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
道 ：孔子毕生追求的政治终极
——孔子道论评析
谷玛利
(江苏开放大学 文法部，江苏 南京 210036)
摘 要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道”是一个特有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关于天地万物运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基本法则。孔子论道，主要集中在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君子之道)和为政之道三个方面，这些都是人生论、方法论和政治论的内容，即求学修身和为人处世的正确方法以及治国理政的基本道理、法则、策略、方法或经验等。在人生修养方面，孔子把“道”或“大道”作为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把“仁”作为践行和弘扬“道”的最高道德境界，他一生学道、悟道、闻道、求道、行道、乐道、弘道、传道，乃至于以身殉道，这种精神与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先秦儒家学派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中国古代文化优秀的学术传统；在治国理政方面，孔子把西周初期“天下有道”的礼治盛世作为“道”的最高境界，他不仅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述，在政治实践中也积极践行，以行道于天下为己任。此外，孔子还从历史发展演变的纵深角度深刻阐述了“道”的政治内涵和现实意义，明确提出了由齐变鲁、由鲁变道的复古主义路线。
关键词 ：孔子；君子之道；文武之道；天下有道；朝闻夕死
一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道”是一个运用较为广泛的哲学范畴或学术概念，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不能深刻理解“道”的精神实质，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其他研究也难以进行下去。
在哲学范畴上，“道”是近似于真理的普遍规律和最高法则，运用于天地自然为“天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为“人道”。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1]1431所谓“天道”，就是关于天地自然运行的基本规律与法则；所谓“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法则以及人生修养的主要途径与方法等。此外，在特定的语境中，“道”有时还包含了求道者的主观情感，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2]36这里的“道”已经超越了现实意义，不仅集中代表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而且还高度凝聚了他的政治热情。香港学者刘殿爵在对“道”和西方哲学思想中的超验原则进行比较研究时也说：“‘道’是一个表示高度情感的词汇，非常接近西方哲学和宗教著作中的‘Truth’这个词。”[3]9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后人可以从孔子朝闻夕死的狂热求道、行道和殉道精神中深切感受到这种“高度情感”。
在实际运用中，“道”体现了天地万物运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可见“道”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实用功效主要取决于用道者本人。“道”看起来很空，用起来却很实，诚如金岳霖先生所分析：“最崇高概念的道，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决不是空的，决不会像式那样的空。道一定是实的，可是它不只是呆板地实像自然律与东西那样的实，也不只是流动地实像情感与时间那样的实。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它虽无所不包，然而它不像宇宙那样必得其全然后才能称之为宇宙。”[4]19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道”的言论很多，但基本限定在“人道”的范畴，并不具有本体论的哲学意义，因此与老子所说的“道”是有本质区别的。孔子很少谈天说地，“天道”更是绝口不提，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45孔子这种谨慎态度与其重人事物理而轻天道自然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
孔子论“道”，主要集中在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君子之道)和为政之道三个方面，这些都属于人生论、方法论和政治论的内容，即求学修身和为人处世的正确方法以及治国理政的基本道理、法则、方法或经验等。在人生修养中，孔子把“道”或“大道”作为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把“仁”作为践行和弘扬“道”的最高道德境界，他一生学道、悟道、闻道、求道、行道、乐道、弘道、传道，乃至于以身殉道，这种精神与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先秦儒家学派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秀的学术传统。在政治实践中，孔子为了全面复兴西周时期的礼治秩序，极力鼓吹“文武之道”(The tao of Wen and Wu)的神奇功效，他把“道”作为救世良方，四处游说，不遗余力，历尽千辛万苦。此外，他还经常把“天下有道”或“天下无道”作为政治评判标准，通过古今对比来进行理论研究，阐述政治主张，因此孔子论“道”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明确的功利目的。
二
孔子所论之“道”有多种含义，需要结合语境来进行具体分析。在古代汉语中，“道”是“导(導)”的本字，本义是指导、指引的意思，这种用法在《论语》中仍多有保留，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2]11“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2]130。后来“道”被“导(導)”所取代，字义逐渐演变为宽敞、平坦、正直的大路，即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5]174。《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从彳从首，一达谓之道。”这种用法的“道”在《论语》中比较多见，如“中道而废”[2]58“道听而塗说，德之弃也”[2]184“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79。在正直大道的基础上，“道”又引申出道理、事理、物理或途径、方法等义。这种意义的“道”运用在求学、修身和政治领域，就是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这种用法在《论语》中最为普遍。
ITC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甘薯(HS编码:071420)的出口贸易总量和总额分别为63.0万t和5.256亿美元．世界甘薯贸易的主要输出国包括美国、荷兰、中国、西班牙等国家,其中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为35.01%,排名前5位的国家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占到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6.42%和71.61%(表1),行业集中度较高．进口市场方面相对分散,世界甘薯主要进口市场包括英国、荷兰、加拿大、德国等国家,排名前5位国家甘薯进口额约为62%．
在大多数情况下，孔子所论之“道”体现的是更加积极、进取的一面，所以英国学者韦利在英译《论语》中将其定义为“某种一贯正确的(统治)方法”[6]30。“道”的这种用法在《论语》中有很多：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2]35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116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也。[2]141
贫富贵贱，无论得之去之，都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符合通行的道理，即所谓“其道”；侍奉国君或位尊者，也必须坚持符合礼制的正确方法，不能轻易妥协，更不能放弃原则；同样，由于君子与小人道德修养的境界不同，如果采取相同的方法来取悦他们，收到的实际效果也会不同(“不说”或“说”)。中性的“道”，经过孔门师生的改造，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概念。
她抱着我，在我耳边哈着热气，远处就是红房子，烟花一样的灯光打亮景色和她半个侧脸。第二天我搀扶着她去叩拜神灵，背着氧气瓶。我们脱鞋踏上观音庙冰凉的地板，双手转过写满藏文的经筒，数着天花板上的佛陀，在佛像前满怀敬畏地躬身施礼。我们爬上千米的阶梯，一步一停地回首俯瞰那深深浅浅的红色僧舍，它们在飘扬的彩旗里显得异常庄重，而周遭与它有关的一切都令人有种说不上来的敬畏。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红房子要被拆掉了，连天的红色文化，佛泪守着的寸土砖城，要一间一间地被推倒。然后人们会遗忘满目疮痍的旧址，埋下举杯酒肉的潇洒，重建更有“特色”的乐园。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7
在《论语》中，经常会把某人的为人原则、处世方法、学说思想以及政治主张等冠以“某人之道”，这也是“道”比较常见的一种用法：
2007年，我国的大米、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鲜冷藏冻肉、饼干、果汁及果汁饮料、啤酒、方便面等食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或世界前列。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38
1933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了《各省（市）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暂行规程》，成立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其职责之一就是“考核全省（市）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之成绩，并指挥监督其进行”［5］286。其后在11月颁布的《高级职业学校实施军训时数》中再次强调，“军事训练，在高中以上学校为必修科”［5］296。1934年国民政府将训练童子军作为中学生的必修课。1934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初级中学应以童子军训练为必修科》指出，“自二十三年度起，公私立初级中学，应以童子军为必修科，修习时间定为三年”；而儿童因为年龄较小，在小学“办理童子军，仍应列为课外作业，无庸在课内一律实施”［5］301。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2]46
“仁”“知”“勇”是儒家修身的核心内容，《礼记·中庸》中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恭”“敬”“惠”“义”“信”等则是恪守礼制的重要道德规范。由此可见，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之道或君子道是以“克己复礼为仁”[2]121为主要内容的，即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7]784。至于求仁与行道之间的关系，可以结合孔子相关言论，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具体分析：
“三世”是指鲁国季孙氏家臣公山不狃(公山弗扰)、阳虎(阳货)等人。阳虎原本是季孙氏家臣，他为人精明强悍，不拘礼俗，季平子当政时期备受赏识，得到重用，季桓子继位之后却遭到冷遇，于是他勾结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发动叛乱。阳虎通过武力胁迫的手段，强制鲁定公和“三桓”与他盟誓于周社，又与国人盟誓于亳社，从而攫取了鲁国的最高执政权，开创“陪臣执国命”的先例。阳虎篡政，虽然逞强一时，权倾朝野，对鲁国的礼制秩序和政治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是他们这些强势人物毕竟根基太浅，难以维持长久，所以孔子做出“三世希不失”的判断。不过孔子高估了阳虎等人的能耐，他们篡政仅仅维持了三年(鲁定公六年至八年)，而非“三世”。
三
君子是道德楷模，孔子有关君子之道(君子道)的论述，是其论道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君子之道”，就是君子修身立德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这些都是与人生修养有关的内容。
在《论语》中，孔子论君子的言论有很多，内容涉及君子的政治信仰、从政素质、道德境界、学识涵养、认知能力、处世方法、言行举止、容颜气质等诸多方面，其中有三处是直接论述君子之道或君子道的：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2]153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2]46
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2]7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2]153
经试验可知，二值化能使边缘点上较大部分处在标记点周围，减小吻合度，但实际的吻合度都能达到30%以上，不会对评价造成太大影响。根据表2的结果，相比之下，Sobel与G.Laplacian具有较高的吻合度，并且十分接近，故建议采用Sobel实施检测[3]。
一是“志于道”，这是人生修养的前提。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66这里的“道”“德”“仁”“艺”都是人生修养的重要内容，四者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孔子根据“先后之序、轻重之伦”[8]94以及修身过程中的难易程度，分别提出“志”“据”“依”“游”的要求。在四者之中，“德”与“仁”是君子修身立德之本，必须做到“据”和“依”，即终日据守而不违，“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35；“艺”是“六艺”，即礼、乐、书、数、射、御，这些都是修“德”求“仁”的辅助手段和知识技能储备，只需做到“游”；而“道”是一种能够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人生信仰和精神追求，必须做到“志”。这里的“志”就是念兹在兹、孜孜以求的意思。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36有志于道是精神追求，食旨衣锦则是物质欲望，对于两者的取舍不同，也就决定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孔子关于“志于道”的论述是有现实意义的，春秋时期，士人阶层逐渐摆脱了对于氏族贵族的政治依附，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孔门弟子大多是士人子弟，孔子对他们给予厚望，教导他们要心存高远，有志于道，努力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真正担负起复兴“文武之道”的历史重任。
学校给人温暖的是什么？学校留给学生什么记忆？学校留给教师什么回想？一位2015届的毕业生给我留言：这一年在您的教导下，我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学习英语的乐趣，这一定会影响我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当我奋斗时，会记得“God is myself”；当我遇到困难时，我会记得“Never give up”，我会抱着必胜的信心，“I am the champion. Sure win”。我想这就是学校留给学生的正能量。一所能为师生的精神成长提供养料的学校才是真正的好学校。
二是“忠恕而已矣”，这是儒学的秘传心经。孔子曾向得意门生曾参单独传授儒学精髓，并名之为“吾道一以贯之”。曾参事后向门人透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38所谓“夫子之道”，就是孔子修身立德的基本方法，亦可称为忠恕之道。“忠恕”是人际交往中的两种心理状态和处事态度：“忠”是认真勤勉，即“为人谋而不忠乎”[2]3；“恕”是宽容大度，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2]163。“忠恕”的总体要求是为人谋事要态度诚恳，尽心尽力，即使受到误解或委屈，也不要与人计较，更不要心怀怨忿，而应加强自我反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是最高道德规范，“忠恕”则是“仁”在人际交往中的具体运用。“忠”与“恕”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体现了“仁”的精神：积极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64，即为人处世尽心尽责，成人之美；消极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164，即凡事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不要迁怒于人。相比较而言，“忠”强调的是有为的精神，“恕”强调的则是不为的意愿。
三是“人能弘道”，这是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166“弘”是“廓而大之”的意思[8]168。孟子说：“其为气(浩然之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袭义而取之也。”[9]62又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9]321按照孟子的解说，“弘”是通过修身立德来不断聚集和释放各种正能量的过程。孔子认为，“道”是恒定不变的客观真理，“人”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才能无限接近真理、认知真理、弘扬真理，人生价值也只有在不断追求和践行“道”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以体现。在“人”与“道”的关系中，“道”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人事变化而变化，却能对人类社会和个人修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人”则是主观因素，由于各人在才情秉性和道德修养等方面存在差异，不同的人对于“道”的体悟不同，发挥“道”的功效也不同，因此在追求和践行“道”的过程中就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差异性。有子说：“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2]7《周易·系辞上》中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意思就是，“道”的实用功效是千变万化、可大可小的，圣者取其圣，仁者取其仁，知者取其知，普通百姓只能取其“日用”而已。那么如何才能发挥“道”的最大功效呢？孔子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提高道德修养，自觉遵从礼制规范，不断集聚“道”的能量，最终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具体而言，人们在求道过程中至少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学道(求道)，即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2]179，“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2]9，努力学习不仅可以纠正各种错误观念，杜绝违礼行为，还有助于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二是谋道(行道)，即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2]166，在政治上有所追求，在物质上就可以摆脱各种束缚，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三是弘道(达道)，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64，天下人共同复兴文武之道。
选取本院2017.1-2018.1收治的98例肿瘤患者,对其开展肿瘤组织间碘-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治疗。将所选患者按照随机表法分为两组,各49例。观察组男28例,女21例,病程0.5-10年,平均病程(5.1±3.7)年;对照组男27例,女21例,病程0.3-11年,平均病程(5.3±3.9)年。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开展,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研究相关事项有全面了解,系自愿参与,已经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对比中,存在可比性,P>0.05.(1)纳入标准:纳入肝癌;肺癌;口腔癌;腹部淋巴结转移;食道癌患者。(2)排除标准:排除精神及认知障碍;知情不配合;不接受手术治疗患者。
护送完钟景祺，时值安禄山造反，国家危难。雷万春为自己的前程着想去当兵，遇到“家住东海温麻县”的好汉蓝济云（“温麻县”即现在的闽东霞浦县）。在雷海青的推介下，他们投奔了镇守睢阳的张巡大元帅。在历史上著名的睢阳大战中，雷万春与蓝济云以身许国，英勇杀敌，先后战死。安禄山占领长安，饮酒作乐，命宫庭乐队奏乐助兴，雷海青悲愤万分，手执琵琶奋击安禄山，不中，慨然赴死。此时钟景祺在四川当官，廉洁勤政，看到朝庭的招贤榜，劝妻子雷天然从军报国，天然遂从军，征战沙场。安史之乱平息后，唐明皇加封钟、雷二姓，擢拔钟景祺为吏部尚书，加封雷天然为一品诰命夫人，追封雷万春与雷海青为神祗。
四
孔子论道，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为政之道，这是一个内涵非常明确的政治概念。具体而言，为政之道的“道”是指当政者实行统治的策略和方法或从政者围绕治国理政等问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学说思想。孔子晚年归鲁之后，与鲁国执政国卿季康子在“用田赋”“旅泰山”“伐颛顼”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两人渐行渐远，故而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2]168这里的“道”就是指两人各自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策略。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为政之道的言论有很多：“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2]59“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2]166“上失其道，民散久矣。”[2]201
在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是先王开创的西周盛世，最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周朝礼乐制度，最高明的“道”则是“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卫国公族大夫公孙朝曾向子贡打听道：“仲尼焉学？”子贡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2]201子贡不愧是孔门弟子中的“言语”优等生，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公孙朝的问题，而是先谈“文武之道”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文武之道”就是西周初年由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等开国先王创建并实行的周朝礼乐制度和施政方略，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并由此开创了“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然而到了春秋末年，社会剧变，各国诸侯纷纷摒弃西周礼制，实行变法，天下陷入无序纷争的局面，即所谓“天下无道”。子贡认为，出现“天下无道”混乱局面的原因并不是“文武之道”消亡或无效了，而是没有人愿意像孔子那样做一个执着坚定的求道者、行道者和传道者。“未坠于地”就是尚未坠入土中作古、仍在人间广为流传的意思；“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二句，着重强调的是“文武之道”在现实政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实用功效，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修身齐家。“文武之道”能否发扬光大，恢复礼制，拯救危世，关键取决于各国当政者能否识道、学道、求道、行道。在阐明“文武之道”的现实意义后，子贡才明确回答公孙朝的“仲尼焉学”问题：“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意思就是，虽然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等古代圣王已经作古多年，但是他们所创制的周朝礼乐制度在现实政治中仍然无处不在，影响深远，作用巨大，因此孔子无须师从任何人，只要用心向“道”，向历史和现实学习。换言之，孔子就是“文武之道”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传承者。
关于“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的政治功效，儒学后人又进行了深入阐述，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2]7有子认为，古代先王之所以能够实现“天下有道”的礼治盛世，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发挥礼乐制度的“和”的功效，无论大事小事，均遵从“和”的原则，进而达到“和之至”的至高境界。《礼记·中庸》中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这里的“中和”已经不是单纯的施政措施和策略，也不是简单的道德修养功夫，而是一种能够破析天地、化育万物的主观神奇力量。
结构的地基与基础之间的接触问题是土木工程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地基与基础是一个整体，在荷载作用下二者的交界处会产生相互作用力及相关联的位移。很多实际的工程问题，如建筑物筏板基础、高速公路、机场跑道、动力设备基础等，都可视为板与地基的接触问题。
孔子论道，首先是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即与人相处或为人谋事的原则与方法。比如鲁国乐师师冕(瞽者)来拜访孔子，孔子亲自到阶下迎候，从升阶到入座都悉心引导，并将座中之人一一介绍给他，充分表现出彬彬有礼、尊重师长的君子风范。师冕离开之后，子张问道：“与师言之道与？”孔子答道：“然，固相师之道也。”[2]168他们对话中的两个“道”都是指与瞽者相处(“言”与“相”)的方式方法。这种用法的“道”大多属于中性词，原本并无褒贬之义，如果需要表达某种特定含义，就必须在“道”字前面加上一个定性的词语，如“笃信好学，守死善道”[2]81“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2]9“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2]190“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2]198。可见“道”本身并无善恶优劣之分，但是“善道”或“恶道”、“有道”或“无道”、“直道”或“枉道”、“大道”或“小道”，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文武之道”是孔子深入研究历史，并结合现实需要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思想是复兴西周盛世的礼制秩序，因此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保守倾向。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迷“道”太深，有时思维偏激、固执。在现实政治中，没有人愿意循道而行，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的问题，二是“道”的问题。孔子偏执地认为，“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文武之道”就像人类心灵的明灯，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所以问题肯定出在人。但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孔子所向往的那个时代，因此孔子所论之“道”，无非是一种良善的理想而已，并不具有在当时实践、实现的可能。
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孔子还经常用“有道”与“无道”或“道”与“道不行”作为评判社会现状和政治生态的标准：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2]144
另外，智慧课堂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全程远程直播与录播课堂教学过程，一是可以实现课堂教学过程的再现，二是使因为特殊情况不能上课的学生，可以通过PC或移动终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2]42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2]194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81
关于“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评判标准，孔子曾经做出全面论述，《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在本章中提出许多重要概念，值得认真分析。
根据图8不难看出，随着交替循环次数的增加，混凝土试件的质量损失率变化的趋势为先减小后增大。经过2次、3次和5次交替循环后，其质量损失率分别为-1.67%、0.13%以及2.13%。交替作用下混凝土质量损失率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阶段：
首先是“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这是春秋时期人们对现实政治状况进行评判的通行标准，“天下有道”是指政治清明，“天下无道”则是指政治混乱，比如仪封人拜见孔子之后，他对孔门弟子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2]32仪封人认为当今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失序，需要像孔子这样的圣人来复兴周道，拯救乱世。同样，孔子在面对长沮、桀溺等人的质疑时也怃然辩解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2]192他把行道于天下作为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轻易不会做出改变。孔子认为，判断“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主要依据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是指国家典章制度，代表对内行使权力；“征伐”是指发动征伐战争，代表对外行使权力，这些都是周天子的专属权力，诸侯以下一律不得僭用。然而平王东迁以后(公元前770年)，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王权(“礼乐征伐”)也逐渐衰落，各国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于是天下便陷入纷争无序的混乱局面，即所谓“天下无道”。
其次是“十世”“五世”“三世”，与此相对应的是“诸侯”“大夫”“陪臣”，这是周室衰落、政权下移的标志，孔子试图从中总结出历史发展演变的某种规律。周天子失权以后，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由诸侯到大夫，再由大夫到陪臣。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下移，政权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由十世到五世，再由五世到三世。孔子认为，权力不断下移与政权持续时间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总体而言，国家权力越集中，统治者可以调用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就越丰富，政权存续的时间也就越长。因此实行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专权制度，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维持国家政权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明智选择。
孔子关于“十世”“五世”“三世”的论述，显然是针对鲁国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而言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十世”是指鲁国诸侯国君，而不是指周天子，①[注] ①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中提出，“十世”是指僖、惠、襄、顷、匡、定、简、灵、景、敬十代周王，这种解读显然有误。 因为孔子在这里明确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国亦注曰：“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皇侃《论语义疏》则具体列举了“十世”之序：“十世者，隐一，桓二，庄三，闵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从鲁隐公僭越礼制、专征滥伐开始，发展到鲁昭公时期的“斗鸡之变”[1]1522，昭公失去诸侯国君权位，在外流亡八年，最终客死乾侯，其间正好经历“十世”。孔子认为，诸侯国君僭行周天子“礼乐征伐”的权力是不可能长久的，最多只能维持“十世”。换言之，诸侯国君若想维持长治久安，就必须尊崇周王，恪守礼制。
“五世”是指鲁国公族大夫季孙氏。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鲁国公族大夫襄仲(东门遂)发动“杀嫡立庶”政变，季孙氏宗主季文子趁机反戈一击，一举篡夺鲁国执政大权，首开卿大夫擅权之先河。[1]521季孙氏从季文子开始把持鲁国国政，经由季武子、季悼子(立为季孙氏世子而未实际执政)、季平子、季桓子，其间正好经历“五世”。孔子认为，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已经盛极而衰，逐步式微，进入失政的危险期，所以他明确提出警告：“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2]173“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也。”[2]170
显然，孔子关于“十世”“五世”的论断是对鲁昭公的后继者鲁定公和季平子的后继者季桓子发出的警告，因为“陪臣执国命”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或者已经变成现实。
“父之道”是父亲生前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法，子女必须谨守遵从，否则就是不孝；“夫子之道”或“子之道”是孔门弟子对孔子为人之道和为学之道的统称，孔子自称为“吾道”，是指孔子日常接人待物或进行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君子之道”或“君子道”则是君子修德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香港学者刘殿爵曾对这种情况做出具体分析：“‘道’还用于另一种有细微差别的意义。它还被称之为个人之道，比如，‘先王之道’(《学而》)，‘文武之道’(《子张》)或‘夫子之道’(《里仁》)。在这种专门用法中，‘道’自然只能是所涉之人追循的‘道’(方式)了。”[3]9“道”的这种个性化用法(某人+道)一般都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因此具有示范效应。
鲁国经历“阳虎之乱”后，孔子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最高军政大权——“礼乐征伐”——必须由最高统治者牢牢掌控。在周朝的等级秩序中，阳虎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陪臣，但是他却能把鲁国政坛搅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根本原因在于鲁国的政治环境恶劣，礼乐制度败坏，公室大权旁落，贵族大夫争权，这才给阳虎之类的野心家留下了可趁之机。
再次是“政不在大夫”和“庶人不议”，这是“天下有道”的另外两个重要特征，也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两个重要参照。“政不在大夫”强调的是君主专权，各项施政措施必须由最高统治者统一实施，贵族大夫只能服从和执行政令，不得擅权干政。所谓“庶人不议”，“庶人”是指国家(氏族组织)的普通国人(族众)，他们虽然无权参政，但是可以议政。《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历王在位期间昏庸残暴，国人怨声载道，谤言四起，厉王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刑杀手段来“弭谤”；“议”带有负面评价和议论的意思，“不议”是指天下政治清明，国人对国政没有任何谤言或非议。
面对鲁国种种政治乱象，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核心内容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即所谓“文武之道”。然而此时孔子在政治上尚未经历大起大落，对于现实政治的体会和感悟不深，因此思考问题仅仅停留在理性分析阶段。孔子认为，建立在西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礼乐制度(“礼乐征伐”)是尽善尽美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自觉遵行，就可以实现“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但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天子失权，诸侯争霸；公室失权，大夫专政；大夫失权，陪臣当道，王权逐渐沦为僭越礼制者攫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随着国家最高权力被层层僭用，礼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生态也每况愈下，以致出现“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如何才能维系国家政权于不坠、让王权存续时间更加久远？孔子虽然已经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却不甚明朗。
五
孔子论道，不仅着眼于分析现实政治形势，也致力于总结历史发展经验，他试图从历史演变的进程中深刻阐述“道”的政治内涵，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2]61这里的“齐”“鲁”“道”分别代表了齐国的为政之道、鲁国的为政之道和“文武之道”。孔子认为，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具体过程是由道而鲁、由鲁而齐，每况愈下，因此实现“文武之道”的路径与步骤则应该由齐而鲁、由鲁而道，循序渐进。所谓“变”，就是以礼乐化民俗。
术前管理中，患者入院后会进行术前营养风险评估，营养风险达到一定评分即联合营养师根据患者状况制定每日营养标准，给予营养支持，同时根据VIE风险评估按等级给予预防干预。
孔子为什么选择齐、鲁、道作为政治进步的参照呢？因为齐、鲁两国在周初分封之时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两国地域相近，人文相通，经济相连，政治形态也比较相似，而晋、楚等国在政治体制和文化形态等方面则没有多少可比性。然而齐、鲁两国在推行周朝礼制的过程中各有侧重，路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10]169可见，齐、鲁两国的政治分野早在建国之初就已埋下伏笔。
齐国是周初分封的少数异性诸侯国之一，开国国君是太公姜尚。齐国地处胶东半岛，带山濒海，膏壤千里，境内物产丰饶，富有山林渔盐之利。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厚的物资资源，为齐国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姜太公受封齐国后，并没有生搬硬套周朝的礼乐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因俗简礼，实行简易之政，大力发展工商业，保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国力和军力也领先于诸侯各国。春秋时期，齐国经济继续保持农业、手工业、商业多种业态齐头并进、多样发展的格局。在农业方面，随着铁制农具的推广和使用，井田生产开始崩解，大块“甫田”(公田)上到处生长着“维莠骄骄”“维莠桀桀”的茂草[11]135，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加速推进，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工商业和山林鱼盐等方面，管仲等改革先驱大力进行内政改革，实行了一系列税赋新政，鼓励国民多种经营，有效促进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齐国由此而日益强盛，称霸诸侯。
鲁国是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最初周公亲自受封于鲁，后因武王病逝，他需要留守宗周辅佐未成年的周成王，于是改命其长子伯禽前往封地，“因商奄之民”，在“少皓之地”建立鲁国，因此鲁国开国国君是鲁公伯禽。《诗经·鲁颂·宓宫》：“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鲁国的故地是殷商王朝的附庸古奄国，商末周初，奄人与徐人联合淮夷以及东方诸多邦国共同组建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叛周联盟，多次发动反周叛乱，周公不得不亲率大军东征，历时三年多才平息叛乱。鲁公伯禽受封之初，周公特意作《伯禽之命》，对他提出了许多履职忠告和施政要求，并专门配备了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协助他在鲁国推行周朝礼乐制度，还分给他大量的“备物典策，官司彝器”[1]1620，因此春秋时期鲁国在诸侯国中是保存周朝典章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伯禽就封之后，建邦立国，开疆拓土，发展经济，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彻底改变殷奄遗民的旧有习俗，不折不扣地推行周朝礼制。《史记·鲁周公世家》：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12]1524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齐、鲁两国在建国之初就选择了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施政策略。在发展经济方面，齐国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促进产业发展，繁荣社会经济；鲁国则因循守旧，步履沉重，改革难以推进，经济发展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在政治方面，齐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施政策略，因地制宜，简易其政，随俗而化，推行周朝礼制远没有鲁国彻底；鲁国则严格按照周公的要求，在政治体制和文化形态等方面全面贯彻周朝礼制，因此宗法血缘关系一直是维持现实统治的重要基础和政治前提。到了春秋初期，尽管周室式微，礼崩乐坏，大国争霸，征伐不已，诸侯各国为了增强国力，纷纷实行变法，然而鲁国仍然抱住周礼苦苦支撑。齐桓公在位期间，曾向齐国大夫仲孙征询是否可以发兵攻伐鲁国，仲孙坦言道：“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1]215由此可见，鲁国此时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仍然处在周礼的控制之下。
在孔子看来，由齐而鲁是社会的重大政治进步，而由鲁而道则是天下从“无道”走向“有道”的必然选择。这里的“道”是“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具体是指由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等先王在周朝建立之初创制和推行的一整套礼乐制度和执政理念，并由此而开创了“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和统治秩序。孔子把“道”作为评判治国理政的最高标准，把历史演变和政治进步概括为齐、鲁、道三个第次渐进的阶段：齐国急功近利，重刑轻礼，尚武弃文，虽然可以一时实现国富兵强，称霸诸侯，但在政治形态上只不过是“霸道”而已；鲁国恪守周礼，崇尚仁义，施教于民，在政治形态上明显高于齐国，但是在礼乐教化和政治形态等方面仍不尽如人意；“文武之道”崇德隆礼，博施于民，政通人和，天下归顺，在政治形态上真正实现了“王道”，天下百姓无不向往，趋之如骛。清代学者顾炎武对此也做出精辟评述：“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而至于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13]158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孔子这种由齐而鲁、由鲁而道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是复古性的，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不无讽刺地将此完全颠倒过来：由道而鲁、由鲁而齐。
孔子晚年精神萎顿，心境悲凉，经常久病不起，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道”，甚至感慨道：“朝闻道，夕死可矣。”[2]36这里的“道”其实已经从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实践中抽离出来，成为孔子个人的一个特殊标识。孔子把继承、传播和践行“文武之道”作为最高政治理想和人生终极目标，虽然他一生跌宕起伏，颠沛流离，经历了无数凶险和困厄，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学道、求道、谋道、行道、弘道的理想追求，即使西狩获麟，大限将至，“大道之行”遥遥无期，他仍然不愿意放弃幻想，希望临终前能够听到一点“道”的讯息，这样也就死而无憾了！
“⟸”:设F为X的非空可数既约闭集,即F∈csX,由η为双射,存在唯一x∈X使得F=η(x)={x}-,于是X为可数sober空间。
人生的理想和信念也许最终并不能给人带来期待的结果，然而许多人仍然坚持理想追求，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身上所承载的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历史的使命！孔子正是这种背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砥砺前行的人，他矢志不移，义无反顾，所以桀溺等人讥讽他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他却坚定地回答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2]192这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坚定信仰和殉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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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谷玛利(1963— )，女，江苏南京人， 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语事件研究(项目编号：15LSD001)”阶段性成果；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学习支持服务研究中心资助。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9)02-0008-08
收稿日期： 2018-12-02
DOI ：10.19563/j.cnki.sdzs.2019.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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