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南京的日本侨民社会及特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侨民论文,南京论文,日本论文,特权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8)12-0099-06
日本侵占南京乃至中国的大片土地，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这些地方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迅速地在南京市中心建立“日人街”，大量地引进日本侨民，给予其种种殖民特权，以各种方法扶植尽可能多的日本工商企业在南京立足、生根、发展、壮大，不仅掠夺中国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城市社会日益日本化与殖民主义化。这是日本当局在中国占领区推行其殖民地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南京“日人街”的建立
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不久，日本当局就组织越来越多的日本侨民(包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籍人、中国台湾籍人)进入南京定居，并经营工商业。当时日军“南京特务班”在提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秘密报告中指出：“经营占领地区的首要条件是引进有资本、有技术的日本人。为此，占领以来特务机关和派遣军协作，确定了一定区域，制定了局部性的、集团性的复兴计划。另外，为避免日本人之间的相互摩擦，要进行监督统制，以期没有纰漏。”①
根据上述“复兴计划”，在1937年12月21日，进驻南京的日“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就为日本侨民大批入驻南京作了规划，拟将南京城区北部的2/3地区辟为日本人的居住地。后来，在1938年1月初，日军当局改为将南京城区中心一片最繁华的街区划作日本侨民的生活居住区与营业区，即所谓的“日人街”，“此区域北起国府路(今长江路)，南到白下路，西起中正路(今中山南路)，东达铁道线路(今长白街)。这一带包括太平路及中山东路的繁华地区”。②在这片“日人街”区域里的房屋、商店等，是当时南京城市中心条件最好、价值最高的建筑。无疑，它们原本都是中国居民的财产，但经过日军当局用刺刀一划，就都成了日本占领军的财产，然后再由他们分配给日本侨民使用。
1938年1月初，日军在南京的“扫荡”与烧杀淫掠还未完全停止，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最早的一批日侨商店在南京市中心一带的“日人街”开张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一家日本商店在中山路开张了。”③这可能是日军占领南京后日侨开设的第一家商店。自此以后，日侨商店不断增加，仅仅过了10多天，到1938年1月下旬，南京日人街的日侨数已约有300人，各种日侨商店约有60家。
1938年1月8日到达南京的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那里采访了10天，在1938年2月写成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时南京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日商来到南京的情况，写道：“军方允许在南京开设军人商店后，上海的一些日本商人接踵而来。他们被批准使用位于中山路口一带中国人的铺面，允许他们开设饭馆，卖加年糕片的甜小豆粥和日本杂烩菜。士兵们成群结队地来光顾这些小饭店，为了一碗小豆粥不惜步行四公里。南京虽然很大，却没有一家中国人开的饭馆。士兵门除了营房的伙食以外，要想吃点东西，只有到这里的日本饭馆来。”④
进入南京的日商越来越多，“日人街”迅速形成与发展。1938年1月21日，日军“南京特务班”在提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第一份报告中，列专节陈述南京“日人街”的情况：“鉴于随着南京恢复建设事业的进展和交通机构的恢复，进入南京的日本人人数将会逐渐增加，因此为了谋求其居住及营业的便利，在市中心区设置了日人街。日人街设置在市内最繁华地区，面积大约为220町步。最初以军内小商店为主，逐步增加了饮食店、钟表店、理发店、杂货店、旅馆等，目前开业的店数约有60家，另外还有几家正在申请开店。除军人、军属外，居住此地的日本人人数约达300人。虽然作为军队只能是为日本商人进出南京提供方便，但可以预料日人街今后的发展将会是非常迅速的。”⑤
在日军的刺刀下，中国商店关门歇业，而日侨如潮水般涌入南京市中心开办各式商店。1938年3月5日汉口《大公报》刊电讯，内容是“由京逃难来浔者谈称”，其中讲到的情景是：“京中气象，凄惨不堪言状……太平路、新街口一带商店仍多闭门，敌方商人乘机来经营业者宛如潮水，近在太平街一带商业区域所开设之敌方商店，达一百四十家之多，大抵为旅馆、饭店、咖啡店及妓寮，至日用商品及化装店亦复不少，但顾客皆为敌方军人。”⑥
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在1938年2月14日的一篇报道中，直言不讳地说：“日本商店街占据中山路和太平路交叉口附近一带的南京中心地区，近来频频有日本人出入，开始用空房子摆开阵势做起生意。昨天还是空房子，今天或成了理发店，或成了凉粉店。家家都是千客齐来，生意兴隆。无须付房租真是赚钱的好时机。”⑦
应该指出，这篇报道所称的日本侨民占据的所谓“空房子”，实际上是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市民被全家杀害或被迫全家暂时逃离而“空”出的房子。无疑，这些房子的所有权是属于中国人的。后来日本侨民占据的许多房屋，则是日军强行将中国居民赶走而霸占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于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就指出：“日本军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从中国人那里残忍地没收了店铺与住宅，把它们无偿地送给了来到南京准备赚一笔钱的日本商人。”⑧许许多多被赶走的中国商民失去了房产与店铺，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不得不呈文伪政府，要求日方当局发还本属于他们的房产。在保存至今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档案中，就有许多份这样的呈文。在许多中国商民的一再恳求下，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有时也不得不行文日军有关当局，哀求主子开恩。如1938年3月27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呈函日军特务机关，写道：“案据商民翟宝贵呈略称：民二十二年，自筑房屋在太平路十二号，开设进华鞋庄营业，上年因战事停业，一家数口，避入难民区内鼓楼新村十五号，致无人看守，店屋现有日商‘南京购买组合上海支店’作为堆栈。呈请转知发还房屋生财货物，以维生活等情。据此，相应据情函请查照核办，诚希赐复为荷。”⑨这些呈文都事实清楚，要求合理，言词可悯，然而结果却无一例外，统统被日军当局弃之不理，毫无作用。
二、南京“日人街”的经营活动
随着“日人街”的迅速发展与日侨人数的不断增加，1938年3月10日，驻南京的日本侨民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在宁日本居留民会”。在这同时，专门为日本侨民的子女开办的日本小学校也同时开课，开始只有7名学生就读。⑩
到1938年3月底，南京的日侨人数与日侨商店更有增加。日侨人数(包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籍人、中国台湾籍人)已达439人，日侨商店得到许可开业的有148家，已经开业的有82家，其营业种类几乎覆盖了各种行业，而其中数量较多的是经营食品杂货的中小商店与小型饮食店。日本商人除了经营商店外，还进行货币投机贩卖。日军占领南京后，强迫使用日元与日本军票。而当时中国居民手里还有不少中国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更有许多日军从中国居民手中抢到不少中国法币。日本商人就利用特权，以很低的比值用日元或日军军票交换法币，然后，再用这些法币到上海，以高得多的比值兑换日元。在这一转手之间，日商就获得巨额暴利。日本作家石川达三在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中，描述了日商在南京进行货币投机贩卖的情况：“开商店的商人，真正的目的并不在商店。他们的眼睛盯着的是中国纸币……在国民党政府几乎处于全面崩溃的时候，中国人和日本的军人都认为那些中国纸币如同废纸一般，于是商人们便压低收购，把十元的中国纸币压到二日元或三日元，然后再贩回上海。在上海，一元中国纸币仍可兑换日元一元一角。这是赤裸裸的货币投机。国民党崩溃了，为什么中国的一元还高于一日元呢？这就是国际经济的微妙之处了，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并未崩溃。就这样，那些狡猾的商人们，在一夜之间便成了暴发户。军事侵略很快地转变为经济侵略了。”(11)
1938年4月10日，上海日方的《新申报》刊登日本“读卖新闻社消息”，题为《南京将建立一条日人街》，报道在南京的日侨“已决定在南京的中心区建立一条日人街”的规划，内容如下：
在南京的日侨讨论预算时已决定在南京的中心区建立一条日人街，因此将以前预定的8万日元费用提高到30万日元。根据计划，日本区应该包括下述街道：中山路、中正路、国府路、江南路、白下路、中山东路、太平路。供使用的30万日元将下述计划分配：10万日元用于整修被烧毁的房屋，3万日元用于修缮贫民的房屋，5万日元用于建日本公园与南京神社，设立一个救火会，2400日元用于支付10个消防员的薪水，3500日元用于其他开支，2万日元用于建立一所医院，2万日元用于预防传染病，2000日元用于消毒杀菌，1.6万日元购买一辆洒水车，30日元用于清道夫清扫马路。(12)
从这条消息中可以看到，日本侵略者与殖民者俨然已成为南京的主人。他们在对南京规划着、设想着、掠夺着，为所欲为，完全不顾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座城市的真正主人。在日本侵略者与殖民者看来，在日军刺刀与伪“维新政府”管理下的南京人民，已是他们的奴隶。为了讨论与落实上述“规划”等事项，在南京的日本侨民于1938年4月11日召开了首次侨民大会。
不久，一些日侨开始投资工业，开办一些中小工厂。如日商渊本次二用5万元资金在糖坊桥60号开设了一家“南京铁工厂”；另一位日商在汉中路开办了一家晃明洋行，设有机械厂：(13)日商佐藤贯一接受日方“军管理”的“委托”，“投资”经营扬子面粉厂，改厂名为“有恒面粉公司”。1938年5月3日，“日本同仁会南京诊疗班”接管了位于长乐路的南京市立医院(由原南京市政府在1935年年底建成，为南京普通市民服务)，将医院改称“日本同仁会南京医院”，为日军与日侨服务。位于太平南路上的安乐酒店建于1932年，被日军占用，改为日军军官俱乐部。位于延龄巷的东方饭店，1927年由商人汤子材创办，被日商占用，改名“宝来馆”，专门接待日本旅客。1938年8月1日，伪“维新政府”机关报《南京新报》在南京创办。在该报创刊第1天，就刊登了日侨商店的大幅广告：“本田商店日本鲜鱼，蒲铧盐鱼。”在此后，像这样的日侨商店的大幅广告经常刊登在《南京新报》与其他南京日伪报纸的醒目位置上。
到1939年，南京的日本人商店更多了。1939年9月23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日本当局在南京扶植日本商店、倾销日货、控制市场的触目惊心的情形：“南京的衣料业，最大者二十九家，十分之八是充满着东洋布匹。日本商店、台湾商业株式会社、银座果子店、旭果店、川岛洋行、九州屋、花月堂果子店、吉冈南京支店、斋藤洋行、太平洋行(白下路)、车运公司、大荣洋行、三井洋行、西肥洋行、林贸易公司、出光商会、三星洋行、士桥号、吉田号、吉满号、大石洋行、玉园公司、多田洋行、大丸洋行、三星公司、坂口洋行、汉和洋行、福田洋行、捤塚洋行、太平洋行(太平路)、西亚洋行、昆野洋行、富久美药行、本田洋行、九甲洋行、日本堂书药房、大陆西药房、松大药房、新亚西药房等五十多家，占领了全部太平路与中山东路。”(14)
还有些日商为搜求掠取中国的财富与文物，开设典当铺，“专门面向支那人做生意”。(15)日据时期南京公开建立的第一家典当铺就是由日商出资开设的“半亩园维新当铺”，于1938年秋开张，雇佣中国典员。因该当铺生意兴隆，获利甚厚，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商人投资兴办新的当铺，又有20余家日商典当铺挂旗营业。日商开设的典当铺特点是资本少(一般只有两三万日本军票)，铺面也较狭窄简陋，但他们多只典押贵重的服装、首饰、细软、文物等，而且当价压得很低，利率高，期限短，其目的是搜求中国的贵重物品。典当铺的高利贷剥削极为残酷，利率初期月息达6—8分，满期仅3个月，过期即为“流质”，不准赎取。
更为可恨的是，许多日本侨民依仗殖民特权，在南京公开或半公开从事种种非法经营活动，其中最为伤天害理的是贩毒与开设慰安所。
日方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最主要途径，是由日本军部委托日侨娼业主在南京择地设立经营，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有史料表明，日军进占南京不久，就征召原在日本、上海以及“满洲国”的日本娼业主来到南京，选择靠近日军兵营的地方，强占一些设备条件较好的居民住房或政府公房，改作慰安所，挂牌营业，专门接待日军官兵。在这些慰安所中，除了少数日本籍与朝鲜籍的慰安妇外，越来越多的是被胁迫诱骗来的中国妇女。这类由日侨娼业主开设的慰安所，得到日本当局的支持与庇护，享受种种侵略特权，有稳定的顾客来源与财源，因而生意兴隆，经营规模日大，从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开始创立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不仅存在时间长，而且为数也很多。南京的中国居民称这些慰安所叫“日本窑子”、“高丽窑子”。近年来，我们结合查阅日伪时期档案、报刊史料，到南京城内外各地进行实地调查与社会访问，查实了40多家由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
日本的浪人与商人还在他们开设的商店、洋行、妓院里贩卖毒品。他们为了获取暴利与避免纳税，往往凭借侵略特权，绕开由日伪官方特许“鸦片专买”的“宏济善堂”，自行经营各种毒品的贩卖，直接从外地购进各种毒品，然后在自己的商店、洋行、妓院中销售，甚至直接开设土膏店与烟馆或批发给零售小贩代销。伪政权对他们的毒品经营从不敢留难。日本浪人、商人贩毒的最重要特点是贩卖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海洛因更方便吸食，而且只要极少量就可生效”，更受到烟民们的欢迎，销路超过鸦片。据统计，战时日本人在南京开设的洋行与商店有250多家，大多兼营毒品交易，“他们表面上经营罐头食品或医药，但在背后经销海洛因”。(16)沙溯英在《如此江南》一文中揭露说，日本商人在南京市中心闹市区新街口一带开设的大批商店中，就有“好多家招牌广告贴得辉煌夺目的贩毒店，在那里面不但鸦片、白面、红丸、海洛因，应有尽有，而且还备有雅座，供给烟具”。(17)
三、南京“日人街”的特权及其影响
在日本当局的鼓励与组织下，越来越多的日本侨民(包括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台湾籍人与朝鲜籍人)涌进南京。据日方的有关资料统计：1938年年底，南京有日本居留民3950人，占南京全市居民的0.9％，有日商企业579家；1939年年底，南京有日本居留民8425人，有日商企业1029家；1940年年底，南京有日本居留民11 570人，占南京全市居民的1.77％；1940年2月，有日商企业1090家；到1941年6月止，南京的“日本居留民”共有12 816人，占南京全市居民的2.06％，其中男7120人，女5696人，平均每户2.99人，有日商企业近1200家。(18)
南京的日本侨民被日本当局高度组织起来，除了有“在宁日本居留民会”外，南京的日商还成立专门的行业组织机构——“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该所出版多种会刊书报。1941年8月，该所编辑出版了一本日文本的《南京》，约50万字，对南京的历史与现状包括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作了全面的介绍。甚至南京的日本侨民妇女也于1938年12月13日成立“国防妇人会”，会员有800多人，后来人数不断增加，开展种种支持日本侵华战争的活动。
日本当局不仅鼓励与组织越来越多的日本侨民到南京定居与经商，而且赋予日本商家种种殖民特权，为他们制造高额利润。例如日本当局指令伪政权对日商的进出口货物，只能征收很低的税额或完全免税。日军在占领上海、南京等地后，就迅速夺取了原国民政府的关税与统税权，然后，名义上交由伪政权于1938年1月初成立的伪“苏浙皖税务总局”征收，但在实际上完全由日方掌控。日方指令伪“维新政府”于1938年5月30日颁布所谓“新税则”，自1938年6月1日起实施，大幅度降低对日贸易商品的海关进出口税。至于日本商店在南京的营业税，也比中国商店低得多。即便如此，南京的许多日商依仗特权，还是经常公然拒绝向伪政府纳税，伪政府也不敢向日商催交征税。这样，就给日商的经营带来极大的便利与极大的利润。日商向中国大量倾销日本产的棉布、人造丝及其制品、海产品、砂糖、机械及其零件、建筑材料等，日产品充塞了南京市场；同时，中国的农产品，首先是粮食、棉花，以及煤炭与铁、铜矿石，以极低廉的价格被日商收购，运往日本。
由于来南京的日本侨民不断增加，日军当局于1938年1月在南京市中心划定的一片“日人街”已人满为患，于是日伪当局就将日侨居住区不断向外扩展。为了给新到的日侨寻找开店与居住的地方，日方当局纵容日本军人与侨民继续凭借殖民特权，强占中国商人与居民的房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在其日记里就记载了多起日方当局霸占中国商人与居民房屋的事情。例如在1939年5月17日记载一位中国承包商的房屋被日商霸占：“他的家有14个房间，其中有10个房间被日本商人占用了。他们把墙推倒重修，以适应他们的习惯。至于租金，他们一分不给。他们甚至还想要他把其余4间房也让出来，但是，他还没答应。”在1939年10月12日记载日军“没收”实际是强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师黄孟姒博士母亲的房屋财产：“城里的日军还在没收私人财产。黄孟姒博士的母亲今天上午又来了，说日军今天早上再次勒令她必须在3天内搬走，而且不许带走任何财产。再不搬就把她赶出去。这样一来，日军又能霸占她几处很不错的住宅和一家医院，以及里面所有的家具和设备了。”(19)日本当局霸占中国居民的房屋是极其野蛮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说：“我曾多次看到仅十二个小时的预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20)
日军当局除“没收”中国居民的店铺与住宅送给日本侨民外，还强迫一些已开业的中国商家去邀请那些没有丝毫资金、只有侵略者特权的日本浪人去与他们“联合经营”，否则中国商人就得不到营业权。对此，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以他在南京的亲见亲闻，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进行了揭露：“进一步的麻烦是逼迫许多中国商人接受日本合伙者，有许多案例是在宪兵队或特务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其他一些案例是通过威胁中国商人、不给中国商人以许可证而进行的；或是中国人经营的商业必须用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方可获得通过。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生意人，他们被要求与日本人合伙，这些合伙者根本没有资本，却拥有控制的影响。”(21)
有些日本商人依仗殖民特权，任意欺压摧残中国雇员。金陵大学的史德蔚教授在1939年7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今天威尔逊大夫(按：指金陵大学附属鼓楼医院的美籍医生威尔逊)说，有一个人在最后一两天被送进医院。他受雇于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商店，刚刚干了一天。当天晚上他就被抓了起来，带到太平路，在那儿他被指控偷窃了店里丢失的物品。他们毒打了他，并用一种极残酷的电刑工具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第二天，他们告诉他弄错了，物品又找到了。于是将他送进医院等死，他的神经中枢已被电刑导致永久性的损坏。”(22)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南京日军当局又占领了英美等国在南京的工商企业，如历史悠久的英商“和记”洋行与英、美石油公司在南京的几家销售部，以及美国教会开办的医院、学校等。其中有一些交由日侨占用经营。如著名的金陵大学医院——鼓楼医院由“日本同仁会南京诊疗班”接管，改称“日本同仁会南京诊疗班鼓楼医院”；明德女中被改为“南京日本女子高等学校”，专门招收在华日本军政官员的女孩入学；金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被日方接管后，改名为“同仁会看护学校”，用于培训日本女护士。
1943年以后，日本当局由于在战场上形势不利，被迫实行“对华新政策”，开始约束在华日侨的某些殖民特权，而实质上并无大的改变。日本侨民不仅继续享受免税减税的特权，而且继续享受其他种种特权，在南京等日占区胡作非为、偷税漏税、欺行霸市等等，各级伪政权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日本侨民的特权与不法行为，激起了南京广大民众的愤恨，常常遭到黄包车夫、劳工甚至还有中国警察的投石袭击与辱骂。日方当局诬称这些市民是流氓。1943年7月3日，日本驻南京总领馆总领事田中彦藏照会汪伪政府，指责说，自本年3月份至5月15日止，南京市民如人力车夫、苦力、“流氓及一部警察时于马路、公共汽车停留场及空地处向日本居留民有投石、恶骂等侮辱行为，计有408件”。(23)伪首都警察总署很快拟定了一份《首都城郊各区取缔妨碍中日亲善不良分子暂行办法草案》，下发到各区保甲与警察局执行。
日本侨民在南京的殖民特权与商务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当时在南京的日侨数约11 000人。日本投降后，日本侨民被中国政府集中管理，于1946年初被分批遣送回国。
注释：
①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②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4年第3期。
③[美]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
④[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钟安庆、欧希林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⑤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
⑥中央社九江前线电讯《京中气象凄惨》，《大公报》(汉口)1938年3月5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8页。
⑦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⑧[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毛良鸿、朱阿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⑨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为日商强占市民房屋货物事呈函日军特务机关》，档案1002-19-47，南京市档案馆藏。
⑩《1938年南京总领事馆警察事务情况》，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0页。
(11)[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钟安庆、欧希林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7年，第94-95页。
(12)《南京将建立一条日人街》，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3页。
(13)《南京机械工业志》，《南京市志丛书》，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14)《南京魔窟实录——日人的经济阴谋》，《大公报》(香港)1939年9月23日，第5版。
(15)《1938年南京总领事馆警察事务情况》，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3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
(16)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03页。
(18)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编：《南京》(日文)，南京：南京日本商工会议所，1941年，第482页。
(19)[美]魏特琳：《魏特琳日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4页。
(20)[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毛良鸿、朱阿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21)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22)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
(23)《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田中彦藏1943年7月3日照会》，档案1007-1-130，南京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