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论辩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亲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亲子论辩及其研究的重要价值 在日常生活中，论辩是一种言语的、社会的、理性的活动，是参与各方为证明己方立场或反驳对方立场而展开的话语交际活动，其目标是通过批判性讨论消除双方的意见分歧[1]XII。调查显示，在3—6岁儿童的父母中，有69.5%的父母表示孩子会“偶尔不听话”，14.5%的父母表示孩子“经常不听话”，只有14.1%和1.8%的父母觉得孩子“很少不听话”和“一向很听话”[2]37。在亲子沟通中存在的这种不听话的情况常常是由意见分歧导致的。既然有了意见分歧，那么该如何解决呢？75.1%的家长认为应该采取讲道理劝说的方式，他们不赞同“孩子太小，有些道理讲不清，只能靠打骂”的观点[2]37。由此可见，多数家长认为论辩应该成为亲子互动中解决意见分歧的主要途径。 亲子论辩的价值到底何在？当前父母与儿童之间的论辩是如何进行的？如何才能提高亲子论辩的质量？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探讨的课题。 （一）亲子论辩有助于促进儿童思维能力发展 亲子论辩对儿童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认知功能和交际功能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儿童思维能力的提高上。李普曼（Lipman）认为，良好的思维能力是精确的、连贯的、一致的思维，是一种具有扩展力、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能力[3]2。这种能力对儿童未来的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莫什曼（Moshman）提出了儿童推理能力发展的两种可能途径：其一是儿童通过反思其推理经历来提高推理能力；其二是通过社会习得即通过与成人的论辩提高推理能力[4]141-142。在儿童通过社会习得发展推理能力的过程中，父母作为经验丰富的个体，通过直接（直接指导）或间接（提供思路、反馈等）的方式对儿童论辩技巧、论辩结构的习得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适度的家庭冲突能让儿童习得解决冲突的策略并学会理解他人，进而提高其推理和思考能力。斯泰因（Stein）和艾尔布（Albro）对180个家庭的学前儿童和父母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冲突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分别让父母和儿童复述近期发生的冲突事件，发现儿童在冲突过程中习得了论辩技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提供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二是能够发现对手论据的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论辩中取胜可以通过建构复杂的论证结构来实现，而对对手观点的准确理解既有利于论辩双方关系的维护，也能促进儿童推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5]123-125。 另外，家庭沟通的导向类型也会影响儿童推理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克尔纳（Koerner）和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的研究指出，存在两种不同的家庭沟通导向类型，分别是会话性导向和一致性导向。会话性导向指的是家庭成员通过论辩解决意见分歧。在这种类型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具有良好的沟通协商能力，能够更好地交流和解决问题。而一致性导向的家庭注重观点、价值和信仰的一致性，且立场容易受到信息来源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影响。在此种类型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在社交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就比较弱，具有很强的冲突回避倾向[6]39-41。 亲子论辩是解决家庭冲突和进行日常会话的重要活动形式，会对儿童的思维能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知识、顿悟和观念均来源于以现有知识、顿悟和观念为基础所进行的理性思考[7]31，而论辩活动就是这种理性思考在生活中的外化。 （二）亲子论辩有助于加速儿童社会化进程 亲子论辩作为一种基于话语和思维的交际活动，还有助于促进儿童的社会化。儿童社会化即儿童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形成适应于该社会与文化的人格，掌握该社会公认的行为方式[8]205-206。首先，亲子论辩有助于促进儿童语言的社会化。萨丕尔（Sapir）认为，“语言是社会化的巨大推动力，并且可能是存在的最大推动力”[9]15。亲子论辩活动作为一种话语行为，自然会促进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奥克斯（Ochs）指出，语言社会化指的是“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其中包含达意、恰当、有效地使用语言”[10]407。家庭是儿童语言社会化的第一个学习场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系列的研究着重关注儿童在家庭中的语言社会化进程[11]。例如，奥克鲁斯特（Aukrust）和斯诺（Snow）的研究发现，家庭互动中儿童通过论辩性话语中的论据获得了先前未知的信息，同时论辩性话语也为儿童提供了一个学习复杂语言结构的机会[12]227-229。当3岁以前的儿童与父母产生意见分歧时，他们大多只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拒绝家长的指令性话语和行为。而3岁以后，随着儿童更多地参与家庭论辩，他们开始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论据支持。如拒绝父母要求儿童吃蔬菜的主张，儿童会提出诸如“我昨天已经吃了很多很多青菜了”、“我再也吃不下一点菜了”等。又如要求父母买玩具，儿童除了表达要买玩具的观点之外，还会提供论据“我再买最后这一个变形金刚，家里的变形金刚才能一起变身”及“买了玩具我保证就很乖了”等。儿童在与父母的论辩中习得各种论辩策略，从而促进其语言社会化的发展。 其次，儿童的社会化还表现在社会规范、道德观念、社会角色等方面的习得上[13]13。在亲子论辩的过程中，父母也向儿童传达了包括社会规范、道德观念和文化行为在内的特定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对儿童来说，论辩不仅使他们学会论辩规范和避免冲突，更为他们提供了学习所处文化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机会。例如，家庭中的论辩性话语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不同的模式。在美国家庭中，特殊的话语形式被父母和儿童用来避免冲突和论辩[14]；而在意大利的文化语境下，父母鼓励儿童更多地参与论辩活动[15]；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父母通过论辩活动来规范儿童的用餐礼仪、问候礼仪等。论辩的合理说服以一种柔和的方式解决了社会规范在内化过程中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儿童的不适感及其对亲子关系的伤害。 另外，社会化与人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是终身的发展经历。在社会化过程中，成人和儿童互相影响，父母也会经历再社会化的过程。庞特科沃（Pontecorvo）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亲子互动中，父母在影响孩子的同时也被孩子所影响。当儿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成为社会群体中的儿童时，父母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社会群体中的父母，两者都在实践中学习成长[16]。 （三）亲子论辩研究有助于完善论辩理论 在论辩理论的发展中，学者们越来越关注语用因素的影响。亲子论辩与政治、法律、媒体等领域的论辩不同，有自身的独特性。政治、法律和媒体论辩属于特定的领域，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而亲子论辩属于家庭沟通领域。家庭关系是人际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家庭环境相较于政治、法律和媒体领域具有较高的自由性，这为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此外，亲子论辩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父母不是总抱着说服儿童的目的与儿童交流，论辩行为的发生较为自然。正是由于这种独特性，亲子论辩研究有助于加强多领域下的论辩研究，进而有助于丰富论辩研究的多样性。 博瓦（Bova）等人发现了亲子论辩中父母经常采用的四种类型的论辩策略，分别是质量与数量、诉诸一致、专家观点及类比[17]9。质量与数量这种论辩策略主要发生在用餐时间（mealtime），指的是父母基于食物的质量（很好、营养、盐太多、不好）和数量（太少、够了、太多）来说服或阻止儿童吃某种东西。诉诸一致主要指保持前后行为的一致性，即假设存在一种被肯定过的行为，那么该行为就应该被继续保持。此策略常为家长所采用，用儿童先前较好的行为表现来说服儿童去做某事。专家观点即沃尔顿（Walton）提出的认知权威[18]77-78。认知权威指两个个体中的一个是某领域的专家，并且在这个领域中他的话语对其他人有指导作用，但往往只有在家长相信权威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时，论辩策略才是有效的[19]17。类比论证是指如果C1与C2相似，在C1中，命题A是正确（错误）的，那么在C2中也是正确（错误）的。儿童经常把自己的行为与其他儿童的行为相比较，但这种对比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即X有（做了）Y，我也要有（做）Y。 除了以上四类论辩策略之外，斯托科夫斯基（Slomkowski）和邓恩（Dunn）发现，儿童常用“自我导向”的论辩方式，即谈论他们自己，父母则多用“他人导向”的论辩方式，即谈论儿童而非自己[20]。例如，劝说孩子吃蔬菜，父母常用“哥哥经常吃蔬菜才长这么高”、“你要是吃了菠菜就更乖了”等“他人导向”的论据。这些特定策略偏好的论辩导向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亲子互动中的论辩行为，推动论辩理论的发展。 二、多学科范式下的亲子论辩研究 （一）理论框架的多维性 目前对亲子论辩的研究主要从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多学科维度，采用社会文化理论、话语分析理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及语用论辩学等理论框架进行研究。 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的亲子论辩研究主要是基于维果斯基（Vygotskian）的社会环境与儿童发展的理论。维果斯基认为，认知不是个体思维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儿童的认知能力会随着与他人的互动而得到发展。儿童在捍卫自己的观点和反驳别人观点时，必须通过一定的论辩技巧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庞特科沃等研究了不同情景下故事所激发的论辩，发现儿童和同龄人的论辩与亲子论辩之间存在差异。亲子论辩相较于同龄人之间的论辩在叙述角色方面更为灵活，甚至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时，儿童会更频繁地提出问题、拒绝和批评，这是因为儿童对社会角色、人际关系、文化背景等因素具有较高的熟知度[21]23。 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的亲子论辩研究，其目标在于通过对真实文本中论辩话语的分析，明确论辩参与者的会话模式。此理论框架主要从作为论辩主体的儿童的特殊性出发，比较儿童与同龄人、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论辩话语在主体性、交互性和文本性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分析影响儿童论辩话语的因素。埃利希（Ehrlich）的研究发现，同样以儿童作为论辩主体，儿童与同龄人之间的论辩有更多的情感表达，而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论辩则有更多的认识表达；同龄儿童之间的论辩提供的论据支持较少，而儿童与成人之间的论辩则有更多支持观点的论据[22]。 儿童语言习得理论框架下的亲子论辩研究把亲子论辩视为儿童论辩策略的习得过程。在众多会话类型中，论辩是儿童习得会话策略和获得自我认同的理想方式。在论辩中，儿童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有不一样的观点，他们开始为达到目的而进行交流和协商。艾森伯格（Eisenberg）和加维（Garvey）的研究表明，3岁的儿童在回应论辩对手时，会考虑论辩对手表达的意思和说话的语境[23]。邓恩（Dunn）的研究显示，在4岁以后，儿童在论据中增加了推理的使用[24]。与此类似，其他研究表明，3—5岁的儿童在回应对手的意见分歧时能够提供证据和理由，也使用了妥协、承诺和替代意见等论辩策略[25]。 语用论辩理论框架下的亲子论辩研究把亲子论辩视为批判性讨论的过程，采用论辩理想模型，对父母与儿童为证明己方立场或反驳对方立场而进行的消除双方意见分歧的话语交际现象进行重构性分析。博瓦采集并建立了意大利和瑞士家庭在用餐时间的亲子论辩话语语料库，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论辩过程的重构性分析，他发现了论辩中父母和儿童采用的主要策略类型和常用的论辩技巧①。 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亲子论辩进行了研究，但侧重点各不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对儿童论辩的影响，话语分析理论侧重分析论辩话语的特点，儿童语言习得理论重视论辩习得的过程，语用论辩理论以消除双方意见分歧的批判性讨论过程作为分析重点。比较而言，语用论辩理论为亲子论辩研究提供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工具，总体上略胜一筹。首先，语用论辩理论把语用因素纳入到亲子论辩的分析框架中，融合了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把论辩看成是一种言语交际活动，使论辩分析可以触及日常语言。语用论辩学还在前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策略操控”的概念，把修辞理论融入语用论辩学，进一步加强了语用学与论辩理论的融合。其次，语用论辩理论根据理想状态下的论辩话语特征构建了论辩理想模型。论辩理想模型把论辩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冲突阶段、开始阶段、论辩阶段和结束阶段[1]109-136。在冲突阶段，双方明确可能出现的意见分歧；在开始阶段，就程序性和实质性出发点及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在论辩阶段，双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或反驳对方的立场；在结束阶段，确定意见分歧是否消除或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基于论辩理想模型对论辩话语进行重构分析，可对论辩中的意见分歧、双方立场、出发点、论辩结构、论证图式和论辩结果这六个关键要素形成相对清晰完整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亲子论辩话语的具体分析。 （二）技术手段的多重性 在社会文化理论、话语分析理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和语用论辩学等多维理论框架下，亲子论辩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量表、录音、录像等多重技术手段。 第一类常用技术手段是问卷和量表。在这类技术手段的使用中，首先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来设计问卷和量表，然后把问卷和量表发放给指定被试并回收统计结果。这类技术手段有两个优点：第一，操作性强，问卷和量表的制定和发放有很多成熟的规范和流程。第二，针对性强，可以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或对象设计问卷和量表。但这类技术手段也有不足之处：其一，采用这类技术手段对儿童的年龄有一定的限制。由于问卷和量表都需要儿童阅读并做出选择、提供答案，因此要求儿童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较适用于6岁以上的儿童。例如琴（Chng）等人研究家庭沟通模式对儿童非形式推理的影响，他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1300个五年级学生及其家长[26]90。其二，采用问卷和量表这类方法研究亲子论辩不能获取真实的论辩语料。问卷和量表反映的问题会与真实论辩语料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二类常用技术手段是录音和录像，指通过录音和录像采集语料并建立语料库进行分析。这类研究方法的主要优点是：第一，语料的真实性。这类研究方法能完整地记录和呈现真实的亲子论辩语料，为自然语言的分析提供了必要前提。第二，多模态性。通过这类研究方法采集到的音频、视频为进行语言、行为、表情等多维度和多模态分析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分析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第三，对儿童的年龄没有限制，任何年龄儿童的论辩话语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弥补了问卷和量表存在的盲区。3—6岁是儿童论辩技巧发展的关键时期，博瓦等就采用了建立视频库的方法，对亲子论辩策略的类型进行研究[17]。但由于我们不能准确预估论辩行为的发生，并且为了获取真实的论辩语料，研究者又不能对谈话内容进行人为的设定。因此，录音和录像研究会产生大量的非论辩语料，增加了语料鉴别和标注的难度。所以，需要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操作规范。 为了提高音频和视频分析的水平，目前采用的比较规范、成熟的方法是CHILDES国际儿童语料库建设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具体可以分为音频、视频库建设阶段，语料处理阶段以及语料分析阶段。在音频、视频库建设阶段，研究者应与语料采集家庭取得联系，并就拍摄时间、地点、内容等要素进行协商。拍摄完成后，研究者应与家庭成员一同观看拍摄的视频。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可以询问家庭成员对研究者来说模糊的语句和不能理解的话语，以确保语料处理的准确性。在语料处理阶段，采用CHILDES国际儿童语料库的CHAT（Codes for the Human Analysis of Transcripts）转写系统进行转写。CHAT是儿童语言交换系统CHILDES的标准转写系统，提供了转写和编码的基本及高级格式。在语料分析阶段，采用CHILDES国际儿童语料库的计算机语言分析程序CLAN（Computerized Language Analysis）对语料进行分析。这个程序是专门为分析由儿童语言数据交换系统格式转写的数据而设计的。CLAN能对转写的数据进行大量的自动分析，包括频率统计、单词查找、伴随分析、语句平均长度计数、交互分析、语篇修改及语素分析等。 博瓦等人把CHILDES国际儿童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引入了亲子论辩研究，他遵照CHILDES的操作流程和标注方法，发现家长比儿童更频繁地提出观点并提供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而儿童则倾向于推卸提出论据的责任。数据显示，在107句论辩话语中，家长在98句论辩话语中至少提出了1个相应观点，占总数的91.6%；在总共128个论据中，家长提出了93个论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占总数的94.9%。其中，母亲比父亲提出了更多的论据来支撑观点（82 vs.46），父亲比母亲更倾向于使用专家观点这种论辩策略（24% vs.10%）[17]50。因此，形成一套规范的操作方法可以大大提高语料的加工深度，为进一步的分析创造有利条件。将来的亲子论辩研究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任务，灵活运用相关技术和方法。 三、亲子论辩研究的改进思路 （一）理论的完善性 当前的亲子论辩研究业已在社会文化理论、话语分析理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及语用论辩理论等框架下对亲子论辩的策略、模式、类型和特点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但由于论辩涉及语言行为的全部复杂现象，出于理论完善性的考虑，未来的亲子论辩研究可以在现有理论框架中引入语用学的新理论和新发现，以丰富亲子论辩的分析视角。例如，语用论辩学中的“策略操控”与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语用纵观论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互为补充，完善亲子论辩的理论分析视角。 “策略操控”指的是论辩者为实现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微妙平衡而付出的“持续性努力”[27]40，是策略操控三角——潜在话题、受众需求、表达手段之间的动态平衡。操控一词指的是“视论辩的具体情形做出最好的选择”，而策略强调的是“明智、技巧性的安排与规划”，即论辩中的每个操控都不是临时起意的，而是在平衡了论辩合理性和修辞有效性之后做出的整体策略安排[27]40-41。在真实的论辩话语中，论辩者不仅需要“合理”地解决意见分歧，还要尽可能使讨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有效”发展。 维索尔伦的语用纵观论把语言使用过程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语言选择过程”。“无论怎么说到它，使用语言必然包括连续不断地做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是由语言内部（即结构）的同时也（或者）由语言外部的原因所驱动的。”[28]15变异性、协商性和适应性是做出选择的三个工具。变异性决定了可能的选择范围。协商性意味着选择不是机械的，而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做出的。适应性能使人们从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以接近交际需要达到的满意位点。语用论辩学的策略操控和语用纵观论的核心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根据具体情形协调选择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将这两种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用于亲子论辩话语的分析。 （二）主体的多样性 目前，亲子论辩研究的主体较为单一，多为父母和儿童。主体不同会影响论辩内容和论辩策略。根据“策略操控”概念涉及的潜在话题、受众需求、表达手段间的三角关系，主体的差异决定了受众需求的差异，进而影响话题和表达手段的选择。因而，多主体的加入可以丰富亲子论辩研究的内容，同时可以扩大原有研究的范围。 在家庭中，大多数儿童由父母抚养，但也有儿童是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或者保姆及其他亲戚抚养的。研究表明，隔代教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会对儿童产生很大的影响。何奕敏通过家庭样本调查，发现在接受隔代教养的儿童中，近60%不同程度地存在任性、自私、冷漠、性格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等问题[29]。另外，多个主体间（父母双方与儿童、爷爷奶奶与儿童、外公外婆与儿童等）的交流更易产生分歧。这类情况多发生在三代同时交流的情况中，父母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容易就不同的教养方式产生意见分歧，这类论辩又是如何进行的？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加入隔代论辩、多个主体间的论辩，以探究多样性主体对论辩产生的影响。 （三）场景的丰富性 就目前而言，西方学者研究亲子论辩的场景集中于用餐时间。用餐时间对研究亲子论辩有很多优点。首先，菲厄瑟（Fiese）等人的研究称：“用餐时间是一项密集事件，在短短的二十分钟时间内，多个事件同时发生。食物被准备好并且被大家食用，每个家庭成员被分配了不同的角色，大家回顾过去，并为未来做计划。”[30]77其次，家庭用餐活动是一项低规约化的活动。家庭成员的用餐不仅代表吃饭这件事，更是一种家庭成员以自己的方式组织的交流互动的社会活动。在用餐时，家长和孩子可以谈论许多问题，从每天发生的事情到学校的学习生活，再到课余活动以及未来的计划等等。 虽然用餐时间是家庭成员相对集中也相对固定的交流时间，但不同场景的设置是否会对论辩的内容及策略等产生影响？我们认为，除了用餐时间，游戏时间、购物时间、睡前时间及起床时间也是研究亲子论辩较为适宜的时机。教育部下发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教基二[2012]4号）中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在游戏时间，儿童通过游戏协调各个人物之间的分工，极易触发论辩行为。而购物时间往往涉及买与不买的问题，最常发生的是关于买玩具的争论。睡前时间往往涉及刷牙、洗澡等儿童可能会拒绝做的事情，面对儿童说“我不要洗淋浴，淋浴太恐怖了”以及“我不想要可怕的，刷牙太可怕了”，父母又会采取怎样的策略说服儿童？在起床时间父母和儿童可能会对一天的安排进行沟通，儿童又是否会因为与家长持不同的观点而发生分歧？上述这四个时间段都是较易发生亲子论辩的时机，因此，未来的亲子论辩研究需要关注不同的场景，探究不同场景下的亲子论辩策略。 综上所述，亲子论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研究场景相对单一、主体不够多样、语料有待丰富等问题。从认知和语用的角度来看，亲子论辩研究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我们吁请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到对亲子论辩的探索中来。 ①A.Bova,"Argument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A Study of Family Mealtime Conversa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à della Svizzera italiana,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