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有效性条件、运行机制、效果和复苏后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行机制论文,有效性论文,宏观政策论文,条件论文,效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实施了一揽子激励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逐步回到了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之上，经济超过了8%，全年保八，年底前通货紧缩将结束，意味着经济全面复苏。2008年底和2009年初很多学者和机构对宏观激励政策的作用较为悲观，预测和推论中国宏观政策无效，而到了2009年下半年大量的学者和机构开始高度乐观，预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过度有效，会导致经济一下子过热。不论是认为宏观政策无效还是过度有效，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命题，何为宏观政策有效，有效的条件、实施与退出的机制和福利效果应该如何评判，当经济全面复苏后宏观激励政策如何管理和新抉择方向。
这些有关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探讨直接与一国经济的开放条件和增长的性质高度相关，只有把握住开放的条件和经济增长的性质，依据体制机制的特征才能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理解和分析，从而设计出一个可行的政策干预的重点和进出机制。
本文首先从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与开放的关系角度，探讨开放框架下的宏观政策有效性；第二部分从增长的角度探讨宏观政策有效边界的条件，分析存在规模收益递增下的政策激励；第三部分分析当前宏观政策实施的机制和效果，再探索新的中央和地方的动员资源机制以及全面复苏情景；第四部分着重探讨全面复苏后的宏观政策的管理，分析短期激励政策重点的转变和政府激励的退出问题，寻求短期激励与长期均衡增长的协调之路。
一、宏观政策有效性和开放条件
一个开放经济体系，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的波动和资金流动的冲击，这些冲击直接影响着该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宏观政策操作。蒙代尔依据开放的小国模型提出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通过开放模型将政策的有效性引入到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探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有效条件。“稳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特别是，蒙代尔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深远重要性：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强而有力，财政政策无能为力；固定汇率下，两个政策的效果恰好相反。”（向松祚，2008）。
中国现阶段开放的事实可能是一个混合体，既有外贸依存度高的小国模型特点，又因汇率受干预度高经常会引起套利性的问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其发展又可以不依赖外部，这些混合性特征构成中国近一段政策运用效果的很多争论（张平，2006）。2008年底和2009年初悲观判断中国宏观政策的人大多假设是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经济，因此国际经济形势好不了，中国好不了，积极的扩大内需政策可能效率不高。2009年经济复苏加快后，大家又倾向于政府只要激励，经济就能发展，外需不足也无所谓。理解中国宏观政策是否有效，必须对开放条件加以理解，分清国际扰动的特征，有的放矢地使用宏观政策组合。
中国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小幅升值，并改革固定汇率体制为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开始进入升值的过程，对主要贸易顺差国美国和欧洲都是升值的。汇率升值不但没有对贸易顺差起到抑制作用，反而顺差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这是有悖经济学逻辑的。对这一现象，国外媒体和国内学者都进行了分析，认为50%～70%的贸易顺差与金融套利资金有关，不是贸易竞争力的提高而导致的。
我们运用结构突变模型按季度模拟了正常贸易—技术结构条件下的贸易顺差值与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结构突变下的实际值的差距，先估计正常技术—贸易条件下的顺差值，然后根据实际值理解与模拟值的差分析升值因素引起的顺差，得出表1。可以看到2005年人民币升值后引起的结构突变，若按照正常的技术和贸易条件，不发生结构突变，则贸易顺差是按照模拟值计算的，而实际的值远远大于模拟值，这验证了中国贸易顺差具有很强的金融因素，而且幅度非常大，特别是2007年实际贸易顺差度远远大于模拟顺差的两倍以上，顺差中有三分之二是具有金融特性的。
该现象直接反映在了外汇储备激增上，外汇占款直接逼迫我国货币当局进行货币投放，尽管央行不断地对冲货币，但货币供给过多直接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快速攀升，股指从2005年起步到2007年突破6000点，房价也同时起步，2007年下半年物价也越过了温和通货膨胀的5%，货币政策紧缩也难以抑制资产和物价上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挑战。
但从贸易角度看（见表2），“十五”的2001～2004年中国外贸对经济的贡献大幅度下降，年平均贡献降到了3.6%，中国经济基本靠内需了，而不像“九五”期间，尽管遭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需带动平均在16%，1997年外贸贡献达到44%。200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贸易顺差不但没有按预期的消减，反而大幅度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跃而起，达到了20%上下，但正像我们计算的那样，2005年以来的顺差包括了大量的金融现象，而不是完全的贸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因此我国经济对外部的依赖也就没有如此严重。如果不是升值引起的突然性变动，以新世纪以来的外需带动也就是在5%～10%，这样推算下来的当前外部需求下降对经济减速贡献就要小得多。
中国新世纪靠城市化的带动，重振了内需，外部依赖明显低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只是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大量的为套利而来的特殊“顺差”，引起了中国经济看似严重的外部依赖。
2008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中国时，中国政府立即回到了钉死美元的近乎固定汇率的做法，这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积极财政政策提升内需，货币政策也同时由紧缩转向宽松，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幅度投资基础设施、社保等，其积极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快实现复苏的国家，2009年经济增长回到了潜在增长率之上，说明中国经济不是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宏观政策激励内需是有效的。
我们反思这次危机发现，对中国实体经济最大的冲击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的直接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在短短1～2个月内下跌均超过了50%，石油下跌了70%，海运指数下跌了92%。中国近年来对外部原材料的需求依赖度非常高，在突然价格崩溃的冲击下，国内企业短期内“无法定价”，对购入和卖出产品的定价完全混乱，导致维持或停产、停购现象，中国经济2008年11月份体现的最为充分，财政收入负增长，而中国财政收入是流转税为主体的，即企业运行就收税的体制，只有停产才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如此快，起码大量的工厂被价格冲击所“恐慌”，处于停产或半停产，而后才是实质上的外需订单下降等引起的出口部门的中长期的衰退。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了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因此它受到了外部的冲击已经是多方面的了，冲击也是明显的。
2009年前三个季度净出口贡献下降3.6个百分点，拖累了中国的增长，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进口明显高于出口，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外溢”了，与单纯的外需不足是有所不同的。从资金逻辑看，中国在被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前，已经是产能过剩，大量资金从实体中析出跑到了房地产和股市，那时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已经有了很强的上涨趋势，中国这次遭受外需收缩，理论上讲产能更为过剩，加上政府的资金激励和国际热钱再次涌入中国套“汇率制度”的利，流动性过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前中国宏观政策又处于艰难的选择之中，以增加财政直接投资和信贷为主的激励政策不退出，而国际套利资金蜂拥而至的条件下，国内过度宽松流动性环境必然导致强烈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调整政策和开放条件成为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关键。
二、宏观政策有效性与增长特性
中国宏观政策激励有效性不仅和开放有关联，更与其发展阶段、增长的特性高度相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机构发生了危机，他们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信用和流动性问题，其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量化式的宽松政策，增加流动性，财政政策是直接购买公司债务等方法来担保公司信用以维持其生存，仅有少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等传统凯恩斯反周期的需求管理方法。在危机结束后其退出的机制也多是在资本市场操作，福利效果偏向了金融机构，而不是解决更多的一般性就业。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直接以实物为基础的，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上，因此其政策激励方向和退出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模式。面对危机各国都是依据自己的经济增长性质和处理危机的需要来做出宏观政策决策的。
中国经济已经经过两次大的调整，每一次都是靠改革来创造出新的持续发展方向。上个世纪80年代靠农村改革，刺激了农村部门和轻工部门的发展，俗称80年代靠老农。到1988年农村部门开始衰退，经济开始进入大的调整，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打开了开放的大门，而后土地要素的价格改革和宏观经济架构的建立，如分税制、汇率超贬、银行法实施等，为中国经济走向外向型经济和稳定宏观打开了大门，90年代靠老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但更重要的是1997年国家允许住房消费信贷，1998年取消福利住房，而后银行撇账上市稳定了金融系统，并积极推进了加入WTO等，开放直接启动了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城市化提升的阶段，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建设工作正需要大的投资，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经济社会的基础建设是有的放矢的。从经济理论逻辑来看，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系统性的高收益、高增长部门时，动员资源集中投资在这些部门，就会产生规模收益递增，即结构配置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的赶超增长速度（钱纳里，1989；琼斯和罗默，2009）。工业化过程中，集中农业资源到工业上来，就会产生明显的赶超增长；从封闭的国家变为开放国家也可能得到全球化的收益；而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集聚也会产生很大的规模递增收益，从而形成赶超速度。这些由于结构非均衡配置资源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过程，会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度提高一国经济潜在经济的增长率。
存在着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政府实施的积极宏观政策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投资对加速增长是有效的。只要增长的收益能够抵补财政成本、金融损失和经济波动福利损失，则增长激励有效，但当结构收益出现递减或激励过度导致的上述成本无法抵补，则宏观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率下降，甚至产生很多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特征是宏观政策传递的不完善性，换言之不可能仅仅靠完善的市场进行参数操作就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而是要大量依靠数量性工具，并配合相关的政府动员机制才能完成宏观政策的激励和反馈。而这一机制连同增长的特性决定着宏观政策实施的主体、目标和效果。特别是政府作为激励主体由于缺少必要的制约性因素，其目标和效果难以优化，并有自我强化的特征，政府退出激励一直是艰难的。
中国2008年的城市化率为46%，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是有明显的“规模递增”的阶段，采取积极的激励政策是有增长收益的。我们依据国际城市化经验计算按照诺瑟姆(Ray M.Northam)的城市发展S曲线，世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小于30%，此时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10%以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第二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当城市人口比重超过30%，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这种趋势一直要持续到城市化水平达到70%才会逐渐稳定下来。第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大于70%。此时社会经济发展渐趋成熟，城市人口保持平稳。而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又分为两大阶段，30%到50%期间称为“遍地开花”的城市化阶段，人们就近进城；50%到70%之间称为大城市化阶段，人口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寻求就业机会，而大城市通过提高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的规模化运用，其集聚效率大幅度提高，促进服务业和工业化发展。
图1给出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曲线，表明我国正处于加速期。图1基期是1949年，我们以1978年为基期，拟合方程为
，经过二阶微分，不同基期模型的拐点是一致的，在2014年，增长速度开始走向平缓。
图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模拟
资料来源：张平2009。
中国的城市化从1992年才正式按市场方式开启，土地从传统体制下的无价划拨到有偿转让，土地才成为了生产要素，但购买者主要是法人，个人还不能参与这个市场，城市化一直缓慢进行。1997年开始了住房消费信贷，1998年取消了福利住房，1999年更进一步推动住房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以1996年城市化率超过30%计算，中国城市化率水平每年平均增长1.3%。依据模型预测到2014年是这一个上升期的转折点，在此后城市化的速度逐步回落到0.8%的速度。
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后，积极的宏观政策刺激“内需”的根本就放在城市化的再启动上，如果宏观短期的启动经济政策与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一致的话，则宏观政策激励的短期效应就会具有长期的持续性效果，否则短期的政策对长期增长只是扰动。
中国处在城市化加速阶段，需要大量资金，财政和货币激励直接推动城市化规模扩张，但城市化过程也很容易引起资产泡沫。启动城市化方式有很多，一种是沿着原有的城市化的路子继续，通过扩张货币，以过剩的流动性来保持现有的房地产价格，短期内也有保增长的效应，但只会导致泡沫的更严重化，是不可持续的；而走一条政府通过这次危机调整城市化模式的道路，就会激发出城市化的真实需求，其发展的道路是可持续的。
由于城市化推进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而且对城市化的扩张不论在GDP、税收和土地转让金等各个方面都满足了地方的增长和福利等地方发展的目标，因此城市化的土地性扩张成为中国当今发展的主流。而城市化最大价值是人口资源的聚集，发挥其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城市本身的持续发展，如果仅仅只是土地等的扩张，到处都是巨大而空旷的城市，以及昂贵的房价，人口、服务业、工业都难从城市化中获得收益，城市仍会衰败。
中国要尽快转变现有的“遍地开发的土地城市建设”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的集聚和规模效益低下，人口会逐步转到更有就业机会的地方发展，城市缺少了必要的吸引力，卖地难维持，而产业在城市里的持续发展力不强，提高的税收下降，而另一方面城市维护成本高，社会保障、行政运营、地方政府负债成本等都会引起地方财政的极大压力，这种战略是难以持续的。通过这次危机和“十二五”规划要加大对城市化发展战略的调整，加快人口城市化，提高人口密度，以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城市的规模化发展，从而在空间方面提升城市的集聚效率，发展城市服务业和推进工业的现代化，同时将过剩的资金运用于土地、基础设施和住房的长期开发上，这要在税收和金融方面改革和支持，从而提高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比重，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吸引人的集聚。
三、宏观政策激励机制和全面复苏情景
这次反危机过程中，中国宏观激励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果，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激励政策力度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经济运行体系中对激励政策的反应是非常敏感，而且是有效的。
一个宏观经济政策基本运行机制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实施的途径（或称为管道）和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还是信贷放松；或是财政补贴、资助还是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使用的渠道、杠杆比率和及时性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发达国家基本上采用的是间接的参数调控方式，利用公开市场操作较多，但效率往往受到一定影响，但其进入与退出的机制比较清楚，如美国央行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债券，注入资金，当经济和信用恢复后，它可以卖出债券回收注入的资金等。中国多年来采用的宏观激励政策均是直接的调控模式，基本上是以财政直接投资为启动担保，银行信贷融资为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渠道直接，见效很快，以贷款驱动货币供给的提升。
(2)激励的主体。政策可以直接激励消费者、企业或政府，如消费券直接激励的是消费者，而金融注资计划往往是相关需要救助的金融企业。中国历次宏观激励的主体也因时而变，上个世纪90年代初应对经济衰退，主要是通过对外开放、提高市场化程度等改革措施来激励企业发展，配合信贷政策进行了激励；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主要靠中央政府直接基础设施投资，并通过开启消费信贷和取消福利住房等政策激励消费者投资购房；这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财政政策的承担者，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承担了信贷发放的承载体，重新开启了“银政”、“银企”关系。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具有很强的软预算和投资饥渴症，其投资冲动很强，因此中央政府一直在规范“银政”和“银企”关系，甚至很多改革措施都是斩断这一关系。但面对危机时政府以此作为启动主体，其效率高，因为他们可以不计成本进行投资，只要有银行资金供给。这次县以上地方政府建立了3800多个融资平台，中长期信贷中的大部分都是注入到这些融资平台中，形成了这一轮激励核心运作主体。
(3)宏观政策激励与资源约束。政策的激励目标是重要的，中国的激励目标就是“保八”，目标单一，因此效率很高。而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重视经济增长的指标，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要争相进入500强，政绩都是从增长中来的，因此保增长的激励效率是非常高的，而这一激励基本上是无特殊约束的，只要可动用的资源仍然足够多，激励政策的资金量就会按保增长这一目标“倒逼”出来。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不论是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都很高，而且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因此可动员资源是足够的。中国动员资源的方式是政府性的，其激励政策的资源约束比较小，因而宏观激励目标与约束构造了宏观效率的边界。
(4)宏观政策激励的福利效果和成本。宏观政策激励后其福利效果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评价和进一步实施或退出的依据。各国政府在这次危机中采取了各种救市政策，采用这些积极救助政策时需要不断向公众说明其福利效应，否则就难以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而大量政策退出的理由也是由于政府支出过大会导致挤出效应，政府支持会增加负债引起税率上升，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多年来是以政府代表全民利益的资源配置主体，激励的福利效果表现为经济增长就会惠及劳动者的评价，直接对多元、开放下的多元化福利目标和激励进行了统一，提高了效率，但福利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受到社会性约束较弱，其成本评估往往是要受到很多硬成本限制时才会显现，如财政危机等，很多成本会是逐步积累的。在有规模收益递增的加速赶超阶段，往往很多宏观成本都会被增长的收益抵消掉，只要存在结构性变革导致的规模收益递增，宏观总体激励政策一般是有效的。
上述的运行体系就构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运行，政府的直接政策干预一定要择机退出，其设计也是重要的，这些运行构成了宏观政策的管理过程。
中国这次宏观政策的扩张已经形成了新的“倒逼”机制（张平，2008），银政、银企关系再次构成了这次倒逼机制的主体，而宏观政策由于又是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成本约束短期并不显现的条件下，宏观政策退出是非常难的。中国处在一个具有投入规模递增的阶段，宏观政策激励的成效完全有可能抵消其成本。但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宏观激励政策的成本会越来越升高，而且其福利效果也可能进一步偏移，激励效果更有利于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垄断企业、行政部门和资产占有者身上，这些利益集团直接就会阻碍政策的退出，这给宏观政策退出管理提出更大的挑战。
中国政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进行了大幅度的宏观激励，中国提出的两年4万亿和每年5000亿的减税计划约占每年GDP总额的7%以上，而金融危机重灾区的美国投入了占GDP的5%，欧洲和日本就更低了，而发展中国家激励也相对弱，中国是全球激励力度最大的国家。中国在采取了“积极财政”的同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中国宏观政策激励组合的历史看，同时采取了双宽松的政策是最为积极的。政府投资直接启动了这轮反周期，而信贷快速跟进则直接推动起经济的发展，信贷新增贷款预计超过9.5万亿，而2005年前新增贷款没有超过2万亿的，2008年如不包含最后两个月的大规模放贷刺激的话，新增贷款翻了一倍，信贷激增直接刺激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M2增长远超出计划的17%，达到了29%，中国经济在财政和货币双积极政策的激励下，经过了两个季度低于7%的增长后，迅速回到了潜在增长区间7%～9.5%内，在全球率先复苏。
图2 产出缺口在2009年四季度恢复正值（HP滤波计算的潜在生产率）
注：由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戴磊博士生依据统计局公布季度数据计算。
正像表2所列出的，投资拉动了进口，刺激政策效应外溢，导致了净出口下降拖累了经济的正常复兴。如果投资刺激政策下降，对进口的需求也同样会下降，净出口下降也会减缓，整体增长速度反而不会降，但强烈的以我为主的宏观政策往往是反危机采取的第一反应。当中国2009年保八完成后，经济已经从2009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全面复苏了，即经济在潜在增长区间运行（见图2），同时物价也转正，物价已经跟随经济增长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投资和工业扩张都明显地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信号，而资产价格也回到了冲击前的正常水平，房地产价格上涨已经接近或超过了2007年泡沫高峰期的水平了，经济增长进入全面复苏情景中。
我们宏观管理第一命题就是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宏观激励政策调整，以现在的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集团为代表的刺激主体一定会“倒逼”宽松政策持续下去，这就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国际上对反危机政策做过了很多的研究和反思，大量的文章认为政府干预应该是临时性的，过度的政府激励会带来财政的风险和很大的社会福利损失。一项研究表明，危机之后的三年中，政府债务增长率达到86%(Reinhart & Rogoff,2009)，而且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也是明显的，在危机后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对企业发展和居民就业和消费都是不利的。反思大萧条下政府过度运用问题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认为“过度政府干预引致衰退延长，因此提高经济体的弹性，让更多的市场经济发挥作用是重要的”（张晓晶，2009）。
四、复苏后我国宏观政策的选择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复苏阶段，而全球经济也保持了复苏的状态，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开放和发展格局，宏观政策的激励方向和政策组合应根据新的形势进行选择。短期的宏观激励重点应该从保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根本性地转移到民生、社会发展等的投资上，并积极运用财政、货币和资本市场政策的技术性调整，管理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预期，增加参数调控性，协调短期激励与长期均衡增长相一致。2010年后最为关键的是政府“退出”反危机政策，让经济重新回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轨道上来，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回到稳定经济上来。
2010年的短期宏观政策管理的重点是：
(1)根本转变宏观政策激励的重点，从见效快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民生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投资上，随着城市化发展，民生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大，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劳动力市场建设、消除贫困等都是现实需求和供给最为脱节的，要加大宏观政策激励的重点，稳速增效，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2)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预期纳入到宏观管理中来，提高宏观政策管理水平。中国实体经济一直受到产能过剩的困扰，产能过剩导致资金一直处在从实体经济析出的阶段，大量资金转向了资产市场，2009年又大规模增加了流动性激励，加上当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套利资金的不断到来，流动性冲击会引发严重的资产泡沫和价格上涨，因此必须在此期间将流动性配置好，管理好，让流动性为我国发展服务，而不是“冲击”。为此首先要继续保持现有的钉住美元的低浮动的有管理的汇率体制不变，直到货币政策完成紧缩，财政政策退出，否则货币政策紧缩是无效的；第二是针对当前的热钱过多扰动，可效仿巴西收取托宾税，并启动货币对冲机制；三是减少信贷增长的压力，加大资本市场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发展，增加地方债务发行，让地方债务透明化，理解地方债务的风险等，通过债券和股权的融资吸收国内和国际资金，并依据市场信号加以配置，有效地配置流动性。
(3)开征物业税，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减低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可能性。积极开征物业税，将政府短期卖地行为长期化，利用现有国家动员的资金较多的有利条件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并通过收紧房地产的金融条件，让城市化发展良性化，减低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可能性。
(4)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激励力度，走内外需并重的内生经济发展道路。短期内针对创新和规模化重组发展应给予一定的减税激励和信贷支持，特别是对就业帮助大的小型和民营企业都要有一个扶持计划，并积极推进成本正常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内外需并重依然是我国长期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
当中国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也就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期间（世界银行，2008）。如果过度依赖政府激励，泡沫丛生，则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难度会变得更大，必须把短期的政策与长期政策有所协调，转变政策激励的重点，并同时改变政策运行机制，增加经济体的弹性，让市场积极发挥其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
(1)加快政府“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反危机时作用重大，如果中央政府过度使用资源配置权，并逐步形成更为牢固利益结构，宏观激励将会被不断“倒逼”，无法退出。政府无法退出会极大地干扰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而且会不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导致经济发展和福利分享更为不均衡。政府在未来时期加快退出反危机周期是最为重要的举措，首先应该有意识地减低直接激励性政策，增加参数性激励干预；第二逐步消除既得利益的“倒逼”，改变政策的运行机制。
政府退出，市场才能根据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因此政府退出的同时要下大力气改革扭曲的价格体系，如资源价格，通过正确的价格信号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激励，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实现结构的优化。因此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加强反垄断机制的建立，特别是缩小行政垄断的范围。逐步解除要素（包括土地、能源和矿产、汇率和利率等）价格的行政管制，推进公用事业的价格市场化，让市场能有效配置资源，让微观企业能按市场信号进行理性决策，这样才能有效地消除结构失衡及其利益激励基础，建立起均衡增长的机制。
(2)将大规模投资放在提升空间集聚效应上和提升产业现代化。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城市化水平与单位资本GDP间的高度相关。原因是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产生了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对于工业化的城市，聚集效应更明显，因为知识和新技术在交流、竞争和传播等方面效率更高，城市运行成本低（因公用设施密集），产出效率高。可以观察到，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走的正是大城市圈为特征的，围绕工业化而展开城市化的路子。随着空间要素集聚水平、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提高，服务业会被快速推动，使得城市发展的多样性增加，服务业就业和产值占GDP的比重会快速上升。不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其竞争力都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必须获得更大集聚效率才能保持产业竞争力。提高空间集聚水平、密度和规模性是发展服务业，保持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提高人口城市化的根本是取消户籍制度，并加快配合以身份证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口流动和集聚。
(3)扩大就业，建立社会分享机制，提升劳动力报酬，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积极扩大就业，建立社会分享机制，提高居民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投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问题。中国要素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系统性低于国际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相当于我们发展时期的20%，低于新兴市场国家15%，中国劳动收入报酬低直接导致了中国消费率低的特征，如果劳动者报酬提升至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则消费率会提高10个百分点，如果能加大企业的分红和保持正利率水平，中国的财富报酬也会提高进而带动消费率上升。刺激消费措施和提高社会保障等方法有可能再提高消费率3个百分点，中国居民消费率就会从2008年的36%上升到49%，会直接扭转消费和投资失衡，扩大内需才能落到实处。只有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就业，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极促进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化，才能为2020年全面小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4)加大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的社会投资。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直接提出的命题就是必须加大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变农民工为市民，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教育、卫生和行政管理体系也都要建立起来，这些是城市化带来的最为直接的投资需求。这些需求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性安排才能使其商业可持续，否则对后发国家负担会过重。因此只有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灵活转换”的城乡社保体系才能构建起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的过渡模式，这需要政府大力进行支持和投资。中国需要资金，但更需要合理配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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