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1999短篇小说新风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新风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短篇小说在小说创作领域里既是轻骑兵,又是主力军,其表现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说创作的总体形态。1999年的短篇小说,少有叫好又叫座的佳篇杰构,但不乏在观察事象和切入生活上饶有新意的力作。这些作品并不刻意追求情节构筑的奇巧与主题营造的高妙,而是在立足于平朴的生活现实,在依流平进的叙述之中,自然而然地揭现蕴含于事象本身的神味,让人在意料之中的事象展现中,获得意料之外的韵致。你可以说这些小说把小说技巧生活化,也可以说这些小说把日常生活小说化,总之,那是一种信手拈来又逸韵自在的艺术,这种并非来自一人一作的创作努力,或许预示了短篇小说将在生活化与艺术化的双向对流中发展与演进的些许信息。
印象之一:
几篇小说不约而同地描写因在小事上过于“较真”而引起大麻烦与大悲剧的故事。把个中包孕的人性的缺失、人格的畸变一一展现开来
印象之一
’99短篇小说中,有几篇小说不约而同地描写因在小事上过于“较真”,而引起诸多麻烦与较大悲剧的生活故事。
王大进的《同居者》(《当代》1999年第5 期)写一个名叫马军的人在商场捡到一个“通讯录”,半是认真半是好奇的心理驱使他寻找失主,找不到失主,又挨个找通讯录上的人,遇到的不是惊诧便是责难,最后还得罪了一位副厅长,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小说主人公在一件不值得“认真”的事情上大肆“认真”,也许初衷还有好的一面,进展下去之后便越来越不是味,几近于把无聊当有趣了。马军由“认真”招来的烦恼,可以说是咎由自取。阿宁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好球星》(《青年文学》1999年第10期),写的也是关于“认真”的故事:贺副市长的孙子夏志勇与宏达集团董事长龚福贵的独生子龚大发踢足球,被龚大发踢掉两颗门牙,两边家长互不相让,使事件由谁都不服输走上司法诉讼,而且两边都不遗余力地龙争虎斗。“认真”使一桩小事逐步扩大化,甚至影响到该市领导班子的正常工作和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作品一步步地揭示出一桩小纠葛如何演化成大事件的过程,在双方那份“较真”的态度和“认真”的较量中,从自我出发的以势仗势,以财仗财的必居上风的霸气,匪气暴露无遗。这与其说是为了各自的孩子,不如说是为了各自的“面子”。
如果说马军的“认真”、夏龚两家的“认真”,让人感到可笑和可厌的话,那么艾伟的《杀人者王肯》(《天涯》1999年第1 期)和杨争光的《公羊串门》(《文友》1999年10月)所描写的“认真”,就让人感到可悲和可怖了。《杀人者王肯》里的王肯,在10年后重现于朋友圈,告诉人们他10年前杀了人,他的朋友“我”和“周政保”皆不信,周政保甚至把王肯杀人当作笑谈时加嘲讽,而这深深刺激了王肯,王肯终于拿刀刺穿了周政保的手心,成为了真正的杀人者。这里边的王肯、周政保,都过于“认真”,一个要坚持确证自己的杀人者身份,一个要决意戳穿伪杀人者的把戏,两个“认真”的碰撞最终酿成了杀人的闹剧。这样一个由朋友间的抬扛引来的伤人恶果,可以说悲哀至极,也可以说荒唐至极,在这悲哀与荒唐之中,暴露出的是一种沉溺于无聊而不知自拔的无赖本相。比起王肯的故事,《公羊串门》讲述的故事更其悲凉:王满胜的种羊乘邻居胡安全的母羊发情之时“吃了野食”,因而胡安全拒绝付给王满胜配种费,王满胜气愤不过踹了胡安全已怀胎的母羊,两家相持不下去找村长;村长李世民遍读各种法律文本找不到相关依据,便依照民事诉讼中的“通奸”与“强奸”的说法来处理,结果又诱发胡安全强暴了王满胜之妻。恼怒至极的王满胜砸死了胡安全尔后也被枪毙。公羊与母羊之间本属寻常的交合之事,竟一步步地发展、繁衍,变成耸人骇闻的两桩命案,这一过程的运力也是“较真”,先较真的是钱,再较真的是理,随后是难咽的气,结果连命都搭了进去。可以说这一切都极不值得,但把不值得的事情一丝不苟又寸步不让地去打理,而且引以为荣,引以为快,个中便显示出当事人极度痴迷之中的极度愚昧。
这几篇小说都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事象出发,一步步地生发,一层层地开掘,渐渐地就在平常中显现出不平常,最终托出一个荒诞的结局来。而你由平常到荒诞的阅读,又由荒诞到平常的反刍,就把个中包孕的人性的缺失、人格的畸变,明白无误地一一领悟,并发出感怀复杂的喟叹与排遣不去的思索。
印象之二
’99短篇小说中,有不少作品写人生的突然偶变,以及由此变换眼光,引起人生新的改观。这些作品以其看取人生的角度的非常规与非单一,让人们更切实也更深刻地看到人生的或然性、复杂性与各种可能性。
印象之二:
不少作品写人生的突然偶变,却让人更深刻地看到人生的或然性、复杂性与各种可能性
池莉的《一夜盛开如玫瑰》(《作家》1999年第1期), 写一贯矜持的女教师苏素怀在一天夜里突发情绪,乘出租车兜风并与司机调情,两人在一见如故、一见倾心的情绪鼓励下,都不像惯常的自己,在共同营造的暧昧气氛中不能自持又备感愉悦,然而两人都不敢暴露真实身份,更未留真实姓名与地址,分手之后谁也找不着谁。而这一夜放浪,使苏素怀萦绕在怀,尔后郁郁寡欢,直至拒绝呼吸,住进了精神病院。这里的第一个偶变,是苏素怀突来情绪就遇上了最为适合的对手,使她放浪的需要得以满足;第二个偶变,是谁也未留真实名址,使你再要重续旧梦绝无可能。苏素怀由第一个偶变获得前所未有的身心感受,她已难以回到惯常的过去,而第二个偶变又使她离开惯常的生活轨道后又找不到应有的去处,她的情感与精神在远离两个目标的中途搁了浅。已见到有批评此作的文章,说作者怂恿并渲染女教师的放浪,其实并不尽然。苏素怀的“一夜盛开”付出了多大的人生代价,个中也许不无批判的意蕴。当然,苏素怀还年轻,也许她由此将沉浸在爱的幻梦里,也许还会有新的偶变使她的人生再次挪位。生活几乎充满无所不能的可能性,哪能对“一夜盛开如玫瑰”的苏素怀盖棺论定了呢?
徐坤的《橡树旅馆》(《收获》1999年第4期), 也是写偶变对人的影响,但却有完全不同的意味。伊玫急着去跟久别的情人在老地方橡树旅馆幽会,但中途无端流鼻血的异常使她不假思索地赶到丈夫那里去求助,这一偶然事件不仅延缓了她去会情人的时间,而且使她在比较中看清了丈夫与情人两种情感的区别所在,从而把这次久盼的幽会变成了向情人的最后告别。偶变事件在苏素怀那里表现为对惯常人生的“出轨”,而在伊玫这里则表现为对“脱轨”人生的重新拨正。可以说,这是意蕴不同的两种醒悟,都是个人借助偶变事件对自己人生的重新审度。
还有一种情形是,从生活的一面跳到生活的另一面,变了角度,换了眼光,惯常的生活便有了异样的形态。叶弥的《钱币的正反两面》里的梅丽便是这样。她临近40岁便下了岗,168 元的下岗工资对付不了女儿上学的250元的花费,极度犯愁之时, 绰号“熟饭”的女邻居建议她去傍她认识的一位乡下大款;她用掷钱币的方式来作决定,正面是不去,反面是去,结果前两次是正面,第三次是反面,她便在酝酿着被人包的情形,原有的羞耻感渐渐被冲淡,被动的事情开始有了一些主动的意思。当她还有一些游移不定时,又被工厂招回。事情好像并未真的发生,但梅丽却结结实实地历经了一次主观的“沦陷”。她因为要再傍人,遂发现了自己还尚未失去的魅力,又因为淡化了羞耻感,不怕面对任何人。而她那本分自强的母亲虽与她缓和了紧张关系,但母女关系已难以回复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过去。这里在钱币的两面中,映衬出的是人的两面,以及生活的多面。人的选择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借助于掷钱币看正反面,不过是找个更变的理由和壮胆的借口。比较来看,戴来的《突然》(《长城》1999年第1期),更有换了角度看生活, 添了乐趣又添迷茫的意蕴。《突然》中的缪水根,因两个女儿远嫁日本和自己的下岗,突然变得既有钱又有闲,,闲极无聊便上红旗桥一带四处闲逛:先在一家渔具店看女店员,引起女店员男友的侧目,又到桥头看街景,又引来某个女行人的白眼,看着为躲雨而四处奔跑的行人和骑车人,他有一种“都疯了”的感觉。当年老缪没钱又没闲,也曾是“都疯了”人群中的一个,如今,他冷眼旁观这一切,不仅看出了陌生,也增添了迷茫。其实,老缪在看他人,他人也在看老缪,这种互看的感觉都不会太好,原因在于出于不同的视角。《钱币的正反两面》和《突然》,都由偶然事变,化庸常为新异,尤其是将惯性生活发生更变后的心理失衡写得惟妙惟肖,这就使看来平面的故事叙述具有了很有意味的心理动感。
印象之三:
无故事、无主角、无主题的“三无”小说有重新抬头之势。阎连科的《去服一次兵役吧》突出亲历效果;王安忆的《小饭店》不写事而写世象,不写人而写群像,同样引人入胜
印象之三
小说尤其是我们习见的小说,或写事或写人,大都离不了故事的内核。但在新时期以来,这一惯例被不断打破,从王蒙等人的作品里,我们读到许多无故事、无主角、无主题但同样引人入胜的“三无”小说。这样的一个创作倾向,在1999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大有重新抬头之势。比如王安忆的《酒徒》、《小饭店》,阎连科的《去服一次兵役吧》,范小青的《鹰扬巷》等,既不以塑造人物为主,也不以讲故事为重,只写某种风情、氛围与情景,但作品读来吸引人,读后启迪人,同样不失短篇小说制作的韵致与精彩。
范小青的《鹰扬巷》(《上海文学》1999年第9 期)写一个姓麦的男老者到鹰扬巷对一位姓汤的女老者的造访,互不相识的两位老人问答式的对话平淡如水,但却渐渐托出一种意境,即男老者因对女老者青春时代印象的不可熨平以及经年不衰的念想,终在年老之后来遂看看她的心愿。因“看望”本身的超圣拔俗,见面说些什么确乎都无关紧要了。小说没有什么情节和故事,但却像一杯上好的龙井,看起来清淡,喝起来浓醇,很耐人长久回味。
阎连科的《去服一次兵役吧》(《西南军事文学》1999年第4 期)像是一个老兵油子絮絮叨叨地鼓说当兵的陈年往事:如何当上兵,如何当新兵,又如何当老兵。在那看起来更像是机械人生的流水帐里,其实蕴藏着一个人在特殊的环境里的种种修炼与锻磨,让你明显感觉到在这里长大与在别处长大的不一样。因此,才有复员老兵看到娇气幼稚的亲朋子女,都说:“让他去服一次兵役吧!”这句话是对别人的劝告,也是对自己的夸耀,而读完小说,人们多少也有了一种当过一次兵或看人当了一次兵的感觉,这种全景性、亲历性的效果,还是此类小说的独特作用之所在。
王安忆的《酒徒》和《小饭店》,也全是某种情景与场景的精描细绘,作品更具出于自然、 言语如流的散文韵致。 《酒徒》(《钟山》1999年第2期)中的“他”,嗜酒如命,喝酒成性,从不服软, 喜占上风,酒徒皆有的共性绝对大于他好清洁、讲规矩的个性。作品实际上通过“我”的嗜酒、粘酒,倒酒和谈酒,写酒徒与酒的内在关系与不解之缘。读了《酒徒》,你会了解酒不只是一种文化,对酒徒来说,它还是一种自我实现,一种生命体验,酒性与人性是合二为一的。《小饭店》(《阳光》1999年第1期)也是篇无故事的场景白描。 作品先写小饭店所坐落的小弄堂的杂沓景象,接着写外地人开设的各种店铺的杂陈交错,写到小饭店,也是主要写如何以卖盒饭支撑生意,以及老板的来由,顾客的来源。但这种由远及近的导游式叙述,却讲出了一个里弄的生活流动和民俗风情,那种各有其道又相安无事的谋生方式,那种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社会结构,以及不同店铺人们的装扮和神情,把当下社会市井平民的自在又有序的生活情态,描绘得真切、生动又具象,让你像身历其境一般感到亲切与温馨。不写事而写了世象,不写人而写了群像,这种独辟蹊径的写法,又让人对王安忆多了几分猜不透。真的,如同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小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一样,王安忆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我向来认为,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与其说是编织故事的技巧,不如说是发现生活的艺术。读了1999年的部分短篇小说,我的这一看法更加坚定了。生活是森罗万象而又变动不尽的,其可能性大概不会小于人们的想象力,问题是我们受制于某些框框与限制,常常影响了自己的发现力,或把多色又多变的生活作了程式化和单色化的处理。所以,回到生活并研读生活,对于小说艺术和小说作者来说,当不嫌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