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立及贯彻中的失误——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正确处理论文,社会矛盾论文,周年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前，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重温这些教导，对于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种种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这一正确理论一度未能坚持贯彻，以致铸成历史上的诸多遗憾。认真总结其中教训，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亦不无裨益。
一
这一学说在理论上的创新是多层次的。
首先，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并且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史上是一个创见。因为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无矛盾论”已为人们普遍接受，至少对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大家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当时斯大林及苏联理论界基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因为消灭了剥削阶级阶级对抗就结束了，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甚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完全适合”的。所以在当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确实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毛泽东针对国际国内出现的一系列尖锐矛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①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且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当然，这一思想的萌芽在列宁那里已有。列宁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论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② 但明确提出要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并给予系统论述的，毛泽东是第一人。
其次，第一次提出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概念，并阐明了两类不同矛盾根本不同的性质和解决方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在二者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中不断前进。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为此，他提出六条标准作为区分两类矛盾的界限。当然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只提出这六条抽象的政治标准是不够的，这些标准有可能被随意解释。没有从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上制定区分的标准，从而缺少可具体操作和准确把握的政策界线，是造成以后大量混淆两类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当时提出六条标准是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还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所以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举。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他们的时代，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不可能就此问题发表明确见解。列宁在他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来不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具体研究，只是在谈到对抗和矛盾问题时原则性地提出：“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灭，矛盾仍将存在。”③ 而斯大林则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把苏联当时存在的矛盾归结为内部和外部两类，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④ 但1936年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就认为没有矛盾了，如果有矛盾，那只有外国帝国主义。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导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混淆国家政治生活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肃反严重扩大化，造成极大的损失。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理论界虽然经过1955年—1957年的讨论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矛盾，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正确意见，更无从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以形成系统的认识。所以，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是第一人。
最后，也是由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哲学思想讲，毛泽东的一个观点是：“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⑤ 运用这一哲学观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应该着重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所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⑥ 为什么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总题目”和“要点”？此前一个月，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做了注释：“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⑦ 这里认为我国“现在的阶级斗争”，“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此后，这年3月29日他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又讲：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段话着重讲的是，在现在的转变时期，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显露”了，我们要分清这两类矛盾，不要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前后联系看，毛泽东在当时，已经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成三大改造完成后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个最大的新问题，需要极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认为这在实际上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所以，以后人们将毛泽东这一思想概括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认为这是贯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全文、统帅各方面问题的中心思想。
之所以把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规定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的根据有二：一是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敌我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居于主要矛盾的地位。二是他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往旧社会的矛盾有根本的不同，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就根本不同。旧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与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因而不能通过社会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而只能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情况下存在某些不适应即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它主要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解决这样的矛盾，不需要运用社会革命的方法进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的变革，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各项改革来实现的。所以，相对于解决旧社会基本矛盾所采取的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从总体上说，是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
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以往存在着剥削制度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阶级关系，因此，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⑧。在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原有的社会矛盾有的消失了有的还存在，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出现了而且突出了。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便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必须回答的一个事关重大的新问题。毛泽东就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新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和分析，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二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论断的实践意义，除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其意义不可估量外，对我们国内来讲，最大的实践意义，莫过于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根据：第一，主要矛盾的变化同主要任务的变化的依据是一致的。这依据就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矛盾与阶级关系的变化所指出的：“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⑨ 所以，“过去的那种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我们在这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⑩。“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 第二，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决定着主要任务的变化。既然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应该从主要抓阶级斗争转移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以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12) 他还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13)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过去的搞阶级斗争转变为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知，毛泽东确定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此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理论根据。并且，这一论断表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期性，它并非只适用于一段时间，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总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为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可靠的思想理论依据，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实际情况看，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正是认真这样做的。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4) 此后，这年1月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4 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就都是即将实行这种转变的重要举措和文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即将开始时，为了总结经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任务，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召开。 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1957年3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5) 的号召。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即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在各种会议上宣传上述思想。3月17日，他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讲：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还不是建设工作。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我们党要求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当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医生，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然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18日，他在济南山东省机关党员干部会上又讲：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八大做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19日，他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一开始就这样写道：“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16) 按照这个提纲，毛泽东于19日、20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他在南京的讲话中还说：这个世纪，上半世纪搞革命，下半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4月30日， 毛泽东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座谈时也说：过去做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百余年了。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现在学建设的新战争，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
在上述谈话中毛泽东也一再讲，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会是长期的，两种制度谁胜谁负的问题只是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只是基本上胜利了，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即使这样，毛泽东仍然明确地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主转移到向自然界开战为主，这足以说明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之大。此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取得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以后发生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使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受到了重大挫折；随着“左”的错误，特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日益严重，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更是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对于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的确立，是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的。
三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后，并未在行动上将这一正确结论坚持贯彻下去。继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之后（众所周知，毛泽东原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时间是在1957年2月27日，但记录整理成文后毛泽东做了多次修改和补充，最后定稿于这年的6月17日，发表于6月19日。其间经历了一场反右派斗争。所以可以认为，毛泽东作出上述关于“主题”的论断是在反右之后），其思想和实践又继续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方向有所发展，终于导致1959年7、8月间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在60年代上半期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究其原因，从1957年6 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公开发表，至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召开这段历史过程看，是否有以下几点：
首先，混淆了“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残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而提出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错误论断。在1958年3 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工人阶级，一个是农民阶级。这个估计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联系到9个月之后，他在这年12 月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1937年还杀那么多人。毛泽东认为，苏联知识分子里阶级消灭得不干净。所以他说：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里混淆了两个不同概念：“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残余”。他把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或正在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原先的民族资本家，仍然划作了剥削阶级，甚至把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划为资产阶级，这是明显脱离实际的。
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他在4月的武汉会议上讲：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复杂的，如果世界出了大事，中国出了大事，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还会造反，中间派还会起来反对我们。他提醒各省的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在摸工业、摸农业时，还要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应首先抓思想动态。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在这次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的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说明，由混淆两个不同概念得出的我国当前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错误论断一经提出，便在实践中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不良后果。
其次，上述错误论断，加之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他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上纲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据此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错误结论，进而得出要“准备党的分裂”的更加错误的结论。在确定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认识下，毛泽东把党内关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当作路线分歧，并进一步提出党有可能分裂。他把不赞成搞冒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人，称作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有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他甚至把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人也当作不坚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解散食堂说成向党猖狂进攻。这就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界限。据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党内，由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转到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一些省、 自治区领导汇报的省委里面的斗争情况说：省委里的阶级斗争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另一种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部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的思想动向值得注意。
在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已转移到党内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准备党的分裂”。1958年，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一再提到要准备党的分裂问题。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讲到要“准备最后灾难”，其一是世界大战，其二是党搞得不好，要分裂。5月20日的会上他又说：新的分裂是自然现象。5月23日他说：有分裂的可能，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预料到了，就不要紧。当党内外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怀疑以至反对的意见以后，他在8月30 日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在这年11月—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又说：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希望分裂，但是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以避免分裂。12月23日，他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份分成两个是可能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把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看成是党内阶级斗争，甚至是党的分裂的估计有多么严重。
最后，如果说以上两点错误还仅仅停留在认识上的话，那么，由于这种错误认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而任其发展下去，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行动上更为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7、8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并进而将这场斗争扩大到全党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阶级斗争引申到党内。与上述错误的理论相关，导致斗争引发的具体因素，一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否定“三面红旗”。的确，毛泽东是在觉察到“左”的错误并决心纠“左”的情况下才召开包括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庐山会议在内的好几次会议的。但他纠“左”的前提是，必须肯定成绩是伟大的，而且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改正缺点后继续跃进。他还认为缺点正在改正，形势已开始好转。他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了。那么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了基本否定的意见，这当然违背了毛泽东纠“左”的前提。毛泽东又联系到庐山会议之前党内外就已有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言论，所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信时说，现在党内外右派攻我们。接下来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又讲：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提款”没有了，浮夸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攻的大问题。二是毛泽东认为，党内一部分人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摇摆，说明他们只是党的同路人。毛泽东把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上纲为，党内一部分人可以参加民主革命，但不愿搞社会主义革命，过不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联系到此前早在提出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就反复说过这个话。1957年他还讲：“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17) 可见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在这次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按此逻辑认为：有些人是党的同路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但是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些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发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引申到党内的一条重要根据。三是毛泽东对彭德怀把“三面红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特别反感，认为是向群众运动泼污水。毛泽东说：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你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上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看成是右倾路线的代表，进而认为彭德怀是反党，甚至提出彭德怀以及支持其意见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是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党。8月10日，他在一个批示中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要“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再进一步，毛泽东提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经过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斗争，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有了发展。走到这一步，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也不排除毛泽东个人专断、骄傲自满，不能听取不同意见方面的原因。此外，与党内，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左”的情绪也不无关系，他们不愿多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教训，对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很反感。在这种气候下，毛泽东才会把彭德怀的信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党的纲领，把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所以，将此仅归结为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再有，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在当时，赫鲁晓夫不但反对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而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搞联合舰队，目的是控制中国。彭德怀访苏时，赫鲁晓夫挑拨性地称赞他是国际英雄。庐山会议召开时正值彭德怀访苏归来不久。毛泽东遂疑心彭的信与赫鲁晓夫有关，所以才有了毛泽东在8月1日会上说的，彭德怀这种说法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云云。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无根据地指责彭“里通外国”。关于这一点，可从刘少奇1962年1月27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得到证实，他说，庐山会议开展反对彭德怀的斗争不只是因为他写了这封信，而是由于有个彭、高（高岗）联盟，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错误的说法。
历史有时是沉重的，但历史的教益是宝贵的。毛泽东50年前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论断，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其后，直至今天，都有着不可否认的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真理的光辉永远不会磨灭；即使是教训，亦从反面证明了它的正确。知往而鉴来。回顾这50年的历史，认真总结正反经验，我们将得到无穷的教益，一定会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
注释：
①⑥⑨(11)(13)(1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6、756、769～773、771～772、770、717～718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2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322页。
⑦(17)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⑧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⑩ 《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上的谈话》，1957年3月20日。
(12)(15)(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544、379、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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