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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之交的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主题，宣告了中国跨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郑重回答了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向何处去？跨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即从1992年到1997年，这是中国体制转轨的关键性五年，这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的关键性五年，这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关键性五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势已成、不可逆转的关键性五年，这是中国走向高速发展、经济起飞的关键性五年，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关键性五年！
这五年中国先后迈出了五大步，经历了五大严峻挑战的考验：一是经历了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世界格局风云突变的严峻考验，二是经历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严峻考验，三是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起飞的严峻考验，四是经历了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迈出第一步的严峻考验，五是经历了“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这五年中国成功地实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的三大决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统摄全局的指导思想；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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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好近二十个年头。这二十年又大体上以1987年党的十三大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十年。1997年的十五大，是对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的总结。从形式上看，这里似乎重新回到十年之前的出发点——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质上却是从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由此得出四个崭新的结论：
第一，必须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旗帜，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乃至跨向新世纪的指导思想；
第二，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整个邓小平理论的主要立论基石，作为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最大特点；
第三，把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作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主要思想武器；
第四，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全都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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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近五十个春秋，经历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一江泽民”是这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重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这是新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发出的政治宣言，是一个富于大德、大智、大勇的政治决断，表现出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成熟性。
大德，就是超越自我，出以公心，顺乎民意，把民心所向作为最高尺度；
大智，就是通过稳定理论旗帜，达到稳定人心，运用最简捷明了的方式来释惑解疑，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入党章，从而使邓小平的立德立功立言获得超越个人生命的不朽意义，使“邓小平身后的中国向何处去”的疑惑得到根本解除。
大勇，走到这一步需要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既需要警惕右的勇气，更需要防止“左”的勇气。
新中国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先后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构想：第一构想是毛泽东的主要代表作《论十大关系》；第二构想是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第三构想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跨世纪构想，它萌芽于1994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十二大关系论纲，雏型于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而正式形成于党的十五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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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十五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的思想主流和文化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求实行“古今中外，综合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中国母体文化中的活东西，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新东西，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好东西，三者熔为一炉，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
20世纪的头50年，当时的时代主题是破坏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1945年的党的七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头50年的历史丰碑，主要有三大历史贡献：第一是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第二是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三是确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路线。
20世纪的后50年，我们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时代主题：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如何逐步走向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50年的历史丰碑，同样有三大历史贡献：第一是确立邓小平理论在新时期的指导地位，第二是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第三是重新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郑重指出：全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十五大，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升华、两大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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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真正起步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尾声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以宏大深邃的历史眼光，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百年风云、百年激荡、百年奋起，做出了深刻的理论反思。
这一理论反思抓住了一条清晰可辨的历史主线，就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出现了三次历史巨变，三位历史巨人，三面理论旗帜，“孙中山一毛泽东—邓小平”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世纪主线。
20世纪前期，在中华民族最黑暗、最屈辱、最危机的历史时刻，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救国旗帜，领导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运动，推翻了自秦朝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开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现代化”。中国人民猛醒过来了！
20世纪中期，中国人民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特别是举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论的伟大旗帜，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近代百年历史中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20世纪后期，在“左”的教条主义猖獗一时、“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危难时刻，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倡导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潮流，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国人民富强起来了！
从孙中山三民主义论到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主要是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前提问题——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主国家，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问题仅仅开了一个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为现代化建设、现代化起飞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正是中国现代化百年历程的科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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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是贯穿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的大主题，也是贯穿“19—20—21”三个世纪的大主题。19世纪是中国现代化的酝酿准备阶段，20世纪是中国现代化开始起步阶段，21世纪将是中国现代化真正实现阶段。“现代化前提—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目标”，则是贯穿始终、统摄全局的三个关键问题。
党的十五大做出的战略抉择，是一个开拓进取、抓住大机遇、寻求大发展的跨世纪行动纲领，是一个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跨世纪行动纲领。
改革开放的第一次解放思想，主要是突破了“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树立起实践观；1992年第二次解放思想主要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僵化公式，树立起“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社会主义观；世纪之交的第三次解放思想，主要突破“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社会主义观，树立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观。这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表层的发展模式，深化到中层的运行机制，又深化到深层的所有制结构。
“一体两翼式”的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跨世纪行动纲领。“一体”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为主体，“两翼”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制和新型精神文明为展开的两翼，支撑中华民族实现体制创新，走向全面发展、全面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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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跨向21世纪的理论旗帜，就是争取世界和平发展的伟大旗帜，具有世界意义。
邓小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一位胸襟博大、关注人类和平正义的世界公民。他为英国格德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选》所作的英文版序言中，表明了这种关注整个人类命运的广阔眼界：“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上，邓小平作为一名具有世界眼光和东方睿智的大政治家、大战略家，率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为打破冷战格局，走向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96、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主张世界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328页。）
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实际上也意味着确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走向：争取持久和平，持续发展。
党的十五大还揭开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序幕。江泽民在1993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谈时，开门见山地提出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大问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
20世纪是“战争与和平”、“危机与希望”喜忧参半的百年历程：前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开始露出走向和平发展的微薄曙光，而真正通向世界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道路，又是相当艰难、相当曲折的。
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他们在当代世界历史上，首倡“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论和“一国两制”的和平发展论，为走向永久和平的理想目标，开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途径。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五大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将以开放性与主体性统一的姿态，迈向21世纪新的世界历史，和整个人类世界一起寻求新世界的新型价值目标——持久和平、持续发展、新型文明。少数西方学者鼓噪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中国的现代化起飞不仅不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威胁，而且带来了世界历史性的大市场、大机遇、大希望、大创新。
改革开放这20年的历史实践和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战略构想，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红线，这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为主题，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做出富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大创新：
第一，创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
第二，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探寻现代化过程中新型物质文明与新型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和谐结合；
第三，开创“一体两翼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以新型市场经济为主体，逐步展开“新型民主政治和新型精神文明”之两翼；
第四，在现代化起飞期、关键期、定型期，实现“改革开放一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四大潮流的有机统一，开创世界现代化历史中的一大“中国奇迹”；
第五，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东亚大陆现代化模式”，既不同于先发性、内源性突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后发性、外源性突出的东亚周边现代化模式，或者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
第六，把全球化的时代精神与现代化的民族精神融汇起来，创造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第七，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活东西、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新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好东西结合统一起来，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努力创造富于时代精神与东方神韵的新型方法论体系——大成智慧学；
第八，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价值体系，寻求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机结合，“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身心关系”的对立统一、和谐发展；
第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走融合东西方、综合创新之路，创造大器晚成、后来者居上的现代复兴的中华文明新形态；
第十，学习、借鉴、改造、超越西方近现代的主体性观念及其文明成果，继承发展从孔子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曾阐述过的主体性思想，创造现代新型主体性，以熔铸21世纪世界新型文明。
因而，可以肯定地讲，跨向新世纪的中国，决不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威胁，而是人类走向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福音与希望！
让我们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筑起一道新的长城！让我们为整个人类的和平发展，迎接那带来希望的东方曙光！这就是党的十五大高高举起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历史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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