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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2—0064—09
一、对四个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使人民解放了思想
在1977、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除了已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并达成了广泛共识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功不可没外，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也为历史的转折和社会的全面深刻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理论界通过揭批“四人帮”在商品经济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生产力问题和经济规律问题四个经济理论上的谬论，逐步澄清了错误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辨明了理论是非，为改革开放作了必要的准备。
关于商品经济问题。1977年12月5日， 国务院在《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1] 打破了“四人帮”在商品生产上设置的禁区。与此同时，理论界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通过举办座谈会、发表文章等形式，正确地阐述了有关商品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也是等价交换；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等。（注：1978年5月22 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可看作是代表政府对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作的全面的总结。）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按劳分配原则，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2]1978年2月26日，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第六部分，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为题，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理论界为此专门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了很多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最著名的是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针对“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而否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详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按劳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创造出新的劳动生产率；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是与一定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明确指出我国工资制度，必须实行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必须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这篇文章与6 天后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当时社会极大的震动。
关于生产力问题。理论界批判了“四人帮”在生产力方面鼓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错误论调及其有关的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还为此出版了专著。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反复表明在生产力问题上的态度。华国锋在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 越快越好。 ”[3]1977年8月23日中共十一大和1978年7月7日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等重要会议，也都专门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华国锋1978年7月7日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要发展生产力，要向国外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1978年9月16日， 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4]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 当时就已经有了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的基本思路。邓小平在1978年9月18 日听取鞍山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时的讲话、10月1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10月11日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都讲了这个意思。他说：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5]“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 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6]“各个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 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我国工人阶级也要虚心学习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7](P,136—139)
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到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改革的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已经开始酝酿了。1978年6月20日，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8]7月7日， 华国锋也在这个会议上强调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不利用价值规律，违背这个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浪费和亏损，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必须在全党、在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中，在财贸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增加企业利润、厉行财政监督的教育，这样就能大大地促进生产，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他指出：“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9] 这里提出了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革”这个概念，但经济管理水平如何提高，当中就隐含了改革的意义。
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已引起了当时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广泛关注，这一点在胡乔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1978年7月28日，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这个发言事后又经过多次修改、多方征求意见， 于10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发表。这篇文章是在很好地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精神，系统地总结当时社会上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针对当时经济管理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写成的，体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在新时期中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国家计委党组的同意下，薛暮桥等在1978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过去20多年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遭受的挫折和损失，特别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10]也提出了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问题。
二、国务院务虚会基本确定了引进开放的战略目标
对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归根到底就是要为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统一思想，而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当时就出现了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的思想。
至迟在1978年5月，华国锋、 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索和考虑的已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11]要对外开放，要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就必须走出国门，对别国有所了解，为此， 1978年上半年我国曾派出代表团先后考察了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
1978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次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派出了经济代表团。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成员中包括6 位省部级干部，访问的对象是欧洲的法国、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五国。对于这个代表团的出访，邓小平十分重视，临行前，专门听取代表团的出访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代表团肩负重大使命，从5月2日到6月6日马不停蹄地访问了5国15 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11]几乎同时，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率领一个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代表团考察归来后，都写出了调查报告并提出了建议，对中央高层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6月1日，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归来，向政治局汇报。汇报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汇报建议：利用国外资金建设一亿吨能力的煤炭矿井，一千万吨的冀东钢铁厂，多搞几个有色金属矿，并保证1985年化纤和塑料产量各达到200万吨。 邓小平听了汇报后表示：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华国锋鼓励说：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 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12]
6月下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的情况汇报，谷牧着重讲了三点：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11](P,155) 谷牧在提交的《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7月，谷牧还召集所有出国考察回来的人开会， 让各考察团写出详细汇报和建议，提交国务院务虚会，供会议讨论参考。
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谷牧具体负责会议的日常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华国锋、几个副总理也经常参加。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30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国外成功经验和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会议大胆地提出了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见，提出和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发挥经济手段和组织的作用，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措施。
李先念对会议作了全面的总结，他在总结报告中强调：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绝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他指出，我国已不只一次地改革经济体制，但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收了放，放了收的老套中循环，因而改革的结果也往往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最大利益。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李先念特别强调：“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13]他还指出：“我们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有计划按比例地、持久地、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还不多，搞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更少。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尽量避免盲目性，尽量少走弯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变和取消。”[14]总结中还提出：八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十年引进800亿美元， 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9月30日， 这个有着许多新思想新观点的总结报告下发到省军级和县团级。
华国锋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和插话，提出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许多重大问题，讲了引进技术、外贸出口、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劳动工资等经济工作方面的一系列方针，也强调了要谨慎，要扎扎实实，一方面要大胆放手工作，一方面要兢兢业业，在经济工作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摸着石头过河。提出“以粮为纲”也要因地制宜，粮区以粮为纲，牧区以牧为纲，林区以林为纲。他的主要思想是“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四个一点”直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产生了影响，被写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之中。
引进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会议不但提出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先进管理经验，还讨论了要大量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这次务虚会基本确立了引进开放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后来体现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
三、全国计划会议在改革的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
如果说国务院务虚会侧重的是引进开放的话，那么9月6日到11 月3日举行的全国计划会议则是侧重于改革。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特别提出：必须多方面的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大经济的需要。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改变那些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不讲经济责任的老框框、老办法。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站在斗争的前列，依靠广大群众，大胆而又细致地去领导这些变革。
全国计划会议在安排1979、1980年计划时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15]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也说了一段与全国计划会议简报中几乎完全相同的话，他说：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7](P,135—136) 这段话的意思后来又写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反映了党内在改革问题上的思想上的一致。
四、改革与开放的初步尝试
在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进行改革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逐步达成思想上的统一的同时，具体行动也在付诸实施。
听了谷牧等出国考察的同志汇报后，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说，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邓小平也认为要抓住时机引进资金，看准了就干。6月22日，他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 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 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华国锋对从法国、德国、日本大规模引进资金持十分乐观的态度，指示：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他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国务院务虚会后，加快了引进的谈判步伐，有的部门突击签订谈判协议。到年底，共签订78亿美元的协议，重大项目有22项，其中12月最后10天就签订了31亿美元的协议，主要是化工项目。
与此同时，改革的具体实践也在安徽等农村起步。1977年11月中旬，安徽省委制订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注：其主要内容是：一、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二、加速生产发展；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四、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五、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六、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还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要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对极左的农村政策进行了有力冲击，11月下旬“六条”下发全省农村执行。1978年初，在贯彻“六条”中，来安县出现了“包产到组”、（注：“包产到组”的做法是“六定到组”、“八个统一”：“六定”是定劳力、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奖惩、定领导。“八个统一”是生产计划和茬口安排统一，耕牛、农具、机械使用和管理统一，种子和生产费用统一，用水统一，农田基本建设、技术活和杂工的安排统一，规章制度统一，经济核算和收益分配统一，领导统一。）天长县出现了包产到户，（注：1978年春，天长县新街公社对棉花生产实行责任到人的产量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特点是联产计酬，责任到人，实际是到户。结果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棉花由过去亩产皮棉29斤增至60斤以上，创历史最高记录。）这些联产计酬的措施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78年9月， 安徽为度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荒，省委又及时作出“借地种麦”的决定，（注：规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在贯彻这一决定中，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迅速掀起借地“包产到户”的热潮（注：黄花大队按水、旱、岗搭配，两天内将全大队1037口人，1690亩耕地， 除100余亩不宜秋种的土地外，其余耕地按人均1.5亩， 借给社员个人耕种。他们还制订了“四定一奖”的细则，“四定”即：定任务；定工本费；定工分；定上缴。粮食超产或减产，全由承包人承担，即全奖全赔。“四定一奖”办法出台，孕育着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诞生。）凤阳县马湖公社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更是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实行了“包干到户”（注：小岗的这种包干到户，比山南的包产到户走得更远，山南的“定土地、定产量、定工本费，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使农产品的分配权掌握在生产队手里，而小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则使农民部分地拥有了剩余索取权。），这些责任制形式，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是与当时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历史环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阻力很大，包工到组和包产到组成为农村生产责任制起步最初的主要形式。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才从“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的秘密状态中走出来，在激烈的争论中发展起来，在安徽省公开推行，并迅猛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也推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
当然，这些为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开放、改革的初步尝试，也有过失误，主要是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引起的求成过急的失误。如国务院务虚会整个调子就是要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尽管在会议过程中，陈云认为对一些重大的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建议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可是，这个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会后，加快了引进的谈判步伐，签订谈判协议。而匆匆上马的项目又基本上没有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没有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铸成大错。但是这种尝试阶段的失误不足为怪，它所积累的经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和借鉴。
综上所述，对于改革、开放，我国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有了程度不同的酝酿和尝试，其起始时间甚至还可以追溯至实行全面整顿的1975年，历史事实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为全面改革开放作了很重要的准备，它是全面改革开放的序曲和准备阶段。正因为有了两年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统一思想，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正因为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决策，特别是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全国人民才得以能全心全意地进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事业，开辟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