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艳林[1]2001年在《网络文学的怪诞特征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意在通过对网络文学怪诞特征的研究，找出其在文学史上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根源和思想基础，从而说明其在文学和文化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发掘它在思想内涵、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独特价值和地位，为人们看待网络社会、研究网络文学提供一种新视野和新方法。 本文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提出问题：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提出网络文学怪诞特征的问题以及对这一特征研究不够的问题。 第二部分探讨问题的成因：人们对网络文学的怪涎特征缺乏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怪诞、对网络传媒文化及其对人类文化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充分以及网络文学的复杂现状这叁个原因所造成的。所以我们主要从历史与理论：民间诙谐文化与巴赫金的怪涎理论；现实与实践：网络传媒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两个方面探讨其形成的历史根源、现实基础和审美特征。 第叁部分论述网络文学怪诞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根源和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的怪诞风格在网络文学作品中通过一系列独特的艺术形式鲜明的表现了出来。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是比较丰富和独特的。我们主要介绍了它的物质肉体性、降格、戏仿和语言怪诞等重要特点。 第四部分阐释网络文学怪诞特征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具有世界观性、自由平等性和后现代性叁个方面。因为它既蕴涵又表现了一种以自由平等精神为核心的非主流的、非正统的看待世界的观点和处理各种关系的方法，打下了深深的后现代主义的烙印。 第五部分从网络文学怪诞特征的非正统文化性、合法性和乌托邦性叁个方面论证研究网络文学怪诞特征的意义。
李圣[2]2017年在《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文中指出前苏联文论家巴赫金的批评话语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立足于文本,成为批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成功范例。中国的批评者运用巴赫金批评概念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和文学观念,对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狂欢批评和对话批评在90年代后中国文学观念和批评话语转型的语境下,如何革新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为中国文论的重新整合提供了新的思路。论文的绪论首先对巴赫金的学术历程进行简要的回顾,介绍了巴赫金重要的批评理论和概念。接下来,研究了巴赫金文学理论与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建构间的关系,指出巴赫金的批评理论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面貌,为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论间对话提供了基础。此外,还对本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梳理和阐释。第一章,巴赫金的复调批评。巴赫金复调理论最先引入中国,引发了作者问题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巴赫金重视批评者的“主体性”,强调主人公与作者间的平等对话的地位。90年代后,先锋小说革新了叙事的观念,以复调的叙事来实现文学观念的多元。巴赫金的复调批评立足于文本,可以有效地解读先锋小说的“主人公”问题和叙事方式的转变。第二章,民间批评话语。90年代后,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出现,启蒙主体面临着解构的命运。陈思和以民间文学的理想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审美空间,巴赫金民间理论中包含着的人文精神,为中国民间批评话语和小说诗性体裁的建构提供了基础。第叁章,后现代批评话语。巴赫金批评话语以边缘的视角和多元化立场形成了解构性质的批评话语,符合90年代后中国文学反规训的文学创作潮流。巴赫金对官方权威的戏谑化修辞,被中国批评者广泛运用于对先锋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的解读过程中。第四章,大众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进入到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时代,巴赫金的狂欢批评话语被泛化地运用于解读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现象当中,被误读成为大众休闲文化的注脚。在消费社会,身体话语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淡化,被个人化及欲望化替代。巴赫金的怪诞身体话语超越了个体化的视角,使中国的身体批评重返对生命感性的关注。第五章,媒体批评。传媒时代的技术革新,打开了封闭的文本,巴赫金文本理论中的文本间性思想,使媒体文本既具有间性特征又不丧失其“主体性”。巴赫金文本理论中体现的“互文性”和广场话语中的多元性成为媒介时代网络批评的关键词。媒体技术使网络批评成为了草根话语的自由言说的广场,其中的颠覆性与反抗性正契合了巴赫金广场话语对正统权威的消解。第六章,文化批评。90年代后,中国文学批评“向外转”,走向了文化批评。在中国的文化批评谱系中,出现了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这两个重要的流脉。巴赫金的文化批评,强调文本艺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结合,以“主体性”和“文学性”为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吴洋洋[3]2017年在《巴赫金狂欢化诗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概述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在中国的接受历程,这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期的潜在性接受,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对巴赫金的诗学接受,第叁阶段是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巴赫金热”,第四个阶段便是在新世纪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在谬论和神话的质疑声中越走越远。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比如对话体新批评模式的初步探索,以鲁迅研究和女性文学研究为个案的“诗学借鉴”的批评模式,以王小波、余华、莫言的文学作品研究为个案的“诗学借鉴”的批评形式,以戏剧研究为个案的“笑谑”的批评方法,来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界是如何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来对现当代文学做出新解读。第叁部分讲述了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对新媒体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之迅速与受欢迎,离不开带有符合大众趣味的狂欢因素,本文选举了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工具和新媒体运营人网络红人为对象的研究,人民在对待这一新兴文化时也看到了其中的狂欢因素,这与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正好贴合。第四部分是总结论述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具有哪些启示,一方面是巴赫金的理论缘何在中国热度不减,主要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话语构建与文化需求下的话语解困;另一方面是它对中国文学理论有两点突出影响,分别是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批评转型与研究视角和话语上超越传统文学批评。第五部分论述了巴赫金狂欢化诗学对中国文学批评影响的反思,这里包括了对过去错误的反省和未来发展的期望。一方面是当前狂欢化诗学应用上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比如说研究话语的误解误读、研究方法的盲目套用;另一方面是狂欢化诗学的影响下未来的文学批评发展方向,它应朝着理论上的主体性和态度上的严谨性来发展。
董国俊[4]2014年在《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文中研究说明从中国先锋作家中脱颖而出的莫言,经过叁十余年对“乡土中国”的创造性写作,已经形成自己的“虚幻现实主义”小说风格。创作方法对梦境、幻觉、无意识、自由联想等“心理现实”的描写,美学范式对美与丑的并置以及哲学话语对辩证发和诡辩论的挪用,构成了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生成内因是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语境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力反动,而生成外因是新感觉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艺术流派对莫言的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莫言小说在叙述内容、叙述话语、叙述动作以及语言和文体上,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大胆实验。特别在叙述视角上的变换,赋予小说叙事极大的自由,也增加了叙述对象的虚幻性,这为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风格奠定了“叙事”基础。莫言小说在形式上从未失去先锋性,而莫言的小说形式包含着对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多层面、多角度的审视。莫言小说的人物谱系主要包括少年形象、“父性”形象、“母性”形象和知识分子形象。“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是莫言小说的人物塑造方法,这改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惯常描写模式。莫言小说常把人物放置在驳杂的社会语境中展开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悖论性的人物形象是虚幻现实主义的显着特征。莫言小说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在历史书写中,莫言小说尽可能多地“还原”历史的各种建构性力量；其中,“外国人”形象的引入,成为透视中国历史的一个独特侧面。在现实描绘中,莫言小说通过讲述动物故事、鬼怪故事而生发的一系列怪诞事件,成为批判当下现实的一种特殊维度。乡土文化在中国文化结构中日渐式微,包括莫言在内的部分中国作家开启了一种“新乡土文学”写作。莫言的虚幻现实主义融合西方现代小说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资源,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一片广阔的生发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莫言小说的虚幻现实主义风格具有“世界文学”的品质。
张素玫[5]2006年在《与巴赫金对话》文中研究表明巴赫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后，就在学界形成研究和运用的热潮。复调小说理论首先成为研究的重点，并很快被中国批评界接受，成为中国批评界的理论武器。 90年代，国内的巴赫金研究全面展开，其重要学术思想都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对话、狂欢化、超语言学思想和话语理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范畴都开始被探讨，形成研究热点。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进展。巴赫金的研究者不光是文学研究者，语言学研究者也参与进来，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随着整体研究的推进，巴赫金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也开始被探讨。 新世纪以来，巴赫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对话理论的深层命题，如微型对话、潜对话等被着重分析探讨。狂欢化理论研究仍然是热点，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狂欢化中蕴含的审美性质和多层面内涵被挖掘出来，加深了人们对狂欢化理论的理解。巴赫金理论中的“外位性”思想、“他人”概念、小说体裁理论等也都受到关注和研究。 巴赫金理论的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话、复调、狂欢等巴赫金术语已广泛渗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话语中，潜在地影响中国学者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钱中文抽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精神内核，展开了他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思考，倡导新型的“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这种运用本身也体现了中国研究者对待外来理论资源的“对话”态度。 巴赫金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新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展了批评空间，也获取了一些新研究成果。这些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理论术语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获得了生命力。严家炎、郑家建、王德威对巴赫金理论的运用各具特色，值得我们仔细地考量。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对巴赫金理论的借用也十分广泛。巴赫金理论运用的领域主要有：大众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转型期现象分析。在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中，狂欢化理论尤其受到偏爱，被通过不同方式应用到具体文化现象的批评中。刘康是运用巴赫金理论分析中国转型期文化现象的典范，他把巴赫金理论定位成一种文化转型理论，颇具启发性。 反思中国的巴赫金热，原因有二：一是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这使得巴赫金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具有了一种解释上的适洽性；二是巴赫金理论适应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当下的需要。巴赫金理论在解决诸如反拨一元话语、应对文化转型、解困批评话语这些中国问题方面有它实际的便利。 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的借用为阐发研究提供了具体案例。通过对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应用状况的考察，我们认为，要达到阐发研究的有效性，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对对象作出有效合理的阐释是阐发研究的首要目标；二是对西方理论资源要有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解，根据理解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最后还要权衡阐发对象和借用的西方理论之间是否有内在沟通的适洽性。
凯丽比努尔·色提尼亚孜[6]2018年在《天山明珠：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综论》文中提出买买提明·吾守尔(mamtimin · huxur 1944-)是维吾尔当代文学中独具一格的着名作家,作为新疆作家协会前主席,具有很强的创作实力。他涉猎诗歌、小说、文学翻译等多个领域,并且其作品大都为精心之作,个性色彩鲜明,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可读性与民族性。买买提明·吾守尔创作的作品题材众多,风格多变,传播广泛。他的大部分作品已经被翻译成汉文、柯尔克孜文和哈萨克文等多种语言。可以说,他的创作在推动维吾尔当代文学发展的同时,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就目前来看,维吾尔文学界及少数民族文学界对买买提明·吾守尔及其作品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的论述多为笼统的印象式批评。因此,我们还需要对买买提明·吾守尔的创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本文旨在从买买提明·吾守尔所接受的创作资源、所表现的小说主题、所使用的叙事策略、所形成的语言艺术和审美特征以及所进行的传播与接受等方面出发,以及结合思想史、心理学、比较研究、叙事学、传播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对买买提明·吾守尔的创作进行整体性的梳理和总结。本文为了论述的需要,共分为五章,如下:第一章论述了买买提明·吾守尔所接受的丰富多元的精神文化资源。寂寞而孤独的童年使买买提明·吾守尔形成敏感性格的同时,也触动了他的文学神经,并且,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对于“童年”所挥之不去的情结;而青年时期曲折而坎坷的经历又给他提供了解老百姓生活以及日常民俗的机会,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大量地阅读中外经典着作,尤其是鲁迅讽刺艺术对他的影响较大,这都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来说,他将维吾尔民间故事的叙述与现代主义叙事手法融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而这种艺术风格则深得“鲁迅”的真传,具有幽默而又讽刺的特征。第二章中重点讨论了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将1965年至1988年看作是他创作的“模拟期”,亦即“传统小说期”。他在这个时期所从事的文本创作相对比较单薄,并且多使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及叙述模式。从1988年至1995年则是他文本创作的成熟期,或者叫“荒诞小说”期,顾名思义,他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尝试将先锋主义的叙事手法融入到创作当中。而从1995年至现在是作家创作的拓展期,也就是“魔幻小说”期,买买提明·吾守尔在这个时期的创作已经摆脱了前人的羁绊,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第叁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所呈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买买提明·吾守尔善于运用“梦幻叙事”“荒诞叙事”“魔幻叙事”等叙事手法,并懂得掌握小说的叙事的节奏,对小说的叙述视角进行别出心裁的创新,第一和第叁人称叙事视角的交互使用便是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另外,对于故事细节的精细描摹以及对于民间风俗的展现也是买买提明·吾守尔突出的叙事特征之一。第四章着重从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审美特征入手,对其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首先,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语言风格多变,他绝不将自己固化在一种模式当中;其次,他善于将各种修辞运用于文本创作当中,这就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了极强的艺术性;再次,表现日常生活的悲喜剧特征也是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第五章主要以传播的基本构成要素——出版印刷、受众等为分析的支点,探讨了传统和现代媒介对于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的传播、接受等方面所发生的影响、作用及效应,力求凸显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与出版社、期刊、网络等传播媒介之间复杂的关系。总之,买买提明·吾守尔是天山明珠一样的作家,在当代新疆文学、维吾尔文学中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他在吸取中外文学营养的基础上,用丰富的文学实践对维吾尔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表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百态人生,为文学“百花园”培育出了一株株美丽的花朵。
李伟[7]2015年在《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文中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从事乡土小说创作,他们对社会发展变迁中农民生存状况和西部文化有着深层的思考,取得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乡土小说已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与西部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民俗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自然景观的融入,多元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浓厚的宗教背景依托,呈现出与东部作家创作不同的文学形态。尽管乡土小说的研究已经成学界争议和讨论的热点,但是关于西部乡土小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整体研究,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形态与变化,一些西部乡土作家的创作长期处于被遮蔽与边缘化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研究。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主要集中于家庭伦理、情爱伦理、正义伦理叁个方面。家庭伦理书写涵盖乡村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邻里关系等,展现出社会经济变革时期中人际关系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复杂变化。西部作家立足乡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生存的变化,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比中,弘扬乡村社会现代伦理的积极因素,家庭人际关系的新气象与乡村朴实、善良的民风人情。与此同时,西部作家揭露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批判传统血亲伦理的滞后性,乡村宗族伦理的劣根性,以及现代年轻一代颠覆传统长幼秩序的过激行为。西部作家表达出对现代新型伦理观的向往,但不排除对传统美德的回望,通过人物行为的复杂内涵和情感态度,表现出现代人因生存困境、经济利益等因素促使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西部作家深切地关注乡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又饱含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人道主义关怀。西部作家分别从情欲与伦理、生存与情爱、乱性与乱伦、爱情的理想与现实等关系的书写来展现农民选择爱情方式与爱情类型由保守压抑向开放多元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寻求情爱中面临着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观念冲突的两难困境：一是保全道德压抑情欲,另一是违背伦理追求爱情。针对生命与爱情的伦理问题,现代农民追求爱情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但不免出现以舍弃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爱情的悲剧。当前农民面临着维持生存与违背伦理的道德困境,尤其以乡村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为维持生存而自觉地走向道德异化。人们寻求情爱的错位现象——乱性与乱伦,乱性行为的无知与乱伦行为的恶劣引发西部作家对人性悲剧与宿命的深刻剖析,背弃道德必然受到惩罚,作家以此呼吁人们应遵循乱伦禁忌的道德文明原则。现代伦理视野下呈现出相异的爱情选择观,理想化爱情的唯美与道德和谐,现实性爱情的功利与物化。在过度追逐效率与利益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评判爱情价值的标准与选择爱情的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化倾向。因此,如何权衡外在物质因素与内在道德精神两者间的平衡成为现代人面临的道德难题。西部乡土小说中的正义伦理书写表现为人的正义、自然正义以及人的存在与异化等伦理问题。西部农民的正义观念呈现不同的变化,传统农民更为注重中国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现代农民身受现代文明观念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传统正义行为,而追求精神层面的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等现代伦理意识。西部作家特别地书写人们坚守正义原则,结局却受到谴责和攻击的道德悖论现象。针对官的正义与功利问题,西部作家以乡村干部叁种形象类型书写来表现不同的道德体系,公正廉洁的清官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正义；以权欺民谋私,损害农民利益的庸官,呈现为受功利因素诱导下官的道德失范；受到民众认可却违背行政规范的乡村官员,暗含着官场体制与自我道德选择的两难困境。西部作家对自然正义的关注,更多源于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与对本土生态伦理观的继承,通过对人保护与损害自然不同形态的书写,传达人类敬畏自然和善待生命的正义精神,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针对现代人的生存审美形态与人的异化现象,西部作家对前者持颂扬与肯定,而对后者持质疑与批判的伦理姿态。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和创作立场,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民族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西部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大致呈现为以下几种形态：一是作家持苦难情怀进行伦理书写。鬼子以平民立场书写底层小人物的“阳光苦难”,敢于直视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卑微；冯积岐从乡村权力视角书写农民遭受权势压抑的苦难状态,由权力欲望引发乡村人性的复杂；罗伟章以底层伦理立场书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面临着双重的病态苦难,进城与回乡都无法逃离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荒芜；冉正万和王华则从乡村留守者与边缘者的立场出发,书写工业化入驻乡村致使农民痛失乡村家园的苦难窘态,两位作家创作中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二是作家创作中以乡村浪漫情怀进行伦理书写。因西部地域生存背景的相似,雪漠、郭雪波、漠月、郭文斌四位作家以各自的文学视点支起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浪漫情调。雪漠、郭雪波、漠月对各自的生存之地大漠、戈壁、梁滩充满着敬仰之情,小说创作中融入西部地区特有的自然审美、宗教情感和民族情怀,表达出各自不视野中体悟的文学观与地域人伦品格。郭文斌则从关注乡村现实走向民间传统文化的写作立场,寻找乡村世界的温暖与诗意,建构一种诗性化的乡土伦理。叁是作家以农家感恩的姿态进行乡土伦理书写。宁夏西海固作家群中的石舒清和马金莲对故土农家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创作中自觉地以感恩的伦理姿态进行乡土叙事,了一容和李进祥创作中坚守为底层农家而写作,四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自身的民族信仰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充满着崇高的宗教伦理情怀与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四是贾平凹近年来乡土小说创作中仍然坚守平民立场写作,又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审视与批判着受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乡村,由早期小说中对现代伦理充满期待转为当前的批判,因自身伦理思考的困惑促使伦理观念表达的含混。总体来说,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具有现实性,作家的社会责任明确,敏锐地洞察社会现实问题,又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深刻地揭示伦理问题的严重性,引导社会与人们对于农村、农民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深思。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艺术表现,既有意向主流文学靠拢,又保有着它本有的地域文学风格。首先,创作手法上表现为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重艺术借鉴。大部分西部乡土作家创作中坚守纯正的写实风格,作品充满强烈的社会现实感、现实批判精神和以时间叙事为主的写实手法。其中以红柯、东西、鬼子等为代表的西部个别作家深受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采取“元小说”叙述手法来消解传统小说的写作,热衷于时空跳跃和重复叙述的先锋叙事技巧。贾平凹和冯积岐在保留写实的基础上借用现代派手法,形成现实与现代手法融合并用的特征。少数民族作家阿来、郭雪波、石舒清因自身民族宗教背景的影响,小说创作中融入了民族的宗教仪式、神话和传说,营造出文本叙事的魔幻与超现实色彩。其次,在文体特征上,西部作家把诗歌艺术中的意境、意象、抒情等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形成小说的诗性意境与情境审美。西部乡土小说主题叙事的日常琐碎化与自传性色彩,语言表达的细腻和情感化,文体篇幅相对短小,而呈现出散文化的文体特征。再次,一些西部作家把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民歌与方言融入于小说创作,丰富了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审美特质,也使作家能够更好地阐释西部地域化伦理书写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学审美批评、伦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相关理论,在对西部主要文学期刊进行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和挖掘有关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原始资料,西部中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注重文本细读、感悟与伦理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把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解读放入西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与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整体形态中进行考量,阐释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多元内涵和发展趋向。选取伦理视角来研究西部乡土小说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延伸了文学的道德启蒙意识和社会现实价值。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研究西部乡土小说中呈现的伦理问题,有助于认识当前农村伦理的发展现状。西部乡土小说创作呈现日益繁荣,它已构成当前乡土文学发展中一种重要的文学形态,因此,试图在研究范围上拓宽了以往研究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文学创作,把西南地区的乡土作家创作也融入其中,对西部十二省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研究。以伦理视角为切入口,结合社会转型背景、地域文化和人伦风俗等因素,考察和发现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在视野上由人伦扩展为自然万物,作家姿态从批判传统到质疑现代,伦理评判标准趋向多元和开放的变化。
王静斯[8]2015年在《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采取史论结合,以史带论的方式,以80年代的主流期刊与杂志,诸如《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动态》、《文艺报》、《外国文学》等杂志中发表的关于现代派论争的文章为依托,通过生存哲学、美学追求、阶级意识、创作原则、形式探索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对80年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与博弈进行全面分析与阐释。一般来说,20世纪80年代,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除旧布新的年代到处充满着论争,包括人道主义论争、文学主体性论争在内的诸多论争,为不同文学观念的对峙与碰撞提供了宽广的平台,无疑论争也成为了研究文学观念变革的绝佳切入口。通常而言,一种文学经由80年代的“祛政治化”的挣扎进入90年代的“消费文学”时代等常识性的认识为学界所普遍认同,同时对大多论争的理解也基本停留于变革与守成、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之间。然而这种“祛政治化”的艰难以及在二元对立之外的更多的可能性是论文关注的重点。论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主要阐述该选题的缘起、围绕1980年现代派论争所展开的研究综述,本文将研究成果主要划分为叁类进行总结论述,指出了现代派论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第二章,重点围绕概念的重新梳理与历史描述展开。该章将对与论文相关的概念进一步梳理,其中包括西方现代派、现代主义等基本概念的梳理,现代主义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沿革以及80年代现代派论争发生之前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派的论争阶段。第叁章,围绕80年代现代派论争过程展开。本文将论争过程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1979—1982年的论争、1982—1985年的论争以及1988年之后的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论争。正是论争的持续深入推动了1985年文学创作领域的变革,大量的具有现代派性质的作品得以发表并进入主流文学界。而1988“伪现代派”论争的出现则标志着论争开始进入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内部,由原来的文学摆脱政治的强制性进入到文学本体问题的探讨。第四章,主要阐释现代派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思想语境、文学语境。同时,将80年代特有的时代背景、思想语境与文学论争相联系,将历史与理论相结合,力图回到“历史现场”,为更详细的展开具体理论问题的论争做好铺垫是本章的主要目的。第五章,从具体的理论问题展开论争的研究。该章围绕生存哲学这一理论问题,从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之间的对峙入手进行现代派论争的内部研究。首先,该章梳理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现代派文学之间的联系,非理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过程等,以此作为研究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理性主义对峙与纠葛的历史语境与理论基础。其次,该章探讨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峙,探究不同立场的学者在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变革之间的犹豫与徘徊。第六章,从美学原则这一具体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分别围绕历史上关于美学论争的重要问题、1980现代派论争中的美学原则的对峙以及美学原则经由现代派论争之后的多元并存的发展趋势论述。第七章,主要围绕阶级意识这一理论问题深入探讨。该章包括叁个方面,首先,梳理20世纪阶级论压制人性论的重要问题,试图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式为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峙研究打下基础。其次,围绕论争过程,通过大量的论争观点的分析从阶级性这一角度深入展开关于传统与现代、变革与守成的交锋与对峙。第八章,由创作原则角度切入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原则的对峙,主要从“真实观”问题以及现实主义“过时论”等论争焦点展开论述,探究论争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关系。第九章,围绕文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情况概述、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形式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峙以及形式主义的“终结”等叁个章节展开。总的来说,通过整理大量的现代派论争资料,一些潜隐于二元对立背后的因素开始浮出水面。也就是说,在论争中,无论是支持现代派一方还是反对一方,其言语中都蕴含了诸多的深意与内涵。诸如支持者并非旗帜鲜明的支持,其中蕴含着或前进或后退的犹疑与徘徊,而反对者也在是否承担“落后者”的指责中小心的选择表达立场的方式。总之,在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场域中,在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变革之间演绎着一场不动声色却针锋相对的争斗。与一些“重返80年代”的研究者试图将80年代文学场域中文学与政治的对峙简单化、平面化不同,本文通过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审美与审丑等基本问题的对峙,试图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的方式,论述对峙背后的复杂纠葛以及对峙双方趋于合流的原因与意义。而此时无论是非理性主义、审丑主义,抑或是现代主义与资产阶级,它们为主流所接受的过程,或者叫做“突围”的过程都异常艰难,呈现出与8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完成不同的图景。另外,经由论争之后,一些指向现代与后现代的因素也逐渐融入主流文学界并对文学界影响深远。同时论争对于打破现实主义僵化格局以及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创作意义极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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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巴赫金对话[D]. 张素玫.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6]. 天山明珠：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综论[D]. 凯丽比努尔·色提尼亚孜.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7]. 论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D]. 李伟. 山东大学. 2015
[8]. 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D]. 王静斯. 辽宁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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