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不平等论文,面板论文,收入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4-061205-113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进展，外贸依存度从1983年的14.5％上升到2004年的69.8％，2005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从1983的0.3％上升到2004年的3.7％，2005年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03亿美元，比去年下降0.5％。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布局的结构调整，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严冀等(2005)指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资的利用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因素。
但与此同时，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上升，表现为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以及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据世界银行测算，1980年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8，而到1999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05，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01年，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0.447，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收入差距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我国排在第85位。
对外开放度的扩大与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呢？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对外开放会提高一国相对充裕要素的收入，即一国专业化生产的部门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会降低，反之其报酬会上升。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而资本和技术则相对稀缺，因此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外开放将有利于中国出口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就会使得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技能工人的工资上升，而生产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技能工人的工资下降，由此得出对外开放会降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事实果真如此吗？国内的众多学者，如何璋等(2003)、戴枫(2005)、赵莹(2003)、张斌(2003)、徐水安(2003)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一致。综观前人的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或者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而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较为鲜见。另外，在对外贸易中，进口和出口对我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是否是一致的呢？以往的研究只是研究进出口对我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而没有将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区分开来。本文试采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对外开放对我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并分别研究进口和出口二者对收入分配的单独影响。
二、文献综述
尽管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水平以及全球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对外开放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但并没有得出具有一致性的结论。
1.国外的相关研究
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0)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了贸易保护、要素禀赋对个人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发现较高的中等学校入学率或者较公平的农业用地分配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农产品出口比例较高会导致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贸易保护会降低非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因而导致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
Carol Litwin(1998)采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对外开放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现对外开放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初等教育是决定一国出口结构的重要的人力资本变量，那些相对来说拥有较好的初等教育的国家通常制成品出口比例较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要比那些出口结构中初级产品比例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要低。
Guillermo Perry和Marcelo Olarreaga(2006)采用17个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相关数据，验证了贸易开放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对外贸易的动态效应会加速技术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导致绝大多数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另外，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同期所采取的其他政策。如果一国政府能够在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增加对穷人的技术培训，向其提供更多的生产性资产，那么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会被大大抵消。
2.国内的相关研究
赵莹(2003)认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贸易开放度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但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会拉大一国收入差距。可是采用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却证实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
戴枫(2005)采用我国1980～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基尼系数测度的收入不平等和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对外开放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取滞后期为1时，贸易自由化是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
何璋，覃东海(2003)采用我国1999～200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证明：在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和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
另外，魏尚进(2002)采用中国100多个城市的数据得出了在城市水平上对外开放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而徐水安(2003)采用两要素模型分析了加入WTO以后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认为从贸易比较优势角度来看，加入WTO有利于降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综观国内学者的研究，由于他们在关键指标的选取、样本单位的确定上存在着差异以及数据性质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这些研究只是关注以进出口总额衡量的贸易开放度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而没有将进口和出口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区分开来。然而Gustafsson和Johansson(1997)，Li，Squire和Zou(1998)等人的研究却证明，出口和进口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拟采用面板数据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尝试。
三、变量、数据来源说明和模型设定
为了与他人的研究进行对比，我们先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来衡量各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然后为了单独衡量进口和出口对各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以进口总额占GDP比重和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来衡量各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
衡量一国(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等等。然而由于各地区没有统一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同时也无法获取各地区收入分布的具体数据，因而我们以各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作为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指标。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7)的报告，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中国1995年总体收入差距的一半以上。林毅夫等(1998)采用Theil Entropy分解法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城乡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陆铭等(2006)在对中国的收入差距和投资、教育以及增长的相互影响的研究中，也采用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作为各省收入差距的代理变量。
各地区人均实际GDP采用各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消涨，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金融发展以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有关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章奇等(2003)，姚耀军(2005)的研究均发现我国的金融发展加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我国的金融发展不均衡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预期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
失业率水平以各地区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来代表各地区失业率水平。由于存在着失业的不平等，穷人更易于失去工作，从而加剧收入的不平等。Blkjer和Grerrero(1990)，Jantti(1994)，Abdel-Ghany(1996)等人的实证研究均证实了失业的增加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从我国近几年来失业人员的构成看，那些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所处行业为农林牧副渔、制造业等工资较低的行业的人员在全部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较高，因而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符号为正。
产业结构的改善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衡量。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在收入不平等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Gustafsson和Johannsson(1997)将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作为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变量纳入到回归模型中去，发现随着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人员比例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越多，势必不利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我们预期该变量的符号为正。
以上各变量均根据《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四、实证结果
综观前人的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截面数据来验证对外开放和我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本文拟采用1991年至2004年各省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与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相比，面板数据能够较好地控制不同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给出更多的信息，减少诸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增加自由度，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等。应用面板数据面临着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一般经验的做法是当不能把观测个体当作是从一个大总体中随机抽样的结果时，通常把截距项看作待估参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Wooldridge,2000)。然而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并不完全可靠。通常的做法是构造一个Hausman统计量，在原假设成立时，该统计量渐近服从自由度为K的χ[2]分布，K指回归元的个数，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若Hausman统计量的值大于临界值，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我们根据Hausman检验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结果见表1和表2。
在方程一中，我们只考虑了衡量对外开放的两个变量，发现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变量的回归系数虽然符号为正，但是并不显著，因此我们认为一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越高。
在方程二中，我们在方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均实际GDP的对数，结果与方程一基本相同，进出口变量依然显著，只是回归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符号依然为正，同时仍然是不显著的。
在方程三、方程四和方程五中，我们依次在前一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和金融发展三个变量，结果发现，除了金融发展变量不够显著以外，其他变量都在统计上显著，并且其符号均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即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提高会导致一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地区产业结构越是落后，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越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导致一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但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进出口变量的稳健性，从方程一至方程五，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变量始终是高度显著的，符号为正，在方程三到方程五中，回归系数值均稳定在0.003的水平上，说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测度的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变量在方程一至方程五中，其回归系数符号始终为正，并且在方程三至方程五中是显著的。
我们在以上实证分析中是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那么进口和出口对一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影响是否相同呢，即二者均能导致一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还是一个因素能够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而另一个因素能够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呢？Gustafsson和Johansson(1997)在对OECD国家进行分析时，将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引入分析，发现进口会增加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Li，Squire和Zou(1998)在对4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时，将出口引入分析中，发现出口能够降低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为此我们将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变量细分为进口额占GDP比重和出口额占GDP比重两个变量，进一步分析进口和出口对各地区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
在表2中，我们以进口总额占GDP比重和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两个变量代替表1中的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结果发现进口总额占GDP比重变量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极其稳健的联系，其回归系数符号为正，并且始终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取值范围为0.005～0.01，说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进口额占GDP比重的提高会导致一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从方程一到方程五，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变量在方程一中符号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而在方程二至方程五中，该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始终为负，不过只有在方程二和方程三中，该变量在统计上才是显著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与一地区的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并不稳健，如果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就是出口额占GDP比重的提高能够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其他解释变量如人均实际GDP、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和金融发展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均与表1中的结果相同，只是回归系数值略有变化，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
五、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1991年至2004年的跨省面板数据检验了对外开放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现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的提高均会导致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进出口细分为进口和出口后，发现二者对于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进口的增加能够显著地导致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并且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稳健的；出口的增加能够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稳健，因而可以说进出口对于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负面冲击主要来源于进口增加对各地区收入分配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对外开放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对各地区的收入分配产生了影响。
(1)按照H-O理论，我国属于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的国家，贸易开放会导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新技术也会随之进入我国。在我国国内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结构给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要求更多的技能劳动和更少的非技能劳动，因此会扩大我国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的实证检验也证实了进口会显著地提高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2)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及其对所投资行业类型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就业结构中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收益，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低技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商逐步增加对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特别是2002年3月新的《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实行以后，国家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趋势就更加明显，农、林、牧、渔业、建筑业、采掘业等行业外资进入的总比例每年都不到10％。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发展趋势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提高了这些人员的工资水平，从而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3)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极不均衡，在地域格局上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梯度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据统计，在1990～2003年间，东部12个省份吸收的FDI总额基本上占全国的90％左右，其中利用外资最多的广东省基本上都在1/5～1/3之间。西部10个省份吸收的FDI只占全国的3％左右，并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本文采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进出口的增加或者说进口的增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均导致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但是这并不是说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就要否定对外开放，实际上，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对外贸易以及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经济开放度的同时，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对外开放带来的消极影响，比如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正如Carol Litwin(1998)所发现的那样，对外开放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那些相对来说拥有较好的初等教育的国家通常制成品出口比例较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要比那些初级产品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要低。另外，政府还要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以减少外资分布的不均衡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完善中西部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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