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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教育优先发展，提高国家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速推进，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将以信息的发展、传播和分享为基础，国际竞争焦点也逐渐转移到知识竞争上来，而知识经济的所有要素都依靠现代教育。一国能否建立起持续有效的教育体系，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竞争和兴衰，凸显教育在国家战略能力构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正是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制定面向未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战略规划，以求赢得未来竞争的核心优势。
奥巴马政府执政伊始，就强化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责任，努力将教育改革与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新政府在《2009-2010年度财政报告》中指出：“美国需要投资经济的未来，要使美国学生和产业工人获得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让美国年青一代在全球化环境下具有竞争力”。美国政府近年来大幅度增加了教育投入，增加基础研究经费，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accessibility)，减轻学生与家庭的经济负担(affordability)，学校为学生学业负责(accountability)。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报告认为，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欧盟需积极应对来自国际上的竞争压力，尤其是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欧洲理事会春季峰会（2010年3月25—26日）审议了《欧盟2020战略》，确定了三个关键增长目标，即智能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①，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量化指标：就业率、研发投入、节能减排、教育和消除贫困。主要思路是：以教育促创新，以创新促增长，以增长促就业，以就业促和谐，同时教育在促增长、促就业、促和谐的过程中也要直接发挥作用。欧洲领导人认为，如果欧洲想发展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就必须鼓励竞争，在国家和欧洲两个层面建立起高水平的教育体系。
2008年4月，莫斯科经济现代化与全球化第九届国际学术会议发布了俄罗斯科学教育部、百科知识管理局等撰写的报告《展望未来——未来教育的主要特征》。报告确定了在竞争基础上建设40～50所联邦级研究型大学，用权威性的内行的方法变革所有的教育大纲和教学方法，加强学前教育和普通教育等主要战略，以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
2008年9月，西班牙科学与创新部大臣卡尔·梅迪亚宣布，实施旨在促进西班牙大学制度现代化的2015年大学战略计划，通过教育和科研、国际化、实施创新等措施，推动西班牙大学跻身欧洲前100名大学之列，使西班牙大学校区在国际前沿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08年，日本颁布了《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提出今后十年日本教育的远景目标，强调“教育立国”，并提出了今后五年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举措。[1]在公布世界最新前200名大学排名之际，英国高等教育部长大卫·兰密为《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周刊》撰文透露：政府不久将出台一个指导未来10～15年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框架性规划，其中保持高等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保持对国际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吸引力，将是这一文件的重要内容。
二、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振兴国力依靠教育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教育的直接影响表现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经费不同程度受到了削减。
一是政府教育拨款减少。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大臣埃德·鲍尔斯在2009年底宣布，将大幅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内容包括减少学校校长数量、削减教师工资以及加强对学校预算余额的控制。在不影响教学质量的前提下，校内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将面临下岗或自然减员。中小学领导层共享预计每年可以为英国教育系统节省五亿英镑的资金，节省出来的经费可以投入到一线教学中。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于2010年2月1日公布了经费削减方案。[2]英国首席大臣曼德尔森证实2010-2011学年政府向大学提供资金支持将减少为72.9亿英镑，比2009年的78.1亿英镑资助水平减少5.2亿英镑，并指出未来还将进一步削减2.7亿英镑。[3]
二是信贷紧缩和利率变化导致高校存款受损和投资损失。美国马塞诸塞大学原有2.32亿美元债务，随着债务利息的增加，每年将为此增加100万美元利息支出。[4]
三是大学捐赠基金明显减少。2008年，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的捐赠收入分别下降了22%、27%、19.6%和18%。[5]
四是金融机构破产或运行困难使高校存款受损或被冻结。冰岛银行危机影响到英国多所高校。受金融危机影响，房地产和企业估值降低，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的高校基金受损。经费的削减直接造成了教师工资难以支付、基础设施和建设停滞、教育项目和科研项目压缩，停止招聘新雇员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教育质量构成了潜在威胁。
五是对入学机会产生明显影响。2009年，很多成年人在经济危机中失业，都想通过接受教育扩展知识能力实现再就业，申请进入大学读书的成年人大幅增长，挤占了适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根据大学入学考试局统计，截至2010年1月，申请秋季全日制入学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万人，其中25岁以上申请者同比增长63%。由于大学面临教学经费的实际削减，对有免试入学传统的英国学生入学机会有较大影响。对此，英国国家学生联盟主席韦斯·斯睿廷认为，削减国拨教育经费无疑是一种自伤行为，对学校和学生的投资是经济复苏的关键。
2008年10月，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首脑“教育峰会”达成了一致：加强对教育与研究的投入，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要从目前的8.9%提高到2015年的10%。2009年2月13日，德国政府又出台了二战后最大的刺激经济方案。该计划为期两年总规模500亿欧元，其中涉及教育和科研的经费约为172亿欧元，约占总规模的35%。[6]
2008年11月，欧盟通过《欧盟经济复苏计划》，提出成员国应保持各自国家对教育、研究与开发的既定目标，并努力通过提供财政刺激、资助和补助金的方式增加对教育、创新、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尤其要鼓励私有部门对教育、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以尽量减少目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为经济复苏做好准备。[7]
2008年12月，韩国教育科技部推出了为期五年的《教育福利促进计划》，设定了六大目标和54项具体的政策措施，确定了高达17.2万亿韩元（折合近127亿美元，包括2008年已拨付的2.9万亿韩元）的国家财政预算，集中用于今后五年扩大教育福利的举措。[8]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在该法案7 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资金中，安排一千多亿美元用于支持教育，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一项联邦教育拨款。[9]
在《教育振兴基本计划》中，日本政府提出要改变日本公共教育费支出占GDP比例在OECD成员国中（平均5%）偏低的状况，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探索对幼儿教育实行免费。日本2009年加大了对大学教育和尖端科技研究的支持力度，投入705亿日元支持大学教育，并投入2000多亿日元重点支持与诺贝尔奖项关联的基础研究和尖端领域研究。在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的大力推进下，2010年3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高中教育免费化法案》，日本政府已增拨预算从2010年新学期开始实施高中免费政策。[10]
新加坡2009财政年度的教育预算亦增加了5.5%，达到87亿新元。预计到2013年时，包括对信息技术投入在内的教育支出将增加25%，达110亿新元，所有这些投入都将用于从战略层面增强教育系统的基础。[11]
三、强化政府主体地位，努力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一直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重点，“公平”是近十多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96-2010年相关文本研究表明：教育公平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教育公平的重点是机会公平和性别公平，强调不同性别的人均有受教育的权利，应该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2000年以后，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相伴生。从关注机会公平到开始关注结果公平。教育质量包含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公平和教育的适切性，教育质量的提高要靠教育公平的推动实现。2007年，OECD提出教育公平有两个维度：一是公正，即个人与社会背景不应该成为教育潜能发展的障碍；二是全纳，即要确保全民教育的最低基本标准，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2009年，OECD提出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社会责任相关。政府对教育公平负有责任，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学校对促进社会公平负有责任，应为缩小社会差距做贡献。高等教育的公平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公平，二是高等教育自身政策的公平。教育既可以成为帮助一个人摆脱社会不利地位的手段，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状况，阻碍社会流动和代际收入流动。
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认为，提升入学机会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首要问题，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成为全球化趋势，但各方面依然存在巨大差距。[12]UNESCO《全民教育监测：全球报告2009》中详细阐述了性别均等（数量均等，如男女生数量、入学比例等）和性别平等（质量平等、就学机会、学习过程、资源、学术资格、就业等）的关系，认为在教育领域二者是相互依赖的，均等是平等的前提；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平等对于达成其他领域发展目标具有重要基础和长远意义。同时指出：“消除性别不平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13]
政府在各级教育层次促进教育公平的做法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2009年5月，欧盟教育部长理事会审议了《关于更新欧洲教育与培训合作战略框架的政策文件》，一致通过并公布面向2020年的四大战略目标，促进公平和社会凝聚力是其中之一。[14]在“博洛尼亚进程”十年之际，欧洲46国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于2009年4月在比利时鲁汶举行峰会，对过去十年成果进行了评估，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未来十年该进程的优先领域。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名列优先之首。
国家级政府和省州级政府担负着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任。教育的责任往往是由法律来保证的。各国教育法依其法制传统和法律体系各有特色，但共同特点是以规定权力分配与权利保护为核心内容。权力分配主要涉及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或是管理机构的设置、组成、权限、议事规则和程序等，权利保护则是确认和保障学生（父母）、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一般来说，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国家权力介入的重点；高等教育因以大学自治为基础，教育法多集中在对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促进和保护公平也就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如美国2008年最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机会法》中，对大学生进行资助以保障其就学机会就是主要内容之一。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对所有适龄人口提供机会相等、质量相当的义务教育，尤其重视通过增加对学生资助力度等措施，保证贫困家庭学生就学机会。
美国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规定的教育投资中，将170亿美元专款用于弥补当前“佩尔助学金”的缺口，此项拨款使700万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受益。[15]
英国政府在《新机遇：迎接未来的公平机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为所有人铺平从教育向工作过渡的道路：为义务教育毕业生提供保证，特别要使没有高等教育家庭背景的青年能够得到更多援助和鼓励。[16]
韩国的《教育福利促进计划》提出，要增加中学生教育费用补贴，扩大中学免费教育范围，免除贫困中学生的学校管理附加费，免除所有中学生的学校管理附加费，为家庭困难的高中生提供学费补贴，免除贫困高中生的学费，通过多项措施保证学生入学。[17]
新加坡为2009年的“财政支持计划”增加730万新元，总预算增加68%，达到每年1800万新元，采取多项措施保证学生入学。如向中小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费提供一套校服，将准备上大学的低收入家庭学生资助额度提高50%，提高“教育储蓄账户”的额度，为所有贫困大学生、理工学院学生和工艺教育学院学生实施新的“短期学习支持计划”，将学费贷款和学习贷款的偿还期推迟一年并免除未还款利息等。[18]
另外，各国还采取一些其他措施来促进教育公平。英国政府鼓励更多骨干教师到具有挑战性的薄弱学校工作，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并为此配备了专项经费，如从2009年9月起，符合条件的学校在招聘新教师时可以得到一系列支持，包括在同一个参与计划的学校服务三年即可获得一万英镑的“黄金手铐”等奖励。[19]
韩国政府对150所农村和渔村的公立高中进行重点资助，重点支持农村K-2学校（学前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建设，帮助解决偏远地区通讯困难，确保教育网络安全等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20]
四、加强问责追求绩效，多重举措确保质量
除了“公平”，“质量”是对UNESCO和OECD有关教育文献文本分析时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另一个关键词。欧盟把教育与培训合作的四大战略目标之一定位于提高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效益。在基础教育领域，2003年、2006年和2009年三次国际学生学业测评项目(PISA)，对各国小学生英语、数学和科学课成绩进行了比较分析，使得各国政府重新关注本国基础教育质量，一些有分权制传统的国家也采取实施国家统一教学大纲等方法，力图提高本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质量。美国制订了一项主要针对中小学实施的金额为43.5亿美元的“追求一流基金(Race to Top Fund)”计划，旨在鼓励各州政府和学校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采取国际标准和评价体系为学生在大学和职场成功做准备；二是招聘、培养、挽留和奖励好教师和好校长；三是建立评价学生和教师表现的评价数据库和标准；四是使最差学校的状况得到好转。这项计划对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很大的影响。[21]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之后，亦敦促各州重新修订教育政策法规，计划给各州拨付上亿美元的财政资助，鼓励各州设立更多的特许学校，并将学生学习成绩纳入到对教师的专业绩效评估中。
在高等教育领域，尽管很多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但随着高教规模扩大、传授方式多样化和私立院校的增加，人们对高教质量、特别是公共经费如何使用更为关注，对高校治理和问责制更为关切。教育质量和问责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财政拨款限制和市场压力加剧了人们对高等教育问责的关注。如在美国，学生和家长都表示抵制学费上涨，并呼吁对质量进行更多问责，希望院校要具有成本效益。政府在加大对重点大学的建设和科研投入，继续保持和提升大学研究能力的同时，也要求大学管理者要通过减少能耗和精简行政职能等举措，有效控制办学成本，以减缓学费上涨幅度，并主张在高校实施“绩效工资”。美国2010年教育财政预算案中取消了对12个成效甚微的教育项目的资助，同时加强了对提高学习成绩有显著作用的项目。美国绝大多数州都在进行绩效工资改革，以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欧盟经济复苏计划》亦要求各成员国保持经费投入以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提出通过引进教育质量监测机制等措施提高办学效益。[22]新加坡教育部呼吁所有机构和部门谨慎使用教育经费，要求学校尽力降低成本和剔除不必要的开支。英国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设计学校报告卡、评审学校拨款体系等多项措施，来提高学校的透明度和完善责任制，以期进一步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23]
欧盟2000年《博洛尼亚宣言》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加强在质量监督领域的欧洲合作，以便制定出可比较的标准和方法。落实“博洛尼亚进程”的伦敦会议主题是实施欧洲高等教育区质量保证标准和准则，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参考性国家准则。“博洛尼亚进程”强调学校内部的质量评估，统一的标准与程序（外部评估与质量监管机构），以学科或专业作为评估基础，以产出而不是投入做标准，基于欧洲标准做质量分类，不受各国自己标准影响。十年实践后，欧洲高教体系已经更具兼容性和互比性，使得学生流动更为容易。由于采用了“三段式”学制（一般方案是从高中毕业起攻读三年、五年、八年即可分获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以及欧洲质量保障标准与准则，同时创建了欧洲质量保障机构注册机制，建立了与欧洲高等教育区理念相呼应的国家资格框架，实行了文凭附加说明以及欧洲学分转换及累积体制，大大增强了高等教育的透明度和认可度。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质量概念也有进一步拓展，除了前面提到的绩效外，多元化教育质量观也逐渐引起关注，重新关注那些不能成为科学家的孩子，将学校教育目标从培养科学家转为培养劳动者（含科学家）、培养公民，应该是教育质量观的一个重大的转变。通过多元化，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由于对教育质量起到关键作用，教师的质量和教师教育的质量更是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无论政府还是专业团体、培养机构都十分重视教师教育质量保障，并且建立了各国不同的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了国际教师教育质量保障的标准化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政府都开始对教师教育质量进行中央政府控制，明显呈现出教师教育质量控制的国家化趋势。
在树立新的质量观的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在保证招生考试标准化、科学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多元化和多样性。如美国大学尤其是著名大学申请竞争日趋激烈，其中不乏少数成绩满分的优等生，为了从中挑选优秀生，美国大学在招生时采取了多元录取标准，将申请人的学术表现和非学术表现、学习成绩与综合素质等各方面因素结合起来，综合考查申请者的发展潜力和前景。学术表现就是学习成绩，体现学生的学术研究潜力，主要通过标准化考试进行测评考察；非学术表现主要考察学生的个人特长、能力、经历、校内外社会实践以及对未来研究领域的学术热情等；其他相关因素包括推荐信、个人作文和申请者族裔背景等。
五、积极鼓励科技创新，提升国家整体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科技创新是经济重新复苏的根本出路，纷纷出台措施，全面鼓励创新。
2008年3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建议案宣布2009年为“欧洲创造与革新年”，目的是在全欧范围内大力开展创造与创新活动，帮助欧盟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欧洲创造与革新年”将集中力量在欧洲营造有利于创造和革新的环境氛围，并大力推动全欧创新。重点活动将涉及教育领域的诸多学科，如基础科学、信息、技术等，提高创新技能，以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将知识和创意更好地应用于实践。除了教育领域，创新年活动还涉及企业、传媒、科研、社会、区域发展等政策领域。[24]欧盟还公布了一份《创新标志》，主要考察指标为各国的人力资源、宽带接入、风险资本处置、政府支持等。依据《创新标志》设置的指标，欧洲地区的创新领军国家为：德国、瑞典、芬兰、丹麦、英国和瑞士。
欧洲议会在2009年初投票通过了关于成立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简称EIT）的议案。该研究院将依托若干知识与创新共同体（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ies，简称KICs）运作。这些共同体将由大学、科研机构和工商界利益攸关者组成，共同参与欧洲创新活动。EIT的成立将有助于在欧盟范围内促进工商界、科研和高等教育的伙伴关系与密切合作，并促进欧洲就业和经济增长。[25]
欧洲大学协会在题为《欧洲大学——充满信心面对未来》的2009年政策宣言中强调开设具有创新性的课程体系，引进新的教学方法，继续课程改革和更新，强化大学的教学宗旨，为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提供灵活的学习路径，为社会输送技能合格、能够在急剧变化的就业市场中谋职求生的大学毕业生。[26]
经济危机和低生产力水平使西班牙政府认识到：大学、科学和创新是西班牙生产模式变革的基础，绝不能错失当下的机遇。政府将目光集中在科技创新政策上。科技和创新部提出了两项核心应对措施：加强西班牙科技体系、设计现代化与改革的必要项目。现代化与改革的必要项目最直观的反映就是西班牙的《2015大学战略》和新的《科技法》。《2015大学战略》的展开与博洛尼亚进程基本平行，目标是建设面向未来的、具有高竞争力的开放型大学。新的《科技法》将对西班牙的科研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成为高效、开放、具有竞争优势的科研机构，吸引全球最好的科研人员，减少公私合作障碍。企业也将在新的《科技法》中找到有利的工具，系统化地展开研发工作。新的《科技法》将作出明确规定，使科研机构与企业间的关系更稳定、更灵活。
近年来，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德国的经济界和政坛一直在讨论德国经济地位或经济竞争力问题。特别是面临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等因素（中国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最大出口国），德国政府更加注重德国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认为德国是靠科学技术创新和科技产品出口立国的工业国家，因此，科技创新是德国生存的根本所在。2009年德国新政府组成后，提出面对危机的出路就是增强德国创新能力。2009年12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召集各州政府首脑召开会议，提出优先发展科研和教育，决定加大对科研和教育的投资，提出了所谓“10%目标”，即到2015年把科研投入提高到占GDP的3%，教育投入提高到7%，共达10%。这意味着总经费要追加投入130亿欧元。联邦政府提出自己承担40%（而目前联邦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仅占总投入的10%）。联邦政府提出将向教育和科研各增加投入12亿欧元。
2006年，俄联邦教育发展国家委员会发布了对于俄罗斯教育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告——《教育的创新发展是提高俄罗斯竞争力的基础》。[27]
2009年7月，瑞典公布了其在教育、文化及青年领域的五大工作重点：鼓励支持儿童和青年接触文化、媒体和新技术，培养他们的创造力。[28]
2011年，美国教育预算议案中包括五亿美元的“创新投资”，更多的钱投入转变差校、特许学校、学校安全以及教师和学校管理者的培养、培训和奖励项目。[29]
六、应对全球人才竞争，加强教育的国际化
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背景下，各国政府都认识到人才流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流动对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有助于培育人们对多样性的尊重、文化间和谐共处的能力以及鼓励语言多样性，从而促进高校间合作与竞争。高校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流动对于提高课程质量和促进科研亦有重要作用，并能促进高等教育在学术上和文化上的国际化。但学者在世界范围流动，学历认证、质量评估就成为最令人关心的问题。因此，欧盟2000年启动“博洛尼亚进程”，设立六条核心原则，即增强学历文凭资格的相互认可度和可比性；实施以学士和硕士两条主渠道为基础的体系；建立一个包括欧洲学分累计转移(ECTS)的认证体系；开发有利于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欧洲内）流动的制度；提高欧洲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合作水平；强调高等教育在课程开发和校际合作方面的欧洲特色。其主要目标就是推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而促进教育国际化进程。[30]
2009年，“博洛尼亚进程”完成了十年计划。同年12月，欧盟委托部分研究机构在布鲁塞尔召开研讨会，对“博洛尼亚进程”第一个十年进行第三方独立评估。[31]2010年3月，欧洲地区47国高等教育部长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对“博洛尼亚进程”十年进行总结评估，充分肯定了取得的成效。会议通过了《关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宣言》，启动“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认为建立和进一步发展“欧洲高教区”，有助于重新定义欧洲高等教育。同时也可促进欧洲以外国家更有效地同欧洲国家合作。“博洛尼亚进程”进入第二个阶段后，2010-2020年的优先领域将包括：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实施终身学习战略；提高就业能力；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促进教育、科研和创新的融合；高等教育的国际开放；提高流动性；加强数据收集工作；开发多维透明工具；加大经费支持。
从EHEA的设置目的看，欧盟的潜在竞争对手一直瞄准美国，各国普遍开始行动，但受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牵制进度很不平衡，欧盟不仅看重学历互认和人才交流，还希望在政府治理、经费拨款、课程教学质量等领域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处理好大学自主权和公共利益问责的关系。[32]与此相关，2008年11月，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总司长坎坦宣布，欧盟将在2010年推出由欧洲权威机构制定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并进行公开招标。此举的目的在于欧洲大学定位需要寻求更为客观、多元的评价方式，着眼于提升欧洲高等教育区的综合竞争力。据分析，欧盟委员会立项推出“新概念”高校多元排名的决心已定，已做好初步准备，包括前些年发布的高校排名“柏林原则”，最近通过委托科研机构做技术方法准备，并将动员欧盟各国参与，估计在2011年前后开始。
欧洲在寻求非欧洲国家的合作方面，十分看重中国的因素，不仅由于中国赴欧留学人数甚众，而且在于他们需要同中国高教研究界交流乃至合作。在欧洲高等院校加强合作的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高等院校也在进行着推进国际化的努力，以期能够通过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合作，增加本国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开放度。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要派十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33]英、美、法等国的教材得到广泛使用，促进了课程方面的国际化趋势和高校间的国际科研合作。素有留学传统的亚太国家也在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总的来看，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的关键，在于流动人员的外语水平。
2008年，日本政府设立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支援项目，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为留学生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有特色高水平的教育环境，培养在国际上积极发挥作用的优秀人才，积极支援大学等教育机构派遣教职员工及学生赴海外学习，与国外大学加强合作，支持取得突出效果的各种努力。该项目2008年预算为2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两亿日元。[34]
韩国通过帮助大学建立国际合作互联网、扩大教育输出等途径来扩大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并吸引十万名外国留学生赴韩学习。
新加坡的主要措施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请进来”。目前已有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等15所世界级大学在新加坡设校区。通过制度性措施和高福利，全球招聘世界顶尖管理与教研人才，让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来学校从事管理、研究、教学工作，创造世界级的教学和研究环境。新加坡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40%以上为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具有留学背景。[35]二是“走出去”。提高教育交流层次，在海外设立分校和办事机构。扩大国际交流规模，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新加坡中小学的目标之一就是至少100所中小学与中国的学校建立姊妹校关系。理工学院和大学也以海外实习的方式派出大量学生，从文化语言和专业技能的角度得到浸濡。
国际学生带来的广泛利益也是各国政府积极推动教育国际化的动力之一。国际学生帮助提高了大学校园里学术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大学提高研究能力作出贡献，并为大学收入提供了重要的来源。据估计，2009年国际学生在英国的直接开销和给大学缴纳的费用达到55亿英镑。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教育更已成为该国支柱产业之一。[36]
在各种跨境教育中，各国的角色不同，有出口国和进口国之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国际货币之间汇率的大幅波动直接反映在留学费用的变化上，影响了国际学生流向，跨境教育的格局也略有改变。2009年秋季学期，英国大学新生入学人数达到历史新高，英国政府将2010年的招生名额增加了1.3万名，许多人选择了以上大学的方式来应对金融危机影响；此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英镑疲软，使得更多海外学生将英国作为学习目的地。
七、扩大私立教育份额，扩大教育资源供给
在人们接受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的情况下，政府无力在扩张公立教育和提供学生资助方面提供必要的足额资助，扩大私人和私营部门对教育的投入份额，吸纳优质的教育资源就成为各国政府不约而同的政策之一。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私立教育份额越来越大，私立教育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80%的高校学生在私立大学就读；印度的本科教育大多由附属于公立大学的私立学院提供；拉丁美洲传统上拥有由天主教会主导的私立高等教育，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私立高等教育近年来爆炸性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急剧增长的阶段；东欧地区私立院校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马来西亚、越南的私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即使在以公立大学为主流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尽管分别有95%和80%以上的高校学生在公立大学就读，但私立教育也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世界知名的哈佛大学就是私立大学。
从私立教育的发展趋势和问题来看，私立院校类型多样，但以处于声誉低端的院校为主；经费来源多样，但多数依赖学费生存；多数私立院校为非营利机构，但存在向营利方向发展的趋势；大多数私立院校寻求成为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构成部分，但是对私立高等教育的协调和管理很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私立高等教育最近也出现了跨国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开办学校或提供教育项目。一般来说，与国外合作的私立院校主要依赖国外院校提供教育项目和知识，在创建新结构和开设新课程方面很少有真正的合作。而且，对跨国项目质量保障和问责也很困难。另外，私立学校在担负社会责任方面也在不断改善。最近，英国慈善委员会发布了公益规定，要求私立学校增加一些免费的入学名额给付不起高额学费的学生。2009年，英格兰的五所私立学校成为第一批接受英国慈善委员会检查的学校，其中两所没能通过检查。其余的私立学校在2010年接受检查。
应该看到，私营份额是国民教育的有益补充，不断扩大私立教育的比例也是大势所趋。尽管国家介入私立教育管理产生的法律和财政上的成本很高，但各国政府仍在努力给予私立高等教育更大的空间，同时加强对私立院校的问责，要求私立院校在招生（对社会流动做出贡献）、向学生提供对等信息等方面负起社会责任，以保证基本质量，保证财政透明和正常运转。
八、加强校企合作，培养核心职业能力
随着劳动力市场日益重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在其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先进知识、技能和能力。将提高对资格水平的要求，通过政府、高校、社会以及学生密切合作，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能力。促使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更有效地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同时利用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相应的就业咨询。
为培养实践型人才，日本政府2008年设立产学合作培养实践型人才项目，在大学等机构通过产学合作共同开发新的教育项目。该项目2008年预算为七亿日元。欧洲大学也在探索项目管理出色、知识产权管理水平高、兼顾各方利益的大学与企业合作创新模式。[37]
欧盟主张，大学应该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才能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更快更好地应对市场需求，并促进科学技术的转化；而且产业能够帮助大学重新改革课程和管理体系，并可为办学提供经费资助。2009年5月，欧盟教育部长理事会审议了由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更新欧洲教育与培训合作战略框架的政策文件》，一致通过并公布面向2020年的四大战略目标：实现终身学习和流动；提高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公平和社会凝聚力；在各级教育与培训中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
欧盟委员会先后于2008年2月和2009年2月举行两届大学与企业合作论坛，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加强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尤为必要和迫切。之前的大学和企业合作虽然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一般局限在某些具体领域，合作的层次在成员国、大学之间乃至学科之间都很不平衡。而且，这种合作模式对于大学和企业管理与组织文化的影响力甚为有限。大学与企业的合作战略很少能够在学校层面进行，很多成员国的法律和财政制度对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并无明显支持，有的甚至制造了障碍。
实施大学与企业合作，还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就业为导向的新课程首当其冲；高等教育创造激励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学习环境并提供适当的创业教育亦很重要；在大学与企业的战略合作层次上把知识转化为生产不容忽视；促进人才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以及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流动并确保质量富有挑战性，改善大学管理体系以促进与企业更好地合作也在期待中。所有这些，都是加强校企合作举措的发展趋势。
受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仅欧洲地区就有2300万失业人口，而青年人失业率已超过2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业属于结构性失业，由于欧洲约8000万人只有低级或基本技能，无法适应欧盟倡导的新经济模式对劳动力的要求，目前欧洲尚存400万空缺岗位找不到合适的技工。据预测，到2020年，欧洲将有1600万个就业岗位需要高学历人才。可见，技能危机已经成为长期推行知识经济、低碳经济和数字经济，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无法突破的瓶颈问题。为适应这一模式的发展，短期需要经过培训提升工人技能，长期需要改革教育体制培养面向劳动力市场的创新型人才。其他各国也在采取相应的措施。
英国《2008教育与技能法》为所有居住在英格兰、已结束义务教育但未参加高等教育且未满18岁的人提出了必须接受全日制教育或培训的法律义务，为此对地方教育当局、学校和雇主等提出具体要求，同时为有学习困难的人提供支持，并确立了明确的惩罚措施。《2007继续教育与培训法》也是加强继续教育与培训的修订法案。
美国新政府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将之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尤其是当看到金融危机给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后，新政府提出了一项“保证毕业政策”，计划在未来的十年里，由联邦政府为社区学院提供120亿美元的“革新基金”，让500万人获得相应学位和文凭，以此提高社会生产力。同时这些基金还将帮助社区学院提高教育技术能力，开发在线开放课程(Online & Open-source Course)。
欧洲则在教育／培训与工作之间，开发了“欧洲技能、能力和职业框架”（European Skills， Competences and Occupations Framework，简称ESCO）。欧盟委员会最近向全欧推出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系统（European Credit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简称ECVET）。该系统与1989年欧盟开始推行的欧洲高等教育学分转换和积累系统（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简称ECTS）完全配套，也符合欧盟各国的职教与培训学分系统。[38]在这两套系统下，欧洲公民可以在不同国家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其学习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可得到欧盟各国的正式承认。目前欧盟范围内有三万个职教培训机构，该系统将极大地促进欧洲职教学生的流动。为保障质量，欧盟委员会还提出了一项有助于欧盟各国交流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最佳做法的建议，即欧洲质量保障参照框架（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ference Framework，简称EQARF）。该框架旨在保持欧盟各国制定职教政策的连续性并增加透明度，各国可根据该框架规定的共同标准和专项指标改进本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管理。
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职业能力。跨国公司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对于促进人才的培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文献检索、问卷和访谈的情况来看，跨国公司与中国高校的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就努力开展同中国高校的合作，并始终保持着这一传统，而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与中国高校的合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跨国公司具有全球战略目标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把人才视为核心要素。跨国公司与本土公司对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人才的聘任与使用策略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从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转变为利用中国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将中国从生产基地逐渐转变为研发基地和营销中心。随着生产、研发、销售、采购本地化的推进，从外资企业与环境的融合的需要和节省人力资源成本的需要，人力资源本地化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重要的战略目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建立强大的本地管理人员队伍作为他们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中国本土企业日益壮大，他们也成为跨国公司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本土企业中素质高、经验丰富、了解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的管理人员非常缺乏，他们对国际化的人才需求也特别强烈。跨国公司所需求的高质量人才有其区别于其他就业领域的特殊性，用人特点也有别于国有企业。高等学校与跨国公司合作培养人才，可以创新和丰富人才培养模式。从高等学校来说，学校参与跨国公司合作，可以了解和学习企业的管理理念，了解企业的文化背景和用人理念，了解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学生参与跨国公司的实习和课题研究，可以接触到学校无法提供的环境、技术和先进实验设备，有利于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型适用人才的培养。跨国公司与高等学校加强产学研领域的合作，尤其是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是一个双方共需、互惠共赢、双方受益的合作。
九、开发利用信息技术，鼓励公民终身学习
《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认为，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扩大高质量教育的入学机会，在开放教育资源被许多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很容易地共享时尤为如此。[39]
美国教育部的政策方向之一是推进网络高等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也有相应的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关于教育与创新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帮助课堂教育，英特尔计划在十年内，在全美国范围内，投入两亿美元，用于科学和数学教师在课堂上更好地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40]
除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外，在中小学课程中加入计算机技能也是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2009年，英国政府对公立小学的课程大纲进行了一次大幅度调整，一些传统课程被取消，技能类课程获得更大的比重。计算机技能一跃占据与识字能力和计算能力同等重要的地位。
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花费147亿澳元实施的“推进教育革命计划”中，“国民学校维护项目”占了相当比例。在此计划下，澳大利亚所有中小学将获得信息通信技术光缆和基础设备，购置新的计算机，升级机房，彻底改善信息技术利用的条件。[41]
借助和依托信息技术的终身学习，是最近国际教育政策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欧洲“博洛尼亚进程”2010-2020年优先领域中，把国家政策应支持终身学习列为十大优先领域之一。实施终身学习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公共部门、高等院校、学生、雇主和雇员共同参与。制定“国家资格框架”亦是推广终身学习的重要步骤。
大学的开放也是推进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大学应在其办学宗旨和策略中融入终身学习的理念。技术的升级和更新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企业加以认可。终身学习应该由大学与企业合作推进，大学仅凭自身无法独立设计和推广。提高就业能力不仅针对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还包括那些已经就业的劳动力，需要对其技能进行升级，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尤其必要。
十、保障教师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效率
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令人满意的教师队伍不可或缺。高质量的教师教育有助于提高人才的培养效率，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开始对教师教育质量进行中央政府的控制，明显呈现出教师教育质量控制的国家化趋势。
1989年，芬兰以大学为基础成立全国教师教育发展委员会；1993年，芬兰成立国家教育评估委员会；1995-1998年，芬兰将大学的“教师教育效能”作为全国“教育效能”工作计划的一部分；1998年，芬兰开展全国教师教育评价工作。国家重视教师教育的种种举措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芬兰在三次PISA测试中学生成绩都名列前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教师教育对于教育整体质量的重要性。
21世纪初，俄罗斯政府提出了师范教育现代化及其优先发展战略，颁布了《2001-2010年俄罗斯连续师范教育体系发展纲要》和《2010年前师范教育现代化发展纲要》两个重要法律文件，明确了师范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路径。2006年，俄联邦教育发展国家委员会发布了对于俄罗斯教育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告——《教育的创新发展是提高俄罗斯竞争力的基础》，其中专门设一章《师范教育体系的根本现代化》，提出了调整并保存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的要求。
美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修正案第二款曾提出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教师质量问题上的四项具体目标：一是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二是改进教师质量；三是让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师的培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使学生牢固掌握任教学科知识；四是聘用高质量的教师，包括从其他行业转职而来的教师。2008年高等教育法修正案——《高等教育机会法》对第二款做了部分修改，它更强调教师的实践培养：注重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联系，突出教师培养的现实针对性，将培养面向特殊需要、英语学习者、高需求和低收入地区的教师作为重点。美国在2002年1月布什总统正式签署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中引入“高质量教师”的专业发展标准，这是美国首次以立法形式对“高质量教师”做出明确界定，设定了“高质量教师”专业发展目标、经费保障、开展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等三方面的措施。这是联邦政府首次建立针对各学科教师的具体标准，同时首次对本属于各州的教师专业标准制定权实施干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该法案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近期公布了重新授权《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改革蓝本，调整了政策重点。
2006年2月，德国高等学校校长联席会议第206次全体大会提出了《对高等学校中教师教育发展的建议书》，对德国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
近年来，教师教育的一个趋势是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化，无论政府还是专业团体、培养机构都十分重视教师教育质量保障，并且建立了不同的质量保障体系。如德国把教师教育定位为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在历史上形成过一个完整的高质量的保障体系，最近又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师教育标准。2004年12月，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颁布了《教师教育标准：教育科学部分》，确定了全国师范生在大学阶段、实习阶段和专业准备阶段教育科学方面的统一最低修业标准。统一标准，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在不同地点高校的课程兼容性，确保专业、专业教学论、教育科学和教学实践各种因素的合理联系；另一方面是出于评估和认证机制的需要，评估和认证机制可以保障教师教育新学位课程的质量，保证国家对教师教育合法的、必要的要求落到实处。
加强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教师教育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欧盟国家普遍认识到，教师培养是中小学和大学的共同事业，必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构建教师培养的模式，如英国政府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小学参与新教师培养，中小学是教师培养的基地，因此形成了大学和中小学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建立中小学为本的教师培养基地。芬兰、斯洛伐克、瑞典等国都进行了努力。欧盟经验表明，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地位问题，中小学和大学是一种平等地位关系；二是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在负责资源和经费中提供指导手册，并任命地方关系协调人，中小学和大学一样可以获得教师培养的经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统一的质量监督和评价标准。
十一、提高工程人才质量，培养造就高端人才
欧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工程教育的影响力和工程人才的战略地位，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工程人才的培养质量，特别是培养国际化的高端人才。以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大学纷纷设立各种旨在培养优秀拔尖工程人才的计划。例如，MIT的戈登—麻省理工学院工程领导计划（简称Gordon ELP）、斯坦福大学的“技术创业计划”、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程领导力发展计划”、普度大学的“工程新生荣誉计划”，等等。Gordon ELP是由戈登基金会注资2000万美元设立的。它以培养未来引领工程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领袖人物为目标，对课程和工程实践活动重新整合，并且密切与工业界的合作，强调面向实际。Gordon ELP的培养规格分为三个层次，为全体学生提供用于实际操作的工程项目模块和团队合作学习机会；为其中17%～33%的学生开设一系列选修课程，如团队领导、工程项目管理、实际产品开发等，并提供实习机会；为3%～5%的学生提供基于工程项目的学习机会、工程领袖实验室、实际产品开发、工程领袖亲身指导、真实的工程领袖项目训练等。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的工科高校也有以培养优秀拔尖人才为目的的计划，如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全球工程团队计划”、日本京都大学的“全球化工程领导教育计划”等。可以预见，培养优秀拔尖人才将成为未来国际工程教育的一个竞争点。
十二、国际组织积极倡导，推进全纳基础教育
全纳教育是国际组织特别是教科文组织关注的一个新的政策重点。2008年11月，UNESCO国际教育局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第48届国际教育大会，会议的主题为“全纳教育：未来教育之路”。此前，UNESCO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题为“全纳教育：亚太地区的重要政策问题”的亚太地区预备会议。会议旨在推动各国“向所有人提供有质量的教育，并尊重学生和社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需求、能力、特点和学习预期，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并“将社会不公和贫困问题作为优先重点加以解决。”
全纳教育思想，是UNESCO首创的终身学习和全民教育两大教育发展理念之后又一重大创新。全纳教育强调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强调重视多样性，消除各种学习障碍，以终身学习为依托，发展有质量的教育体系，建立更加全纳、公正和公平的社会。全纳教育积极反对各种排斥，它涉及所有校内外的儿童、青年和受教育者，关心他们的生存、参与和成就。它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教育视野和更全面的全民教育战略，被认为是实现优质全民教育的指导原则。
芬兰经验作为全纳教育范例受到各国重视，芬兰的综合学校在公平和高质量方面同时取得成功，学校没有将学生分流，在2000年、2003年、2006年连续三次PISA评价测试中，芬兰综合学校学生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阅读、数学、科学和问题解决技能方面的成绩优于其他国家。在参与测试的OECD国家中，芬兰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多，学业差的学生更少。与其他参与国相比，芬兰学校间差异也更小。芬兰的基础教育体制中留级率也最低，只有2%，而OECD国家平均留级率是16%。综合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也较其他国家为少，学生也不用通过接受补课和私人指导来提高成绩。芬兰经验是实现了面向所有人的灵活的教育体制，创建了“阻止排斥（无歧视）”的教育结构，与此同时开发推进全纳的各种活动和教学方法。芬兰特别强调教师的态度和技能被认为是实施全纳教育的关键，所以高质量的教师教育是发展全纳教育的核心所在。
经过UNESCO十多年来尤其近两年来的大力宣传和推介，全纳教育思想已经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士所接受。全纳教育涉及国家长期的教育政策，而且同国家其他的社会政策密切相关。全纳教育强调教育公平，重视弱势群体（处境不利群体、边缘群体）的入学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平等。
注释：
①“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含义在于：单纯发展经济是不好的，而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一概念同“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一起，为近期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欧盟、亚洲开发银行所倡导（《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9月28日）。胡锦涛主席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代表中国政府首次确认“包容性增长”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