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区主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要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要素论文,经济发展论文,主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4)03-0068-06
本文关注“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兴起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EADM)之间的关系。第一部分概述近年来东亚经济体突破多边主义传统的“新地区主义”动向；第二部分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分析EADM如何变革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进而明确东亚经济体发展“新地区主义”对此变革有何积极意义；第三部分联系东亚“新地区主义”“金融优先”的特点，更具体地揭示地区合作怎样有利于东亚经济体的长远发展。
一 “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兴起
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二战后的东亚经济格局始终保持着多边主义传统。（注：东盟(ASEAN)方面略显特别，该组织多年来一直计划到2002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截至2001年底，在世界40个最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日本、中国和韩国没有参与缔结任何自由贸易协定(FTA)。然而，这种局面近年来正在出现某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东亚经济体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推动地区经济合作都有所进展。
在贸易领域，一批双边贸易协定正处于研究、磋商阶段，也有的协定已经达成。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订了“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合作协议(Japan-Singapore Economic Agreement for A New Ape Partnership)”，同时日本还在磋商、研究或是考虑的双边FTA对象包括韩国、智利、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中国台湾和泰国。韩国也与智利就签署FTA进行了磋商，其他进入研究阶段的对象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泰国和日本。新加坡和新西兰于2000年11月签署“紧密关系协议(New Zealand-Singqpor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CEPA)”，建立以FTA为基础的“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目前，新加坡还在与澳大利亚就双边协定进行磋商，与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美国的类似谈判也已进入了准备阶段。
与此同时，东亚的多边协定也处于磋商和研究阶段。2000年11月，东盟和澳新紧密经济关系协议(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CER)成员探讨了两个自由贸易区之间的联系，双方同意目前将集中讨论如何在一个较密切经济伙伴协议下进行贸易及经济合作。一个囊括中、日、韩的东北亚自由贸易区(NEAFTA)也已列入议事日程。在1999年11月的APT（“10+3”的英文缩写，ASEAN Plus Three）（注：东盟10国与东北亚3国（中、日、韩）领导人的定期会晤，一般简称“10+3”，APT来自于西方评论，详见庞中英：《东盟与东亚：微妙的“东亚地区主义”》，载《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2期，第34页。从简洁、准确、规范的角度考虑，笔者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采用这一缩写形式。）峰会上，三国一致同意启动一个联合研究项目，由三国研究机构合作探讨在东北亚建立FTA的可行性。从那时起，三国首脑每年都在APT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三国财政部长也建立了例会制度。在2001年11月的APT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宣布双方决定在十年内建立FTA，从中国在与东盟领导人的会晤中提出此项建议到宣布合作计划仅仅不过一年时间。菲律宾倡议的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覆盖了整个东亚地区，韩国在2001年的APT峰会上倡议建立的“东亚经济共同体(East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与EAFTA相近。
在金融领域，围绕建立地区危机预警机制、紧急救援机制，东亚经济体积极参与有关的国际协调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设想，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1997年9月，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构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资金为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1997年11月成立的“马尼拉框架(Manila Framework)”（注：即“加强亚洲区域合作以促进金融稳定框架(Manila Framework for Enhanced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Promote Financial Stability)”，14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马尼拉框架”，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与美国。实际上，“马尼拉框架”基本上表现为一个高级地区论坛，地区及其他相关成员可以就地区金融事务及其他关心的问题在此坦率地交换意见。）致力于通过地区合作实现本地区的金融稳定。确立了多方面的合作机制，包括建立地区预警机制、合作改善金融结构、强化监督以及设立合作融资安排。1998年，在中国的倡议下，APT建立了金融合作机制，目的是加强政策对话和建立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资金援助机制。2000年5月，在APT财长会议上通过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是APT范围内加强金融合作的第一项实质性举措，主要内容是增加东盟原有货币互换机制的资金规模，并在APT范围内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以帮助成员国解决短期国际收支问题及稳定金融市场。2000年11月的APT年度峰会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在1999年APT峰会上，韩国倡议设立了“东亚合作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EAVP)，作为探索建立地区合作机制可行性的第一步。EAVP讨论如何推动APT发展成为地区合作论坛，以及如何建立东亚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督和早期预警机制。EAVP提议建立“东亚货币基金(East Asian Monetary Fund)”和地区汇率合作机制，长远目标是建立共同货币区。其他的建议还包括将APT年度峰会升级为东亚峰会。2002年11月，日本在APT峰会上提议建立东北亚开发银行(Northeast Asia Development Bank,NEADB)。另外，中国香港和菲律宾倡议创立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ACU)，关于“亚洲重建与开发银行(Asi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和“亚洲国际结算银行(Asian BIS,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讨论也在进行。
笔者认为，上述东亚经济体的政策动向具有显著的“新地区主义”特征。根据肖欢容的概括，“新地区主义”是国家面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反应和策略。（注：肖欢容：《地区主义及其当代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61页。）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跨国力量迅速发展，一些民族国家对民族经济的调控能力下降，不能有效地应对全球范围内跨国关系的各种挑战，结果导致一些国家走向地区层次的各种政治协调或经济安排，以增强单个国家对外部世界讨价还价的权力。“新地区主义”通常是开放的，与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相一致，表现为地区成员自愿和自主的进程，不仅包括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还涉及环境、社会政策、安全与民主等问题，其发展趋势与全球结构的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东亚经济体而言，欧美进展迅速的地区化进程、东亚金融危机所揭示的“传染”效应（注：黄薇将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从理论上分为三种：贸易传染、金融传染和预期传染，三者在危机传染过程中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其中预期传染的作用日益显现，表明投资者将东亚视为“一个单一市场”。参见黄薇：《论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及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作用》，载《外国经济与管理》，第23卷第5期，2001年5月，第33～36页。）都体现着全球化对EADM的挑战，而东亚经济体突破多边主义传统的努力正是变革EADM的一种尝试，也正因为如此，东亚正在兴起的地区主义“天然”地具有参与、发展并最终受益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地区成员合作意愿的一致性以及发展目标的系统性。尽管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但可以预见，“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成功将有助于实现EADM的变革目标，实现东亚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最终导致未来全球体系的深刻变化。
二 EADM的变革为什么需要“新地区主义”？
作为EADM的新要素，笔者基于EADM的变革要求来把握“新地区主义”在东亚兴起的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EADM的研究形成了大量文献，笔者认同演进—制度学派(evolutionary-institutionalist)（注：演进—制度学派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于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诸如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R.John Commons)、米契尔(Wesley Mitchell)等人创立和发展的古典制度经济学(Origin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s,OIE)。近十年来，演进—制度学派的主要研究课题包括：文化差异对经济表现的影响，国内及国际收入不平等，社会、经济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全球化及国际经济中日渐加强的多国合作，不断增长的对现代技术的应用需求，了解新技术对生物圈影响的紧迫性，经济学思想与经济变化的相互影响。）的“创新体系方法(Innovation System Approach)”的结论：EADM本质上是一种区域性创新体系，是东亚经济体创新体系共同要素在区域层级上的概括，是外围半外围地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改变美欧核心国具支配地位的世界体系的制度创造。“出口导向”、“政府作用”与“儒家文化”是东亚区域创新体系的一般性特征，也是EADM的基本要素。“出口导向”是东亚打破在世界体系的历史性经济结构中所处不利地位的前提条件，也是东亚在移植、模仿和创新过程中培养、提升自身竞争能力方面的能动性表现；“政府作用”体现为玫府在此进程中积极发挥文化学习的功能，并通过种种措施打开通向国际市场的道路，推进地方和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形成；“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各地区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不仅使之在吸收西方技术与制度方面的可整理知识时可以采取多种途径，同时也为儒家文化圈内部的模仿、学习与意会性知识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使之在东亚创新体系中作为集体学习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三要素中，“出口导向”最直接地反映了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创新路径，有鉴于此，演进—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学者萨姆(Sum)将EADM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出口主义(exportism)”。（注：Ngai-Ling Sum,"Translating the Regulation Approach:An Analysis of the Temporal-Spatial Reach of East Asian Exportisms,"Worki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organised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an Studies,March 30-April 1,2000,Hilton Hotel,Chicago,USA,http://www.europanet.org/conference 2000/short-schedule.htm.）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相关研究围绕如何评价EADM、如何判断其发展趋势产生了分歧。贾根良提出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是EADM调整滞后的结果，EADM的变革势在必行，其基本内按并未失去生命力，但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和政策改革以重现生机。（注：贾根良：《创新体系与东亚模式的精髓》，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75页。）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恰当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它在过去所形成的历史基础。按照斯科特(Allen J.Scott)的看法，出口导向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注：Allen J.Scott,Regional Motors of the Global Economy,in William E.Halal and Kenneth B.Taylor,eds.,Twenty-first Century Economics:Perspectives of Socioeconomics for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在过去10年中，全球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产量和销售量增长不仅快于世界GDP的增长，也快于世界出口额的增长速度（1998年跨国公司销售总额为11万亿美元，世界出口总额为7万亿美元）。（注：李霄：《论国际生产的发展趋势》，载《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4期，2001年10月，第15页。）国际生产对国际贸易的超越显示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福利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国际分工中对出口导向的生产追求，“出口主义”发展模式已成为欠发达经济与发达经济共同的选择。因此，EADM的历史经验的价值并未消退，关键是如何调整创新以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赋予东亚新的发展动力。
具体来说，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对EADM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1.今日世界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新经济时代的巨大转折，信息与知识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这种转折的动力来自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后者已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实际上，掌握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2.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格局将国际贸易体系割裂开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于对外贸易、外国投资都存有极大疑虑，担心自身利益受到伤害。随着“冷战”格局的和平消解，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逐渐放弃了过去自给自足、对抗市场的立场，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
3.经过多次漫长的多边贸易谈判，“关贸总协定(GATT)”显著地促进了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修正与调整，在工业产品方面，今天工业国之间的相关贸易障碍已消除殆尽。然而在取代GATT的WTO框架内自由化进程放缓，特别是1999年WTO新一轮多边谈判在西雅图失败，表明全面推进多边自由化的困难。
4.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掌握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话语权，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东亚经济体很难在全球经济事务中表达自身的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例如，WTO多边谈判的议题越来越倾向于环境、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竞争政策而不是关税，更反映欧美国家而不是东亚国家的利益。
5.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处于战后世界经济长波（注：一般认为从18世纪末至今共经历了四个完整的长周期，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第四个长周期的下降期。参见薛敬孝：《论长波框架中的世界经济走势》，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13页。）下降期的发达国家在向外输出资本与技术的同时，全力推动制度创新，为新的基本创新积蓄力量。信息技术产业以创新集群形式出现，成为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强有力因素，成为遏制通货膨胀的主要力量，成为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的焦点。
6.欧美国家的地区合作迅速发展。在欧洲，1993年欧洲单一市场建立，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建立，2002年7月1日起欧元成为“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国家内惟一法定货币。在美洲，延伸“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泛美运动也日益高涨。1990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的“美洲方案”首次提出将NAFTA扩大为囊括除古巴外所有美洲国家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FTAA)的设想。1998年4月，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峰会正式宣布依据前一个月召开的哥斯达黎加圣何塞贸易部长会议中就谈判原则、目标、架构、方式等所达成的决议，展开为期7年的谈判。
7.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速度不断提高，对开放金融市场的东亚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
8.随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东亚经济体将面临对贸易暨投资更快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巨大压力。此外，随着中国、越南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及全球市场的竞争势必进一步加剧。
9.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困境，导致“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濒临瓦解。
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显示出EADM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东亚经济体要恢复并保持高速、持久的经济增长，继续坚持“出口主义”依然是重要的。然而东亚经济体实现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可能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多边自由化进程迟滞，加之区域经济集团不断增多和扩大，例如NAFTA和欧盟，东亚经济体进一步在这些主要市场扩大出口越来越困难，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美国及其他工业国保护主义政策的限制。
2.多种因素导致全球、地区及国内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例如，发达国家成功完成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变革，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东亚又一波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正在到来，中国加入WTO，中、日、韩等东亚经济体面临日益增强的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
3.工业化水平和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在依次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共同前进，即所谓的“雁行模式”由于日本经济面临的困难而被动摇了。而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贯穿技术－生产价值链的竞争则已打破了“雁行模式”，因此对现有的EADM产生了严重威胁。
4.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表面上的增长，东亚经济体的国内金融市场也迅速开放。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始于短期资本从遭受危机的国家抽走。短期资本流的快速发展具有造成金融市场剧烈动荡的潜力，事实上正如东亚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果出现短期资本的快速回流将造成大混乱，进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影响投资和出口增长。
青木昌彦在分析目前日本的发展困境时提出，日本的困境是一种重大制度转变的征兆，这种制度转变将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相互促进。（注：［日］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飞雁式制度变迁》，载《比较》第一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34页。）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极富远见。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东亚经济体重新评估传统的发展政策并进行适时的调整。针对上述挑战，EADM的变革与创新需要经历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注：Sharon Reier,"Schumpeter:The Prophet of Bust and Boom,"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10-11,2000,pp.17-18,http://www.iht.com/IHT/MONEY/061000/my 061000.html,2002/10/28.）过程，重新建构地区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能力。东亚经济体的对策不外乎两个方向：一是增强竞争力，二是扩大市场。
首先，新EADM必须重视塑造并保持国际竞争力。关键是实现技术领先。EADM的技术发展基本上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技术追赶，从劳动成本低廉入手，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对外国产品、工艺和组织技术进行创造性模仿，建立起本国初步的技术能力；第二阶段是技术多样化，将已获得的技术扩大到许多产品和领域，以获取与技术相关的范围经济。（注：“范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也就是多样化经济，当企业将已获得的技术应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时，若出现成本递减的现象，就可称之为范围经济。）笔者将这种技术发展称为“适应型学习与创造”，（注：傅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动因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55页。）其基础是曼斯菲尔德(Mansfield)所言的“外部创造(external inventions)”。（注：E.Mansfield,"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Science,September 30,1988.）EADM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调整技术发展战略，推动“适应型学习与创造”向“能动型学习与创造”转变，即基于“内部创造(internal inventions)”的改进与革新。
“内部创造”要求东亚形成自身的技术供给来源、技术创新能力。除去克服技术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东亚经济体还要创造有利于形成和增强竞争力的政策环境，例如加强根本上基于竞争法则的市场体制，逐步摒弃采取贸易或非贸易障碍来保护某个经济部门的政策，转换政府角色，致力于建立保护竞争和市场开放的制度框架，提高治理能力，给予中小企业(SME)发展以更多的政策倾斜，继续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改善现行的教育体系，开展紧密的地区合作。具体来说，地区合作对于提升东亚经济体的竞争力的积极影响表现为：(1)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形成高容量的市场规模，在竞争市场日益细分的条件下能够为创新提供足够回报，具备充分的需求差异性，能够支持创新的各阶段，形成良性的成长循环。(2)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整合资源，为“内部创造”提供高质量的资本、人力资源的投入。(3)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可有效减少创新中的不确定性，为“内部创造”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其次，新EADM必须谋求地区内贸易与地区间贸易均衡发展的增长模式，从单纯依赖“外部市场”向“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并重转变。东亚经济体需要更重视扩大地区内贸易。鉴于目前WTO开始新一轮关税减免谈判的困难，通过推动经济一体化，东亚可以启动这种转变进程。考虑到东亚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多重互补性，精心运作这一进程将充分适应各方既得利益之所在，从而保证这一进程顺利完成，注意到这一点特别关键。
总之，新的EADM注重竞争力与发展的均衡性最终将有助于提高东亚经济体的生产率，恢复其经济活力，而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对于完成EADM这样的变革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东亚经济体长期保持多边主义传统与突破传统的根据都在于如何适应外部发展环境，实现快速、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如果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多边层次是一个自由市场，或者向这个方向发展，东亚经济体保持多边主义传统也许优于基于地区主义的政策。但是，地区主义是当前世界范围的潮流，东亚经济体更明智的政策取向也许是既倚重世界范围的全球化，又立足于东亚范围的地区化。
三 “金融优先”的东亚“新地区主义”
如果将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视为EADM与外部经济环境长期互动的结果，那么东亚金融危机则是促使潜在的变革趋势转化为现实要求的最主要因素。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来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要早于货币合作，然而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的“新地区主义”明显具有“金融优先”的特色。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地区合作日益成为东亚经济体的共识，各方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的讨论，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提供了合作的“焦点(focal point)”，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东亚合作的僵局。考察东亚“新地区主义”在金融领域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本文关于EADM变革与“新地区主义”二者关系的认识。
从东亚金融危机可以发现东亚经济体长远发展必须重视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模式、经济增长路径所存在的弊端，面临重新评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注：笔者所使用的“新兴市场”是指已实现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经济体。）频繁爆发金融危机，其中东亚金融危机最为严重。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认为货币危机的爆发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注：P.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9,1979,pp.469-479.）然而这种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尽管“新兴市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自身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形成了“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其次，由于这些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就形成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新兴市场”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 crisis)”。
东亚经济体发展战略的某些共性也内生地决定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些经济体的政府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的规模不断增长。这些发展模式中的潜在问题在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规模较小的时候尚可控制，一旦金融体系实现开放，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2.东亚金融危机显示了本地区金融体系的密切相关性，东亚经济体需要在地区层面就各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的互动影响加强协调。东亚金融危机发端于泰国，随后席卷东南亚，冲击东北亚，最终甚至波及南非和俄罗斯。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几乎是无法治愈的，而“新兴市场”则是最容易受到“传染”的群体。
3.东亚金融危机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资金的流动易受市场预期和信心的变化而出现急剧的逆转。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五国1996年私人资本净流入为729亿美元，1997年净流出为110亿美元，相差达839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资金流入、流出的逆转为中小规模的东亚经济体所难以承受。
第二，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使得国际资本的参与者能够以“即时”的速度，十分迅捷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笔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为国际投机资本的运作提供了条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而“新兴市场”在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趋势下，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投机资金操作的危险性既缺乏警惕也缺乏监管的经验。
第三，大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以20倍、30倍的高杠杆运作，其可动员的资金远大于中小金融市场所能够承受的规模，使中小金融市场的些微缺陷即可受到少数几家国际风险投资基金或投资银行的狙击而酿成大祸。国际上尚无制止和惩罚国际金融投机家联合炒作的法律。
4.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现有格局的弊端，东亚经济体不得不协调地区力量，增强自身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及影响力。
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在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与强权政治。首先，世界各国之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监管，涌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大批短期资本成了风险程度很高的“热钱”。一旦爆发危机，需要有适当的国际组织担当最终贷款人，在整个金融体系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时候通过提供流动性克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IMF本应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但是从其在东亚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IMF不仅反应迟缓，而且开出了许多错误的药方，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激化了危机。
其次，IMF的庞大官僚体系主要为美国所把持，缺乏民主决策。事实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步伐加快，金融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投机使金融市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频繁面临国际收支危机，然而IMF帮助摆脱危机的政策措施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对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全球化产生阻碍。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主张国内私有化、对外加速资本开放、尽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除了受到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之外，还反映出华尔街金融巨头、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及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以及阿根廷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危机提醒东亚经济体高度重视在金融市场发育、金融风险监管、金融机构素质等方面存在的严峻问题，充分表明本地区经济在关联密切、互动频繁的同时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以保证危机来临时有能力把握时机，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这个因素可以解释当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潜在改变已经发生，东亚何以在近年来兴起“新地区主义”，也可以解释东北亚经济体为何更注重“金融优先”。
有必要强调的是，EADM的重要特征是政府的积极作为，而针对上述问题东亚经济体可以选择的解决方案恰恰涉及政府在金融发展领域的角色定位，这也是EADM变革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从金融发展领域到整个经济发展领域，政府的作用都应当体现为“制度供给”：
1.政府通过供给作为共同知识的制度安排，在经济中培养一种维持自由试验环境的能力，即保证新制度能自由建立，允许现有制度不断地被更好的制度取代。这种制度安排只是基本原则，并不包括那些直接取代市场机制的政策，例如直接规定价格。这些基本原则为当事人的行为建立了明确的、有约束力的框架，既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当事人之间行为的协调，又保护了当事人的创新能力。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而言，这种“制度供给”的来源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或是总结其他政府探索实践的教训；二是提炼本国民间部门的实践经验。
2.政府通过供给作为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促进市场的整体进步。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将长期面临在逐步消除金融抑制过程中的市场协调问题，如果特定市场的某些金融抑制政策短时期难以消除，那么政府可行的选择是加速其他市场的开放，充分发挥这些市场的替代功能，通过互补性激活被抑制的市场，推动其自发的开放进程。
3.政府通过参与国际协调供给作为跨国经济行为规范的制度安排，参与构建和维护稳定、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发展不再是某一个经济体的政府所能独立承担的。第一，不同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第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其他政治、社会、文化的差异，不同利益主体的政策选择可能产生不利于彼此的影响。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制度框架，风险与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威胁。第四，政府的作用是任何金融发展理论都无法否认的，国际金融市场同样需要地区层次及全球层次的组织协调机构。因此，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关系的理论前提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金融发展的国际合作应运而生，其根本宗旨正是供给制度安排，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有序地发展，为世界各经济体提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有利环境。
四 结论
本文探讨了东亚“新地区主义”对于推动EADM变革的重要意义。最重要的结论是：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EADM面临着巨大挑战，东亚经济体的长远发展要求推动EADM的变革，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均衡的增长，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正是东亚经济体对此变革要求的积极回应。作为EADM的新要素，“新地区主义”同其他要素之间将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东亚“出口主义”的发展战略得以在新的基础上实施，东亚经济体的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在国家及地区层面发挥适当的、重要的作用，由儒家文化发展形成的“亚洲意识”、“亚洲价值观”成为地区意识的核心。新EADM的这些特点显示出“新地区主义”的积极意义。东亚经济体实施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具有产生显著收益的潜力。面对截然不同的全球经济环境，那些最能适应地区及全球变化的经济体将有可能创造21世纪的新“东亚奇迹”。
［收稿日期：2003-06-13］
［修回日期：200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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