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贵器用与重风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风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风骨论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洵如罗宗强先生所论：“风骨论是刘勰最激动人心而又最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也是他的理论的最出色成就之一。 ”（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页，中华书局，1996。）自本世纪初，以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独立讲授《文心雕龙》为标志，现代“龙学”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像其他理论命题一样，风骨论的内涵和外延已在学者的精耕细作中得到了充分阐释，风骨究竟何指？风骨命题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其理论价值何在？学界的分析论证基本已经到位，有人曾作一统计，列出对风骨的不同解释共10组57种，可见研究之细腻。（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页，中华书局，1996。）研究刘勰的风骨论，有两种途径：一为微观的，对风骨范畴确切涵义的探讨；二为宏观的，对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第一种工作，已经做得较为透彻，相比之下，第二种工作则显得薄弱，成果不多。
本文不纠缠于风骨范畴本义的探讨，而试图从《文心雕龙》的另一篇《程器》入手，考察刘勰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众说纷纭的风骨命题定义中，笔者采用罗宗强先生的解释：“风与骨，均指作品之内在力量，不过一虚一实，一为感情之力，一为事义之力。感情之力借其强烈浓郁、借其流动与气概动人。事义之力，借其结构谨严之文辞，借其逻辑力量动人。风骨合而论之，乃是提倡一种内在力量的美。”（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 页， 中华书局，1996。）由“内在之力”这一定义立脚，本文认为，《程器》与《风骨》，一论世，一论文，一为社会批评，一为文学批评，二者实有内在逻辑联系。其理论锋芒所指向的是齐梁时期尚文轻武、无骨乏力的文化病态。刘勰社会批评的思想左右着他文学批评的态度，而其文学批评中又明显含有社会批评的投影。换言之，《程器》是社会批评中的风骨论，而《风骨》则是文学批评中的程器说。由此进一步深入挖掘，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勰及《文心雕龙》与文坛时流所保持的距离。
二
《文心雕龙·序志》云：“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注：本文《文心雕龙》引文均出自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扼要地说明了《程器》作为单篇文章的社会批评性质。按耿介有光明正大、守直不阿之意，宋玉《九辩》：“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王逸注：“执节守度，不枉倾也。”又《后汉书·王符传》：“符耿介不同于俗，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刘勰之“耿介于《程器》”，就是要抒发与流俗异趣的感慨，这有其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
《梁书·刘勰传》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时流者，一代之时尚主流也。《宋书·蔡廓传》：“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案刘勰生于宋泰始三年（467）， 卒于梁普通三年（522），得年五十六岁。（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3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这半个世纪中，齐梁文坛呈现鼎盛繁荣之势，史称“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其间流派纷呈，高潮迭起：永明声律说、文笔之辨、复古与新变之争、《文选》的编纂、宫体诗萌芽，都发生在此期。假设一个人“十五有志于学”，方有参与文学活动的能力，则刘勰此年，正在永明元年（483），一场“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的文学改革运动正在“竟陵八友”的酝酿中徐徐拉开序幕；而刘勰卒年，萧统22岁，思想和审美趣味已臻成熟，初具独步文坛的能力，以他为首的太子文学集团正悄然成型、崛起，其后是讲究“为文且须放荡”，以萧纲、萧绎为首的宫体文学集团粉墨登场。这中间，还间杂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复古派文学集团的活动。这就是刘勰所处时代文坛时尚主流的大体情况。查有关史料，终齐梁之世，刘勰和《文心雕龙》始终未得到社会主流的普遍承认。这说明在刘勰与“时流”之间，有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刘勰与时流之间最明显的距离，是士庶之别。这种区别不仅是社会地位上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关于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王元化先生的《刘勰的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辨析甚详（注：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我倾向于这种判断。但感觉辨明刘勰士庶属性这一成果的学术价值尚未被充分利用，仍有思维驰骋的空间。笔者认为，辨明刘勰士庶属性的最大价值在于：据此又找到了判定刘勰与时流距离的另一把钥匙。
南朝齐梁，文在皇室宫廷，故社会主流和文坛主流具有同构共趋性。刘勰与社会时流的距离是由其庶族地位决定的。据《梁书》本传：“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关于刘勰依僧佑，有王元化先生的逃避租役说（注：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及张少康先生的结交名流说（注：张少康：《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佑”》，《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逃避租役是由于出身微贱，结交名流是寻找登仕捷径，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刘勰的庶族地位。入寺清贫著书，而不是出没于官场文坛，这本身就是一种距离。《文心雕龙》约在此期成书，就是这种距离的产物。据《梁书》本传，书成后，无人赏识，而刘勰本人却是“自重其文”，可见时流所轻和他自己所重是相互矛盾的，而这种冷淡的文际关系背后是“士庶天隔”的人际关系在起作用。
很明显，这种距离，并非刘勰的主观愿望，而是“士庶天隔”的社会产物。刘勰想通过主观努力改变命运，但时代对他的接纳十分苛刻，尤其在《文心雕龙》构思、酝酿及写作的齐末梁初，他尚为贫寒庶族，与主流社会如隔天壤。距离既是一种拒绝，也是一种旁观者清的有利位置。处于社会底层，对锐意求仕进、自视自期均极高的刘勰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心态中常有压抑、愤懑、不满的阴影，对士庶天隔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这在《文心雕龙》中时有表露，《程器》则最集中地反映出这一心态。刘勰援引历史上豪门士族的种种劣迹以借古讽今：“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愤激之情，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针砭当时显贵时流。这一点，结合下文会看得更明白：“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鲁迅先生曾援引并评价此语说：“东方恶习尽数此语。”（《摩罗诗力说》）在此，刘勰已将自己所属的寒族文士与豪门将相对比，前者如涓涓细流，容易干涸，无所凭借而易招毁谤，后者如大江大河，奔腾汹涌，位高权重而常邀虚誉，从中可清楚地看到刘勰对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所产生的种种恶习是多么地愤懑和不平！《史传》篇也有类似的尖锐批评：“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埋嗤。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又如《知音》篇，表面是慨叹文章的知音稀少，实际也有社会上人际关系疏隔的影子：“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结合《文心雕龙》齐梁之世始终“未为时流所称”的史实，可以见出其中个人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
当然，《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论文著作，但从贫寒庶族的立场和心态出发，刘勰可以把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融注到文学批评之中。他著《风骨》篇，向往“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文风，明显是针对文风靡弱；而文风之靡弱，又与士大夫重文轻武，上层多“肤柔骨脆”之辈有关。《文心雕龙》对柔靡文风批评的最原始动力，无疑来自他郁郁不得志的庶族地位，对此，《序志》篇已言之甚详。刘永济先生分析说：“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是以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文心雕龙校释》）可谓切中肯綮。世风之重文轻武和文风之弃质崇文，本来就有同根共生的性质；被社会主流拒绝，与被文坛主流排斥，明显有同一性。
欲接近主流社会而被排斥，自贵重其文而难遇知音，就决定了他对南风劲吹的文坛持一种清醒冷峻的批判态度。齐梁之际，沈约为代表的南方派统领文坛，追求新变，构成“近代”文坛主流。《程器》云“近代辞人，务华弃实”，《物色》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明诗》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定势》云“自近代以来，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通变》云“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在这种对“近代”极高的批评频率中，可见刘勰的鲜明态度。这里“近代”“近世”云云，即指由北趋南、至齐梁达到极盛的文风演变，这种南北风气易位的变化实滥觞于魏晋。刘师培认为，建安七子还“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但到“魏晋之际，文体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嵇、阮诗歌，飘忽峻佚，言无端涯，其旨开于庄周，及其弊也，则宅心虚阔，失所旨归。左思歌赋，广博沉雄，慷慨卓越，其旨开于苏、张，及其弊也，则浮嚣粗犷，味厥修辞。北方文体至此混淆。……诗歌亦然，故力柔于建安，句工于正始，此亦文体由北趋南之渐也”（《南北文学不同论》）。此期文学，有浓厚的南国地域色彩，讲究形式美、彩饰美的文风与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互为表里，弥漫朝野。理论上的研讨，也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如文笔之辨，模山范水之作，声律音韵的探索，格律诗雏形的出现，用典使事的讲求，骈体文的成熟，宫体诗的流行等。其主流趋势一言以蔽之曰：文贵形似，气尚阴柔。其文学思想如影随形，同样重文轻质，求新思变，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绎《金缕子·立言》，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叙》，都十分注重“文”的特质。萧统编纂《文选》，更是迂回委婉地把经、史、子、传排除在外，向辞采情思倾斜：“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文选序》）他把佳诗美文比作愉悦视听感官的音乐锦绣——“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务华弃实，彩饰压倒了风骨——这就是环绕着刘勰的时流风尚，它是举世狂热崇文的必然结果。这种“近代”文学，美则美矣，丽则丽矣，可正如《风骨》篇所概括的，是“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瘠义肥辞，繁杂失统”，“思不环周，所莫乏气”，所谓“近代”“近世”文学之失，大略难逃此寥寥数语。
这样，从《程器》到《风骨》，由社会批评到文学批评，由人之无骨到文之无骨，其中的逻辑联系就十分清楚了：单从美学角度来说，靡弱文风本身已经有待于纠正，而刘勰本人的贫寒庶族地位，使得他对士族政治的不满极容易转移投射到文化及文学领域，对产生糜弱文风的根源看得更清，纠偏矫弊的心情就更迫切。这无疑使他看问题又深入一层，又多了一种角度，风骨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三
针对近代词人“务华弃实”之弊，刘勰强调文人要通政事，达实务，贵器用。《程器》开篇即云：“《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梓材》为《周书》中一篇，其云：“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孔传曰：“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已。劳力朴治斫削，惟其当涂以漆，丹以朱而后成。”实用是根本，丹漆是修饰。齐梁之际，狂热崇文，士大夫肤脆骨柔，多不堪器用。为此，他提出理想的文人应是“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刘勰之著《文心》，明显有羽翼经典，功在当世的目的，其本身就是对自己“梓材”理论的一次实践。他对前人文论，均不满意，就是因其“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于世无补。而他理想的士人人格则是“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幹。”器用文采，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当时“时流”所重的风气却是崇文而轻器，与刘勰的理想相去甚远。翻阅《梁书》，士人因文采风流而获皇室宠任的记载不绝如缕，可观时流所重：
一重阐扬经术，《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招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更被亲狎，宠遇日隆。”又“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缺，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诏答之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意远。’”（《刘之遴传》）
二重辞章之美，《梁书·刘孝绰传》：“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座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又《柳恽传》：“（恽）少工篇什。……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苍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又《张率传》：“率又为《侍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渐古昔，得人今为盛。’……其恩遇如此。”
三重风神容止，此为贵形似风气的另一种表现。《谢览传》：“览为人美风神，善辞令，高祖深器之。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云：‘双方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又《王俊传》：“峻少美风姿，善举止。……高祖甚悦其风采，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又《康绚传》：“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高祖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谴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
“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二句，准确传神地道出齐梁时期才学与仕途的微妙联系。齐梁世风，大略如此。
刘跃进先生在考察了东南豪族，尤其是吴兴沈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遭际后得出结论说：“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同东南豪族一样，绝大多数侨姓士族也相继弃武从文，逐渐走上文化士族的道路。至齐梁之际，这种转变已经大体完成。”（注：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65页，三联书店，1996。）《梁书·到洽传》载任昉对梁武帝论到氏一族语：“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极简洁地道出这一士风的嬗变。这种崇文时尚导致的弊端就是士人“迂诞浮华，不涉世务”，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终日“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以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柔脆至于此。及侯景乱起，这些“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虚弱文士，多不堪一击，“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注：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处此氛围之中，能征惯战的武将深感压抑，不由慨叹：“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作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书·曹景宗传》）这种心态，与文士形成鲜明对照。
此种崇文风气，有其弊端，害国误政不浅。梁末浩劫，始乱于侯景，再祸于西魏，均与此种风气有关。先看侯景之乱。朱异在侯景之乱中干系极大，此人以文史起家，“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为其长……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大同六年（540）， “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梁书·朱异传》）。颇得宠任，所谓“四官皆珥貂……四职并趋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同上）。而在是否收纳叛贼侯景这一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朱异善窥人主之意，阿谀以承上旨，立主接纳侯景，以致酿成梁末大乱，社稷丘墟，百姓涂炭。再看西魏之祸，元帝萧绎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其为人如何呢？史载，梁元帝萧绎“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注：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五，1093页。）所著《孝德传》、《古今同姓名录》近四百卷。承圣三年（554）冬十一月，西魏铁骑攻陷江陵，“帝入东阖竹殿， 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注：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五，1093页。）王夫之著《读通鉴论》，认为元帝自取灭亡，非仅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披夕览，疲役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娱色也又何以异哉？”“玩”书，与“玩”物，对象不同，本质实一，“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王夫之一个“玩”‘字，抓住了问题要害，“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史载，元帝遇害后，魏师“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铜晷表，大玉径四尺，及诸法物。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余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注：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五，1093页。）亡国之祸，惨烈至此！万卷藏书，毁于兵燹，齐梁斯文，焚毁殆尽，为中华文化典籍一厄。此为单纯崇文不重器用之恶果。
“务华弃实”，其枝叶在文坛，而根子则在政坛：政坛轻器用，则文坛无风骨。贵器用与重风骨，一指人，一指文，实为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形式。而要在为人上强调器用，就必然要在文风上提倡风骨，二者实有密切内在逻辑联系。如上所云，风骨是一种内在情感之力，最忌华而不实，“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骨是一美学概念，较为抽象，考之刘勰本人所举具体之例，会更清楚地看到其心目中风骨与器用联系之密切。《文心雕龙·才略》篇谓：“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可见，刘琨之“多风”和“时势”联系密切，什么样的时势呢？《祝盟》篇又云：“刘琨《铁誓》，精贯日月。”《章表》亦云：“刘琨《劝进》……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铁誓》，指《与段匹
盟文》，事在建武元年（317）， 刘琨临危受命，任并州刺史，四面受敌，乃谋与幽州刺史段匹结盟，以讨石勒。文见《全晋文》。此文先述国家危难是“百罹备臻，死丧相枕，肌肤润于锋镝，骸骨暴于草莽，千里无烟火之庐，列城有兵旷之邑”，一派伤心惨目，“兹所以痛心疾首，仰诉皇穹者也”，继而盟誓，共赴国难——“自今日既盟之后，皆尽忠竭节，以翦夷二寇。有加难于琨，必救；加难与，琨亦如之。缱绻齐契，披布胸怀，书功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坠军旅，无其余育。”（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八，1906页，中华书局，1995。）全文出乎民族大义，情怀激越，义正词严。《劝进》，指劝晋元帝称制江左，创建东晋王朝，亦有功于当世，事见《晋书·刘琨传》：“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文选》李善注引《晋纪》云：“刘琨作《劝进表》，无所点纂，封印既毕，对使者流涕而遣之。”查严可均《全晋文》收刘琨《劝进表》凡四篇，精忠报国之心，溢于言表，如“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气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八，1906页，中华书局，1995。），故称“精贯日月”“文致耿介”。又刘琨赠卢谌诗的序中曾提到“自顷輈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处，则哀愤两集”，情调悲慨激越，雅壮多风，“雅壮，义正而近于悲壮，指其报国之情怀。雅壮之情反映在作品中，便是那感人的情感力量，便是‘风’”。（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页，中华书局，1996。）可见器用和风骨具有一定联系，很符合彦和“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梓材”标准。钟嵘置刘琨于中品，评曰：“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风”是如此，再看“骨”，《檄移》篇云：“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历数操之恶迹，言辞激烈，诸如“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
狡锋协，好乱乐祸”，“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字字千钧，刻骨入木，通篇以一种无法辩驳的力量证明，操应受到惩治，正义之师必然胜利，这是一种内在之力，一种用精心选择、严密组织的言辞表达出的思想力量。陈琳之才，冠绝一时，史载：“琳作诸书及檄，草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注：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其文才如此。何逊《登石头城》诗云：“薄宦恧《师表》，属辞惭愈疾。”既指此而言。陈琳虽为文士，却有经国之器，史载：“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既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以欺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注：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可见，陈之文章“壮有骨鲠”，背后无疑有他人格上器用风骨的支撑。很明显，这里所举刘琨、陈琳之文都属于经国务实的应用文体，刘、陈作为文人，也都有“纬军国”“任栋梁”之材。当然，不是说风骨必然与军国器用相联系，但军国大事、大理、大情关乎家国命运，社稷存亡，容易产生激越刚健、风清骨骏之作，也是不争的事实。刘勰所举两例来具体说明自己的美学概念，一风一骨，均与“纬军国”、“任栋梁”有关，体现出贵器用与重风骨的明显逻辑关系，绝不是偶然的。
由《程器》观《风骨》，实际上是对刘勰一种思想两种表现方式的考察。它涉及两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社会批评到文学批评，及从贵器用到重风骨。《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深的论文力作，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尤其与刘勰的心态有关，刘勰的视野没有仅局限在文学领域，我们的眼界也要宽一些。这样，就又多了一种考察刘勰风骨论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