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官员哭穷背后的大危机
◇张宏杰
官员的清廉与否，跟薄俸抑或厚俸都没有根本的联系，而是取决于权力监督体系是否有效。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在读到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时曾写道：“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同样在读了方志敏《我涤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后写道：“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3](P511-512)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方志敏的人生辉煌，也可以看到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所展示的人生价值观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东汉中期起，腐败越来越严重。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汉安帝时，诸羌反叛，政府用于平乱的战争费用达到二百四十亿钱之巨。汉顺帝末年，羌人复反，军费达到八十余亿钱。再加上连续不断的严重自然灾害，财政陷入了极度困难。
为了度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也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减少百官的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了百官俸禄。
基于外界气候温度较低的情况下，牛羊患气候性疾病的可能性会大幅度提升，包括呼吸道感染以及冻伤等。倘若在冬季温度较低的情况下，再加上暴雨、狂风等的影响，牛羊受寒的几率会显著提高，也极易导致黄牛患肠痉挛。同时，牛羊的幼崽在寒冷天气的影响下，患肺炎的可能性也较大。所以，一般情况下，畜牧业生产过程中，通常会提前准备保暖性以及舒适性较高的棚舍以供牛羊等于冬季休息，可有效降低各种恶劣天气及气候变化对牛羊疾病造成的影响。
虽然国家财政仍然日益紧张，官场上超级富豪却不断出现。外戚梁冀势力极盛之时，到他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梁冀本人日进斗金不说，连他的门人也因之巨富：“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
既然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那么官吏衣食所需，只有向老百姓伸手了。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开始大面积覆盖了全部官僚系统。
崔寔对薄俸与吏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如今官员权力很大，但是俸禄却不足以养活父母妻儿。一个人如果生活不下去了，即便面对锋刃相逼，也会想办法去谋取收入，何况他们还手握地方财政大权。这就是所谓的让渴马去守水，让饿犬去护肉，让他们不去碰，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著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经在多地担任太守，“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
薄俸制虽然不是东汉腐败的罪魁祸首，但加剧了东汉贪腐之风却是不争的事实。深受薄俸之苦的崔寔详细算了一笔账，来证明东汉中后期的俸禄制度多么不合理。
（1）词+名词：wave-length波长；fuel-tank燃油箱，燃料箱；metal-work金属制品
“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很形象地描述出当官的穷到一定程度后的窘态和丑态。
“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小吏，因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就纷纷开动脑筋，把权力当成收入的资本，想法捞钱，于是一级级上贡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政治家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一个堂堂县长，月俸才40 斛，相当于4000 钱。即使不照顾父母妻子，自己一个人生活，但身边总少不得要雇一个佣人了。一个佣人每月佣金1000 钱，柴草及油、肉每月需500 钱，薪炭盐菜也要500 钱。加上主仆二人粮食消费6 斛，又是600 钱，以上总计2600 钱，余下1400 钱，还要用来养马。因此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类费用就无处可出了，再加上父母妻子需要奉养，所以这点工资确实没法支撑正常的生活。
崔寔进而指出，在薄俸制下，虽然会有一些恪守操守的清官廉吏，但是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可能用这样标准去要求所有人。所以圣明的君王会以厚禄来防止官吏贪污不法。
1) 上位机只采集温度、压力、密度、累计量等常规参数的运行，监控模式很难发现运行中的零漂、气化等深层次问题。
在两千年前，崔寔就已经把道理讲得这样清楚了。然而，东汉皇帝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开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员们崇尚节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
实质上，官员的清廉与否，跟薄俸抑或厚俸都没有根本的联系，而是取决于权力监督体系是否有效。唐朝李世民统治时期被不少学者视为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之一，其中，谏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力执行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封驳制度”的“君臣共治”机制，也使皇权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制衡。用薄俸解决贪腐问题，着实想多了。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