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探索和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经济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现实的这种巨变，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而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也与经济理论界长期不懈的努力探索和争鸣分不开。30年来我国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讨论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问题的方方面面。而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因此，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讨论的一个基本线索也就是从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批判和反思开始，逐步地探索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和方法，而这其中又经历许多中间的环节。本文试图按照这条线索来展开理论的综述，以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该问题上的理论探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一、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因此，对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改革首先源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以及所存在问题的症结的分析，然后才提出并逐步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
(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症结及理论根源
刘国光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最大的弊病和集权、分权关系问题的症结，正是在于没有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把本来应该由企业管的事情包揽起来，既管不好，也管不了，陷于繁琐的事务之中；而作为社会生产基本单位的企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等应由企业自主管理的问题上，又无权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处理，严重束缚了生产力。①马洪、蒋一苇认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必须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工业是社会化大生产，而企业则是它的基本生产单位；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工业企业既是国家计划的基本单位，又是商品生产的基本单位；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有利用于发挥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②对于原有的高度集中、以行政手段为主、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的根源，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与自然经济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③比如，孙冶方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就多次对自然经济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几十年来，从理论到实践，许多人把计划经济看成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等于自然经济；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提法事实上就是上了“自然经济论”的当，因此要跳出四十年来的自然经济的圈子。④再如，林子力认为，我国原有经济体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中难免带有一些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痕迹。⑤王琢、黄菊波认为，我国现行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来自苏联的产品生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这种体制模式的理论渊源，来自马恩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和尝试。⑥
(二)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的确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这个结论的得来并不容易，它是在理论界广泛深入的讨论基础上的结果。早在1979年4月，经济学界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理论研讨会，即著名的“无锡会议”。会议提交的一部分论文就认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之后的几年里，理论界继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是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可以相容的角度论证。谢佑权、胡培兆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区别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又区别于共产主义无商品的计划经济，显示了这种经济的过渡性。⑦孙尚清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在有计划规律对它起调节作用的同时，价值规律也必然对它起调节作用。⑧苏星认为，即使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也具有商品的两重性，其价值也表现为价格，因此也是商品。⑨另一种意见是从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商品性的角度论证。卓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农副产品统购派购中统和派是计划，而购就是商品，这就是计划商品经济。⑩于祖尧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固有属性，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本质特征之一。(11)在讨论中虽然也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经济，(12)但这种观点的支持率越来越低，尤其是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三)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同时展开的，但在1984年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之后，讨论转到了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何建立这种新体制和新运行机制的更为实质性的研讨。其后，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新的运行机制的目标模式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既是对前一阶段讨论的总结，又进一步推动了新的讨论。在讨论中，多数学者认为计划与市场两者是可以结合的，而具体的结合方式有所谓的“板块结合说”、“渗透结合说”、“胶体结合说”、“宏观微观结合说”、“板块—渗透多层次结合说”、“两次调节说”、“重叠立体结合说”等等，(13)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比如，谷书堂、常修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不是一种形式的结合，而是几种形式的结合，其中大的结合中又套着小的结合。(14)于光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计划与市场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15)蒋学模认为，为主为辅的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相互排斥的，只能实行此消彼长的板块结合，这同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显然是不合拍的。(16)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经济理论界开展各种讨论和争鸣并取得理论突破的重要基础。早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接着党的十二大报告又作了重申。当然，真正引起经济理论界对该问题本身展开热烈讨论的，是在党的十三大前后。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对此，在讨论中又有不同的理解。郑必坚认为，上述“两层含义”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本质特征点出来了。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17)王琢、廖曙辉认为，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就是过渡社会主义，即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18)党的十三大报告还提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龚育之同意上述提法并认为，第一，这个提法表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这个提法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落后的社会生产，即没有基本实现现代化。(19)王珏则认为，这个提法过于一般化，可否表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实现人民生活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或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不断商品化之间的矛盾，这样可把这一阶段和更高阶段的界限划分得更明确一些。(20)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进一步的阶段划分。于光远认为，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要经历三个互相衔接的阶段，即从1957年到1978年的起始阶段、从1979年开始到下个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改革阶段和改革后形成的新体制相对稳定的阶段。(21)刘国光认为，从任何体制的演变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可以区分为三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旧体制阶段，即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忽视市场机制的、不要商品经济的僵化体制时期。第二阶段是体制转换时期或者改革时期。第三阶段是新体制时期，即新体制已居主导地位，基本框架已形成。(22)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体制的确立
在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中，有关市场经济的概念也开始出现在一些讨论之中，尽管当时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商品经济、市场、市场调节的同义语使用的。比如，早在准备1979年的无锡讨论会时，就有人使用了“市场经济”的提法。(23)而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框开始被突破，理论界使用市场经济的概念多了起来，一些学者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4)但是，总体上说，经济学界当时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的理解仍然有相当大的分歧，有的强调“商品经济”一面，有的则强调“有计划”一面。因此，如何理解与此相联系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成为了需要认真探讨的课题。1985年9月初在长江“巴山号”轮船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就对此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从经济协调机制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分类，并根据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科尔奈看来，经济运行的协调机制可以分为行政协调(Ⅰ)和市场协调(Ⅱ)两类。每一类协调机制又各有两种具体形态：直接的行政协调(ⅠA)、间接的行政协调(ⅠB)、无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我国参加会议的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科尔奈的模式分类，作为经济机制的分析工具，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我们不能轻率地把ⅡB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运用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这一理论概念时，我们绝不能把社会主义原则抽象掉，绝不能把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内涵抽象掉，也绝不能把国家的宏观决策和计划指导抽象掉。只有在考虑了这些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运用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这一理论概念，来分析研究我国改革所要建立的把微观放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目标模式。”(25)到了80年代末，原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有所回潮，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人士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26)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讨论宣告结束，讨论的重点转向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方面。如董辅礽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正加市场效率。(27)卫兴华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加市场经济再加非公有制经济。(28)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刘诗白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29)厉以宁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政企分开、自主经营的企业为微观基础的、以市场调节为第一次调节、以政府调节为第二次调节的经济体制。(30)
四、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方式和制度变迁路径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改革方式的一些争论。其中有关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式问题的争论从1984年前后开始就曾经相当激烈。尤其是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上，经过激烈争论，一部分中青年经济学者提出了“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其后若干年，针对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已呈现出国家固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自由价并存的格局，经济学界继续就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召开了讨论，有的主张目标模式应该以国家计划价为主，有的则主张应该以国家指导价为主，还有的主张以市场自由价格为主。主张以市场自由价格为主的学者，如张卓元等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意味着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因而要较多地实行市场自由价格；采取以自由价格为主，部分产品仍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和浮动价，不会使市场和物价失去控制，也不会带来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31)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流行的主张是调放结合，但在调放以何为主上又有分歧，有的主张以放为主，有的则主张以调为主、先调后放。而在后一种主张中，较多的人又主张对价格应小步调，稳步前进，因为步子过大容易超过财政支付能力，反过来又制约进一步的价格改革。(32)
而在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方式的讨论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思路有：(1)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认为经济体制模式转换中各主要环节的改革应该有先后次序，循序推进。(2)主张“一揽子方式”，认为改革应该制定出总体方案，并经过几个大的阶段来完成。(3)主张“渐进式”加小配套，即在总体上“渐进式”推进的每一个阶段，改革的措施也要尽可能相互配套。(33)后来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很长一段时期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渐进式的推进过程。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激进改革不同，并且效果也要好得多，所以许多学者对我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由于我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体制外容易改的非存量部分入手，所以一些学者也将渐进式改革称作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34)并且，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所以，在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框架和分析方法，如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改革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制度的演进及其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等，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35)
五、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改革的环境
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问题，在80年代中后期的讨论中，曾出现是以“市场—价格改革为中心”来突破还是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中心”来突破的争论。前一种主张认为，市场取向改革的关键在于价格改革，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中期改革规划必须以价格改革、建立市场为基本线索。后一种主张认为，作为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只能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围绕这一核心，逐步调整价格，形成市场，最终实现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还有一种主张则认为应该将两者有机辩证地结合起来，协调配套地进行。(36)上述两种主张的分歧在90年代中期则演变为市场竞争与产权制度谁更重要的争论。以林毅夫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形成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员市场等，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以张维迎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竞争环境固然十分重要，但产权制度仍是一个根本，明确了产权，市场交易才可能顺利，市场竞争才可能充分。(37)在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过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是否需要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争论。赞成者认为，一旦出现总需求总供给及其结构的严重失衡，就会使通过改革利用市场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受到削弱，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会迫使人们强化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生活，使改革陷于停顿或倒退。(38)反对者则认为，在模式转换之前建立买方市场是不现实的，应该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比较紧张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和改革。(39)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自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年时间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之后，经济理论界又对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讨论。在《经济研究》编辑部组织发表的“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文章中，张卓元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其中，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表明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逐步找到了一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陈锡文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历史现象，任何国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都难以完全避免。而我国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固化了这种结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题中应有之义。(40)刘树成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引入，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41)其他一些媒体发表的文章，也对此进行了探讨。高尚全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但完善这一框架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要以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42)刘世锦等认为，如果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一个历史过程，目前只是处在这个过程的中期。在这样的起点上，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到2010年力争建成较为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力争建成较为完善、趋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43)
七、关于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
在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讨论过程中，还出现了有关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钱颖一首先提出，当今世界上既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而后者多于前者。因此，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市场与法治的关系，努力推动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真正把我国经济建成一个好的现代市场经济。(44)吴敬琏也认为，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而且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高。(45)张曙光、周景彤认为，市场经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的能力。政府治理沿着与市场发展相一致的方向前进，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就会逐步建立起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反，政府治理与市场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治理能力低下，就会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因此，与其讲市场经济的好与坏，不如说政府治理的好与坏更为恰当。(46)樊纲提出，现在很多人批评市场化改革，或者认为现在的市场经济是“坏的市场经济”。其实，正因为市场是有缺陷的，因此要建立一些市场外的制度来弥补市场的不足，而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跟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能够同我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过程，而不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百分之四十多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照搬美国、欧洲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不太同意所谓“好市场”、“坏市场”的观点。(47)
八、关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改革正处在什么样的阶段？由此引发的有关讨论就是，关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一)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及其测度
陈宗胜、周云波认为，根据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市场化看做是一个各种制度从无到有，市场体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同时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持续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48)樊纲等提出了测度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的一套指数，简称为“市场化指数”。该指数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变量”，在许多理论研究中作为解释体制变革在中国经济效绩的改进中的作用的有效工具，也可以在改革政策的分析中，被用来分析各地区差距、使各地区相互借鉴、加速改革进程的有效工具。(49)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各种测度结果是：卢中原、胡鞍钢认为，1992年市场化程度已达62％；江晓薇、宋红旭认为，1995年市场化程度为37％；国家计委课题组的结论是，1995年的市场化程度为65％；顾海兵的结论是，1996年市场化程度为40％，1999年为50％；陈宗胜等人的结论是，1997年的市场化程度已达60％；北师大课题组的结论是，2001年市场化程度已达69％。此外，徐明华从8大类共31项指标对9个省份市场化进行排序，樊纲等则从5个方面共15个指标对各省市市场化排序。(50)
(二)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李晓西、曾学文认为，根据国际对比的原则进行市场化指数的测算，有利于促进国际公平的贸易环境，有利于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了解，为市场经济地位双边技术磋商提供理论依据；当然，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51)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国内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张汉林则认为，在讨论反倾销问题时，我们不应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市场经济地位”上，而应更多地注意完善我们的出口贸易秩序，协调好国内企业产品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提高产品档次上。从正在进行的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讨论上看，过去欧美一些行业协会和利益集团并未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的关注点放在“市场经济地位”上。经过我们的渲染，现在欧美一些主要的行业协会和利益集团都站出来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从而把这个问题复杂化。这显然对我国不利。(52)王松奇认为，面对其他国家以反倾销起诉为武器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局面，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在进行交易往来时据理力争，依法谈判，积极为国家及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同时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向公认的市场经济标准靠拢，从而使我国的企业能更方便地开拓海外市场，使中国经济更顺畅地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并从中获益。(53)
注释：
①刘国光：《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载《经济研究》，1979(11)。
②马洪：《改革经济管理与扩大企业自主权》，载《红旗》，1979(10)；蒋一苇：《企业本位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③陈吉元：《经济体制改革》，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④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
⑤林子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载《光明日报》，1980年8月30日。
⑥王琢、黄菊波：《经济制约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⑦谢佑权、胡培兆：《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载《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经济研究》编辑部1979年编。
⑧孙尚清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1979(5)。
⑨苏星：《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载《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经济研究》编辑部1979年编。
⑩卓炯：《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载《光明日报》，1982年8月9日。
(11)于祖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载《经济研究》，1984(11)。
(12)有林：《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载《红旗》，1982(20)。
(13)赵人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和市场》，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董玉昇：《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85-198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14)谷书堂、常修泽：《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载《国民经济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
(15)见《于光远就发展商品经济发表谈话：计划与市场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载《东北经济报》，1986年10月25日。
(16)蒋学模：《论计划经济为主导，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机制》，载《学术月刊》，1989(1)。
(17)郑必坚：《我们立论的基础》，载《人民日报》，1987年11月23日。
(18)王琢、廖曙辉：《过渡社会主义论》，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8(12)。
(19)龚育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载《红旗》，1987(22)。
(20)见《北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载《理论信息报》，1987年6月29日。
(21)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22)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答本报记者问》，载《文汇报》，1987年7月14日。
(23)张问敏、钟培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90-1999)，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4)杨坚白：《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实现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2)；吴敬琏、胡季：《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载《广州日报》，1988年4月11日。
(25)刘国光等：《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评述》，载《经济研究》，1985(12)。
(26)参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7)董辅礽：《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3)。
(28)卫兴华：《究竟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载《理论前沿》，1999(10)。
(29)刘诗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主体产权制度的构建》，载《经济学家》，1999(1)。
(30)参见《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
(31)张卓元：《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2)田源：《价格改革应稳步前进》，载《人民日报》，1987年6月16日。
(33)陈晓伟：《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85-198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34)周业安：《中国的经济转轨与新制度经济学》，载《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90-1999)，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5)林川，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36)参见《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8；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37)参见《“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学术座谈会纪要》，载《经济研究》，1995(8)。
(38)刘国光：《经济体制改革策略选择的理论问题》，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19日。
(39)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86。
(40)张卓元等：《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载《经济研究》，2003(12)。
(41)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载《经济研究》，2007(6)。
(42)高尚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须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载《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4日。
(43)参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和重点》，载《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7月15日。
(44)钱颖一：《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论法治的市场经济》，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6)。
(45)参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载《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2月31日。
(46)张曙光、周景彤：《当前经济过热是政府过热？——从体制角度分析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载《学习月刊》，2004(7)。
(47)樊纲：《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市场无好坏之分》，载《北京日报》，2007年7月4日。
(48)陈宗胜、周云波：《加速市场化进程，推进经济体制转型》，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3)。
(49)樊纲，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载《经济研究》，2003(3)。
(50)吴林军：《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综述》，载《经济纵横》，2003(9)。
(51)李晓西、曾学文：《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的最新实证》，载《文汇报》，2005年8月22日。
(52)张汉林：《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弊大于利》，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30日。
(53)王松奇：《市场经济地位如何“转正”》，载《中国经营报》，200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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