔓延往往引起整个地区的动荡不宁，严重影响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和平与发展上升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活动已成为严重破坏世界安定的祸根，阻碍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产生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展望未来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应该看到，整个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有力推动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联合正在不断加强，有关国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这都会有助于缓和民族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首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族主义问题是随着民族的存在而存在的，只要民族存在一天，民族主义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其次，许多民族主义问题难以解决的一个严重障碍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如果不着眼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势必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和曲折的过程。事实证明，今后美国会更多地利用民族问题来实施其削弱、搞垮对手，“西化”、“分化”他国的政治图谋。这无疑将更加激化原有的民族矛盾，也会再生出更多的民族主义问题。
20世纪的历史实际上是民族主义作用于各种民主或非民主的政治形态，而对世界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诚然，和平与发展已是当代世界主题，但和平只能是在各民族国家和平基础上的和平，发展自然地首先是指各民族国家的发展。21世纪，民族主义的旗帜还将高高飘扬。但它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希望它不是偏激的，更不是对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