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中国必须关注的三大人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中国论文,二五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1-0008-08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这预示着中国作为政府主导发展的国家，必须在近期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新的形势，找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制定好“十二五”规划，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那么，时至2009年，中国人口出现了哪些新问题，需要在未来的五年规划中重点关注呢？
一、中国人口收缩且增速放缓
（一）中国人口金字塔的收缩
人口收缩主要是指人口金字塔底部的缩小，即在计划生育政策或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约束之下，由于出生率的降低而导致的少儿人口年出生率和新生人口数量的逐步稳定下降态势。可以说，自1970年代将计划生育纳入“五年计划”以来，中国的出生率就开始逐步下降。首先是非农产籍人口在“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约束下的下降，然后是农业户籍人口出生率自1980年代开始的下降——到200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12.14‰，死亡率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逐渐上升到7.06‰，自增率开始下降到5.08‰——事实上，自2003年开始，中国人口的自增率就低于死亡率。虽然某些人口学家预测在2005年左右中国会显现出“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或“人口出生小高峰”，但截至2009年底，这个被预测的“人口出生高峰”尚未明确显现。
中国人口金字塔底部的收缩态势，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在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时，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图是名副其实的“金字塔”图状。但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则出现收缩之态势——少儿人口——尤其是10岁以下少儿人口开始缩减。但在1980年代“生育高峰”影响下，0-4岁人口出现了扩展，导致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的金字塔底部有所扩延。但在1990年代人口政策趋于稳定之后，金字塔底部又开始收缩——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少儿人口出现了持续性收缩的态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态势也极其明显，2002年全国出生人口1647万，2005年为1617万，2008年为1608万人。2008年死亡人口为935万人，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后净增人口仅673万人，中国人口的增速进一步放缓了。如果2009年净增人口也在700万之内，到2010年底，中国总人口也会被控制在13.5亿左右——比全国“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所定目标的13.6亿要低。
虽然中国人口在人口惯性下仍趋增长，但从表1可以看出，新生人口数却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在人口金字塔底郡，年龄段越小，人口占比越低。可以说，中国人口不仅在收缩，而且处于快速收缩中。
正因为这样，我们已经很难将中国人口分年龄、分性别的图定义为“人口金字塔”。事实上，这是一个由下面呈不规则倒梯形而上面是金字塔组合而成的“不规则图”。
（二）中国人口金字塔收缩引发的问题
1.人口老化速度在加快，且各地分布极不平衡
中国人口金字塔底部的收缩，一方面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少儿人口抚养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但由于人口收缩快，老龄化也在加速，故“人口红利”期会很快结束——大约在2020年之后，中国会步入老龄型社会，养老压力大增，“人口负债”现象也随之会逐渐显现。
中国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与计划生育政策直接相关。我们不能在论述“人口红利”时说计划生育创造了“红利”，而在说明人口老龄化时，却“强调”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无关。事实上，正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中，中国才在2000年左右步入了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接近7%，在2001年之后超过了7%——在2008年年底达到了8.3%。
还应该说明的是，由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主要实施在城市，故城市人口出生率自1970年代就急剧下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也就是说，虽然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很多人结婚多年却没有生育——有一小部分人甚至终身都不生育孩子，这种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现象，导致了上海等城市户籍人口的负增长。现在，尽管城市人口中户籍人口有机械增长的影响，但老龄水平却越来越高。比如，上海市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21%，
虽然某些人口学家说，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农村高于城市。但需要明确的是，在具体的养老事件中——尤其是在家庭养老仍为主要养老方式的中国社会，户籍人口的老龄化水平直接影响了城市户籍人口的养老安排。因此，在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城市的家庭养老系统开始变得极其脆弱，一旦独生子女出现伤残，其父母亲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就会断裂。
2.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人口收缩中趋于上升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就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2000年婴儿出生性别比为116。如果以0-4岁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来考察，以下数据则会让我们更加焦虑：1995年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8.38，1996年是119.98，1997年是120.14，2000年是120.17，2003年为12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为122.66。这就是说，中国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不但在继续上升，而且比107最高警戒线高出了许多。
另外，如表1所示，在2008年，0-4岁人口的性别比已经上升到123.26，5-9岁人口性别比已经上升到121.4，10-14岁人口性别比已经上升到115.91，15-19岁人口性别比已经上升到114.1。这里显示的趋势是：年龄越小的出生同期群，性别比失调越严重。这就是说，在人口收缩的影响下，年龄段越小，该年龄段人口的数量越少，该年龄段女性人口较男性人口的短缺越严重。0-19岁之间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意味着这些年龄段人口进入婚配期，会引起男性多女性少的婚姻挤压。而“十二五”时期，则正是15-19岁年龄段人口相继进入婚龄期。
二、中国人口的流动与流动人口的结构转变
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主要由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需求所引发，因为子女教育、养老照料、移民搬迁等引起的流动等开始增加。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与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有所不同，但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既体现着非农化与城市化的“拉力”，又体现着城市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所带来的“吸力”。尤其是乡—城人口流动，与中国人口收缩态势具有极其强烈的相关性——城市的人口规模越大，城市户籍人口的收缩态势越明显，其独生子女率越高，对流动人口的需求也就越旺盛。到2008年，中国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1.5亿。以北京—天津为纽带的“环渤海城市带”、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香港—广州等为纽带的“珠三角”城市群，仍然是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但21世纪中国大陆流动人口的内在结构，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一）流动人口内部结构的新变化
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流动人口增速开始趋缓，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及大学生流动人口的增速趋升。应该说，自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由乡村到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都在急速增长。但自2000年人口普查到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4439亿增长到1.4735亿，五年时间只增长了296万人。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尤其是体力劳动农民工短缺的原因，主要由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所引起。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完善及高中阶段——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招生人数的上升，使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大大上升。2007年总共毕业了2070万初中生，该年只有840万进入普通高中学习，810万进入了中等职业学校学习，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中生只有420万人。2008年总共毕业了1933万初中生，只有837万进入普通高中学习，812万进入了中等职业学校学习，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中生只有284万人。人口金字塔底部的收缩，在使小学毕业生数量下降之后，又使初中毕业生的数量下降。因而导致了各地小学和初中的合并及各地村落的合并。
由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增加——未来每年会在810万以上，也因为大学生毕业人数的连年增加——2008年新毕业了610万以上，流动人口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教育的人数开始迅速上升。虽然某些省份颁布了大学生就业即落实户籍的政策，但因为就业岗位与所学专业普遍不匹配，就业市场的“跳槽率”居高不下。虽然落实了户口，却不得不处于流动状态。未来，伴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的上升与就业岗位竞争形势的趋紧，这部分人口中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流动之列——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流动，近期他们已经被描述为“蚁族”。
2.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的比例将趋于均等，大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将超过男性。在工业化初期，伴随城市房地产、城市交通等的兴建，城市将创造出大量蓝领工作岗位，吸引农村男性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打工。但到工业化中期，伴随城市基建用工数量的收缩，制造业和服务业用工数量的扩张，女性流动人口会迅速增长。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数量已接近或超过男性。在某些中小型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十二五”时期，伴随特大城市或省会等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加强，将会吸引更多的女性进入城市工作。
3.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由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中部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流动人口的流动区域将由单元集中趋于多元集中。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可以说，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向，主要呈现出由乡村到城市、由中西部地区到东部沿海地区的特点。在东部沿海地区，“环渤海经济带”、“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大约有50%～60%的跨省流动人口流入到了这些地区。但在产业转移——尤其是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影响下，2009年的劳动力就业形势，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就业形势大为改观。某些承接了东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大省，农民工的就业出现了就近就地转移的趋势。虽然年初有报道说有将近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但在一季度末，就有报道说回流农民工中的95%以上已“成功”外出。
虽然“环渤海经济带”、“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区域，但中西部地区的吸纳能力却大大增强。在新一轮的“民工荒”中，某些曾经鼓励流动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以发展经济的流出大省，在2009年三季度甚至作出了“首先满足本省需求”的决定，力主流动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以满足当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
另外，“长三角”——尤其是上海市关于建设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国际金融业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中对发展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强调，以及北京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对创新与科技的重视，都强化了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伴随着沿海地区产业升级速度的提升，原来积聚于这些地区的低端产业，将首先向本区域内的欠发达地区、然后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这自然会拉动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向沿海转移，而迫使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力回流中西部。
4.流动人口中3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开始增加。伴随人口收缩程度的加深，也伴随初中文化程度与小学文化程度新增劳动力的下降，城市流动人口——重体力劳动人口的需求开始短缺。在2009年第三季度，建筑行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开始超过制造业行业的工资水平。在某些建筑装修行业从事劳动的流动人口的年龄开始增加。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很多年，35岁或40岁以上年龄段流动人口占比都非常低。应该说，35岁及以上年龄段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新现象。
5.流动人口家庭化候鸟式迁移现象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初期，主要是男性重体力劳动流动人口迁居到城市谋工求职。这些人当中也存在家属关系，但主要表现为父子共同打工，成年已婚女性被留在农村种植农作物。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在城市的就业需求增加，使得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开始表现为夫妻携带子女的迁移。最近几年，伴随着城市公共资源向流动人口的逐渐开放，家庭化候鸟式迁移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从流动人口子女数量的增加上可以明显感知到。
总之，现在不仅是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移民特征，而且城市向城市的移民也增加了比重。新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竞争，还增加了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另外，城市的开放程度与流动人口打工资金的积累，也增加了他们的城市生活能力，其在城市生活的时间逐渐延长。其子女——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失去了回乡的兴趣而认同于城市。
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重将超过男性，这是研究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得到的基本经验。伴随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和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等职业毕业生对初中生的替代，流动人口中经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将大幅度增加，这将更加强化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移民化特性。流动人口携带的家眷，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父母亲上。流动人口将不再表现为短期的迁徙，而会增加市民化与移民化的特征。
（二）新流动趋势带来的问题
1.伴随流动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占比的上升，出现了社会整合与融入问题。在中国，绝大多数工业化初期的流动人口，到城市的目的主要是打工挣钱。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伴随着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上升，以及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延长，他们在城市不仅要打工挣钱，还要找到“生活的意义”，要求有归属感、认同感和被认同感。但流动人口居住的区域相对集中，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仅北京城乡结合部居住1万流动人口以上的城中村就有100多个。一旦发生冲突，其场面就难以控制。
2.伴随女性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问题越来越凸显。流动人口的流动状态，使得生育、性疾病传播等问题难以控制。而在流动人口居住密度较大的城乡结合部，也恰恰是公共卫生资源与服务资源欠缺的地方。这一方面使流动人口的未婚生育、非计划生育及超生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也使流动人口的婚姻与健康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危机。事实上，最近几年流动人口的离婚率也趋于上升，艾滋病的染病率也在增加。
3.流动人口流向由单元向多元转化，给中西部地区增加了管理与服务难度。大城市、“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地的政府部门，积累了较多的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经验，也建构了相关设施。但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由于过去流动人口数量少、居住时间短，尚未建立起必要的管理与服务设施。因此，这些城市回流农民工逐渐增加之后，就出现了公共资源需求缺口加大的问题。
4.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延长——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延长，增加了其市民化特性。农民工对自己的承包地的再度出租，也使他们在短期内难以回归家园，这就需要城市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但现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难以携带转移。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实际是百分之百地向城市“作贡献”。即使年底允许“退保”，也只能退回个人账户的部分。在某些城市，一旦农民市民化，就会匆匆忙忙地“收地”。应该认识到，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具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禁止了土地的自由买卖而保留了形式上的法定使用权，地方政府不应在农民市民化初期便将土地收回。
5.虽然城市教育资源已经向流动人口开放，但开放度还不大。某些教育资源较好的中小学，一般都不接收农民工子弟。在农民工较集中的地区，只要农民工子弟超过一定数量，当地户籍人口就会将自己的孩子转学到教育资源较好的学校。另外，流动人口的流动特性，也使得流动人口子女的转学成为常态。正因为如此，很多农民工新到一地，最困难的不是择业，而是找不到与孩子受教育程度相当的学校。有调查发现，在农民工子弟频繁转学影响下，13-15岁流动人口子女中，竟有10%左右的仍在读小学。
6.某些先富群体的流动，以及他们在各个城市的购房行为，进一步拉升了房价。
三、中国人口开始迅速集聚
当前，中国人口流动带来了经济活跃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了人口开始了工业化与非农化拉动的迅速集聚。这种集聚表现为城市化带来的大集聚与小城镇建设带来的小集聚及这两种集聚的并行发展。
1.城市化拉动的人口大集聚
城市化指的是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城市人口的增加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如果超过30%，这个国家或地区就会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在1949-1958年这一历史时期，曾经有过快速城市化的历史。但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之后，则陷入了长期的城市化低潮——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降低或徘徊不前的状况。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再度上升，在经过1990年左右的盘整之后，到1995年之后迅速上扬。到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5.7%。
但这只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所作的统计。如果考虑到常住人口统计的误差（这是系统性人为误差——因为地方政府为进行城市之间人均GDP的竞争而不愿完全将流动人口计入城市常住人口），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要远远高于45.7%。
在20世纪后二十年，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务工经商。他们到城市挣钱，目的是在农村消费。但伴随着农村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进入城市后生活观念的改变，打工虽然仍然是目的，但“向往城市生活”却越来越成为年青一代农民工的流动动因。正因为如此，在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南方各地年青一代农民工却仍然坚守在那里，满怀信心地坐等经济形势的好转。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时期——也就是说，虽然部分农民工在年龄逐渐增加的过程中会回归家乡，但回去之后将主要转入非农行业，而不是重新做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流动，不仅通过打工反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将城市现代文明与生活观念带回了家乡，促使了家乡的非农化和城市化。
在独生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其父母亲逐渐进入退休高峰期，为节约家庭生活和居住成本，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父母亲，也通过房屋置换或重新购房随子女迁移到大城市或区域内中小城市。一方面互相照顾，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子女的生活压力。这也增加了城市人口的集聚速度。
人口城市化的结果，首先导致了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然后扩展了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仅从近期来看，1999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1474万人，但到2005年就增加到了1778万人，到2008年增长到1888万人，估计2009年年底上海市人口将超过1900万人。200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538万人，到2008年年底增加到1695万人，估计2009年年底将超过1740万人。另外，广州市、天津市等也超过1000万人。而哈尔滨、武汉、西安、重庆、汕头、南京、沈阳、成都等城市，都可能在“十二五”时期集聚大量人口，形成区域内人口集聚地。现在，大城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大多超过了20%。这个比重，在“十二五”时期还会继续大幅攀升。
2.小城镇和县城城市化拉动的人口集聚
除城市化拉动的人口集聚外，小城镇建设也拉动了乡村人口的迅速集聚。中国在人口收缩中创造的“人口红利”，不仅为国家积蓄了资金，而且也为家庭积累了必要的财富。可以说，工业化初期农民工打工的资金，一方面反哺了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改造了农村基本建设——尤其是房屋建设的革命性变化——先是旧房的翻新，然后是房屋的砖石化，再后是楼房化。平原地区的农村绝大多数房屋已经完成了砖石改造，并且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二层或三层楼房。
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农民工返乡后与其在原宅基地改建或扩建房屋，还不如到附近的县城购买商品房划算。这种购买冲动，一方面来自于对城市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子女的上学压力。因受“人口收缩”趋势的影响，农村小学校普遍招生不足。临近乡镇的小学校被并入到乡镇中心小学和县城小学。中小学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现象，不仅使偏远地区的小学校数量减少，而且使这些学校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好一点的任课老师纷纷调入城镇或县城。这使得县城成为当地教育资源的聚集地。为使子女接受到较好的教育，某些家庭将自己的子女带离农村，某些家庭派出了专职妈妈携带子女进县城学习。起初是租房，最后是购房——因为房屋能够增值。可以说，教育资源的集聚也加速了人口集聚的速度。
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缩短了农作物耕作时间，交通设施的改善使那些在县城购买了住房的人们白天可以下乡种地、晚上可以入城休息。在县城或县级市购买了住房之后就改变了生活态度。这些农民从此既圆了居住在县城的梦，也繁荣了县城一级城市的经济。
另外，在产业转移的影响下，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在中小城市不能生存的产业，逐渐转移到县城，这也拉动了当地人口的区域内集聚。县城的发展及旧城改造、开发区建设等都不同程度地刺激了人口集聚。在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下，县城已经成为本行政区划内最繁华的地区。另外，县城扩张的原因，还在于其日益便捷的交通资源与投资吸引力。自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县城的人口已经翻番，南方和沿海发达省份的县级市人口已经翻了好几番。可以推断，“十二五”时期，县级市或县城的人口还会加速增长，从而大大促进县域人口的集聚，加速县域范围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进度。
总之，农业技术的改进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缩短了他们的劳作时间。在平原地区，人们每年劳作在土地上的时间缩短到20～30天。其他时间都可以用来进行商业经营。在半山半川地区，耕作时间可能长一些，但不会超过半年。而非农化又拉动了人口的城镇化。人们开始由村落向乡镇、由山区向川区，向经济繁华的县城及临近中心城市集聚。这种集聚在微观层面上建构了中国人口的短距离和长距离移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偏远的村落先空壳化，然后将不可避免地消失。而县城开发区的扩张，以及县城土地的廉价性，都会在“十二五”时期加速缩减村落人口——尤其是偏远山区的村落人口。年轻人已经淡化了乡土观念，因为他们生来便生活在县城或城市，农村的生活现状已与他们格格不入。
四、“十二五”规划的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的收缩、流动或流动的常态化，不仅带来了人口的加速集聚，而且会根本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从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大国转变为以工人为主的大国。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工人群体数量最庞大的国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转型。
“十二五”时期，即使按照目前的统计口径，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超过50%。而城市户籍人口金字塔的持续性缩减，城市社会对劳动力的持续性需求，仍将刺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集聚。乡村人口向城市和小城镇的集聚，除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流转现象外，还会给城市和城镇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所以，以下问题需要被政策制定者考虑：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并在经济的影响下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依次递进。东部城市人口的增长将在“十二五”时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足严重影响着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从三次就业结构上来说，在2008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尽管已经下降到39.6%，但与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11.3%相比，仍然很高。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48.6%，但从业人员占比却只有27.2%。这中间除统计遗漏外，城市化不足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只有持续不断地推进中国城市化，劳动力才有可能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和城镇。
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城市化，在扩张城市人口的同时，也会稳定增加白领工作岗位。应当知道，在一定技术水平限制下，蓝领工作岗位的稳定增加，是白领工作岗位增加的正函数。因此，要妥善解决每年新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除参军、选派村官等外，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应该是通过城市的扩张，在产业升级中创造白领岗位，此外则是通过蓝领岗位的扩张，形成白领工作岗位。
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将在城市化和人口集聚过程中继续增加密度，故东部地区必须为使用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而“买单”。其中的政策建议则是建立完善的、以常住地为基础的、能够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接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二）为加速推进城市化发展战略，必须走城市组团式建构之路，这也是人口集聚的必然结果。人口的分散分布，只会浪费更多的耕地和水资源，只会形成难以控制的污染。如果在一个或几个特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周围，形成辐射发展圈，配套相关产业链，还会增强中国城市的全球竞争力。惟其如此，城市化才可能吸引流动人口的进入，并将那些候鸟式迁移的流动人口转变为城市新移民，并最终本地化。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其快速城市化过程都实施的是组团式城市集群战略。但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城市化，与欧陆人口密度较小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可能不同，而与日本这个超过1亿人口的东亚国家的城市化战略有所相似。按照大东京圈人口已经超过3500万计，中国如果建造出数十个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带”的城市集群，则未来的发展将会再加速。这种组团式发展的城市群，将会继续改变中国人口的分布趋势，并在集聚中源源不断的崛起。
需要认识到的是，城市人口容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容量，而不是一个被土地和水资源完全限制的固定值。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或伴随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中国所有被预测或规划的所谓“人口最大容量”都将被突破。新的机遇与新的发展，需要有前瞻性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城市政府绝不可固步自封。事实上，人口流动的强大“草根力”，已使所有城市部门不可能关闭大门。经济发展造成的劳动需求，已破除了有些城市部门出台的旨在控制“低素质人口增长”的所谓“限制”政策。这是我们对以往城市历史研究中得到的最大教训。
（三）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后，要继续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农民工的流动，不仅是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是在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的频繁流动。这不利于职业与岗位技术水平的提高。尽管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低技术性，使农民工易于从一个岗位转移到另一个岗位，但岗位适应性及不熟练性却影响了技术资本的积累与创新，也影响了产品质量。所以，在“十二五”时期，在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仍然上升的环境下，劳动力的短缺会继续提高普通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形成工资的上升态势。但劳动的不稳定性与高流动率却会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
要完善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除了强调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劳动工资按时给付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出台能够覆盖全部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政策，以人口居住地设计城市福利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而不要以户籍制度设计学校和医院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城乡结合部这一农民工居住地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四）在政府行政上，要以居住地为主建立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制度，强化流动人口的认同心理，一方面防止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形成社会隔离，另一方面防止流动人口集体性抗争行为的大规模发生，维护稳定的社会局面。城市化中的不足之处是大规模“城中村”的存在。虽然某些特大城市——尤其是1000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已经通过城市拆迁和改造疏散了城市中心区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城中村”，但在某些新型扩张城市，却仍然没有意识到“城中村”可能存在的集体抗争的危害性。应当认识到，交叉居住有利于社会融合，分割居住极可能产生社会隔离。在第一代移民老年之后，第二代移民的集体性社会抗争行为会更多，这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史业已证明了的教训。
（五）为了促进人口流动，调动劳动力的活力，户籍制度必须逐步改革。而改革的重点就是弱化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目前，户籍制度仍然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制度与政策障碍。因此，如果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存在一定的难度，那么，中小城市应该在“十二五”时期继续因地制宜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吸取浙江等地的既有经验，同时在重庆等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经验中进行制度创新。总之，户籍制度改革事关重大，不可不为。应当认识到，只有流动人口的本地化与市民化，才能拉动他们的消费需求，增强内需能力。农民工对乡村——尤其是偏远乡村房屋的改造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村庄空壳化的大背景下，却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六）加强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在中等职业学校逐渐普及的背景下，为增强流动人口的劳动技能，需要重点考虑在流入地进行专业培训。培训的重点不是课堂讲授，而是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要系统建立企业定点培训中心。城市政府要将城市发展战略与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培训密切结合起来要将短期的、一周左右的培训逐渐延长为三个月左右的中长期培训，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劳动技能，增强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在先进制造业、先进服务业建设中的培训，更需要严密的战略规划。因为伴随产业的区域转移，这种培训蕴涵的潜力，也会在劳动力的地区转移中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机遇。
（七）人口收缩、人口流动所造成的人口集聚，必然带来偏远乡村的空壳化或偏远村落的消失。因此，地方政府要注意山区的土地撂荒现象，加强环境保护，植树造林，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同时，还要注意平原或山区土地流转中存在的纠纷或矛盾。在城市周边地区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或者在农民工加入中小城市户籍之后，不要急功近利地收回承包地。土地是农民最初市民化过程的必要保障，是经济波动时期农民市民化的有效支撑。中国的城市之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产生贫民窟，就是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还拥有土地，还与农村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
（八）在人口紧缩的趋势下，现行城乡有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改变。可以将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修改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禁止”的政策。很多人将城市常住人口劳动力结构的老化水平等同于家庭养老结构的老化水平，这是极其错误的。为此，一是要防止家庭人口缩减对家庭带来的脆弱性，注意在城市社区构建托老所或老年活动中心。二是要认识到人口收缩对内需的负面影响，吸取日本人口收缩与老化压力影响其经济增长的教训。在“十二五”期间，尤其要在关注教育与卫生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问题，同时认真关注公共养老资源与护理机构分布不均衡问题。
［收稿日期］2009-11-10
注释：
①数据来源：邬沧萍、王琳、苗瑞凤：《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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