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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模式”面临质疑
温州市区的安澜码头对面是永嘉县的清水埠码头，从清水埠码头坐车西行约15分钟，是瓯北镇客运站，这里有开往桥头镇的中巴车。30公里的山路上，不时有装满货物的大货车来往。路况不太好，在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颠簸后，4月25日，记者终于来到了曾经名噪一时的桥头镇。
“中国桥头纽扣城”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大厦里面的冷清景象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庞大的“纽扣城”内看不到熙熙攘攘的人流，一楼临街的不少黄金铺位空着，因为没有生意，摊主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织毛线活儿，还有的干脆凑在一起，打起了麻将、扑克，环顾四周，只有柜台上堆满的一袋袋五彩斑斓的纽扣还在提醒着记者：这里是国内最大的纽扣供销专业市场。
也许，从这样的视角进入温州经济有失公允。2003年，“温州炒房团”及其挟持的约1000亿元民间游资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上的表现，在受到各大媒体普遍“口诛笔伐”的同时，也令人们对温州强大的民间资本有了充分的认识。但是，温州经济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这些，而是近一两年来其GDP等增长业绩在浙江省内的持续下滑。
在浙江省11个省辖市的GDP排名中，杭州、宁波、温州长期占据三甲位置，优势难以撼动。200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温州的GDP突然滑落到浙江省第七位，2003年上半年颓势未消，位列全省倒数第二，七八月份更是连续位居倒数第一。进入2004年1月份，在杭州、湖州、绍兴三市工业总产值增幅达20％以上的情况下，温州工业总产值居然下降了1.9％。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祥地之一，温州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异军突起，“温州模式”得到了经济界、理论界、新闻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因此，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温州经济发生的这种变化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者、媒体关于温州正在走向衰落、“温州模式”即将寿终正寝的提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令我们思索：温州的未来会怎样？温州经济的发展趋势将如何演变？“温州模式”是否真的每况愈下、它的生命力在哪里？
“其实温州GDP增长并不像外面说的那么差。”温州市统计局的一位官员这样告诉我。据这位官员介绍，温州2003年GDP为1220亿元，增长14.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7个百分点。而对于2003年杭州、宁波、衢州、丽水等地GDP增长速度都比温州稍高的事实，这位官员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温州GDP的基数比较大，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有10亿元的增量。而且，从具体数字上看，温州的财政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快于GDP的增速，位居浙江省前列。”
对此持不同看法的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认为，温州经济增长相对意义上的缓慢多年前已经显现出来了，尤其是从1998年以来，温州GDP每年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改革以来的平均速度。”其主要原因在于温州经济改革先发优势的弱化，以及在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滞后。”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优势，并且是一个以山地为主的城市。在11784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平原仅占17％。除了东面濒临东海，周边也都是以山地为主的城市。马津龙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摆脱资源、区位条件的严重制约而后来居上，完全得益于率先创新，特别是市场主体民营化上的率先创新，以及民营企业在制度、技术上的率先创新。
的确，在探寻温州增长速度相对滞后的谜底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温州以往增长速度领先的原因。
先发优势遭遇挑战
桥头镇人喜欢做对比。在“纽扣城”内，不少摊主谈起当年万商云集的景象来各个眉飞色舞，一个约6平方米摊位的摊主告诉我，像他这么大面积的摊位在当时一年租金曾高达20万元，而现在，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一年不过1万元左右”，言下神情颇有落寞之意。
桥头镇现在是名声在外了，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地处山沟的桥头镇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步时并不生产纽扣，但全国各地生产的纽扣居然先要辗转运到当时没有机场、铁路、桥梁的温州，运到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的桥头镇，然后再销往各地。是什么使地处偏远的桥头镇有了这么大的“魔力”呢？
那时的温州依旧贫穷和落后，面对人多地少的现状，一群人开始打起行囊，离开家乡，在将足迹踏遍全国之后，他们把一张张订单带回了家中。
这群人就是温州的购销员。购销员从全国各地拿来订单，便到温州的集镇上采购产品，集镇上的前店后厂的格局便这样初具雏形，久而久之，前店后厂逐步集中，也逐步专业化，像桥头镇的钮扣、柳市的低压电器等。温州模式开始崭露头角，到1983年，温州当地便形成了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
以十大专业市场为启动点的温州经济由此迈上了快车道，并带动了当地家庭工业发展，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区域经济特色，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后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考察了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后提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网络。
于是“小商品，大市场”便从此成为温州模式的一种颇具影响的经典性表述。
一个小小的纽扣，许多人根本意识不到或者看不上其中的商机，但温州人并不会因为其利润低而不做，温州人看重的是集腋成裘。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温州民营企业分工严密而精细。事实上，温州模式的这些特点早已在浙江泛化，并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发展路径。
显然，企业规模小不一定意味着不能产生规模经济和效益。恰恰相反，通过区域的专业化市场，小企业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者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在温州柳市，就有多达1200个协作厂给低压电器巨头正泰集团提供零部件。
而作为“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仍以正泰集团为例，其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而且在经营上一直延续着无利息的“社会负债”式运转模式，短期占压供应商货款。因此，有人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不管如何，对正泰集团和1200家协作厂来说，就这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现代工业产业链。
其实，由桥头镇工商所提供的一份材料还有这样一组对比数字：在“纽扣城”最兴旺的五六年前，桥头镇纽扣销售总额达5亿元左右，其中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足10％；目前全镇一年纽扣总产值已达16亿元的规模，而且95％以上产品出自当地。市场形成之初的桥头镇，纽扣生产企业不足20家，如今全镇纽扣企业达400多家，桥头纽扣生产与销售的份额，已分别占到全国的80％和世界的60％。
在桥头镇“纽扣城”这个有形市场衰落的背后，是当地一批纽扣、拉链企业集群的兴起，它们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纽扣城”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蕴含更多的是中小民营企业迈向规模经营与品牌之路的曙光。
桥头镇的变化，可以说是变化中温州的一个缩影——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温州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先发优势。正是改革方式上与全国的反差，使得温州抓住了转型初期难得的发展机遇，从而有可能在很低的起点上神奇地崛起。如果温州也像全国一样采取渐进民营化的方式，充其量只能与全国同步发展而不可能不断地超越。
然而，这种惟我独优的局面不可能永远维持。随着全国各地民营化改革的推进，温州改革的先发优势明显弱化。同时，地理环境的限制、能源、资源的紧缺、人才的匮乏等种种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温州人面前，影响着温州城市品位以及经济质量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实际上是率先遇到了东部发达地区即将全面遭遇的一个普遍问题——记者以为，温州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答以及将要作出的回答，和20多年前他们的父辈面对贫穷作出的回答一样，对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都具有意义。所不同的是，那时，他们的父辈两手空空，而现在的他们，则掌握着完成原始积累后的巨额资金。
民间资本“溢出”寻求发展空间
温州人自己是如何看待“温州炒房团”的呢？
周德文，温州市十届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周德文认为，温州人对无形的东西不感兴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温州的股市一直冷冷清清。“炒房”是看得见的财富，而且容易把握。”其实，温州人是先在本地‘炒房’炒出了经验以后，才逐渐发展到外地去的。”“前两年，温州的五马街曾炒出了每平方米15万元的天价。”
与周德文持相同看法的还有温州市银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志超，郭志超同时还是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据他介绍，温州人到外地炒楼，开始是单打独斗，几个回合下来，觉得利润有限，于是各种组合的“炒房团”应运而生，并产生了所谓的“职业炒家”，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常常是共同进退，一出手就是一栋甚至十几栋楼，获利惊人。郭志超说，不少“炒房团”的背后都有温州市民营企业的影子，他就曾和几个企业的老总联手在上海某地买进了一层商品房，这些人联系紧密，信息灵通，当时买进价格是每平方米4000余元，现在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10000余元，仍然没有出手。“炒房的回报率非常高，”郭志超说：“如果时机把握得当，资金基本上在二三年就能翻一番。”
那么，“温州炒房团”掌控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呢？媒体的报道是1000亿元左右，但很多温州人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这个数字其实很难估算，就像温州的民间资本有多少一样，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
2003年春节前后的10天内，外地通过银行、邮局汇向温州的钱总数在300个亿左右，最多一天汇进了三四十个亿——温州民间资本力量之大可见一斑。
实际上，“温州炒房团”所带走的钱不过是温州民间资本的一部分。4月中旬，在刚刚结束的“2004年江苏锡山投资说明会”上，温州人投资签约总额达70亿元，而去年这一数字为10亿元。2003年9月，温州奥康集团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的“西部鞋都”在重庆奠基。近两年来，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至海南，无处不有温州民间资本大肆扩张的事例。
与此同时，温州民营企业的外迁同样引人注目。
据温州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的外迁企业光“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则在250家左右，涉及的行业有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迁往地主要有上海、广东、山东和西部地区。上海成为首选之地，温州企业直接到上海发展的已超过500家，占地面积在600亩以上。
一般认为，温州的民间资本外迁，更多的是一种增量意义而非存量意义上的外迁。并不是温州留不住这些资本，而是本地资本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溢出效应”，是民营企业壮大后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表现。
温州市市委书记李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作了同样观点的表述。李强强调，追求最高利益是资本的共同属性，无论是跨国流动还是在国内流动，本质是一样的，温州人通过资本对外扩张，说明已经进入资本经营阶段。
但是，一些行业“龙头”企业的跨地区发展乃至重心的外移对温州来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对此，马津龙的解释是：“温州毕竟只是一个地市级城市，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而某些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必须依托中心城市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用中心城市的标准来要求温州是不公平的。”
马津龙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温州本来难以涌现出行业性“龙头”企业，改革的先发优势使得温州在服装、鞋革、工业电器等行业崛起了一批民营“龙头”企业，但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当地在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落后面貌。而恰恰是某些行业性的“龙头”企业，对城市地位和要素条件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比如服装。因此，温州某些服装业“龙头”企业的核心功能向上海等大城市转移，已经成为难以避免的趋势。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温州人在新的形势下作出的一种回答：资金流向回报率高的领域，企业流向更有利于发展的中心城市或地区。
最新的统计数字是，2003年，100多万在全国各地经营的温州人，共创办了170多个专业市场，全年市场营业额为1800多亿元，其中温州产品在1000亿元以上——这是温州人对全国经济的贡献，也是温州经济对全国经济的贡献，虽然它无法统计进温州的GDP。
资本整合与品牌立市
黄发静是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日丰打火机的年产值在几千万元，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温州也只能算是中小民营企业。然而，黄发静却是目前温州经济界风头最健的人物，这当然不是因为他应龙永图的邀请，参加了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而是因为去年以他为首的温州打火机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取得了实质性胜诉——这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企业取得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起胜案。
黄发静的出现，让我们对温州的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果说，在黄发静身上已经被赋予了某些与经济无关的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温州民营企业在去年以来出现的合并浪潮同样令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
2003年5月22日，温州市的八家制锁企业包括“四大锁王”企业，以股份制强强集团的成立完成了对中国锁业的一次整合，首期注册资金为1亿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成立的集团中，一改以往家族企业的架构，而由八家公司各派一人进入董事会，并按出资比例确定了八位董事的所占股份。同时，强强集团董事会决定，所有股东的直系亲属不得进入集团管理层。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四位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宣告了“德美奥翔投资有限公司”的成立，温州的德力西集团成为其四个股东之一。“德美奥翔”引发轰动效应的是其打算5年内投资500亿元“打造中国物流航母”的计划。
而更豪华的股东阵容，无疑要算是正在筹备中的“中瑞财团”，其九家股东无一不是温州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故此温州媒体称中瑞财团的成立“宣告了温州民企资本整合时代的到来。”
在民营企业制度创新上，同样呈现出由分散到集中，由增量到提升品质的转变。温州已建成工业园区50平方公里，产值900多亿元，占全部工业产值的54％。在生产向园区化发展的前提下，温州企业逐步由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转到综合运用各种资源上。开始多渠道进行融资；开始广泛推行连锁专卖、销售代理、物流配送；开始引进国内外人才。为了加快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少企业都建立了技术研究所，全市民营科技机构或科技型企业已发展到1000多家，并普遍引进了先进的装备和工艺。民营企业正在逐步走出“低、小、散”的格局。目前，温州市已成立企业集团180家，跻身全国企业500强的有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3家，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有36家。同时，温州民营企业在与国外大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方面也出现了良好的势头。
其实，就在一些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质疑温州经济出现了问题，甚至断言“温州模式”在今后一至两代人的时间内将彻底瓦解的时候，温州人持续10年实施的“质量立市”系统工程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温州已创出“中国鞋都”、“中国低压电器城”、“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21个国家级产业基地、7个中国驰名商标、15个中国名牌产品、52个全国免检产品，成为全国知名品牌最多的城市之一。温州市和乐清市还分别于日前被评为全国首批“质量立市”先进城市。
今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又提出了“品牌是一种高潜质资源”的理念，把“质量立市、品牌兴业”提升到“品牌立市”的高度，全力实施打造“产业品牌”的长远战略并确定了具体目标。
过去温州经济为人诟病的是其产品起点低、技术含量少，大多数以粗放型、劳动密集型为主，缺乏市场竞争力。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转变；另一个则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从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附加度和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度和高附加值发展。很明显，温州人更注重第二个方向。
资本整合、品牌立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温州人在新的形势下作出的第二个回答。我们可以对温州GDP相对下滑作出这样的解释：目前是温州GDP在多年持续高增长之后的合理调整时期，温州经济正蕴积着更大的潜力，蓄势待发。
在温州人的两种回答面前，我们都能感受到民间资本的巨大力量和民间顽强的生存智慧，更为可喜的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市场经济理性的一面和地方政府的身影——当温州这样市场化进程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民间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民企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势在必行
截至今年4月，浙江省共有76家上市公司，其中约有48家民企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民企上市公司的23％，但温州的民营企业还没有一家上市公司。同时，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浙江省股份制企业有770家，温州市的股份制企业是71家，大约占10％。而完成上市辅导期等待上市的全省是141家，温州只有5家，温州的比例明显偏低。
为何温州的民营企业对上市的热情不高？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温州民营企业在创业过程中几乎都是依靠民间互助和自身积累解决资金问题的，目前温州市具有上市资格的企业连银行的信用额度都用不完，根本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或者说，他们具有融资成本比上市更低的渠道。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上市成本比较高，近年来某些上市公司的不规范行为也令温州民企望而却步。
但这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马津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温州民企最大的上市“瓶颈”在于其治理结构。温州民企绝大多数都是脱胎于家族治理模式，与上市公司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格格不入，而温州对家庭治理模式的改造进程并不理想。而且，温州在创业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规范的行为，并且比较普遍。他举例说，曾有一些知名的制鞋企业被查出漏税，结果其他同类企业都很紧张，纷纷自动到税务局补交税款。根据上市公司规则，公司上市后的经营状况都在严格审查之内，马津龙说：“上市要冒被重新审查的风险，谁肯干？”
无论如何，温州民企在上市公司方面的缺席，对温州经济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相信，从长远看，温州要形成一批规模较大的、跨地区乃至跨国的民营企业，要提升温州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质量，民企建立完善的、现代意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势在必行。
“德美奥翔”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它的500亿元打造“物流航母”计划。尽管四家股东企业背景深厚，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具备500亿元的资金规模，从“德美奥翔”正在进行的市场操作方式来看，这500亿元中的大部分是通过“项目分期”、“经营户”参与等要素解决的。
工程分期将投资量分割，并且直接减少了财团运作时的启动资金。同时由于多家知名企业共同参与的品牌效应、好的卖点的吸引、招商工作的前期介入，使得大批经营户提前被吸引到项目中来，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流的问题。因此，对温州财团来说，尽管项目资金动辄百亿，但真正在百亿上遇到难题的并不多。
“德美奥翔”的资本运作模式在温州很有代表性，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温州财团投资项目的运作，都将“温州人善于办市场”的口碑经营到了顶点，其主要特点是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仅仅是其运作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在于吸引民间闲散资金的参与——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拥有巨量民间资本。
温州拥有巨量的民间资本，温州人的投资欲望和投资实力都很强，但在当地80多个行业中，温州民营企业至今被允许进入的仍然只有41个行业。而且，温州市的一些中小企业还不同程度存在着资金短缺问题。如何发挥民间资本的巨大能量，激发温州人对本地经济的投资热情，成为温州市委、市政府关心的问题。
4月27日，温州市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温州市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和地域垄断，最大限度地放宽社会资本的准入领域。温州市供水供气等项目被率先推向市场——第4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出现了，对温州人以及温州经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
用什么来形容温州经济呢？在温州采访的时候，记者常常被路边那些不期而遇的参天大树所感动，这些郁郁葱葱的古树名木，苍老、挺拔而又生机盎然——对于一棵成长的大树来说，岁月的年轮会留下，但叶子总是需要不断地更新。其实，温州经济又何尝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