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相权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反映在政治方面，一个重要的标识便是由卿权到相权的转化，从一个角度而言，可以说相权的发展实为战国时期政治发展的枢纽。本文拟对于战国相权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 战国时期相权与君权的关系
战国时期，政事日繁，各级官吏由相职统领管理，实为形势所需。关于这方面的道理，荀子所论甚精。他说：
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源），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镇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注：《荀子·君道》。）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将辅佐国君的卿相与国君左右的“便嬖”之臣分别论列，其间可能含有让国君依靠其足可信赖的左右近臣来牵制相权的用义在内。战国时期的相，荀子或称为“冢宰”，他说：“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顺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注：《荀子·王制》。）将国家的政务归之于“冢宰”，这是基本符合战国时期各国官制情况的。依照荀子的说法，“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节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注：《荀子·王制》。），“贤相”正是“圣君”总理天下事务的主要助手。魏文侯曾经对于李克“国乱则思良相”之语深表赞同（注：见《史记·魏世家》。），对于相之作用十分重视。战国时期的相在文献中屡称为“相国”（注：有的专家认为，战国时期的丞相之上还设有相国（或称“相邦”）一职，谓“相国一般由功高德重者担任，往往比丞相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丞相可以有左右，而相国只有一个”，并且由此出发而断定《史记·秦始皇本纪》“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应标点为“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丞相启”即昌平君说商榷》，《文物》1988年第3期）。 按，此说似有可商榷之处。就《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先述官名后带人名者屡见不鲜，如“相国吕不韦”、“丞相绾”等皆为其例。秦始皇九年时，吕不韦尚为相国，而此年昌平君亦为相国，此正是相国非必只有一人之证。昌平君为战国末年秦国著名人物，《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谓“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於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云梦秦简《大事记》秦始皇二十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此事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於淮南”之事，可以相互关联。《文物》1986年第3 期载《新发现的“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一文认为，戈铭“十七年丞相启”，即史失其名的昌平君，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戈铭可补关于战国末年丞相情况的史载的不足。然而，其间仍有一定的问题在，那就是史载称相国昌平君，而戈铭则谓丞相启，相国与丞相是否为一事，尚待论证。）彝铭资料则称为“相邦”，论者推测这是由于汉代避刘邦之讳而改字的结果，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的相或称为“丞相”，秦武王二年（前309 年）秦国初置丞相之职，由樗里疾和甘茂分别任左、右丞相。赵国也有丞相之职。吕不韦派人到赵国的时候，赵国的建信君即“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注：《战国策·赵策三》。），让其为赵国丞相的属官。
列国相权在政治影响方面相当强大。相对于相职的继任者往往有推荐的权力。《韩非子·说林》上篇载：“张谴相韩，病将死。公乘无正怀三十金而问其疾。居一日，君问张谴曰：‘若子死，将谁使代子。’……张谴死，因相公乘无正。”公乘无正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得张谴赏识和推荐，所以可以继任为韩相。在各国内政外交事务中，许多重大事情的决策，君主都往往和相商量后决定。周赧王二十五年（前290 年）秦赵两国联合攻魏的时候，魏遣术士以献邺于赵而往说赵王。史载“赵王喜，召相国而命之曰：‘魏王请以邺事寡人，使寡人绝秦。’相国曰：‘收秦攻魏，利不过邺，今不用兵而得邺，请许魏”（注：《战国策·魏策三》。），于是赵才决定背秦而与魏媾和。这个决定的作出，赵的相国起了很大作用。战国中期，“齐王将见燕、赵、楚之相于卫，约外魏”（注：《战国策·魏策一》。），可见“相”已经是列国外交政策的全权代表。各国的大臣和民众对于相也相当重视，相传，“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即为一证。战国时期的兵器铭文屡有“相邦”某人的记载，例如秦器有“相邦仪之造”、“相邦冉造”、“相邦吕造”等，即表明此器为相邦属官所监制。其所提到的“仪”，即秦相张仪；“冉”，即秦相穰侯魏冉；“吕”，即秦相吕不韦。这说明兵器制造事宜为相的职守。
就一般情况而言，战国时期的相权实为君权的一种补充和保证。秦孝公的伟业与商鞅相秦密不可分，《盐铁论·非鞅》篇谓“商鞅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充分肯定了商鞅相秦对于秦国君权的作用。战国时期秦国君权一直比较强大，这与秦国多任用出身低微者为相很有关系。卫嗣君任用佞臣，术士殷顺且以“自今以往者，公孙氏必不血食矣”为谏，认为如果不废佞臣，则卫国君位将不能继续下去。从保持卫国君权的目标出发，卫嗣君临死前“与之相印”（注：《战国策·宋卫策》。），让殷顺且主断国家大事，将相印视为卫君立国的关键所在。战国后期齐襄王在位时以田单为相。一次涉水的时候，田单见一老者寒冷，便“解裘而衣之”，对于此事，有人建议齐襄王应当嘉许田单的作为，建议襄王说：“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忧之，称寡人之意。”后来民间果然传语谓：“田单之爱人！嗟，乃王之教泽也！”（注：《战国策·齐策六》。）这里实将相与君联为一体。君主的繁琐政务，常需相处理。相传，田婴为齐相的时候，曾有人建议齐王自听各地上计汇报之事，整日忙碌，“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结果事情还是弄得很糟。
战国时人特别强调“明主察相”的作用，认为只要神圣的君主和明察的相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就会取得“伯（霸）王”的成果。对于这一点，术士曾以商鞅为例进行说明，谓“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注：《战国策·齐策五》。）。折冲尊俎之事，离开了明察之相，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楚怀王时期，昭阳任楚相，被人视为是很好的配合，术士语谓“今楚王明主也，昭阳贤相也”（注：《战国策·秦策一》。），是为其证。从原则上讲，君主对于贤相应当信任，而不可再宠信其它大臣，以避免相权受到影响。《韩非子·内储说下》篇谓“国君好外则相室危”，所谓“好外”，即指国君宠信近臣。这种“好外”之君，就算不上“明君”。在荀子看来，贤相不仅可以使国家称霸称王，而且还会发挥更重大的作用。荀子曾经对齐相孟尝君说：“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注：《荀子·强国》。）他认为在这样的“相国”的治理下，最终可以“一天下”，让天下归于统一。荀子所说的“曷谓贤？明君臣，上能尊主下爱民”（注：《荀子·成相》。），正是贤相的标准。战国时期君主与相的关系往往有一个相互了解的磨合阶段。例如，赵烈侯时公仲连为相，赵烈侯欲赐歌者田而公仲连拖延不办，后来公仲连举荐贤才使赵国大治，终使赵烈侯省悟而停止赐田之事，还“赐相国衣二袭”（注：《史记·赵世家》。）。
战国时期有人依仗外国势力为自己谋取相位，还有些国家之相，勾结外国势力以固其相位（注：关于援引别国势力以固己之相位之事，在战国时期为比较常见的事情。例如《韩非子·内储说下》篇载“白圭相魏，暴谴相韩。白圭谓暴谴曰：子以韩辅我于魏，我以魏待子于韩，臣长用魏，子长用韩”；《战国策·韩策一》载“大成午从赵来，谓申不害曰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是皆为其例。）。这些都为君主所忌讳。有人曾问中山王：“为人臣，招大国之威，以为己求相，于君何如？”中山王即回答说：“吾食其肉，不以分人。”（注：《战国策·中山策》。）对于里通外国者的痛恨可谓无以复加。其所以如此，正是相和外国势力勾结会对本国造成巨大危害。这种里通外国的事情，在战国时期并不少见。相传，“陈需，魏王之臣也，善于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陈需因请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势相魏”（注：《韩非子·内储说下》。），魏相陈需即利用楚国的影响而任魏国之相。韩国大贵族公叔任相职时屡与齐国勾结，甚至“使齐、韩约而攻魏，公叔因内齐军于郑，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两国之约”（注：《韩非子·内储说下》。）。为了自己的相位的巩固而将别国军队引入本国都城来劫持君主，其手段可谓毒辣。
由上可知，就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来看，固然有其利益相一致的方面，但其间更有相互猜疑和矛盾的一面。相传，卫国之相阳山君听说卫王怀疑自己，便“伪谤樛竖以知之”（注：《韩非子·内储说上》。），假装诽谤卫王近臣樛竖，则卫王必能听到樛竖的进言，然后观察王对自己的态度，从而判断王是否怀疑自己。从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而言，如果一国之相贪婪无耻，那么也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直接影响到君的地位。战国末年，齐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其相后胜的卖国行径。史载“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玉，使宾客入秦，皆为变辞，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注：《战国策·齐策六》。），把齐国引入迅速败亡的道路。韩非子曾经相当尖锐地指出了相权与君权利益相左的一个方面。他说：“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注：《韩非子·孤愤》。）不管君主地位如何变动，“相室剖符”而行使职权总是经常的事情。
相地位的重要，使得选取何种人为相和如何控制相，便成为君主执政的关键问题。战国时人曾经传说赵简子任用鲁国叛臣阳虎为相的事情：
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弑）之。”逐于鲁，走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赵简子对于阳虎的“执术而御之”，可以说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控制和利用相的共同原则。依照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君主所执之“术”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首先，战国时期的术士曾谓“主势能制臣，无令臣能制主”这是君主必须达到的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所选取的相就不能是根基牢固的大贵族，所以“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这样才可以使君权远远超出于相权之上。反之，“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注：《战国策·赵策一》。）。要达到“主势能制臣”，必须由君主严格掌握刑罚，“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上制者，罪死不赦”（注：《商君书·赏刑》。）。其次，君主应当采取各种措施抑制相权。韩非子曾谓“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注：《韩非子·爱臣》。）。他认为如果君主必须排斥的事情就是将相管制君主而只使自己兴隆。战国后期法家，出于巩固君主专制的需要，极力提倡君主控制相，对于相权蔽主者，韩非子主张君主应当坚决将其废弃，否则便会酿成大祸。韩非子说：“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注：《韩非子·亡征》。）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民众只信任相国，而不喜欢君主，并且君主还爱信这样的相而不将其废弃，那么国家就必定会灭亡。再次，应当对于相权进行监督。按照韩非子所提出的“下约以侵其上”的理论，要约定下级告发其上级，那么对于“相室”的监督，便要“约其廷臣”（注：《韩非子·八经》。），让朝廷里面的臣子来告发相的错误言行。
二 列国君主选相的标准
列国君主按照何种标准选相，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战国时期的社会舆论认为选相应当强调人选的真才实学。战国后期著名的术士鲁仲连认为取相不必讲究其地位和德行。他曾以管仲为例说明此事，谓“管仲射桓公中钩，篡也；遗公子纠而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乡里不能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终穷抑，幽囚而不出，惭耻而不见，穷年没寿，不免为辱贱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注：《战国策·齐策六》。）。
另外，各国还比较看重人选的威望和影响，一般要选择有威望的贤达者任相职。可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在于能为君主所控制利用，如果其人不能为君主所控制，那么即使是一位人才，君主也不任用其为相。例如，魏人名如耳者，有术士举荐他，说得卫嗣君连连称是，但是卫嗣君还是不任用他，卫嗣君的理由便是“如耳，万乘之相也，外有大国之意，其心不在卫，虽辨智，亦不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可见对于君主能够言听计从，是选相的重要标准之一。关于相职的人选，荀子曾经列入多项条件，其第一项就是“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注：《荀子·君道》。）。
实际政治经验，也是战国时人所提到的选相标准中的重要内容。相传，齐人曾经讨论公孙亶回虽有“圣相”之才，却被任命为州部小官的问题。认为他“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注：《韩非子·问田》。），假若国君只为其花言巧语所动，而不用低级的职务来考察他而直接任其为相，那么就会有“失政亡国”的危险。《荀子·君道》篇所论选相标准的“知好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等，都可以列入人选的实际经验的范畴。战国时期一些国家的守相、假相，均指代理之相，其中含有先进行试用，看其实际经验如何，然后再正式任命的用意。
三 战国时期相权的影响与将、相间的矛盾
在战国时期的国家政治体制当中，相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注：战国时期相的权力颇大，就连为相服务的人员也有一定影响。战国时期周共王的庶子争立时，其庶子名公若者便施展计谋，派遣人员对可以施影响于周君的楚国相御展子和啬夫空说如果公若没有被立为太子，他就会继续留在宫中，“居中不便于相国”（《战国策·东周策》）。楚相果然施加影响，使周君立公若为太子。驾车的驭手和小臣啬夫正是通过向楚相进言而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韩非子说：“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负责相室的典谒人员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正是相权膨胀的一个表现。），甚至可以视为一个国家的代表。韩相昭献在阳翟的时候，东周君欲派周的相国前往，术士即向东周君进谏说：“今昭献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国往，若其王在阳翟，主君将令谁往？”（注：《战国策·东周策》。）其意谓周的相国应当与韩王相会见，而会见昭献之事不必由周的相国亲自前往。实际是肯定相国地位的重要。在国家内部的政治体制中，相应当是国君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它大臣的地位要在其下，并且为其所统辖。如果有地位与之相当的大臣，就会给国家带来危机，所以韩非子将“廷有拟相之臣”（注：《韩非子·说疑》。）列为对于国家有严重危害的四种情况之一。
需要看到的一点是，在战国时期各国君权已经相当强大并且形成牢固根基的时候，若欲步春秋战国之际卿权蜕变为君权的后尘，已经是此路不通。燕国内乱的事情即为重要例证。战国后期，“子之相燕，贵重主断，……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注：《战国策·燕策一》。），最后子之被杀，燕昭王继立，君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燕国内乱之事原因相当复杂，但君权与相权的纠葛，为一重要因素则可肯定。《战国策·中山策》所提到的“三相中山”的司马喜，据专家研究就是彝铭所见中山王诸器铭文的“相邦賙”。中山王曾经对他大加赞扬，说“天降休命于朕邦，有厥忠臣賙，克顺克俾，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使知社稷之任，臣宗之义，夙夜不懈，以导寡人”（注：《中山王
鼎》铭文。）。相邦賙也信誓旦旦地说：“为人臣而反臣其宗，不祥莫大焉。”（注：《中山王方壶》铭文。）种种迹象表明，中山国之相司马喜虽然权势很大，但尚无谋篡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燕相子之为王之后“邦亡身死”的鉴戒。司马喜说，子之原为燕相，一跃而为国君，“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也。賙愿从在大夫，以靖燕疆，是以身蒙囗胄，以诛不顺。燕故君子哙，新君子之，不用礼义，不辨逆顺，故邦亡身死，曾亡一夫之救。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休有成功”（注：《中山王方壶》铭文。）。可以推测，战国后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君臣之位，上下之体”的政治体制已经确立，若随意变动，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危难时没有“一夫之救”，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各国之相，有些权势赫然者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将国君的宝座随意攫为己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各国的相多负责文职事务，管理外交和内政，但在名义上又是统筹国家全部事务的大臣，因此相与统兵征战的将就时常发生矛盾和纷争。在军事征伐任务繁重的时候，有的国家或以武将为相或“假相”，赵国曾以乐毅为相，廉颇为“假相国”，赵国大将武襄君也曾经一度担任“假相”。这类集将、相职权于一身的人物，拥有很大权势，虽然有利于军事，但是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毕竟不妥。所以战国时期这类人物并不多见。各国政治中，将相矛盾的情况多有所见，赵国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虽为千古美谈，但那是双方长期矛盾、磨合后的结果。战国中期，齐国“成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说（悦）”，在田忌立有重大战功的时候，邹忌即派人装作田忌手下的人到市场上找卜人占卦，谓“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否”。邹忌即派人将卜者逮捕，送交齐王处，以“证明”田忌确有图谋不轨之心，致使“田忌遂走”（注：《战国策·齐策一》。）。可见相与将的斗争十分尖锐。公孙衍担任魏将的时候，不满意魏相田繻，术士即为公孙衍而向魏王进谏说：“王独不见夫服牛以骖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也。牛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国必伤矣！”（注：《战国策·魏策一》。）在一般情况下，相往往通过君主来干预将的事务。所以公孙衍要派人向魏王进言。战国中期，韩傀为韩国之相的时候，与严遂矛盾尖锐，曾经闹到弓拔弩张的地步。史载，“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注：《战国策·韩策二》。）。将相矛盾的情况于国家极为不利，赵相蔺相如对此深有认识，谓将相不和犹如“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于各国君主而言，如何使将相和睦和控制利用将相以巩固其统治，是重要问题之一。
关于相权在战国时期的影响，我们还应当指出一点，那就是相权的发展是与“贤”的地位的上升同步的。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社会上对于“贤”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些“贤”者的基本特点是其出身不一定高贵，但一定要有为人称许的较高德操或者是具有较高的学识。例如，战国后期，荀子在各国间有较大影响，有人就向楚国掌权的春申君建议说：“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今孙子（按即荀子），天下贤人也。君何辞之？”（注：《战国策·楚策四》。）春申君果然派人往请荀子至楚。在各国君主那里任贤者为相是其基本职责之一，就是臣下也不例外，所以有“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无妒而进贤也”（注：《战国策·楚策三》。）。史载李悝往邺地赴任前，魏文侯嘱咐他“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注：《战国策·魏策一》。）。之所以必须任用贤者为相，是因为贤相对于稳固政治具有极大作用。所谓“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注：《战国策·秦策一》。），“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注：《战国策·秦策三》。），“去邪无疑，任贤勿贰”（注：《战国策·赵策二》引逸《书》。），实为各国统治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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