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诗歌与同题_文天祥论文

元初诗歌与同题_文天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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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10-0103-10

      元初诗社繁荣,《戒庵老人漫笔》卷六《月泉吟社》条:“胜国季年,东南人士,有力之家最重诗社,社集其一也。”[1]249宋亡后,元初诗社迅速建立起来,元初文人群体意识高涨,群体性交流互动规模空前,当时所结诗社多为遗民诗社,结社的目的性极强,出于表达亡国之悲,保持民族气节和互相激励的需要,诗成了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而观察这些诗社的活动,不难发现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题集咏的形式。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值得加以探讨。

      一、同题集咏的概念及形式

      同题集咏是文人唱和的形式之一。它是指在唱和中对同一诗题、诗体、题材、事件作出约定的命题式创作,它与分韵、次韵、联句等形式不同,是适合参与人数众多的一种群体唱和方式。

      同题集咏可以分为共时和历时两种情况,即群体同时共作或者在同一主题事件的影响下历时持续一段时间,按用韵则可以分为同题分韵集咏、同题同韵集咏、同题不限韵集咏等。

      同题集咏形式并非产生自元初,早在建安时代即已出现,唐宋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文人群集唱和越发频密,同题集咏作为唱和形式之一种也偶有出现,然而其大规模地集中地被文人唱和采用,则始自元初。

      论及元初诗歌的同题集咏,首先就要提到月泉吟社,参加者达2000多人,可谓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同题集咏,月泉吟社《送诗赏小札》:“月泉社吴清翁盟诗,预于丙戎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2]67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向各地征诗,短短三个月收到2735卷,参与人数之众可谓史无前例的。纵观整个古代文学史,没有一个诗社参与人数如此之多,月泉吟社创造了历史,同题集咏抒情方式功不可没。这么大规模的同题集咏是宋遗民情感上的一次共鸣,题目一经发出,立即得到广大遗民的热烈响应。

      除了月泉吟社外,元初还有很多诗社和文人群体都采用了同题集咏方式。例如至元年间宋陵被发掘后不久,亲自参加过拾骨护陵的唐珏和林景熙以及著名遗民谢翱等人就进行过一次以六陵冬青为意象的同题集咏。又如武林社以“梅魂”为题,山阴诗社以“秋色”为题,越中诗社以“枕易”为题,这些都是遗民诗社。再如,1282年文天祥大都柴市就义后,纷纷引发遗民文人群体以文天祥就义为主题的同题集咏。谢枋得被元世祖强征北上与亲友诀别,引发一次送别谢枋得北上为主题的同题集咏。汪元量在燕都南归与南宋故官旧友分别,众人相送引发一次以“送汪水云归吴”为题的同题集咏。

      二、元初诗歌同题集咏出现的原因

      在众多的如分韵、联句、和韵、次韵等群体唱和方式中,宋遗民为何单单对同题集咏情有独钟呢?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是元初诗社规模急剧扩大的必然选择

      元代以前,唐代的诗社很少,宋代开始各类诗社多了起来,但总的来说规模都不大,欧阳光在《宋元诗社研究丛稿》里曾作过较为详细的考证,可以说至多20人以下的诗社占了绝大多数。而元初的宋遗民诗社规模之大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代。

      分题分韵是唐宋诗社经常采用的形式,它适合的是少数人的群咏,且娱乐性较强,经常采用一、两句诗或一首诗作为韵这样的话经常会有人没有分到韵,而另用其他字代韵,如宋代一次分韵活动《梅林分韵得梅字序》:“客有十五,韵止十四,吕义父别以诗为韵。”[3]21657可见其局限性,不适合人数较多的大合唱。元初遗民群咏动辄几百甚至数千人,以往的所有群体唱和形式在如此众多的参与者面前都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需要,于是同题集咏成为诗社规模急剧扩大后,诗人群咏的必然选择。

      (二)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是理学背景下的遗民集体表达情感的需要

      对于汉族文人来说,元初可谓是天崩地裂的时代,崖山败亡、三宫北上、文天祥被杀、谢枋得绝食而死、南宋帝陵被挖掘这些事件密集出现,深深地刺激着他们,引起了内心巨大的悲痛。南宋遗民受理学影响较深,方凤是金华理学家,文天祥也是理学家,不能不说他们坚守气节的行为与理学影响有着密切关系。遗民熊禾“总角能属文,志濂洛关闽之学”,“入元不仕”[4]213;卫富益“宋亡日夜悲泣”,“重不敢当北面”,“礼悉究性命之学”[4]230。魏新之“受业于清溪方蛟峰,得程朱性理之学。”[4]273史蒙卿“蒙卿尽传其学,由是朱学盛于四明。”[4]284黄超然“往来王鲁斋先生门,得性理之传,而尤深于易。”[4]287刘庄孙“方逊志称其理学渊源”,“宋亡自谓遗民”[4]298。王宏“崇事理学。”[4]329俞琰“宋亡,隐居读书,不复仕进,以义理之学淑诸人。”[4]352可见遗民群体受理学影响很大,是大规模遗民群体成熟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学史上大规模同题集咏形成的客观条件。

      理学把儒家礼教与道教、佛教结合后,上升到宇宙的高度,儒家三纲五常具有无可撼动的合法性在士人心中深深扎根。元初这些违背“天理”的恶性事件,践踏了遗民心中的伦理道德,事件的残酷性让广大遗民无法接受,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帝王是君主,君为臣纲的理念被践踏,“至断残肢体,掘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越七日,总浮屠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视。”[5]43“截理宗颅骨为饮器”[6]7315实际上等于礼教被践踏,“比皆夷狄禽兽所不忍为而为之者也,”[7]186遗民把挖陵看作是禽兽行为,唤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内心极度的痛苦。

      当时这种痛苦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遗民群体共同的民族情感,根深蒂固的理学在元初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天道不存,以担负正义,传承文明为重任的士人来说,“礼”被践踏这是比亡国更难以接受的痛苦,士人通过存道以存身,元初道之不存,身心亦不存。面对儒家礼教人格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遗民们活在痛苦之中,故国之思,兴亡之感等种种不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彷徨、痛苦、悲伤、绝望、焦虑等种种心情困扰着他们,他们的内心在呼喊,痛惜道德的沦丧,未来的生存出路也因科举被中断而变得更加晦暗,科举的废除使得遗民“学而优则仕”的优越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道德使命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自觉地死守道德底线,去维护心中那份理想中的“完节”,不出仕的遗民比比皆是,甚至为“义”可以死去。

      文天祥没有死的时候,一些遗民担心文天祥变节,希望他快死,王炎午写下了《生祭文丞相》,汪元量《妾薄命呈文山道人》:“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鼓励文天祥为“义”而死。

      文天祥就义前南向再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8]376在遗民眼里“义”比生命重要,这与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伦理一脉相承。理学家眼里的“气节”超越了生命,元初士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现象很普遍,遗民们充满了“正气”,与孟子主张的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一脉相承,这种“气”不是一日养成的,正如吴师道所说:“以直见赏,其刚大之发沛然,而莫之御者,岂一日之至哉?”[9]473受理学长期熏陶的结果,这种“气”慢慢内化为“义”,从思想逐渐付诸行动,元初同题集咏就是遗民坚持“正气”的行动。

      南宋灭亡之际很多士人放弃了苟活,而选择了壮死,极其悲壮,看看南宋末士人的气节,黄文政“文政被执,大诟不屈,元军断其舌,以次劓刖之,文政含糊叱咄,比死不绝声。”[10]505牛富“赴火死”[10]415,钟季玉“兵至不屈而死”[10]486,贾子坤“城陷子坤朝服,与其家十二口而死”[10]397,钟寅“被执不屈死”[10]568,清溪二生“跳入弄水亭下而死,二生姓名不传”[10]445,李成大“终不屈笑曰:子为父死,臣为君死,卒杀之”[10]451,范天顺“仰天长叹曰: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即所守处缢死”[10]413,牟大昌“力战死,元兵屠其家,从妹则娘投崖死,兄士伯二女及笄,皆自缢死。宗族男女死者不可胜计”[4]9,这样壮烈的场面彰显了理学的成功,由此可知元初遗民内心情感悲痛的程度,元初遗民用什么方式进行抒发剧烈的悲痛之情呢?

      这么复杂、强烈的情感是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群体的情感,同题集咏的抒情方式满足了这种情感需要,成为成熟的遗民群体抒发悲痛的最佳方式。通过民族守节大合唱以互相激励,元初元世祖派程钜夫江南搜寻遗民故老,举荐了很多人,大部分遗民坚守气节,谢枋得“终不食而死”,[10]524遗民们为了互相激励,发起了多次同题集咏,清代全祖望《跋月泉吟社后》:“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11]85

      他们需要道德认同,需要互相认可,情感急需要共鸣,希望通过同咏一个主题以肯定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以集体抗节守住道德底线以“维完节”,诗歌成了他们抒发情感的最好武器,陈一发“宋亡,归故山青林洞,吟咏自娱”,[4]392宋秉孙“入元不仕,以吟咏自娱”[4]382,吴大有“退处林泉,与林昉、仇远、白珽等七人以诗酒相娱,时人以比竹林七贤”[4]316,杨子祥“相与吊古赋诗,徜徉湖山间”[4]317,许嗣“生元季,义高不仕,善吟咏”[4]299,牟及“宋社既屋,屏迹山林。服衰麻终身,每赋诗以见志”[4]289,方凤“先生宋时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遗经隐仙华山,往往遇遗民故老于残山剩水间,握手嘘唏,低徊而不忍去。缘情托物,发为歌诗,以寓麦秀之遗意。”[12]342“寻隐者方凤、吴思齐,昼夜吟诗不自休。”[13]345

      《谢翱传》:“及宋亡,天祥被执以死,翱悲不能禁。…失声哭严有子陵台。…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悲思不可遏”[13]344,《吴思齐传》:“思齐与方凤、谢翱无月不游,游则连日夜。或酒酣气郁时,每扶携望天末恸哭,至失声而后返。夫以气节不群之士,相遇于残山剩水间,奈之何而弗悲。”[13]344郑思肖“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哭南向拜,人莫测识焉,闻北语必掩耳亟走,”“坐卧不北向,”“精墨兰,自更祚后,为兰不画土根,”[4]187-188《跋胡方柳黄四公遗墨后》:“(方凤)终身思宋,一饭不能忘。每语及之,则涕泗交颐,世称为节义之士。”[14]1049

      可见内心极度痛苦,很多这样的情感需要共鸣,集体群咏是必然趋势。同题集咏所吟咏的主题高度集中,同一个题目,同声相求,很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而遗民群体恰恰需要情感共鸣,也适合表达严肃的政治性主题,所以元初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题集咏作为群咏方式。其他群咏方式是无法恰当的表达遗民群体深重复杂的感情。分题、分韵、联句、次韵、和韵等适合中等规模的群体唱和,无法满足主题高度集中,人数成百至数千人的民族大合唱。《春日田园杂兴》寓意很深,“杜鹃”、“蕨薇”、“渊明”、“麦秀”意象反复出现,“愁”字频频出现,遗民悲伤情感的交汇在诗句里得到很好的体现,他们通过吟咏田园,将个人遗民情感寄托在“杂兴”中,寄托遥深的沧桑兴亡情怀借助诗歌抒发出来,涓涓细流汇集成了一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遗民大合唱,产生了强烈的群体共鸣,这就是同题集咏的意义。

      (三)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与元初遗民诗社活动多借用科举考试的方法有密切关系

      元初停开科举,广大遗民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士人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一向以读书为业的士人失去了生存的支柱,他们内心极度焦虑恐惧。

      为了弥补科举废除的缺憾,满足文人同台竞技比武的心理,月泉吟社及武林社、越中诗社、山阴诗社等元初诗社纷纷模仿科举考试命题,征诗、封卷、评阅、采取了糊名制,排名发奖,糊名制对后世隐语的流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清末民国诗社多采用寓名别号,规模很大,明确指出受到月泉吟社糊名的影响,如蜇园钵社:“迷离姓氏,为月泉吟社之遗。”[15]6“傥隐姓名,亦月泉吟社之续云尔,”[16]251衡门诗社:“每课由各友轮次命题,得卷糊名,易书公平发榜。”[16]10可见衡门诗社和蜇园钵社都在从形式上模仿月泉吟社,衡门诗社采用寓名进行比赛,发榜时才公开真名,以显示评卷的公正。月泉吟社糊名制对后世影响的痕迹清晰可见。这次模拟科举而举行的同题集咏征诗,弥补了科举废除带来的心理压力,对宋遗民进行了一次心理补偿。正如欧阳光所说:“元蒙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曾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取消了科举考试,这对于早已把参加科举作为重要的人生目标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犹如人生道路的大塌方,造成他们群体性的巨大的幻灭感和失落感。在这种情况下,借用科举考试的形式进行诗社活动,实际上就有了模拟科举考试的性质,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参加这一活动,复唤起青衫之梦,得到些许精神补偿。这也正是月泉吟社的征诗活动得到知识分子热烈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17]80

      明代李东阳对此模拟科举考试已经说得很清楚:“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谢翱为考官,“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取罗公福为首。其所刻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盖一时所尚如此。闻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见也。”[18]152钱谦益也说:“月泉吟社,仿锁院试士之法。”[4]335这些都足以说明月泉吟社采用同题集咏方式原因之一是为了弥补科举缺失,以满足士人心理需求。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是在模仿唐代科举考试,因为唐代科举以诗取士,同一个题目,士人群体共作,题目往往含蓄带有引申义,需要士人自己去揣摩理会。月泉吟社也是如此,第一名罗公福在给吴渭的回送诗赏劄中写道:“抚景兴思,慨唐科之不复,以诗为试,觊同雅之可追。窃知扶植之盛……复唤起青衫之梦……”[2]89-90罗公福点出了月泉吟社是以唐代科举为标榜,并指出月泉吟社主旨之一是满足文人文艺比武的需要。

      试看唐代科举的题目《都堂试贡士日庆春雪》、《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贡院楼北新栽小松》、《金谷园花发怀古》、《青云千吕》、《风不鸣条》、《荐冰》、《风光草浮际》、《龙池春草》、《玉水记方流》、《鸟散余花落》、《鱼上冰》、《暗投明珠》、《亚父碎玉斗》、《日暖万年枝》、《浊水求珠》、《风动万年枝》、《禁中春松》、《竹箭有筠》、《花发上林》、《春台晴望》、《御沟新柳》、《洛出书》、《湘灵鼓瑟》、《春风扇微和》等[19],题目含蓄寓意深刻,关乎政治,需要很好的解题,揣摩出题者的意图,不能跑题方能高中。这需要有一定的技巧,而月泉吟社的《春日田园杂兴》也是如此,模仿唐代科举试题并留给士人极大的想象空间。要想高中必须仔细揣摩字面下暗含的实际意义,隐中微奥极为重要。

      《诗评》:“《春日田园杂兴》,此盖借题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园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园而他及,舍之则非此诗之题,泥之则失此题之趣。有因春日田园间景物,感动性情,意与景融,辞与意会,一吟风轻,悠然自见,其为杂兴者,此真杂兴也.不明此义,而为此诗,他未暇悉论,往往叙实者多入于赋;称美者多近于颂,甚者将杂兴二字体贴,而相去益远矣!诸公长者,惠顾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写,尽情极态,使人诵之,如游辋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抚荣木,观流泉,种东皋之苗,摘园中之蔬,与义熙人相尔汝也。”[2]5-6这是吴渭于至元二十四年亲笔题写的月泉吟社诗评,对春日田园杂兴题目进行了点评,隐中微奥是根本,起兴言他物不可或缺。虽然借助范成大春日田园诗题,题目内涵与范成大诗迥异,离开田园言他物这属于跑题,“杂兴”乃真杂兴也,意思是不要流于歌颂赞美,实指要像王维、陶渊明一样归隐守志不移,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义熙是东晋安帝的年号,陶渊明由晋入宋之后,仍题甲子义熙年号,《题渊明小像卷后》:“有谓渊明耻仕二姓,在晋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时,惟书甲子”[20]470,吴渭此意甚明,暗示应试的广大遗民要在诗歌中抒发象渊明那样的隐逸情怀,要守节不移,不能单纯写田园景物,要起兴,借此物言他物。借田园起兴抒发渊明一样的归隐志向,以抗节不出仕。如果不能理解“与义熙人相尔汝”的话,就不能中选。罗公福《回送诗赏劄》:“读渊明诗,久识田园之趣;从夫子学,愿为农圃之民。未敢望其下风。”[2]89指出了罗公福获得第一名的原因,因为他很好地理解了诗的归隐之意。

      元初其他遗民的诗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春日田园杂兴》这次同题集咏的目的,是一种间接的解读。黄庚“荒草深深锁竹扉”,“无主落花随水去”[21]800,点出了当时遗民们普遍的感情是田野荒芜、落花无主的亡国之悲。真山民“宋亡后,埋名隐迹,字号不得而传,其诗有云‘世换山如醉,田荒草自新’亦可悲也!”[4]390这些遗民诗都有春日田园杂兴的引申义:“田园将芜,而胡不归之意”[4]335。

      《春日田园题意》:“此题要就春日田园上做出杂兴,却不是要将杂兴二字体贴。只为时文气习未除,故多不体认得此题之趣,识者当自知之,”[2]2-3这种命题模式与唐代科举的做法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所以说月泉吟社同题集咏借鉴了唐代科举的模式,是有意的模仿,同题集咏符合遗民心理需求,引起他们文化价值的心理认同,这是其他群咏方式无法做到的。

      (四)采用同题集咏是彰显“诗可以群”社会功能的需要

      同题集咏是伴随着文人交际圈的扩大,由于群体的需要而产生的,彰显了“诗可以群”的功能。“诗可以群”是儒家诗学核心命题,孔子把诗看做达“仁”维“礼”的重要手段,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而忽略其审美价值。《礼记·孔子闲居》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都强调了诗歌的群体功能,使诗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士人通过学习诗歌来“治国平天下”,通过诗歌使群体成员之间互相交流思想,互动感情,同声相和以达到共鸣,同题集咏恰恰就是这一理念的彰显,在元初尤其明显。

      元初短时间内爆发出这么多同题集咏,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遗民们希望借助同题集咏来含蓄地表达集体抗节的政治意愿,用同题集咏可以有效地发挥诗歌的群体功能,通过同一题目的诗歌交流,引起集体共鸣,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同题集咏是元初遗民团结起来守住儒家道德底线的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这是其他唱和形式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

      如越中诗社以“枕易”为题征诗竞赛排名,枕易顾名思义枕着《易经》睡觉,题目本身暗含了隐居不仕的民族气节,也满足了文人因科举废除而缺失的心理需要,同时含有集体守志抗节之意。

      元初还出现了以“题汪水云诗卷”为题共有43人参加的一次同题集咏[22]4133-4139。参与者有:开先长老、赵焱、胡斗南、刘师复、罗志仁、孙鼎、彭淼、萧豳、萧壎、刘囦、刘丰录、萧璩、赵云、罗绮、张弘道、张时中、尹棐、萧克翁、祝从龙、夏天民、王祖弼、刘师复、戴仁杰、曾顺孙、刘震祖、秦嗣彭、李嘉龙、兜率长老、虚谷、熊仲允、萧炎丑、黄居仁、永秀、杨学周、萧灼、觉性、杨学李、叶福孙、祖惟和、黄圭、张嵩老、严日益、聂守真,得诗73首。

      黄居仁“西风金掌吹清泪,落日铜驼折寸心。杜子但伤鹃花泪,苏台岂料雁书沉。”永秀“禾黍离离满故都,君诗读罢泪倾珠,”李嘉龙“南窗寄傲陶元亮,东海归来鲁仲连,”曾顺孙“禾黍离离悲故国,风沙漠漠渡长城,”刘囦“十年麋鹿恨,一卷杜鹃诗,”开先长老“归马迹漫燕峤雪,啼鹃血染楚城花,”刘丰录“锦囊万里诗一篇,字字丹心沥青血。”陶渊明、鲁仲连、杜鹃、禾黍等意象反复出现,通过对汪元量作品的解读,抒发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兴亡之痛,基调悲壮沉痛,令人不忍卒读。亡国之际天道不存,亡的不仅是国,更重要的是道德精神上的灭亡。南宋赵文:“读汪水云诗而不堕泪者,殆不名人矣!”“独留此断肠泣血遗千古羞,与千古恨。”[23]187马廷鸾:“元量出《湖山类稿》求余为序,展卷读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读至丙子作,潸然泪下。又读至《醉歌》十首,抚席恸哭,不知所云。”[23]186可见汪元量诗稿的遗民气节足以震撼人心,43人用同题集咏的方式与汪元量共鸣,亡国之悲惊天动地。李珏:“一日,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嘘唏而悲,甚于痛哭,”[23]188汪元量随三宫北上,无时无刻不惦记宋王朝,与宋故官宫人在燕都唱和,极其思念故乡,可以说汪元量是宋亡后三宫北上的真实记录者,他的诗歌和杜甫诗歌一样具有“史”的价值,《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等都体现了史诗的特点。

      李珏:“唐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23]188王祖弼“我辈恨生南渡后,道人啸出《北征》诗。”这些材料都指出了汪元量诗歌和杜甫诗歌一样具有“史”的价值,充满沉重的气息,哀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评价客观公正。汪元量在宋亡之际随三宫北上,善鼓琴被世祖赐黄冠师,携琴渡易水上燕台,访遍中原壮丽山川,饱含热泪用真情实感记录了宋亡的悲惨经历,抒发了极度悲伤的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读之使人落泪。这些情感引起了43位士人的共鸣,这次同题集咏是成功的,文人情感得以共鸣,板荡之悲,黍离铜驼之怨得到尽情抒发,引起了群体对故国的怀念,彰显了同题集咏“诗可以群”的功能。“诗言志”的功能也被很好地诠释,这是元初同题集咏的意义所在。

      文天祥大都柴市就义引发了南宋遗民们的同题集咏,文天祥是遗民们的精神领袖,他深受理学影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诗句,激励遗民继续抗节守志。

      《挽文丞相诗》:“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5]52文天祥的名字在遗民心中是一个永恒的符号,是民族气节的象征,是广大遗民的精神支柱。

      黄诚性《挽文山丞相》,胡贯斋《挽文山》,汪元量《挽文信公》,徐世隆《挽文丞相》,邓剡《挽文信公诗》,刘麟瑞《丞相信国公文公》,虞集《挽文丞相》,邓光荐《挽文文山》,潘音《悼文丞相》。

      其中徐世隆是金人,虞集是元中期人,文天祥的榜样力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汪元量《读文山诗稿》:“燕荆歌易水,苏李泣河梁。读到艰难际,梅花铁石肠。”[23]88汪元量和文天祥有着深厚的友谊,文天祥人格具有无穷的魅力,读文诗令人断肠,《南宋书》:“文丞相被执在狱,汪谒,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24]93这就是理学的成功事例,在遗民眼里“死”符合道义,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义”高于生命。胡贯斋《挽文山》“生为孝子忠臣劝,死结皇天后土知”,文天祥的死在遗民眼里是值得做的事,是可歌可泣的壮举,这是从理学的角度出发的义举。从人性的角度看,遗民们又痛惜文天祥的死,因为他们是共同患难的朋友,所以他们内心矛盾痛苦,邓剡《挽文信公诗》“忆公泪悬河,九地无处泄,”黄诚性《挽文山丞相》“诸葛未亡犹有汉,包胥欲弃更无秦,”汪元量《挽文信公》“一剑故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为文天祥的死高歌而又悲伤,基调悲壮,感情复杂,同题集咏很好地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引起了遗民们复杂情感的共鸣,满足了遗民群体抒情的需要。

      元量请示世祖南归,世祖允之,临别南归时南宋故官宫人相送,元量奏琴挥泪如雨,场面极为感人,汪元量是元初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到过文天祥狱中劝过天祥就义,为谢太后写了挽诗,护佑着幼主瀛国公,联系着宫女与遗民故老,气节凛凛,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感情,一经分别这个群体就会引起巨大震动,恰好说明同题集咏“诗可以群”产生的社会效应。

      元初南宋宫人王清惠等十四名女子为汪元量南归而作的送别诗,场面凄凉感人,这是一次同题分韵集咏,不属于分题分韵,题目统一为《送汪水云归吴》,以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为韵,进行同题分韵集咏,[25]2029-2032以送别元量南归,同题有利于突出主题,以达到群体间交流情感,感情共鸣的需要,分韵更增加了吟咏的难度,这是元初唯一一次女子同题集咏,可见同题集咏运用的普遍性,有着深厚的群体基础。这十四人依照韵先后依次是:王清惠、陈真淑、黄慧真、何凤仪、周静真、叶静慧、孔清真、郑惠真、方妙静、翁懿淑、章妙懿、蒋懿顺、林顺德、袁正淑。这些人均为宫女,能诗会唱,她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焦虑,渴望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可是谈何容易,最终“赉宋宫人分嫁北匠,有种种悲叹”[24]93,王清惠写道:“朔风猎猎割人面,万里归人泪如霰。江南江北路茫茫,粟酒千钟为君劝。”“路茫茫”点出从此天各一方,此生再难相见,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复杂的情感伴随着悠扬的琴声,挥泪而别,此情此景采用同题集咏再恰当不过了。汪元量“后往来匡庐彭蠡之间,人莫测其去留之迹,”[24]93王清惠后来入观为道。由此可见元初遗民内心深处隐约的悲伤,巨大的悲痛埋藏在心底,为同题集咏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谢枋得也是一个重要的遗民,他“终不食而死”[10]524,以铿锵的民族气节赢得了遗民们尊重。《宋史本传》:“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荐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为首,辞不起。”[26]1-3宋亡后“枋得乃变姓名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履,东向而哭,人不识之,以为被病也。”[26]1-3最后谢枋得被强征入燕,绝食而死,“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掷之于地,终不食而死。”[26]1-3他的行为在遗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洪平斋和赵涧都写了《挽叠山》诗来纪念他。赵涧“丹心故国红云冷,白骨他乡塞草春”,指出了枋得被强征入燕,临别北上时已经做好了殉国的思想准备,在枋得眼里“气节”比生命重要,合乎道义的死是值得去做的行为。“死生惟有一君亲”也指出了他的理学家思想,与文天祥一道成为遗民心中的精神支柱。枋得北行前,众人为他送行,引发了一次同题集咏。

      游古意《送谢叠山先生北行》,叶爱梅《送谢叠山先生》,毛静可《送谢叠山先生》,魏天应《送叠翁老师北行和韵》,蔡正孙《送叠翁老师北行和韵》,陈达翁《送叠山先生》,王济渊《送叠山先生》,王奕《送谢叠山先生北行》,张子惠《送叠山先生北行》。

      这次北行谢枋得早已做好了死的准备,谢枋得在给程钜夫的书信《上程雪楼御史书》中说“宋室孤臣,止欠一死”[26],此次送别是永别,送行人包括谢枋得门生魏天应、蔡正孙、张子惠,他们心里都清楚枋得已经做好了殉国的准备,“张子惠,谢叠山门人,叠山北去,诗以送之,有‘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之句,期公必死也。”[4]434所以这个气氛很沉重,众人情感急需在同题集咏中找到平衡点,相同的需要促发了悲痛主旋律的大合唱。

      魏天应“先生心事炳丹青,头影何曾愧独行。高领芝能如橘隐,首阳粟不似微清。”蔡正孙“平生心事杜鹃行,”“肩上纲常千古重,眼前荣辱一毫轻。”毛静可“风巾霜履重依然”“人方惊怪欧阳子,我独悲伤鲁仲连,”借仲连蹈海而亡的气节点出了枋得此行死心已决。叶爱梅“纲常事重此身轻”,游古意“卧病惟餐陇首阳”,陈达翁“万古丹心日月悬”,王济渊“定知晚菊能存节,未必寒松肯受封”,这组送别叠山的同题集咏,主题高度集中,把叠山比作叔齐、伯夷、鲁仲连。对他大义从容的气节给予歌颂,把枋得当作英雄看待,同时对他像文天祥一样英勇就义表示悲痛无奈,元初遗民心态就是这么复杂矛盾。这组同题集咏实现了“诗可以群”的情感共鸣,更好地激励遗民守节。门人蔡正孙:“叠翁老师因行赋诗,读其辞而见其心,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诬也。为之感慨激烈,正孙辱在师门弟子之职,敢不拜一语,以激扬先生之义气,用韵斐然。”[27]910对于叠山符合道义的死,遗民们还是鼓励的,认为“死得其所”。

      元初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李居仁等十四位遗民进行了以龙涎香、白莲、莼、蝉、蟹为题的咏物同题集咏,得《天香·龙涎香》八首、《水龙吟·白莲》十首、《摸鱼儿·莼》五首、《齐天乐·蝉》十首、《桂枝香·蟹》四首。后人多从中体会到浓重的遗民气息,以“乐府补题”同题集咏来激励自己守节,如清末民国诗社题《乐府补题后集甲编》序:“其必继声乐府补题者,则以宋贤、玉潜、碧山、蘋州、筼房诸子,生丁未,造自署。遗民散发阳阿,伤心川逝,明明环佩,望美人兮不来……沧桑郁其怀抱,笔墨化为烟云,一往情深,寓之咏物,体会工寄托苦矣!以今视昔,虽时变不同,而情感则一。”[28]85-86解读出其中蕴涵的浓重遗民气息。

      宋陵被杨琏真迦挖掘以后,唐珏、林景熙秘密地拾骨掩埋,从宋常朝殿移植冬青树为标识。这是遗民们民族气节的守护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冒着生命危险,需要偷偷地进行,家境贫寒的唐珏变卖家资参加护陵,心中悲愤可想而知。遗民唐珏、林景熙、谢翱以冬青为意象进行了一次同题集咏,唐珏《冬青行》二首,谢翱《冬青树引玉潜》,林景熙《冬青花》和《梦中作》四首。罗灵卿《唐义士传》“唐葬骨后,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树,植于所函土堆,作冬青行二首。”[29]174孔希普注《冬青树引别玉潜》“《冬青树引者》宋丞相军门谘事参军谢翱之所作也。……种冬青树为识……若唐谢之为,岂易所谓同声相应者耶!”[29]181这次同题集咏同声相应,主题一致,冬青就是民族气节的象征。

      《梦中作》因不敢明言思宋,冬青意义在梦中,“独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从元初开始“冬青”成为民族气节的象征,与薇蕨、菊花一样进入后世遗民视野范围,可见同题集咏“冬青”的意义。

      同题集咏适应了一次次政治的需要,满足了特定时代特殊群体社会价值观念传播的需要,无疑是最恰当的方式。

      三、元初同题集咏对后世的影响

      月泉吟社同题集咏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同题集咏。月泉吟社将同题集咏推向了高峰,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诗社规模,引起了文坛的巨大震动,使月泉吟社成为文学史上最成功的诗社之一,对后世诗社群集歌咏模式及结社组织形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元初遗民同题集咏引发了整个元代同题集咏的持续兴盛,元代文人出游送别,题画、朝廷社会大事,文人诗歌活动经常采用同题集咏,可以说元代是同题集咏运用最普遍、最自觉的集咏方式,是文人群体意识高度成熟的体现。

      月泉吟社同题集咏除元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外,明清之际,清末民国的遗民诗社处处可见其影响。明嘉靖年间,西湖八社采用同题集咏方式吟唱,成员6名,《西湖八社诗帖》提要:“明嘉靖壬戍,闽人祝时泰游于杭州,与其友结社西湖上。凡曾吟者八,曰紫阳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飞来社、曰月岩社、曰南屏社、曰紫云社、曰洞霄社”[30],诗社六人以“凤山怀古”为题,对南宋宫阙进行了一次同题集咏,这本身就是怀念故宋。基调沉痛悲伤,咏叹了宋亡国的遗恨,与月泉吟社等元初诗社同题集咏一脉相承。

      祝时泰:“当年多少难平恨,并作江流万古声,”高应冕“风景似余千古恨,白云南去意如何”,王寅“山换旧宫禅寺在,草荒径苑市民樵,”“更有诸陵埋恨处,冬青岁老亦全凋,”刘子伯“宋家宫殿已荒丘,日日寒烟淡不收,”“远山似带娥眉恨,春草犹含罗绮愁,”方九叙“宋朝宫阙凤山隈,辇路荒凉过客哀。青史尚留南渡恨,黄旗无复北庭回,”童汉臣“宫树萧条人尽去,江声寂寞恨空流。中兴不竟千年业,二帝终怀万古愁。最是伤心凭望处,白云芳草共悠悠。”通过上述吟咏,可以看到西湖八社模仿月泉吟社等元初遗民同题集咏的痕迹,主题都是感叹兴亡,意象与元初遗民同题集咏相同,冬青意象分明受到唐珏、谢翱、林景熙的影响。

      清初,明遗民在结社方式上受到了宋遗民的影响,清代全祖望《湖上社老晓山董先生墓版文》云:“有明革命之后,甬上蜚遁之士甲于天下,皆以蕉萃枯槁之音,追踪月泉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焉:西湖八子为一社……南湖九子为一社。……已而,西湖七子又为一社……最后南湖五子又为一社。”[11]507由此可知明末清初的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均受到月泉吟社的影响。

      清代王士祯:“宋末,浦江吴渭清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湖“春日田园杂兴”为题。中选者若干人,谢皋羽所评定,至今人艳称之。顺治丁酉,余在济南明湖倡秋柳社。南北和者至数百人,广陵闺秀李季娴、王璐卿亦有和作。后二年,余至淮南始见之,盖其流传之速如此。同年汪钝翁,在苏州为柳枝诗十二章,仿月泉例征诗,淛西江南和者亦数百人。”[31]643由此可知,秋柳社追踪月泉吟社采用的也是同题集咏。

      同题集咏仍是明遗民自觉运用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以“卓烈妇”为题,有柴绍炳、黄宗羲、贾开宗、黄逵、沈兰先等遗民进行同题集咏,[32]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起因是乙酉四月清兵围扬州,广宁指挥卓焕妻钱氏,先一日投池自尽,家人受其影响跟从投水自尽者长幼达七人,是位典型的节妇。引起了几位遗民诗人的同咏。

      月泉吟社同题集咏的组织形式对清末民国的诗社影响很大,衡门社以月泉吟社为榜样,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目,进行了一次14人参与的同题集咏。衡门社诗选序:“巳己春,惠清与蒋君恢吾、李君秋、川复开衡门诗社,效元代至元时浦江吴渭、谢翱诸公之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就社友之在汴垣,及作客四方者,寄简征诗,得数十首,从此按月开课,轮次分题,远近吟朋相将入社,可谓一时之盛矣!”[33]225可见月泉吟社同题集咏的影响力之大,月泉吟社的成功就是同题集咏的成功,月泉吟社成为同题集咏发展史上的典范,为后世诗社同题集咏开了良好的范例。

      总之,元初诗歌是同题集咏发展的最高峰,登上这一顶峰的无疑是月泉吟社,创造了同题集咏的历史,元初同题集咏短时间集中出现既是时代的使然,也是历代同题集咏流变的结果,是元初伴随着理学背景下遗民群体的成熟,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而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月泉吟社的成功是同题集咏的成功,很好地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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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诗歌与同题_文天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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