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07)06-0005-08
在中国原创文化的源头中，最典型和重要的莫过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左传·僖公五年》这一命题；分析这一命题的意义、内涵及其发展和影响，很有助于了解中国原创文化与哲学思想的特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它出现最早，是西周初年的思想。2.在西周初年文化的两个新观念“孝”与“德”中，“德”比“孝”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孝”是个人道德观念的源头和核心，与祖宗崇拜相联系；“德”是国家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思想的源头和核心，与天帝崇拜相联系。3.它是一次大的社会政治革命的经验总结，不仅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也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这一命题以“两个世界”的形式出现，勾画了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的基本性质和特征。4.和“孝”一起，它成为以后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观念。在春秋人的政论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就是这一命题表达的思想，以后孔子、老子的思想亦是它的新发展。下面，试对此一命题作一历史的考察与分析。
一、“天”与“德”的基本内涵与性格
这一命题中，重要的概念是“天”和“德”。“天”在殷周时期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自然和人间吉凶祸福的主宰者，但它就含寓在大自然的“天”中，与之为一，而非自然之“天”的创造者。它有意志，能发号施令、令风令雨等，但并无语言和“启示”。
“德”，许慎《说文》谓：“德，升也。从彳，德声。”又释“惪”，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古文”。桂馥《义证》：“古升、登、陟、得、德五字义皆同。”吴大澂提出是会意字，谓：“德从彳，从
从心。古相字，相
为惩，得于心则形于外也。”这些基本上仍是沿袭许的说法。但许“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摄取先秦文本或经学文本与注经(如注《周官》)而有的观念，是汉人对此字的新的诠释，并非原义。
“德”，甲骨文中有类似字。一些论著认为是“德”字。刘翔以为此为“直”字，非“德”字。认为“卜辞：‘
伐土方’(《龟甲兽骨文字》1.27.11)‘土方’(《殷契佚存》30)，如解为德，讲不通。若读‘伐’为‘挞伐’(直挞古音相通)，意为征伐，则文通字顺。”[2]95-96刘翔认为：“德字的造字本义为许慎《说文解字》卷十解惪字所道出：‘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即谓端正心性，反省自我。这符合德字从心从直的造字初旨。……殷代卜辞‘直’之形体，即如一人张目处于十字街口，举目直视前方的形物，象目不斜视、不旁顾之状。”[2]97但这又回到了许慎的老路，且以修身正心来解“德”字，乃以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解“德”之初义，于时代相差远矣。
甲骨文中类似“德”之字的字形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彳，乃通街大路之意。彳之中间或旁边之字形乃一“目”加一直线在“目”上方，“目”代表头，有如甲骨文“监”、“鉴”字，水盆上的“目”乃“头、脸”之代表。樊中岳、陈大英《甲骨文速查手册》此字为“徝”[3]。“监”、“鉴”字“目”上无直线，“徝”字则眼上有直线，乃束发悬挂之形。单独拿出这一部分，可释为两眼直视前方，一动也不动，会意为“直”字。甲骨文之“直”字与“挞”相通，无下身，意谓头被砍下。两部分合起来，意谓悬挂头颅于通路处。故此字如刘翔所释，非“德”字。“徝伐土方”、“徝土方”即征伐土方，杀其头悬于通路大街，以示征服和胜利。古亚述那塞拔的《年代记》中有一段记载：“我杀戮他们的战士，我砍下他们的头颅，我把它们堆成大堆。我在城门对面竖起一根大立柱，我剥下所有叛乱首领的皮，我把他们的皮包在柱子上，有些皮塞进柱内，有些挂在柱上，或钉在桩子上，其他一些我钉在柱子周围的桩子上。我用火烧死三千名俘虏。”[4]殷人对被征服者的办法是与此相仿的，目的是对敌对者进行威慑。看殷人王公贵族大墓动辄以数十以至三四百人殉葬，则这样做不足为奇。以后周金文中之“德”字承甲骨文“徝”字而来，但在下面加上“心”，成为一会意字，意为全其下身，使其有头有心，成为一活的人，或不杀戮而以服人之心(使其心服)代之。闻一多释甲骨文此字为“省”字，有“省视”、“巡视”、“征伐”等义，亦可参考，其意亦是以目直视。[5]《左传》襄公七年：“正直为正，正曲为直。”甲骨文“正”上为口——城邑之形，下从止，乃征伐之“征”的本字。“正”加彳旁如同加止一样。[6]“正直为正”，以甲骨文示之，即“征徝为征”。“正曲为直”即“征曲为徝”。“征”的繁体为“徵”，通“惩”，惩戒、惩罚之意。这都说明，甲骨文之“徝”乃征伐、征讨。“德”字乃周人所创，初义乃保全生命之意。武王伐纣向军队宣言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7]《国语·周语上》《泰誓》：“纣有臣亿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十而一心。”强调了心与“德”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从甲骨文的征伐杀戮之“徝”，演变为周代金文之“德”，代表从杀戮、消灭生命转到保全其生命。保生全生，成全生命，是对人的最大恩惠与德泽，表现在政治上，其内涵是保民，争取民心。而“保民”与“敬天”是相互联系的，不“敬天”必定不能“保民”，不“保民”亦谈不上“敬天”。“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8]《尚书·酒诰》天是从“民”的状况来看统治者是否有“德”的。故“德”的内涵，一是敬天，一是保民。本义是全生保生厚生，是政治范畴。
《诗·大雅·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书·多士》：“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有命曰：‘割殷！’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告尔殷多士！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这些讲的是“敬天”。按《尚书》周人的说法，殷代夏也是受有天命的，但到殷纣已完全“失德”，“失德”的重要表现就是不敬上帝，不敬天命。所谓：“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8]《尚书·酒诰》“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8]《尚书·多士》“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8]《尚书·多士》但到殷纣后期，就“罔顾于天”了。文王则“小心翼翼，昭事上帝”[9]《诗·大雅·大明》，终而致“天之罚”于殷，取殷而代之。
能否“敬天”，看能否保民惠民。《周书·无逸》最典型集中地表现了周人的这一思想。周公引殷商兴衰的历史教训，反复告诫成王，“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8]《尚书·召诰》“先知稼穑之艰难”，“爰知小人之依”，“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8]《尚书·无逸》就是说，惟有“保民”，才能真正“敬德，……祈天永命。”《左传》襄公七年：“《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又：“恤民为德。”《左传》成公六年：“德以施惠，……民生厚而德正。”孔子说“为政以德”[10]《论语·为政》。孟子说“以德服人者王”。问“德如何则可以王矣？”回答是：“保民而王。”[11]《孟子·梁惠王上》这些都沿袭了“德”与政治的关系，显现了其与恩泽、德惠——全生保生或厚生的初义。《国语·周语下》“德者，利也”，亦是此义。“利”乃利民、保民、惠民也。《礼记·檀弓上》：“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贵德”即是给予恩泽恩惠而全无施予德泽恩惠的观念萌之于心，《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也，非狭义的道德。
商殷没有敬德保民的观念，在征伐敌人取得胜利后，敌方或被杀戮，或被俘虏，俘虏也常被杀戮以祭祀。“敬德”是周人的新思想、新观念。有如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所指出：“按之殷人以人殉以人祭之习，其用政用刑必极严峻，虽疆土广漠(北至渤海区域，西至渭水流域，南至淮水流域，说详《夷夏东西说》)，政治组织宏大(“越在外服，侯田男上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其维系之道乃几全在武力，大约能伐叛而未必能柔服，能立威而未必能亲民。故极其盛世，天下莫之违，一朝瓦解，立成不可收拾之势。”[12]91周人则以小邦，从古公亶父时代起就厉行柔服亲民政策，取得战争和立国的胜利，故而有尚德观念与政策的出现。在这一新观念下，周人一方面保持着对天、天命的虔诚信仰，一方面则不再一味迷信天命，而把努力点转到人自己的作为上尽心尽力，而有保全生命与保民厚生的思想与政策，实现了政治与政策的一大转变。一些著作引《尧典》，认为尧已有“克明峻德”之道德修养思想，有了“德”的观念；也以《史记·五帝本纪》等为据，谈舜的孝道、孝治，这是把传说当信史了。实际上，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所谓“天下为公”，婚姻上并无小家庭、私有财产制可言。老人被遗弃、被杀都可能被认为是正常的，何来舜那样的大孝？孔子谈三代“礼”的因革损益，也只到夏为止，感叹“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0]《论语·八佾》态度是很谨严的。人类氏族社会虽早有德高望重者出现的事实，其生活也是符合道德的；但有自觉的道德观念产生，是“至德”之世被破坏以后的事。从甲骨文看，殷人有浓烈的祖先崇拜，原因在于其认为祖灵可以降祟，并无周人那种以报恩为基础的“孝”德观念，甲骨文也无“孝”字。“德”的观念亦是如此。“敬德”观念的出现，须要一种历史与政治的反省与自觉，殷人“率民以祀神”，事事由占卜决定，并无这种自觉。甲骨文没有金文那样的“德”字，并不是偶然的。《尚书》中论述尧舜禹及商代高宗中宗等敬德之事，乃后人以自己的观念对历史的省思与观察。
但周人“德”的意涵并没有完全如此明确固定。《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寘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问鼎，王孙满曰：‘在德不在鼎。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今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在这两段文字中，“周德”乃一抽象名词，所指是周之德，它有盛衰，由盛到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令人想到殷纣灭亡时的“我不自有命在天”的观念，也令人想到阴阳家所讲“五德终始”、“周得火德”之“德”。这种“德”不是人文的，相反是命定的。
因此，“德”非个人修养身心的思想，有如以后儒家之所说。其内涵主要是政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连起来看，整个命题的意思是：皇天不是某一氏族的氏族神；它是公正无私的，只辅助有“德”的氏族，让它们享有政权。“无亲”意味“天”不是与惟一的氏族、君权相关联，它的庇佑是可以转移的。殷亡了，天命转移至周，“皇天”成了周的授命者、保护神。这样，上帝、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普世的超越的神。“惟德是辅”，上帝也成为有“德”者，其行事以“德”为标准。就是说，它成为全善全能的人格神。这是上帝信仰向理性和人文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但这并非标志中国最早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确立，这样评价是太高了，超越了命题产生的时代。看《周书》的《大诰》、《康诰》、《酒诰》、《粹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各篇，充斥于其中的是天命观念，“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不敢替上帝命”[8]《尚书·大诰》，“克绥受兹命”，“予害敢不于身抚祖宗之所受大命？”“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8]《尚书·康诰》，“今惟殷堕厥命”[8]《尚书·酒诰》，“祈天永命”[8]《尚书·召诰》，“严恭寅畏天命”[8]《尚书·无逸》，“我受命无疆惟休”[8]《尚书·群奭》，等等，完全没有越出“天命”神权的范畴，它虽然强调和凸显了人事、人的主观作为的意义，但还是不能定性其为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天和民的关系也以“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使司牧之”[1]《左传·襄公十四年》为中介和前提，“民”和牛羊一样，是放牧的对象，只要膘肥体壮，不冻死饿死，就是好放牧者，可以得到上天的眷佑。评价为“天民合一”、“天民一体”，也是太高了。
同时，这也并不意谓在中国出现了类似于西方的伦理宗教。宗教之为宗教，是救世的，面向所有平民百姓，如基督教之神爱世人，耶稣以血为所有人赎罪等等。但中国从夏至周，上帝只面向氏族元子，不是这个氏族的保护神，就是另一氏族的保护神，所谓“改厥元子”。上帝和老百姓个人是不发生关系的。敬天，敬德，敬事上帝，是元子、首领的事，老百姓个人无权祭祀上帝，连诸侯也无此资格。元子与天的关系又基本上是政治的，不是伦理的。虽然首领的道德状况会影响政治，但两者终归是性质有别的事。因此，由殷至周，上述命题的出现，并不意谓由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变，而是一种信仰内容的改变与提高。有信仰，有崇拜，有天人关系，但并不存在一种可称为“宗教”的东西。
二、天赐明德
“德”集中表现为一族群首领特别是受命之“元子”的品德、作为和政策，而这有赖于“元子”的高度智慧、才能与道德品质。“元子”的这种智慧与高尚品德从何而来？仅是个人的努力所致吗？如果一个受有天命的“元子”，如夏禹，如成汤，如文王，其“德”与“天命”无关，完全是个人的“本领”确立的，则朝代的兴立就带有某种偶然性了。从西周文献看，事情并非如此，王者之“德”，虽为个人的努力所致，亦是“天命”的赐予。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成汤之生而代夏，是受有“天命”的。《尚书·康诰》：“惟时(指殷纣失德之时)怙冒闻于上，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尚书·召诰》：“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这些都显示，文王之德是文王个人的修炼、努力，亦乃上天所赐予，赐德与授命是同时的。《郭店竹简诗论》有一段话，论述文王之德与天命的关系，谓：
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已，得乎？此命也，寺也，文王受命矣。”
这段话原来分散在几支简上，如此编联，是廖名春、姜广辉等学者的意见。[13]这样的编联甚好。它的意义如何理解，则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说，“怀尔明德”前应有“帝谓文王”和“予”字，“怀”释为“赏识”。“怀尔明德”即“我(帝)赏识你的光明美德”。就是说，文王之德是文王个人的，非天所赐。这样的理解实际是认为，“圣人”、“圣王”不是天生的，恰好出了个文王，有此明德，于是得到天的赏识而被赋予了代殷的“天命”。但这不应是西周人的思想。孔子自谓“天生德于予”[10]《论语·述而》，他的“德”是上天赐予或赋予的。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11]《孟子·公孙丑下》。王者之兴是天命决定的。因此如果孔孟的时代对圣人还是这种看法，西周时就更应是如此了。故本文认为，“怀”是“赐予”、“赏予”之意。郑玄《毛诗笺》谓：“怀，归也。……我归人君有光明之德。”以“归”为“归属”，即给予、赐予。《诗·南山》：“既曰归止，曷又怀止？”“怀”释保持、不动，亦可释为“来”。《大雅·大明》：“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怀”释为“怀持”、“保持”，不如释为“赐予”、“给予”。《大雅·皇矣》：“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迁”与“怀”相对为文，一者谓帝将明德自殷转移至王季；一者谓帝将明德赐予文王。《国语·楚语》：“惟神为能有明德。民神异业。”圣人有“明德”，盖秉受于“帝”、于“神”，亦即圣人天生之义。
上博简此诗出于《大雅·皇矣》，全诗共8章，其中讲到“上帝”，都是以活灵活现的人格神出现的。诗篇歌颂他光明伟大，监临四方：可以“作邦作对”；可以迁(转移)一个人的明德；可以选立自己的辅佐；可以“载钖之光”——赐王季以光荣。这样的上帝当然亦可以赐文王以美德。《诗·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型文王，万邦作孚。”“孚”作“诚信”解。意思说，上天的事(命令)无声无臭、看不到也听不见；但上天树立文王为道德与德性的典范，为万邦之人所诚信。《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圃。”这里，“物”指天所生之特殊的“物”，如尤三姐之为“尤物”。“则”指美德、德性可作为标准和榜样者(非如一些著作所谓抽象的原理、规律)，有如朱熹《通书注》中《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注》所指出：“则，谓物之可视以为法者，犹俗言则例则样也。”整个诗的意思是说，天降生万民，为他们生出特殊的人才，以为德性的典范与榜样，而民的本性是爱好美德的。天为了保佑有周，就生了仲山圃这样的典范人物。要之，明德是由上帝赐赋予人的。
《国语·鲁语下》记载：叔孙穆子使晋，说：“寡君使豹来继先君之好，君以诸侯之故，贶使臣以大礼。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闻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韦注：“文王、大明、绵，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圣德，天所辅祚，其征应符验著见于天，乃天命非人力也。周公欲昭先王之德于天下，故两君相见，得以为乐也。”韦注是符合西周思想的。
由此亦可见，不能由“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命题，就推出西周已有“哲学的突破”，出现了可称为人文主义性质的思想。
三、“德”、生、“德性”
“德”与生、生命有内在联系，这在以后的文献中有大量资料。《诗·节南山之什·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此“德”即“生养万物”之“德”。此是天之“德”。《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最大的德性。《国语·周语下》注：“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十一月阳伏于下，物始萌，于五声为宫，含元处中，所以遍养六气、九德之本也。”以阳气为“九德”之本。《管子·四时》：“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此谓星德。”“阳为德，阴为刑，和为事。……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三慧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管子·心术上》：“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庄子·外篇·天地》：“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是谓玄德，同乎大顺。”这些论著中的“德”字皆与生命相关。“阳为德”，因阳气乃生命之本。老子常常以精气为“德”，如《老子》28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55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59章：“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德”指的都是精气。因为精气产生精神，是生命之本。《韩非子·解老》：“树木者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木之所以建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身以积精为德”。《吕氏春秋·达郁》：“国亦有郁，生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伞(似应为命)”。亦是以生为德。
故“德”，从被受者而言，意谓得到了“生命”而具有自己的本质特性。在这一意义上，“德”与“性”成为同类的概念。“性”从自然生命说，“德”从此生命之现实表现说。古文“性”的本义即“生”，“生之谓性。”[14]卷1“生之自然之姿谓之性”。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对《诗》、《书》中“性”之为“生”，阐释甚详，谓：“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至于生字之含义，在金文及《诗》、《书》中并无后人所谓‘性’之一义，而皆属于生之本义。后人所谓性者，其字义自《论语》始有之，然犹去生之本义为近。至《孟子》，此一新义始充分发展。”[12]3这可为定论。“性”为生，“德”亦与“生”相关联，故“德性”常常联用，成为“本性之现实地表现”。今人口语常说：“瞧这个人的德性！”“德性”即指包括习性、品行、样态在内的全副人品。“德”与“性”亦可互用。《庄子·外篇·马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同德即因为同性。《庄子·外篇·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迁其德”指违背其本性，与“淫其性”几为同义语。
《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这里，“德”是成型、现实地表现之“性”，不是伦理学上的狭义的道德。“成而异德”是说，两人生之性虽然相同，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两地不同风习的影响，黄炎两帝所成型的现实地表现出的性格、喜怒爱好及品行却极不相同，成为“异德”则“异类”之两个不同的“族类”、“物类”。这段话是春秋时人以西周以来之“德”的观念对黄炎两大族之为不同族类所作的解释。
许慎说“德”乃“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这是以“德”为“得”——“获得”、“得到”的说法，汉人常用此种以“声”引“义”的诠释方法，但并不能揭示出“德”之本质的意义。“德”，就个体说，应是“有得于天而内具在于己”的“得(德)”。如天之“仪型文王，万邦作孚”[9]《诗·大雅·文王》；如孔子之“天生德与予”[10]《论语·述而》。这内在于己的“德”也就是“己”的“生”，己的“性”。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15]《老子》51章，意思是说“德”是个体所得于己的“道”。个体得到了“道”，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本质规定性，这就是“己”之德。各种东西都可以具有自己的“德”。“德”亦可加种种形容词和称谓而有国德、周德、酒德、暴德、水德、木德、地德、民德，等等。
“德”的本义与“生”相联系，故其内涵，就个人言，包括道德，也包括智慧才能。《国语·鲁语上》：“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德”指禹的才、德，包括禹治水的功绩和才能。《国语·鲁语下》：叔孙穆子聘于晋，说：“臣闻之曰：‘怀和为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包括咨才、咨事、咨亲，三者皆非“道德”之“德”。“德”作为人之“性”包含智慧、才能和道德两方面，因此“圣”的意思也包含着智慧、才能和道德两方面。孔子讲“天生德与予”[10]《论语·尧曰》，就包含着上述两方面的内涵，不是只就道德一方面而言的。《诗·大雅·荡之什》赞美仲山圃的德性——武勇超人、忠贞为国，说“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懿德”包含仲山圃的勇力才能与高尚德行两方面。“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大德”包括以生养长育万物为目的的“善”，也包括生养长育万物的本能、能力——“能”。但“生”、“生命”对于万物是最本质的第一位的“善”，所以“德”在以后也成为“善”、“性善”、“善性”的代名词。因其与“善”相联系，故“德”亦较多地与道德、美德相联系而成为“褒义”之词。
儒家强调道德，“德”常常与“善”结合、联用。朱熹注释《大学》说：“明德者，所得于天而具于心之光明之德也”，“德”成为道德的简称，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四德。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厚归矣。”[10]《论语·学而》“民德”即是民的好生厚生、不忘生命之所自出的仁德与孝德。老子讲的“德”，则主要指人的自然德性，与儒家的看法不同。
“性”与“德”的这种内在联系，对中国思想史上的“性论”影响甚大。其主要的影响是：“性”不是如西方哲学一样，仅是客体、实体的一种属性或本质规定性，一种完全被对象化的“自在”的范畴，而是在“人事”中，在人的行事中被确定的“物”的一种功能、特征。关于“性”、“德”的知识不是一种纯自然知识，而往往是或主要是社会知识。
四、春秋时期之“德”与“道”
“德”在春秋时期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这段时期，政治和政论家的基本思想和理念，无不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轴心，如：《左传·桓公二年》载：臧哀伯取郜大鼎于宋，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太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臧孙达所发挥的即是西周初年的这一思想。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1]《左传·庄公十二年》内史过、史嚚所发挥的亦是西周初年的这一思想。
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1]《左传·僖公五年》
宫之奇对《周书》的上述教训是牢记于心的。
僖公七年，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1]《左传·僖公七年》
僖公十六年，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1]《左传·僖公十六年》
僖公二十四年，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夏，狄伐郑，取栎。[1]《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于是乎搜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郄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1]《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以郄縠具此三德而荐其担任三军之帅。
僖公三十一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盍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1]《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以“德”而推荐冀缺。
定公四年，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1]《左传·定公四年》
封周公于鲁，封康叔于殷虚，封唐叔于夏虚。谓“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认为“令德”是周公、唐叔、康叔赐土受封的原因。其他“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他们之不能受封，是由于不具有“令德”。
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1]《左传·定公十年》
要之，春秋时期所有重大的政论和谏诤，都是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观念为轴心的。春秋晚期在孔老思想中居于本原地位的“道”，则处于甚不重要的地位。“道”作为一个名词，不仅出现次数甚少，其意义也多在“道路”这一具体意义上使用。这种情况到春秋末期才发生大的变化。由“天道”、“王道”之较普遍性的“道”，进一步出现了一般性的“道”，且具有了比“德”更高更重要的地位。孔子一再讲“朝闻道，夕死可矣”[10] 《论语·里仁》。“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 《论语·宪问》“道”成为一切价值的根源。老子思想的情况亦是如此。这标志着一个“哲学突破”时代的真正来临，哲学的形上概念的“道”代替“天”充当了价值之直接的根源。
五、孔子、老子思想之与“德”与“道”
孔子思想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确立，真正把人的生活和人文价值提到了中心和首位，但虽然如此，这也并非意谓“传统”的完全中断，而只是对它的因革损益。因为和西周一样，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仍被孔子继承而为其思想的本根。构成孔子思想核心的孝、礼、仁这些主要观念，都与这两大信仰有内在联系。
“仁”是孔子思想的基本观念。细加分析，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原：一是“孝”，另一是“德”。孔子批评宰我不仁，就是认为宰我不愿为父守三年之丧，忘本、不孝。而“不忘所自出”，不忘本，正是“仁”的原始义。所以有子说“孝弟”是为仁之本，由孝弟加以推广扩充就是“爱人”之“仁”。《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左传》成公九年：“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礼记·檀弓上》：“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礼记·礼运》：“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这些以祭祀鬼神、祖庙、“狐死正丘首”、“不背本”等说“仁”，揭示了仁与孝和祖宗崇拜的关联。仁的另一根源与内涵则是“生”——对生命的挚爱，好生、厚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0] 《论语·阳货》。“生”被认为是天的大德，天的大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何事於仁”，是法天之大德大仁。孟子讲仁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事兄是也。”[11]《孟子·离娄上》这是仁以“孝”为基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1]《孟子·公孙丑上》，一种挚爱生命的普遍同情心成为仁的根源，这是仁与“德”的内在联系。汉儒说“仁，天心”，“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16]《王道第六》，是继承这一思想的。宋明理学由此大讲桃核为仁，仁者生也，“手足痿痹为不仁”[14]卷1，“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14]卷1，这些可以说都源于“德”这一思想。孔子思想中“道”的性格和内涵亦基本上是由“孝”与“德”决定的。
老子思想中“道”与“德”的关系，从哲学的逻辑结构说，是“道”生“德”，“道”是第一位的，“德”的性质由“道”决定；但从历史和发生学的角度看，“道”的性质是由“德”决定的。《老子》古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正好反映了两者之历史的发生学的关系。
“道”字为会意字，从行从首。“首”在《说文》所引古文字形中，特别凸显了头上之毛发。结合三个最早的金文，似腹中胎儿之形，含寓有一、太一、“首出”、“原始生命”之义。从行，有生长、生活、活动、发展之意。如果“首”代表人，人所行走的就是道路。“道理”、“理”(“道，理之者也”、“道，尽稽万物之理”)则为引申义。“道”也指言说(“道可道”)，但凸显的是与“行”内在联系的“道行”、“道术”、“道德(德行)”，也即凸显了体用关系，与希腊语言中logos一词指言说，又指逻辑、道理、理性，而凸显逻辑与抽象规律不同。在《老子》中，“道”成为生命与价值的根源，是可行方向与道路的指引者。
因为“德”在历史上已带着或拥有丰富和相当固定的文化内涵，因此，《老子》“道”的性格就反而由“德”决定了。“德”的性格和特征是历史的、人文的(虽与儒家相反)、政治的，因此“道”的性格亦是历史的、人文的、政治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有德司契，无德司彻。”[15] 《老子》79章“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15]《老子》60章“报怨以德。”[15]《老子》63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15] 《老子》65章所有这些命题都彰显了“德”之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性格，而同时也决定了“道”的同样的性格。就是说，“道”虽然是一原始生命力，是“德”之本，但其性格却是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其如此，“道”就不是西方哲学所讲的逻各斯或客观原理、规律、法则，也非客观、抽象的“理性”，而是一精神性的原始“生命力”、“创造力”。
[本文系参加2007年8月于西安陕西师大召开的“原创文化第四届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关于“德”，已有极多论文进行讨论，大多以“道德”、“德行”立论。本文认为这并不符合“德”的原始义。“德”的观念起于何时？史料上只能以甲骨文和金文为据，这才是比较严格的科学的态度。会议中，承蒙臧振教授告知，上世纪80年代《人文杂志》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并在9月寄我斯维至先生发表于该杂志1982年6期上的论文《说德》及何新先生1983年4期上的《辨“德”》两文。斯文提出，“这些德字决不能解释为道德的意义，而只能说明德与姓、性的关系、血缘的关系。”斯文引李玄伯先生《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提出的“最初德与性的意义相类，……皆代表图腾的生、性”，认为这“实在足以发千古之覆”。李、斯两先生以氏族的图腾为“德”之本义、初义，离开周初“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新政策与政治义涵讲“德”，与本文观察点不同。但李、斯两先生不以道德、德行说“德”而与生与性相联系，这是先得我心，很有启发的。在此，谨向臧振教授表达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