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侗传统伦理文化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开展汉族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无论是对于深化伦理学科的研究，还是丰富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开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祖国优秀道德传统，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儒侗传统伦理文化的共性
无伦儒学或是侗学，研究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思想，因而有诸多的共同性，主要表现为：
（一）两者都崇尚伦理：以德为本体，有最高的价值地位。
我国极为重视主体的伦理道德，把社会、国家、家庭、个人的生活行为等一切方面道德化、伦理化。长期以来，中国人把以德为本，以德为善，以德为真，以德为美，作为最高的价值地位，以道德调节社会的各种矛盾。儒学创始人把道德价值和地位，看作是最高的“天命”。孔子的“与命与仁”、“天下为仁，民兴于仁，天下归仁”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价值准则。至西汉发展到以德代法，以德代刑，以至于国家政治伦理化，社会的一切必遵循伦理规范，无论是国家、社会、家庭人际关系一切领域都笼罩在浓厚的伦理观之中。
侗族社会的伦理道德与儒学相比，没有一系列概念范畴，却有着丰富的实践。在侗族社会中，从幼童起就在鼓楼中接受着道德教育，忠孝、行善、正义、勇敢、勤劳、助人为乐等都是贯穿于青少年教育的始终，并已成为传统沉淀于侗族心理意识之中，成为浓厚的家风、寨风和社会风气。在侗族社会的习惯法及各种民间文学故事中，充满着对行善、正义、勤劳、勇敢的追求与歌颂。
这种以德治天下，以道德为最高价值标准的选择，是特殊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儒侗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始终维系着浓厚的宗法血缘关系，必然也需要崇尚人伦关系，把道德、价值观作为最高标准的自我选择。
（二）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
历史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它所面临的那个时代需要解决的特殊课题。儒学就是面临着“礼乐崩溃”，“战祸不已”的奴隶社会崩溃没落的时代，为适应封建政治需要，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产生的儒学，需要“爱人”，讲究“忠恕之道”，并把个人、家族伦理，进而推至对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道德文化。这也就是世人所称的“东方伦理型文化”，以人际间、家庭、国家间“和谐”为最高价值标准的文化。儒学的人伦道德观，政治伦理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对中国人的心理素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历代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层出不迭。
侗族传统伦理文化的核心，也是浓厚朴素的集体主义观念。这体现在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地打击入侵者，团结互助的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济贫扶弱的道德选择。民族、村寨等集体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的道德风尚。如侗寨的鼓楼、风雨桥、道路、修水渠等，都是聚集群众的力量，而且每家每户都是倾其所为，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就群体观念来看侗家比儒学更加突出。侗族之所以如此：
其一，是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需要是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传统伦理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以家族房族为依托，以集体活动为核心，是侗族社会自古以来的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侗族先民生活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崇山峻岭中，生产工具简陋，生产力极其低下，个人力量愈显渺小，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才能战胜天灾，加之经常遭受兵痞、土匪的侵袭与掠夺。由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视群体利益高于一切，成为人人虔诚的信念。为了一致对外，更需万众一心。在内部则追求人际间团结一致，互助友爱的和谐。强烈的群体意识、集体主义价值观，构成侗族传统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二，浓厚的原始公有制遗存的必然产物。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原始社会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则，直至解放前，在侗语区还大量的保留着。侗族山寨都长期保留着公田、公地、公房，大片的山林、渔塘、牧场、鼓楼、风雨桥等均属公有，耕种季节，大家共同耕耘，收获季节平均分配。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更不会遗弃，不准流落他乡，而是由家族或村寨供养。这些崇尚集体，热爱公益事业，追求和谐的道德价值观，显然是浓厚的原始公有制经济遗存的反映，是该民族集体主义道德思想的渊源。
其三，儒侗皆重视道德的礼乐教化。我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美誉，伦理道德追求的是善和美。儒学的始祖孔子更是钟情于礼乐，并且把他的礼与乐，德与乐，仁与乐融为一体，认为这样道德才能至淳化，认为通过音乐教化才使仁、德融于情感和心灵。儒学的礼乐教化的道德观，不仅使我国传统伦理观艺术化、歌舞化，使之更鲜明生动，容易被人接受，因而也促进了歌舞艺术的发展。先秦儒家以仁义道德为礼乐教化的思想内容，至秦汉不仅继承了先秦的礼乐教化思想，而大加发扬，西汉实行“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的政治，统治阶级利用礼乐教化，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
侗族与儒家一样重视伦理道德的礼乐教化，这个共性非常鲜明，侗家人视歌舞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方面，侗族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思想，都记录在流传的儿歌、礼俗歌、父母歌、苦情歌、恋歌、劳动歌、琵琶歌、木叶歌等之中。村寨都有歌师，对歌师十分尊敬，把他们看作是美的化身，青年人中能歌者也倍受尊敬。儿童从小聚在鼓楼学歌、唱歌，在歌的熏陶中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侗族人民善歌、爱歌，在歌声中净化心灵，在歌声中表达自己爱憎与追求善良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二、儒侗传统伦理文化的差异性
由于儒侗伦理文化处于不同的生态环境之中，其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道德观分属不同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直接决定其道德思想体系的性质。儒学产生于奴隶社会崩溃、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确立时期，并逐步完善，成为封建社会官方的统治思想，是与封建地主所有制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
侗族社会，经历了漫长原始社会，跨越奴隶社会，因而直至元明，有的地方明清之际才进入封建社会，但绝大部分地方两极分化仍不明显。封建王朝统治仅在汉侗杂居交通便利的地方。浓厚的原始公有制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与此相适应的是具有原始、古朴伦理道德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原始文明。由于儒侗分属不同道德思想体系，因而具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和标准，不同的道德心理及价值观。
（二）不同的道德规范和标准。
侗族社会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缓慢，因而长期保留着原始公有制经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自成一体的、带有浓厚原始古朴性质的伦理文化，这些原始古朴性质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既是侗学伦理文化的民族性，又构成与儒文化迥然不同的品格。主要表现为：
1.森严的等级制与普遍的民主制的鲜明对比。
儒学伦理是以维护封建等级制为本的，因而有一整套森严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儒学的“君王至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到“三纲五常”之道，以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规。封建统治者及各诸侯之间无论吃穿住行皆分不同等级和秩序。贯穿儒学精神的《唐律》中按照富贵贫贱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每个等级各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任何人不得逾越，稍有不循者，轻者罚罪，重则诛连九族。其目的为了维护与强化封建统治。
与上述社会现象相反，侗民族始终保持着原始古朴的道德传统。
（1）政治上的人人平等。侗族有一整套习惯法和道德规范。这些法律和规范要求全体成员一律遵循。对于习惯法和道德规范的制订、执行等，都是全体村民的大事，人人都参与制订，参与执法，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其习惯法中有这样的款词“山有山规，寨有寨约，不论谁人违返规约，大家户让他产光，小家户让他产落”。这说明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款首还是款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特权等级观念。
（2）严格的民主议事与执法制度。侗族村寨都建有公众议事场所——鼓楼，始终保留着民主议事制度。这是侗族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民主议事的长老，是全体村民民主推选出来的，平日参加生产，有事召集众人，民主协商解决，也无任何报酬。一旦不能秉公办事，随时可被村民撤换。村寨中凡有违反款约的，发生矛盾的，由长老召集众人通过民主协商对照款约进行制裁。
（3）朴素的各民族平等观念。在侗族的各种款词与民歌中，充满了各民族团结和睦，平等相处的道德观。如琵琶歌中有“侗汉苗瑶本是同源共根长，好比秧苗共田分几行，侗汉苗瑶一家亲，共个苍天星星亮。”在《款词·金银款》中有这样的款词：“侗汉苗壮瑶五族连天地，世代共存亡。”从中可见其充满了民族友爱、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平等的道德价值观。
2.儒学的封建婚姻与侗学自由婚恋观之别。
儒学的封建婚姻道德观，是忠君孝亲，男尊女卑的道德标准。在“男女授受不亲”价值观中，婚姻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天经地义的，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妇女必须“从一而终”，丈夫可以“休妻”，却不准妻子离婚、再嫁、妇女终生戴着“贞节观”的枷锁，这正是封建等级观、男尊女卑道德观中的体现。
侗族婚姻道德观，受封建道德观的影响较少，在侗族聚居的广大地区，青年男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且还带有一定的群婚制的遗存。
（1）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以勤劳勇敢为择偶标准。侗族青年男女恋爱、结婚，都尊重本人意愿，家庭社会从不干涉。在款词中，有“女子出嫁，结伴山头相许，山中唱歌定情”的规约。在择偶标准上，以是否勤劳勇敢，追求真挚爱情为择偶条件。这是由于生存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必须有勤劳品质，通过共同劳动满足生活需要；为了捍卫民族利益，必须具备不屈不挠与勇敢的性格，才能维护民族利益。在赞男青年歌中有：“你村年青的腊汉（侗语，指未婚小伙子），勤劳又勇敢，今朝作伴只邀你，妹妹心里好喜欢。”在侗族民间文学中，富裕家庭之女，爱上贫穷善良勤劳勇敢之青年的故事、史诗很多，皆为世人所赞美。这与维护儒家传统的门当户对，森严等级婚姻观截然不同。
（2）多采用集体交往的恋爱方式。所谓集体交往恋爱的方式，是指不同村寨的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可参加青年男女之间的一种集体社交活动，经过集体多种形式的交往，才进入成双成对的正式恋爱阶段，直至订终身。这显然是群婚制遗存的一种表现。这种青年男女集体交往活动，不仅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且是侗族社会一贯倡导的行为方式。如青年男女集体作客，即两个邻寨的青年男女聚在一起对歌、演戏、跳舞等活动，以后建立长期联系，村里为他们建了公房，还有公地，供他们共同耕种，共同收获，平均分配，青年男女从共同娱乐、共同劳动中，从相识到逐步熟悉，互相选择，以歌为谋，增进感情后，再征得父母的同意正式结婚。
“坐仓脚”、“行歌坐月”、“种公地”、“玩山”、“踩堂哆耶”等，都是通过各种娱乐活动进行的男女集体交往的恋爱方式。这种独特的恋爱方式，不仅道德是允许的，而且被社会舆论所支持，不会参加集体交往恋爱的青年人，反而被看不起，被认为是无能力、没出息的人。
（3）婚后不落夫家的道德习俗。侗族男女结婚时，夫妻不同房，结婚三天后女方即返回娘家，仍可过姑娘生活（指集体交往），这就是“不落夫家”习俗。只有在逢年过节，或农事大忙季节，夫家才接妻回去同居数天，女方仍回娘家。这样持续的时间短则三年，长则五年直至女方怀孕。男女双方正式办嫁妆、家俱及生活用品，才开始正规的家庭生活，媳妇在婆家才有了正式身份和地位。
所有这种现象存在，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程度不同而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①]
当然，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变迁，以上种种传统习俗，也随之变化。在与汉族杂居的许多地方，早已消失；仅在侗语区，仍保留着这种婚恋传统。
3.崇尚女性的价值观。
儒学传统道德观中，妇女无论在政治、经济、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家从父，婚后从夫，丧夫从子，女子完全成为附属物，没有独立的权利和人格。
在侗族传统文化中，妇女不仅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还处处受尊敬。
（1）崇拜女性祖神。侗族祭奉全民族的保护神“萨”，“萨”的汉语译意是“祖母。”“萨”是对母性高度抽象的概念，是神圣女性的代名词。一切社会活动中都首先要祭萨，祈求“萨”的保护。在侗族崇拜的诸神中，“萨”地位最高，这是由于“萨”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成为民族宗教，切实反映了侗族早期社会形态和对世界的认识，形成了对女神、女性、英雄崇拜为一体的宗教信仰，祭祀“萨”活动中必须由妇女主持。这种现象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恩格斯指出：“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重的地位。”[②]
（2）在侗族聚居区妇女仍有较自由独立的地位。在侗族聚居区没有受到儒学传统文化的影响，妇女没有“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礼教束缚。在侗族社会管理的款组织中，也有妇女领袖参加，在民主议事活动中，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的权力和义务。
正由于妇女有较高社会地位，在款约和传统道德中，“舅权为大”，有“女还舅门的习俗”。这都说明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时代，妇女是大家族的核心，由她的兄弟参加掌管家中事务，抚养子女，因而舅权为最大。
在婚姻关系中，女方的地位往往高于男方，还存在着“休夫”、“从妻居”的习俗，与男方是完全平等的。男、女都有离婚的自主权，离婚的方式也很简便独特，如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只要把系有红绸的芦笙退给丈夫，丈夫就知女方要离他而去，并不阻拦；在湖南通侗族自治县一些地方往往“破竹为凭”，一刀将竹筒劈成两半，两人各持半个竹筒，婚约解除各自回家；还有的“担水休夫”、“担柴休夫”，女方提出离婚就担一担水，或一担柴，放在夫家门口就表示婚约解除。离婚时，双方财产各分一半。按侗族传统习惯，妻离开丈夫比较容易，男方主动提出离异，要困难些，这也说明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当然一般指婚后无子女的，一旦生了子女离婚率是很低的。离婚后的妇女不会受到家庭和社会舆论的谴责，而视为合乎道德的行为。
综上所述，儒侗传统伦理文化，都属于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诸多共同性的一面。由于种种原因又有其相异的一面。这也正体现着伦理道德的民族性、特殊性，无论儒学还是传统伦理文化中，都有许多精华，如都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传统对我们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应作为一种优良传统把它放在重要位置上，加以继承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也必须立足于弘扬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更好地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4页。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