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野
——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重要观点述评
吴 畏
（华中科技大学a.国家治理研究院；b.哲学系，湖北 武汉430074）
摘 要： 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的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国际研讨会上，专家和学者集中交流和探讨了五个问题：全球化的逻辑转换问题，全球化的内在张力问题，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问题，全球治理的演进逻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问题。通过比较中外专家学者基于不同逻辑和不同视域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和见解，可以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地思考全球化、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全球化；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东湖论坛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的第四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国际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4—25日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作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等多个层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其中全球化现状、逆全球化思潮、自由贸易协定、全球治理模式、民族主义等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①。根据会议论文和专家发言，把会议的主要新观点从五个方面来进行梳理，并对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和论述加以评论，由此展望全球化、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这五个问题分别是：第一，全球化的逻辑转换问题；第二，全球化的内在张力问题；第三，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问题；第四，全球治理的演进逻辑问题；第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问题。
一、全球化的逻辑转换问题
虽然不能简单地把全球治理兴起的根本原因归结到全球化及其结果上，但全球化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则直接决定着全球治理的实践逻辑。全球化同时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甚至是可能相对立的后果：一种是它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科技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产品极度丰富、文化相互交融、理解相互增进和合作层次提升等积极后果，另一种是它带来了各国利益严重分化、不平等现象日益增加、霸权主义盛行、国家主权削弱、民族或国内矛盾加剧等消极后果。如果任由这两种后果自然地发展，全球化就有可能因其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产生重大变局。经济上的保护主义，致使单边主义复活；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致使国家主义抬头——这似乎预示着全球化的逻辑在发生转换，这也是当代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最重大和最根本的问题。
（一）全球化发展动能的变化
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和判断势必造成对全球治理的不同理解和判断。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瓦杰帕依博士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把全球化的构成内容总结为七个方面：（1）金融国际化；（2）国际贸易不断增长；（3）新技术的采用和应用；（4）由于主权国家作用削弱，非国家行动者的多边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对全球治理也产生影响；（5）跨边境移民的增长；（6）文化的同质化；（7）民主价值观的扩散。显然，这只是对全球化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的经验性描述，它既不是关于全球化的实质定义，也没有说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机制和内在矛盾。
经研究发现,实验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护理服务满意度也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根据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2。
波兰华沙考明斯基大学全球化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科洛多科教授在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的演讲中认为，全球化、当代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均需要从跨学科角度来理解，并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是全球化不可逆转，另一个是新民族主义。他指出，首先，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经历过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经历过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中国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全球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政策，它可以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调控当中扮演重要作用。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其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全球化提供了进入市场的机会，第二个是全球化使接触到国际资本成为可能，第三个是全球供应链已经形成。
根据教学模块内容的不同,在总共9个教学模块34个学时的课堂教学中,模块5～7占据16个学时,安排在计算机仿真实验室进行。其他5个教学模块占据18个学时,安排在普通教室进行。在实验室进行的模块采用教师讲授与学生动手实践穿插进行的方式,也就是教师先讲授原理与理论知识,然后学生按照教师设计的实验动手进行建模和仿真。这样的方式改变了理论教学与实验分离的方式,将教师讲授与学生实践无缝连接在一起。在普通教室进行的模块,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但不是完全由教师讲,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提问、课题讨论、案例分析等,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吸引学生注意力,加深理解。
抓改革，机构编制人员100%到位。林芝市局于2014年8月升格为正县级建制，市政府直属部门。在该局推动下，各县（区）局相继升格为正科级单位，市编办发文成立6县食品药品稽查队（副科级），将巴宜区稽查职能划入区综合执法局。市局核定编制28名，现有干部职工41名；7县（区）局现有干部职工65名，人员最少的6人，最多的13人。
当前，西方一些“自由民主”国家选举产生了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或思想的领导人，产生了新民族主义，对全球化进程极为不利，这是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仅靠它不能够给全世界带来更好的前景。科洛多科在他最近出版的《世界何去何从：未来政治经济学》当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能够拯救世界。他甚至还把中国称为“the Middle Kingdom”，以凸显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应当从双赢的可能性上来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目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中国为推动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和思路。关于全球化的前景，他希望新自由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能从一种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待长远发展，实现全球的平衡发展：资本输入与输出平衡、商品出口与进口平衡、社会的平衡与融合以及生态环境平衡。如果能实现这些平衡，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就是可能的。
随着新兴国家日益强大，正在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推动新的“全球化”，新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构建的旧“全球化”格局还能维持多久？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思考更为基础的一些问题：英国学派的“国家社会”②理论是否会再次复活？世界政府有无出现的可能性？欧盟模式的局限性何在？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如何可能的？ 从逻辑上讲，新兴国家给全球化注入了新的经济动能，又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逻辑（如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为实现全球化的逻辑转换创造了新条件。
（二）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WTO（自由贸易协定）曾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条件。WTO 自1995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但随着一些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WTO 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泛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很可能就意味着全球化的转向。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前WTO 大使芮捷锐在其题为《全球治理：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和持续重要性》的演讲中，论述了世界贸易组织持续存在的重要性和改革的必要性。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治理机构，有180 个成员经济体。它是世界各经济体贸易谈判和协商的载体，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国际贸易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其中也包括知识产权服务。虽然WTO 很多的规则是基于它之前的国际秩序，但它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开创了一种争议解决机制， 因此它的核心元素就是全球治理。前WTO 副总干事曾经说，WTO 是世界政府的核心机构。当时有人怀疑它，因为用了管治这个词，而没有用治理这个词。尽管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不会摆到WTO 平台上来解决，只是解决了一些较小的争端，但我们必须认识到WTO 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治理机制之一，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它是一个基于共识的组织，另一个是它促进各成员经济体通过协商方式就以约束其履行各自义务。WTO 之所以需要改革，一是因为需要对一些成员经济体重新定位，比如新加坡已是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但现在依然被归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二是需要修改一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规则，以实现更公平的贸易。
从存在论论证方面来看，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王晓升教授，在题为《从存在论的视角看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当中提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是否可以在非利益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甚至成为一个命运与共的结合体呢? 他认为，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理解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在这个共同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生物性的联系，也不是功能性的关系，而是伦理上的关系（道德上的和社会上的责任关系）。如果基于存在论，从存在者层面上来思考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时刻关注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危机。当今世界面临着生态、能源等各种危机，这些危机要求我们直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当我们存在着这样一种危机意识，我们才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算计和竞争，才能意识到相互合作、共同承担义务和责任的重要性。一些人或者某些国家不愿意直面这种危机，他们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先，仍然沉沦在日常世界的竞争之中，沉沦在市场经济体系的算计之中[6]。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国家已经多次提出要对预算制度进行深化改革，使资产预算更准确，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然而要想完善该体制就要将资产管理做到细化，与预算管理有效结合，这一管理方法能够更好地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对资产预算的准确编制来管理资产，是国家财政管理的必然要求。
2018年初以来，变化加剧的世界政治经济隐约地透露出一种危险的“两分”可能性：一方面，美国政府经过双边谈判显著缓解了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贸矛盾，进而愈益可能与它们分别达成自由贸易或准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各类矛盾加剧，可能迫使中国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关系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开展对外经贸活动。长远来看，后者的利益前景比较有限，且引发与各发展中国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风险却将显著增加。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已经成型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首先是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就会陷入僵局和困境。
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将会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喀麦隆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雅布博士，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与非洲在推动作为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永久和平中的作用：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看康德对永久和平说明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根据康德的国际贸易和永久和平理论，阐述了非洲在世界舞台上推动永久和平的作用，并对习近平新世界观超越康德的意义进行了阐发。2018年3月21日在卢旺的达基加利签订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为非洲在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契机。康德的世界公民权利作为通过国际贸易推动和平的善待权利，预设了三点：第一，共和建制；第二，国际贸易的商业精神；第三，独立国家联邦为国际关系提供首要的基础。基于此，雅布认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在宪制共和国家之间签订的；第二，目标旨在增进所有非洲国家的商业利益；第三，签约国在一个叫作“非洲联盟”的跨国共同体空间内形成联邦。习近平的世界观由于其广泛的包容性而超越了康德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地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联结起来，习近平将成为对非洲及其人民不存偏见的全球化引领者。
二、全球化的内在张力问题
全球化的进程及其结果，远超出学者们的各种解说、构想、预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框架——自由市场和民主。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并没有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带来经济繁荣，也没有给那些从全球化当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带来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还造成了当代世界复杂性增大、流动性更大、颠覆性更强。现在确实到了这样的时候：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来认识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动力机制和演进逻辑，判断它的未来方向，并为全球治理寻求新的理念和模式。
（一）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张力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曾经使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合力”，那么当前“合力”正在演变成“张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认为，全球化发展到现阶段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应当从认识这种张力来理解。虽然世界上各国都从以自由主义为准则的全球化中获得了好处，但在此过程中各个国家或者说各个阶层的获得感是不相同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可能是造成张力的重要原因。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张力”问题，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个问题就是动能转换问题。现在很难指望像以前那样出现一场规模宏大、波及全球的科技革命。当前的科技创新更多是零碎的，或者说带有碎片化的特征。这就给未来一段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问题：新的发展动能从哪里来？
学生的知识视野、情感态度和思想观念，在对名著名人的学习体悟中不断得以提升和修炼，这不得让我们明白情感教化在文学教育中有特殊作用。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情感、作品的创作情感和学生的学习情感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影响着教学的效果，更影响着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啊。
第二个问题是反（逆）全球化问题。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它更多的是要做大蛋糕。但是从最近一段时期看，更多的经济体展现了国家主义特征，强调的是分蛋糕，比如说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打贸易战也好，限制企业技术外流也好，都是立足于要建立重新划分蛋糕的模式。
在建构论论证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吴畏教授在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元”治理范式》的演讲当中提出，全球治理研究，除了针对如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经验社会科学研究路径，即工具主义路径，还有一条指向全球化的未来构想和构型的反思性研究路径，即建构主义路径。把全球化的历史、现实、发展和前景密切联系起来，全球治理的视域在与“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世界政府”、“世界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全球民间社会”等概念的界定、探讨和阐发中不断得以扩展。同时，由于治理本身所蕴涵的基本逻辑，如治理模式、治理类型、治理结构和元治理等，在欧盟的建制和实践的启发下，发展出一些新的概念，如多层次（元）治理、多尺度（元）治理和多空间（元）治理等，使得全球治理的建构主义研究路径凸显出更为重要的意义。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能仅仅把它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把它当作全球化的一种理想构型。无论是从对话的还是论证的立场上看，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怎样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超越西方的“世界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和“全球民间社会”等概念的一种未来世界构型，并且怎样使其作为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元”治理范式[7]。
第四个问题是经济政策的统一性问题。当前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在做出较大调整。这些调整有的是以自由主义名义做保护主义的事情，有的是公开主张保护主义。我认为接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此前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把全球市场作为总的经济单位来看待经济发展，然后不断地给它提供资源和政策支持，但是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更多的国家或者说区域将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单位，这样将会限制各国之间或者说地区之间进一步的合作。最近国内有一些学者开始讨论脱钩问题，我认为这种想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在政策上是有害的。中国支持全球化就意味着我们要反对把自己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从现有的市场分工、经济布局中分割出去。
（二）全球化“张力”的形成原因
全球化“合力”是如何演变成全球化“张力”的？ 印度德里大学政治学系奥贝罗伊副教授在题为《全球化难题——我们处于流变当中？ 》③的演讲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全球化的真正难题是它的巨大流变性以及对全球化的认知分化。她认为，2008年9月在美国出现的金融危机波及欧洲和其他国家，也波及发展中国家，使得世界进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时代。在过去的30年当中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被重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形成了自己对全球经济的理念和思考，也有着不同于美国的全球治理设想。结果是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中，工人不满情绪的增长、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排外情绪的发展引发了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把全球经济置于限制人员、物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制网络和跨界壁垒之中。
与此相伴的是，关于全球化的认知分歧不断加大。在1990年代，自由主义是一种共识，虽然总有全球化已经停止或已经无效的说法。但在2015年之后，关于全球化出现了很多负面的或质疑的看法和说法。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主流媒体（2012）关于“全球化”敏感度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人们对全球化的关注度下降非常明显。人们高估了全球商业的强度，并且低估了距离的影响、国家之间差异的影响以及全球贸易的影响。大部分问卷回答者对全球化有着不同的看法，虽然全球移民（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人数相对较少，但移民话题很受关注。由此可见，关于全球化在认知和事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奥贝罗伊还使用了一个指标体系——全球联结指数（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 ，简写为DHL）④来分析全球化趋势。与2005年相比，从国际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员流动四项指标来看，信息增长比较明显，国际贸易呈现下降趋势，资本和人员流动平稳低速增长。全球化从2015年开始减速，但还不能说被逆转。
在分析前必须对数据进行处理。一是正向化，对环境保护来说x1、x2、x3指标越小越好，而x4、x5指标越大越好，因此必须同趋势化。二是无量纲化，为了去除各个指标不同的量纲和单位带来的不可通度性，将各指标作无量纲化处理。
事实上，关于全球化“张力”形成的根本原因的研究和分析，有着不同的经验社会科学的说明逻辑和解释框架，只不过它现在以全球治理的面目出现。归根结底，全球化进程依赖于“市场—社会—国家”新型关系的重构。波兰尼认为，市场自由主义代表了根本性的历史变革，“不是经济被嵌入社会关系当中，而是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系统当中”[1]。这一观点忽略了民族国家对市场自由主义如何在一个国家具体构型具有决定性作用。或者说，他把“市场—社会—国家”的三重关系简化为“市场—社会”的双重关系，这也是市场基础主义对于当下的全球化难题或悖论无法做出有力说明的原因。对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抬头或新民族主义出现的合理解释，需要重新回到政治学和社会理论，甚至还有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同时形成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模式的基础。
三、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问题
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 民族国家的不同发展方式和经济实力又是如何影响全球化的当代进程，进而影响到全球治理模式的变迁的？ 其实，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化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反而扩展和强化了国家在基于共识和协调的决策国际框架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所有的经济和市场结构都反映了政治结构和政治选择；第二，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家仍然是强有力的；第三，不论全球化的后果与制约如何，国家仍是决定性的[2]。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全球化、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
考贝尔曾经指出，全球化尽管存在很多缺陷，但对全球经济和全球权力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新的行动者，即金砖国家，已经出现，快速的技术变革所创造的新机会和新挑战需要不同能动者去实现。现存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流变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结构问题、决策过程、服从规则和参与[3]。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化过程中加强了国家权力、扩大了国际影响力，进而影响到全球治理变革，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仅如此，新兴国家自身也在经历着国家变革。瓦杰帕依博士认为，对一些国家而言，全球化促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其中有三个成功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但是当今新兴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参与方式遇到了发达国家的挑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萨默斯在题为《新时代的中国、美国和全球治理》的演讲中，基于对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的分析，阐述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深刻影响。他认为，讨论当今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关系日益紧张背景下的全球化前景，应当特别关注国际政治和全球政治经济当中的战略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变化关系，并结合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要求来进行。对于当前的美中关系，从美方的表述来看，基本上没有看到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承担全球责任的表述，基本上是从各个方面批评中国，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国际关系，甚至还有中国正在挑战全球体系、全球秩序等言论。总的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即从合作式演变到对抗式，包括战略性竞争。
除了从宏观和长远层面来探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全球治理，还要关注国际组织这一行动者在这些地区治理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美国地球权利研究所所长、教授歌克在题为《地球权利研究所非洲气候行动计划——用气候变化生活实验室项目来动员》的演讲当中，介绍了地球权利研究所作为一个非营利性国际组织，正在实践的项目——气候变化生活实验室（Climate Change Living Lab）的实施情况。气候变化生活实验室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通过建立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参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全球治理的典型案例。
（二）全球化、不发达国家与全球治理
由于全球化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严重不平衡，甚至是会被边缘化，因此全球治理必须有其非洲维度或视角，这样才能体现全球治理的包容性和全面性。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不发达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积极行动者。
莫桑比克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EI / ISRI）研究员泽卡（Emlio Jovando Zeca）在其题为《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趋势：挑战和前景的非洲分析视角》的发言中，认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趋势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民主转型，第二个是环境变化，第三个是能源替代，最后一个是技术变革。全球安全正在经历人口、气候、能源和技术的变迁，需要全球治理的新模式。要从非洲的分析视角，描绘新的全球治理挑战和全球化的深刻后果。在全球问题当中和寻求解决治理问题过程中，非洲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行动者。对于非洲如何成为全球治理的行动者，首先是要基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约罗在其《中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当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传统中非友谊为此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契机。
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不断地参与全球事务和经济活动，并且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崛起，对美中关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对不断增长的全球治理和多边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治理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不仅有大国的重要安全关切，还有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大国之间的战略性对抗。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多边性机构的发展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包括地缘政治越来越占主导趋势，尤其是美国正在远离多边主义，这对于全球治理会有巨大的消极影响。我们确实进入“新时代”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年前所希望看到的“新时代”，这更多是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新时代，这是一种策略性对抗，它对于中国、对于全球化、对于全球治理来说都是重大议题。
1.3 测试项目与方法 样品测试分析由国土资源部合肥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完成，测试项目包括As、Cd、Cr、Cu、Ni、Hg、Pb和Zn元素。各分析方法的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满足《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1：250000)》(DZ/T 0258—2014)要求。其中As和Hg用王水溶解后，采用原子荧光光谱法分析；Cd、Cu和Ni用HCl-HNO3-HF-HClO4溶解后，Cd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分析，Cu和Ni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分析；Cr、Pb和Zn用粉末压片法处理后，采用X荧光光谱法分析；pH采用电位法测试。
抽取来我院治疗的62例疑似乳腺癌患者(2013年10月至2015年12月)作为本次实验的目标对象,62例疑似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最大患者和最小患者的年龄分别为68、23岁,62例患者年龄均值为(55.56±2.35)岁。
首先应该原地不动判断伤情。在周边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即排除周边环境有明显的安全隐患），摔倒后最好的做法是原地不动，可以先尝试轻轻活动摔着的部位，如无大碍则可缓慢起身。
四、全球治理的演进逻辑问题
全球治理是在国家、市场、公民和组织（政府间和非政府的）之间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机制、关系和过程的复杂体系，通过它使集体利益得以实现，权利和义务得以确立，差异得以调节[4]。本次会议有学者探讨了治理复杂体系演进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复杂体系的新构型——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种是全球治理的社会空间——社会事业。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作为复杂体系是否具有整体性，或者说它只是被认为是条块分割的各种治理的总和？ 在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时代，除了二战结束时提出的“世界政府”这一构想仍然具有影响之外，西方还出现了“国际社会”、“国家社会”、“世界共同体”（或“全球共同体”）、“全球民间社会”等不同概念，从整体性角度来探讨未来世界的可能构型方式。与这些概念相比较，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全球治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构型方式？ 它与这些传统概念有何种关系？
喀麦隆国际关系研究所、雅温得第二大学特别助理教授姆费格在其《非全球政府投影式的全球治理系统》 一文当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何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取代世界政府构想而成为全球治理的现实选择？这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世界正面临巨大变革。人类面对的范围不断扩大，涉及所有方面的全球挑战，使得更甚于世界人民之间同心协力模式所包含的旨趣的内涵得以被唤醒和接受，以激发确认自身具有相同命运的人类共同体。其次，不应当考虑“世界政府范式”——所有人类共同的政治权威这一观念，形成全球政府和在整个地球享有权威的单一国家。
在本质论论证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在其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全球善治价值导向》的演讲当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具有丰富内涵的、高度综合性的概念，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理解：其一，人类作为主体，是相对于国家、民族、种族、人群以及个体而言，意味着对于在地球生命圈内生存繁衍的人类的整体性关照。其二，命运是生存发展的态势、运程、前景与趋势；底线是生存、循环，周而复始；正方向是繁荣兴旺，负方向是衰微破败。第三，共同体可能有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可能是实体意义上的整体性存在，也可能是互渗意义上的并存性存在。作为一个组合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地球生命圈范围内生存繁衍的人们超越其地区、国度、民族、人种和文化差异，在其根本性的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景上形成了内在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格局。另外，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虞崇胜教授在题为《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演讲当中提出，应当从“类文明”这一人类新文明概念出发，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构建问题。他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概念，也就是从类文明角度，即从类的命运、类的境遇、类的现状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类文明的本质不是同一性、狭隘性、封闭性、自利性的，而是多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它不是一国的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一种共识性文明。
那么，没有现代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 只要还存在着相对与绝对的争论、因新兴势力争取权力的野心而带来的领导/服从的问题、新实在论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与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相关的问题，就非常明显，要实现凝聚所有人来构建命运共同体仍旧非常复杂，因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为了消除这种野心与其有效性之间的隔阂，必须做出的主要调整就是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政治相关者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宏图成功或失败的关键性条件。
关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如何具有全球治理的意义的？ 瓦杰帕依还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观点叫作“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这种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完善金融委员会机制，加速形成国际金融规制的规范；第二，建立G20 秘书机构协调G20 内部的交流；第三，建设中国和亚洲起主导作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第四，改革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策过程，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第五，加速推进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第六，完善基于国际法的治理。同时，他还认为，对于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的习近平国家治理模式有两个特征：第一，习近平使他所继承的（政治和行政的）制度系统更负责任和更有效率。消除腐败是他的优先选项。第二，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二）全球治理的社会空间
关于社会事业怎样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人类与健康科学学院高级讲师哈萨在题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对中国、印度和英国的一种概念性解读》的发言中，以对教育和研究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学习的实证研究（英国—印度教育与研究倡议）为依据，说明社会事业能够为全球治理开拓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国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迈上全球化的道路，中国和印度参与全球化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通过社会事业领域（如教育、环境、人类福祉等）。社会事业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应当寻求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发展社会事业的联合方法。
自然，上述现象并不限于高校。否则，又何来报载的基层干部那“五怕”？一怕不接地气的政策，二怕心血来潮的活动，三怕走马观花的调研，四怕无穷无尽的材料，五怕不讲道理的问责。（2018.8.31《报刊文摘》）个别地方、部门一些政策出台时就没有认真调研，根本不切实际，却要基层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组织落实，这是不是折腾基层？一些地方部门各类评比活动过多，正常的工作基层哪还有时间精力抓落实？文山会海的卷土重来，清扫一次卫生都要留下九份档案（2018.8.3《报刊文摘》），难道不是对基层人力、物力巨大的浪费？如此大量的“无事忙”都压在基层干部那里，难怪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压力大、工作苦，还少有成就感。
关于社会事业何以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合作性、协调性的治理方式或类型。澳大利亚司法与法律管理学院院长埃迪在题为《全球化治理时代的社会事业变革》的演讲当中，提出了社会事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治理”的观点。所谓动态治理，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的不同构成部分——国家、政府、私人部门、社区、群体之间，如何有效地分享不同的理念、观点、文化、信息、规则，从而实现它们之间的有效联结和协调一致；二是指一个社会在多元化、全球化时代如何适应各种不可预测的变化，既包括理念、观点、文化、信息、规则等主观方面的变化，又包括政治、政府、经济、金融、保障、健康等客观方面的变化，从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就世界范围来说，移民问题是全球化的一个核心维度[5]，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基本议题，但环境移民却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余永跃教授和樊奇博士在题为《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环境移民：困境与进路》的发言中提出，环境移民问题是全球治理的新的关注点。人类幸福与环境状况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无法绕开的议题，而环境移民作为全球治理对象中最弱势、最边缘化的群体之一，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恰当的法律、政治地位。通过对环境移民的历史实践梳理，他们发现当前环境移民的困境在于资本主义逻辑，并给出了突破困境的思路。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问题
本次研讨会启发我们思考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中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和论证存在着哪些根本区别，另一个是中外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逻辑的认识和主张有何异同。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分歧，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变成一个认识论问题。相反，如果找到了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和形成共识的有效办法，就可以憧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逻辑
概念逻辑通常是指对一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合理性与当代意义的理论解读或逻辑论证等。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这一概念的主要问题是用何种理论资源和逻辑框架来论证才具有合理性并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基础是什么？本次会议上提出了三种论证逻辑：第一种是本质论论证，第二种是存在论（或实在论）论证，第三种是建构论论证。
表中，所有P值均＜0.05，具有显著统计意义，即可测变量对潜在变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且各路径系数均为正值，表示每个问题对于潜在变量都能较好的衡量。
关于WTO 改革对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原院长、中国WTO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认为，WTO 的三个主要职能， 即组织各成员经济体进行谈判开放市场、贸易便利化协议、对成员经济体进行审议，目前基本瘫痪了，但目前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矛盾又似乎集中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问题上，因此必须对WTO 的改革予以高度重视，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全球治理，至少会延缓这一轮经济复苏的进程。客观地说，WTO 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被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放大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题为《中美贸易对抗的深刻启示》的演讲中提出了两个问题，来判断全球化的可能走向以及中国可能面临的局势：一个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出现了对中国的各种指责，另一个是中国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何种问题。中国多年来倡导的世界新秩序特别是世界经贸秩序，是要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来改革的，认为只有这样全球化才是公正的、合理的与可持续的；而发达国家则认为，这种只对中国有利或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全球化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由此看来，国际社会指责中国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一定利益，它们的一部分选民及社会政治基础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全球化。中美贸易战启示我们，全球化问题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共同富裕的问题，而且还是中国与其余国家共同富裕的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内部共同富裕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模式问题。现在有一种观点，把欧美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分别归结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如果再加上政治因素，很可能限制不同国家各个经济体经济活动的规模。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与欧美之间经贸、投资和科技方面的分歧和矛盾，其实表明的是内部各阶层获得感的不同，对外就表现为国家和自由之间的矛盾。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是论证一种实践方式或类型得以可能的现实基础、实现路径和实践条件等。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逻辑论证而言，需要思考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治理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现途径是什么。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选用早熟、优质、高产，抗病虫、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商品性好的品种。当前攀西地区种植较为普遍的品种为豫选一号品种，亩用种量2.5—3.5公斤。菜豆品种有红花青壳、双青玉豆、天马架豆王、泰国架豆王、碧丰8号等。
有学者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治理的内在联系之一就是国际法。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中巴研究中心主任高文勇教授在题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定国际法寻求新的方法和智慧》的演讲中提出，20 世纪一些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机是应对国际体系变革过程的当代国际秩序有效性危机的现实反映。我们正在经历着全球体系的重大转型，首先就是世界经历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包括反全球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机构失去了它们的有效性和权利，很多国家更加依赖于双边的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大多数国际机构，都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包括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反，这个时期在东方，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国际组织和平台不断地涌现，包括亚投行、新开发银行，还有上海合作组织。全球化代表的是一种平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基于每个国家的不同特点来建构的。中国的积极外交与其他非西方国家（BRICS、NDB、AIIB、BRI）一道创立正式和非正式构架，可以引导制定国际法的新进程，结果将是国际秩序的重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问题如何解决？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利天佑教授在其题为《“团结”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第三选择吗？ 》的发言中提出，民族利益应当扩展为共同利益，并在利益平等的观点中加以仔细琢磨。习近平说，中国必须领导全球治理的改革方式，这表达了中国在全球组织中寻求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相对应的更大的话语权，以及中国认为自己是国际共同体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考虑到新的全球化引力中心将从北欧—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印度—亚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区域以及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推进，全球治理出现了新的特征，需要寻求民族利益、负责任的主权、利益平衡和平等之间的协调。如果把全球治理理解为塑造正式的、非正式的、多边的和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共识形成过程，就应当去探讨在准全球制度的背景下主权单位的最终作用和新趋势，并要回答如何理解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国家利益。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观点、定性研究方法和半结构化方法、“民族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一种形式）、民族利益与非主权国际行动者之间的对立。
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逻辑如何创新？ 华东政法大学政法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在其《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的发言当中提出了“全球合智”的新观点。他认为产生全球治理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霸权逻辑。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以及最近的“退群”行为，其实都属于霸权逻辑。另一个是冲突思维。霸权逻辑的历史悠久、成因复杂，因此解决不易。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冲突思维可以有新的解决办法。冲突思维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是国别间文化的不同。人工智能、机器翻译和处理自然语言的新技术，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良好条件。未来的共识机制变得至关重要，其中区块链的发展很有前景。区块链的本质是智能合约，而智能合约对未来国际冲突的管理很有帮助。很多治理理念，在技术层面的实现就是区块链。“全球合智”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人机合治、多国合治、多行为体合治。
高邮湖地处苏皖交界，北与洪泽湖水系相连接，南与长江水系相连通，东临江苏高邮，西接安徽天长，跨安徽省天长市和江苏省高邮市、宝应县、金湖县。高邮湖湖区主属江苏省，是江苏省第三大湖，水域总面积为760.67 km2，在高邮市境内水域面积392.82 km2，占高邮湖总水域面积的55.32%。高邮湖属浅水型湖泊，由古泻湖经长期淤积和人类活动影响而成。
注释：
①本文有两个资料来源：一是提交会议的论文（或摘要），二是发言的速记笔录，其中国外学者的发言以同声传译笔录为基础，笔者认为有疑问的地方，根据录音原声做了修正。
②英国学派把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机制（尽管对于权力平衡是如何实现的会有不同说明），反对世界社会和世界系统理论把国际社会看作是由具有某种自组织和自规制性质的各种规则和规范来自发地、主动地和积极地管治的。英国学派的一个著名观点是：“政治权威的多样性——国家社会——是实现作为整体的人性善的最好安排。”（参见BROWN CHRIS.World societ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perspective on world society [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1,7（4）:423-441.）
③因为发言简短， 为准确起见， 综述参考了作者的同名文章。参见OBEROI ROOPINDER AND HALSALL P JAMIE.Conclusion: globalization's conundrum—are we?in?flux? [C].in Oberoi Roopinder and Halsall P.Jamie （eds.）,Revisiting globalization: from a borderless to a gated globe [M].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2018:167-190.
④地球权利研究所（Earth Rights Institute，简称ERI）作为美国的U.S.501（c）（3）组织成立于2001年，旨在发展支持专业知识重新地方化的发展模式。参见官网www.earthrightsinstitute.org。
⑤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英文译法是“a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这一概念中国标准的英文翻译是“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其中关键的区别是：把“命运”译成“destiny”带有宿命论或决定论的色彩，而译成“shared future”则表明了意志论和实践论的含义。此外本次会议上还有外国学者分别使用了Shared Destiny、Common Destiny 等术语。
⑥科洛多科对此概念也提出了一种看法，虽然中国主动参与改革困境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如果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如此，接下来的任务是这个体系的重新制度化。中国将在此领域起主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定义为“中国特色全球化”。另外，科洛多科还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概念，“中国主义”（Chinism）， 参见KOLODKO W.GRZEGORZ.Socialism,capitalism,or chinism? [J].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018,51（4）:285-29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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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晓升.从存在论的视角看命运共同体[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
[7]吴畏.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全球“元”治理范式[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16.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Global Governance and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Review on the Main Viewpoints of the 4th“Global Governance ＆ East Lake Forum”
WU Wei
（a.Institute of State Governance;b.Department of Philosoph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4）
Abstract：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Global Governance ＆ East Lake Forum” themed b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focus their discussions on such five issues as the 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the inherent tension of the globalization,the nation-state issue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 comparison of such experts and scholars'views based on different logics and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 among the globalization,global governanc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a multi-dimension,multi-level and multi-aspect way.
Key words： Globalization,Global Governance,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Global Governance ＆ East Lake Forum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2019）02-0001-10
收稿日期： 2019-01-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X019）。
作者简介： 吴畏（1967—），男，湖南湘潭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治理基础理论、社会认识论与社会科学哲学。
【责任编辑 张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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