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尼丁考释_文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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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金文集成》2108著录一件所谓“门鼎”,旧著录中似乎未见,20世纪50年代始入藏于上海博物馆。鼎盖有刻款文字,笔画细浅,《集成》铭文的拓本照片效果极差,因此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2003年12月,笔者适在华东师范大学开会,有机会前往上海博物馆目验原器,审视铭文,兹特为考释如次。

三蹄足圆鼎,扁鼓腹,圜底。鼎壁素面,上腹部饰凸弦纹一周。双立耳,外撇。有盖,盖上有三个环状形钮。这类鼎普遍流行于东周时代中原地区,“由于鼎腹由深变浅,从而影响腿部由高变矮”(注: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考虑该鼎形制腹部偏下,蹄足较矮,应属战国中晚期之际。与该鼎相似者,可参考中山王铁足大鼎(《文物》1979年第1期第25页图30)、十四叶鼎(《文物》1980年第9期图版贰1)、廿八年平安君鼎(《文物》1980年第9期图版叁3)、同出南室铜鼎(《文物》1980年第9期第23页图17)等。

该鼎铭文明显呈现晋系文字风格,几乎每字皆可与晋系文字比照:

总之,从器型特点和文字风格两方面综合分析,该鼎属于战国晚期晋系铜器,具体国别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鼎盖铭文6字,其中合文(“之宅”)1字。第四字与第五字之间被盖钮分割为两段,参照《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160页的隶定,其行款应是:

申腋

之宅

“申”,可读“辰”。《说文》“,古文陳”(十四下四)。《礼记·缁衣》“君陳曰”,释文“陳本亦作古字”。可见“”与“陳”为一字。而“陳”与“振”可以通假。例如:《吕氏春秋·慎人》“振振殷殷”,《文选·曲水诗序》注引“振振”作“陳陳”。是其佐证。

“申”,又可读“司”。“申”,审纽三等,古归透纽,属舌音(注:黄侃:《音略》,《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2页。)。“司”,心纽。然而从“司”得声之“嗣”(二字古文字通用)则属邪纽,与舌音近(注:钱玄同:《古音无邪纽证》,《东北大学季刊》1927年第2期。)。然则“申”、“司”为准双声,典籍往往可以通假。例如:《庄子·大宗师》“申徒狄”,释文“申徒狄,崔本作司徒狄”;《史记·留侯世家》“以良为韩申徒”,集解引徐广曰“即司徒耳,但语音讹转,故字亦随改”;《汉书·张良传》“申”作“司”。均其佐证。

综上音理和通假例证分析,本铭“申腋”,既可读“辰夜”,也可读“司夜”。

“辰夜”见《诗·齐风·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传:“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园也。折柳以为樊园,无益于禁矣。瞿瞿,无守之貌。古者有挈壶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时于朝。”“辰,时。夙,早。莫,晚也。”笺:“挈壶氏,掌漏刻者。”

“辰夜”之“辰”,异文甚多。马瑞辰曰:“按,《广雅·释言》时,伺也。伺、候同义。伺即司也……不能辰夜,即不能伺夜也。《说文》候,司望也。伺,候望也。伺古止作司。辰与晨通。《周语》农祥晨,正谓以房星为农事之候也。《说文》辱字注云,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庄子·齐物论》见卵而求时夜。《释文》引崔注云,时夜,司夜。《淮南子·说山训》作见卵而求晨夜。此正训时伺之证。又《论语》晨门亦谓候门,汉时所谓城门候也。义与《诗》辰夜正同。”(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九,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第6页。)王先谦曰:“司夜之官,不能举职,以致君之视朝不早则晚。”(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3页。)按,马氏分析“司”、“伺”、“时”、“辰”、“晨”的音变,以及其义训,相当精审。

在“辰夜”诸多异文之中,“司夜”最为常见。《尸子》卷下:“鸡司夜,狸执鼠,日烛人,此皆不令自全。”《韩非子·扬权》:“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有鉴于此,本文称此鼎为“司夜鼎”。当然,鼎铭“司夜”仍是职官之名,相当“挈壶氏”。《周礼·夏官·挈壶氏》:“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挈辔以令舍,挈畚以令粮。凡军事,县壶以序聚橐。凡丧,县壶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则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之宅”为合文,其右下有合文符号。

“申腋之宅”,可读“司夜之宅”,即掌管时辰职官的居所。

”,应读“鬼”。“懐”之异文作“裹”。参《汉书·外戚传》“裹诚秉忠”,注“裹,古懐字”。玄应《一切经音义》“懐孕”作:“裹孕”。《隶释》三公山碑“咸裹人心”,洪适曰“裹即懐字”。本铭“”所从“眔”旁就极似“鬼”旁,是其佳证。至于《诗·小雅·小弁》“譬彼坏木”,《说文》引“”作“瘣”。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以此为人君则鬼”之“鬼”读“懐”(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85页。),亦可资旁证。“门”,中间加两短横为饰笔,笔者有专门讨论(注: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1-292页。),兹不赘述。依此类推,“门”可读“鬼门”。

古代以东北方位为“鬼门”,参《论衡·订鬼》:“《山海经》又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论衡》所引《山海经》佚文,又见裴骃《史记集解》、刘昭《续礼仪志注》,唯文字小异而已(注: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39页。)。)这一名词后来也成为阴阳家术语,被广泛地应用在八卦象数之中。《易·观》郑玄注“艮为鬼门”。《隋书·萧吉传》“艮地鬼门,西南人门。”《隋书·王劭传》“时有人于黄凤泉浴,得二白石,颇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为字,而上奏曰,其大玉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九字。”《神异经》“东北方有鬼星,石室屋三百户,而其所石傍,题曰鬼门”。宋代杨惟德《六壬神定经》把六壬式盘“四维”的位置用文字表述为“天门在西北.西北者戌亥之间;地户在东南,东南辰巳之间;人门在西南,西南申未之间;鬼门在东北,东北者丑寅之间”。其后,这一格局成为六壬式盘的固定模式。

以往,传世和出土六壬式盘实物已发现近十件。其地盘“四维”的位置上或有所谓“四门”及相关词,参见下表:

1.荆门左塚漆梮(战国)——“天几”、“鬼几”、“乱(地)吾(户)”、“人几”(注:黄凤春、刘国胜:《记荆门左塚楚墓漆梮》,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2003年),第502页。)。

2.阜阳双古堆漆木式(西汉)——“天豦(居)己”、“鬼月戊”、“土(地)斗戊”、“人日己”(注:安徽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30页图24。)。

3.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铜式(东汉)——“戊天门”、“己鬼门”、“戊土(地)门”、“己人门”(注:罗福颐:《汉栻盘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1辑,1985年。)。

4.上海博物馆藏铜式(六朝)——“西北天门乾”、“东北鬼门艮”、“东南地户巽”、“西南人门坤”(注:罗福颐:《汉栻盘小考》,《古文字研究》第11辑,1985年。)。

在式盘“四门”中,天与地相对,人与鬼相对。这两组既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共同构成支撑宇宙的“四维”。式盘中“鬼”、“鬼门”应是同一概念,它的对立面是“人”、“人门”。《礼记·祭法》“人死曰鬼”。人死则化为鬼神,故艮为鬼门(注:连劭名:《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文物》1987年第9期。)。“四门”中人与鬼的方位,则是通过对角线连接“西南”和“东北”,这正暗示着生与死的对立。

顺便解释荆门左塚漆梮的“乱吾”。“地”,定纽歌部;“乱”,来纽元部。定、来均属舌音,歌、元阴阳对转。故“乱”可读“地”。“吾”、“户”均属鱼部,故“吾”可读“户”。参“御”可以分别与“五”、“户”声系通假(注: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52页。)。总之,漆梮“乱吾”相当上海博物馆藏铜式之“地户”,也即式盘中常见的“地门”。

以上探索“鬼门”的来历,回过头来再看它与“司夜之宅”的关系。

上文所引《论衡·订鬼》“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有“鬼门”。《论衡·乱龙》也有类似的记载:“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壘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云笈七籖》:“东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史记·五帝本纪》:“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集解;“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东北有门,名曰鬼门,万鬼所聚也。”凡此可证:日出东方,东海度朔山(或“度索山”)蟠木(或“大桃树”)东北的“鬼门”,恰好是在日出以前的方位。《汉书·郊祀志》所谓“东北神明之舍,西北神明之墓也”。有学者指出“东北”为尊位(注: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载《纪念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按,上文所引中山王铁足大鼎、十四叶鼎均属中山国器,中山国是白狄族所建,而白狄族又是殷人的后代。因此若据杨说,也不排除司夜鼎为中山国器。志此备参。),不是没有道理的。表面看来“东北”的“鬼门”处“艮”位,其义为“终止”,即《周易·序卦》所谓“艮,止也”。实际观察“始于震,终于艮”的八卦方位,都共处于一个循环圈,即旧的终止孕育新的开始。《周易·说卦》“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对此有比较清晰的阐述。从这个角度而言,铭文“司夜之宅鬼门”似乎隐匿这样的含意:即昼夜之交,乃是新一天的开始。

天与地相对,属空间观念;人与鬼相对,属时间观念。两组矛盾对立的统一,构成宇宙人生的大框架。古人这一认识论,被浓缩在小小的式盘之中。在以往战国出土文献中,尽管曾侯乙墓漆箱盖和长沙楚帛书的图式有可能与战国时代流行的“式”有关(注: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但是其文字却与汉代及后代式盘的文字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只有最近正式公布的荆门左塚楚墓漆梮中出现的“天”、“乱(地)”、“人”、“鬼”,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四门”。而本铭“四门”之一的“鬼门”乃是式盘广泛被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折光反映。形而下的器皿赋予形而上的理念,这对于认识战国时代人们的意识形态也许有一定的启迪。

最后应该补充说明,上文所引《周礼·夏官·挈壶氏》透露两条信息:

1.“挈壶氏”与军事有关。所谓“军井”、“凡军事”云云,自然是其明证。而传世兵书,诸如李筌《太白阴经》卷九和卷一○、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卷一八至二一、茅元仪《武备志》卷一六九至一八五等(注: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42页。),也都与式法有关。这似乎也间接地点明了本铭“司夜”与“鬼门”的关系。即司夜(挈壶氏)居处军营的东北方,称鬼门。

2.“挈壶氏”与鼎有关。所谓“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证明司夜鼎应是“司夜”(挈壶氏)使用的器具。这也使鼎盖上有铭文“司夜”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附言:本文所附器型、铭文照片均由上海博物馆周亚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0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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