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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美中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做过多方面的分析，除了由于美中两国采用的进出口统计标准不一致外，还有香港的转口贸易、各种贸易壁垒、汇率低估、服务贸易难以统计、产业转移以及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等，均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然而在构成美中贸易的众多原因中，产业转移及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则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产业结构越来越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和依赖的格局，并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一方面，产业的跨国转移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且分工明晰化并细化。发达国家将致力于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日趋高级化和“软化”，他们主攻的是“知识产业”。发展中国家在吸纳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加速了本国产业由低级向中高级的提升与变化。
一、美国产业转移导致了美中贸易长期逆差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全球产业一直处于一种大调整和大转移的趋势之中，专家们预测，到2015年，美国约一半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2/3的较低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和近1/4的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将由外移和外包产品的再进口来满足。
在国内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作用下，美国不得不将产业转移的目标锁定了中国。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将继续属于外商，特别是美国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国。
经历了几十年全球产业转移的结果，在美国表现为“产业空心化”；在东亚表现为“产业再次转移”；在中国则表现为“全球装配车间”，这些经济现象的发生都程度不同地导致了美中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
具体来讲，美国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就利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巧妙的产业结构大调整。进入90年代以后，更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一转移策略，使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建立在了一个更高级别的产业层次上。表现为美国在技术、信息、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内长期稳居世界第一；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则逐步让位；而制鞋、纺织、服装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基本从美国退出。
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主要方式采用的是对华直接投资。对华直接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在华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方式很自然地绕开了中国的高关税壁垒以及许多近乎苛刻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苛刻的非关税壁垒的效应足可以等价于把整体进口关税水平提高约9个百分点。因此，像汽车、化工、电子等产业，一方面中国对其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对此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太高和非关税壁垒太多，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些行业对中国的投资比重不断加大。
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加大，在华的子公司与美国母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也在不断增加。在华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将部分产品就地销售的结果，不但使其占领了不少的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同类产品的数量。这一效应，不但可以大大降低中国自美国的进口数额；而跨国公司在中国就地生产后，再将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市场的结果，则大大提高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额。也就是说，那些就地销售的产品数字并没有被记录在美国的对华出口数据之中；相反美国跨国公司对美返销的产品却实实在在地记录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统计数据之中。因此说，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就地销售与返销的结果，使得中国来自美国的进口减少，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则增加，美国产业转移的结果，改写了原来的贸易状况，实实在在地起到了一种促进美中贸易逆差持续、迅速扩大的效应。
我们认为，现实中的美中贸易，许多都属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而并非是美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而这些贸易却都毫不含糊地记录在了两国之间对外贸易的数据之中。以美国耐克公司为例，其在中国广东、福建等地投资建立的子公司所生产的耐克运动鞋，有90％以上返销美国自己的市场，虽然这些鞋子所赚的外汇流回了美国，但由此造成的出口数额则全部记录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账目上，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额增大。
据统计就产业转移一项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美贸易不平衡中，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对美形成的贸易顺差所占比例，基本上超过了美中贸易顺差总额的一半。有些年份甚至高达68％的份额。因此说，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约有一半以上的额度应是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自己所为。
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统计过，在美国的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的净销售额，同时减去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转移支付以避免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会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转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这一数字还是英国经济学家在20多年以前的统计数字，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再一次产业大转移之后，现在的情况比20多年以前可能会更为明显。
客观地来讲，由于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属于互补性贸易，因此说，美中双方的贸易往来对双方都会是有利的。美国由于产业转移，使得每年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必须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产品，如轻工产品、纺织服装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机电产品等。这类进口弥补了美国大众对基本消费品和国民经济对部分生产资料的需求。从中国的低成本进口，除能减轻美国国内资源的消耗，保护美国本土环境清洁以外，还能大大降低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在美国对华巨额逆差数字的背后，实质上是美国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和美国居民所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实惠。根据牛津经济预测中心的评估，到2010年，美国GDP将会因2001年以来美中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而提高0.7个百分点，同时，美国的物价则会因此而下降0.8个百分点。这两组数据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能够增加约1000美元。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刊登过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有一位家庭主妇曾尝试在一年中坚持不买中国商品，一年后她的感受是：“没有中国商品的生活糟透了。”
在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背景下，为我国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大大提升我国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同时还解决了长期困扰高层领导的、十分棘手的劳动力就业等问题。但是，由于我国企业承接的大多是经济效益低下的加工贸易，属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贸易增长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因此说，中美贸易的顺差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虚顺差”。两国贸易不平衡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国赢得了较大顺差，美国却赢得了较大的利润。
二、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导致美中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由于中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因此，中国除了成为美国产业转移的首选国外，也已成为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中心。表现为：低端产品的生产从东亚地区转入中国：中国从东亚地区进口零部件——产品在中国组装或加工——最终产品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市场。
追溯起来，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大约发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转移的主要产业是服装、鞋帽、玩具等初级产品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较为封闭，而其它亚非拉国家还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所以，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可供选择转移的地区相对有限，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目的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惠国家和地区。第一次产业转移的结果，使得这些国家借此实现了经济腾飞，很快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腾飞，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丧失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资源比较优势，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得不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实施再次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又成为了首选。
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再次转移的结果，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本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但随着他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他们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就自然地转变成了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均是从本国进口原材料，在中国进行加工，最后再由中国出口到美国。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除以上提到的有一半以上的“贡献”是由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所为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则是从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由于东亚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内地，转移的结果就顺理成章地将原本属于他们对美国的出口，转变成了中国内地对美国的出口，再次转移的最终结果，导致美中贸易逆差迅速扩大。
2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实际上与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某些项目的外包转移过程密切相关。据统计，在1992至2003年的12年内，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即“来料加工”的价值比率)已从14％上升到了21.8％，中国对美国出口垂直专业化程度已从14.77％增加到了22.94％，提高了近50％。
如果说垂直专业化程度所度量的是，外国(地区)向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价值占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终商品价值的相对比例来分析，来自日本的中间产品价值约占中国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价值的1/5；如果再考虑到来自韩国的中间产品的进口，那么日韩对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的价值约占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终产品总价值的1/3还要强。这充分说明，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反映的是东亚对美国的产业链效应。实际上是日本、韩国部分地把中国作为它们生产过程的延续，日、韩、中以及美国在华的子公司均分别在中国国土上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共同在向美国出口。
据中国海关总署2008年1月1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中美两国2007年的双边贸易总值为3020.8亿美元。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693.8亿美元，出口2327.0亿美元，顺差为1633.2亿美元。如果扣除中国加工贸易构成的顺差和外商投资企业构成的顺差，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分别会降低91％和73％。这说明，在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确实是由各国产业转移，特别是由美国和东亚地区某些国家产业转移构成的，单纯地指责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额过大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加强理解，积极应对，促进美中贸易平衡协调发展
虽然贸易顺差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中国，贸易逆差本身对美国的不利影响有限甚至有有利的一面。但是毕竟从美方的数字显示中国是其最大的逆差来源国，美国的一些舆论、利益团体和一部分决策者非常关注双边贸易逆差的数字，认为这种扩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通过影响市场信心影响美元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使美国不得不以背负巨额外债为代价，来支撑国内经济的发展。决策者往往认为贸易逆差是一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标志，将倾向于采取削减逆差的措施。由于近年来全球油价上升，美国经济的前景不明朗，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重大转变，进一步挑起贸易争端，对此我方必须慎重对待。
美中贸易协调、健康发展，是双方的利益所在，也是两国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一点已引起了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温家宝总理就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在200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注重优化进出口结构，努力改善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状况。”
2007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闭幕词中总结说：“美国和中国都懂得，理顺我们的经济关系，不仅对我们的人民，而且对世界经济都至关重要。当它产生互利，导致生长、平衡与强大的全球经济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关系最好的时候。”
因此，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构成了处理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焦点。切实有效地处理好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有：
1.继续开展高层战略经济对话，以增强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信任。
要明白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时并非是实质性的利益碰撞，而是缺乏相互了解产生的误会。因此要特别要求美国社会各界，应深入全面地了解美中贸易逆差背后的“美国因素”及美国所得到的利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中的一个部分，它是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和渐进性的。美中贸易逆差的存在反映了两国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它是历史形成的，并将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这种逆差不会给美国经济造成伤害。
同时，中国也应该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美国进行深入而全面的了解，改变对美的惯性贸易思维，尤其要重视与美国参众两院的接触，在贸易谈判中，争取美国议员的支持，这是因为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则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关键。另外还可以通过中国的一些贸易协会团体向美国的相关产业集团耐心解释，向他们说明美中贸易中的美国利益。对那些支持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不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进行限制的美国在华企业或利益集团，中国方面可以呼吁他们在美国国内通过法律途径和政治游说途径，向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2.美中双方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双方都应从政府的高度，搭建一个合作平台，为两国企业的交流创造有利环境，尤其在一些新兴领域，比如：能源、环境、医疗健康、金融、银行及现代服务等领域。
对于美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放宽附加值高、具有明显对华出口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这对平衡美中贸易关系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在这一方面美方却进行了严格的设限。2007年6月15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BIS)宣布，将对出口中国的、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施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同时推出了一个涵盖20个产品大类的限制出口名单和一份“合法终端用户”计划。按照“合法终端用户计划”，只有那些“被信任的客户”可以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购买某些所谓“限制列表”中的产品。美国新规定公布的20类被列入“限制列表”的产品包括：飞机发动机、航空电子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激光、贫化铀、水下摄像机和推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一些电信设备、空间通信和防空设备等。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1年～2005年，中国自欧盟、日本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分别增长了71％和151％，而美国则只增长了38％。美实施对华出口管制，制约了美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商品的对华出口。统计数据还显示，2006年与2001年相比，美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增幅比德国低287个百分点，比日本低100个百分点，美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所占中国高技术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已由先前的18.3％降至现今的9.1％，如果这个比重能够保持在18.3％的水平，美对华出口至少可增加700多亿美元。
就中国来说，也应采取积极的贸易均衡政策。商务部已于2006年10月公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已提出，我国将从重视出口创汇向进出口均衡发展，实现贸易平衡转变。这意味着在新的时期，国家和行业都及时转变了观念和思路。从这个历史时刻起，“促进贸易的平衡发展”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同时也昭示：中国外贸发展已步入了一个需要谋求进出口双向平衡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外贸政策已经从普遍鼓励出口转向了按产业政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从偏重货物贸易向货物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的均衡贸易政策。
从国际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都希望本国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并为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
我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胜利，也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结果和重要标志。近年来，正因为出现顺差和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消除了长达几十年的“出口创汇”压力，使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但对于近年来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新的贸易冲突又会频频出现。特别是近年来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可谓是接连不断。为缓解由贸易顺差过大引发的新贸易问题，中国政府多次推出了平衡贸易的新规定。
2006年9月14日，中国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自9月15日起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这次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税收政策调整属于结构性调整，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的综合措施之一，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根据这个通知，中国将取消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也将降低。其中包括：142个税号的钢材出口退税率将由11％降至8％；陶瓷、部分成品革、水泥、玻璃的出口退税率分别由13％降至8％或11％；部分有色金属材料的出口退税率由13％最低降至5％；纺织品、家具、塑料、打火机、个别木材制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降至11％；非机械驱动车(手推车)及零部件的出口退税率由17％降到13％。
此次调整也将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包括将重大技术装备、部分IT产品和生物医药产品以及部分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提高到17％：将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的出口退税率由5％和11％提高到13％。
时隔不足一年，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再次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以减少贸易顺差和流动性过剩。财政部出台这个政策，其意义十分重大，就是要努力大幅度地减少贸易顺差。
据了解，这次政策调整涉及的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主要包括：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盐和水泥等矿产品、皮革、简单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等。二是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主要包括：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纸制品、植物油、塑料和橡胶及其制品、部分石料和陶瓷及其制品、部分钢铁制品、焦炉和摩托车等低附加值机电产品、家具，以及粘胶纤维。三是将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主要包括：花生果仁、油画、雕饰板、邮票和印花税票。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和以前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没有设置过渡期。
以上新措施的再次推出说明，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在反省后日趋理性。它预示着我国外贸发展的理念从过去单纯的“奖出限入”将转变为“进出并重”的原则，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解决长期困扰两国贸易关系的逆差问题的决心与诚意。
3.通过客观的第三方非政府性的国际贸易组织，如WTO，为双方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解决两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应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那种“以量取胜”、“价格低廉”的“两高一资”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商品，应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出口商品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应逐步让位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着眼于技术创新、产品更新、品牌经营已成为出口增长的大趋势。此外，从改善产业发展环境入手，加强研发、培养研发人才、保护知识产权等，同时加强服务贸易出口，从而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使我国对外贸易在质高、量增、均衡的基础上得到可持续发展。
处理中美经贸关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利用美在一些国际政治问题上有求于我的形势，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大规模对我发难。其次，在美国重点关心的贸易问题上表现出适当的灵活性。在发挥双边协商功能的基础上，发挥在华美资企业的游说功能，游说美国政府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最后，维护对美出口的良好秩序。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商会和大企业的作用，加强对美出口秩序的协调，避免给美方提供针对我输美产品实施贸易保护的口实。
总之，中国对世界将更加开放，美中企业合作的平台将更宽阔、更高远。应明确：美国企业在我国开展业务，不但对美方有益，同时也会为中国带来繁荣。要明白美中经济结构是属于互补性、共生性、共益性并存的经济结构，美中贸易政策基调始终都应当是合作，而不应当是竞争。双方都应实施结构互补、利益均沾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构建相互依存、更加成熟稳定的中美经贸格局。要通过沟通，促进相互间的了解，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