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之初党和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思考与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之初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1）01—006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一系列新课题，考虑解决这些课题，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执政党建设道路的契机。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一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新考验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终于成为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然而，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一系列严峻考验。这些考验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新考验。党能不能领导政权建设？能不能管理好城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被权力、地位和各种捧场所腐蚀？这要由实践作出回答；党外和国际上的朋友，也在注意和等待着这个回答。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极大关注，保持清醒头脑，在建国前即进行思考并根据革命胜利后党的建设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课题。
（一）警惕骄傲自满，防止执政党蜕化变质，脱离群众。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首先是这个问题呢？刘少奇曾深刻指出：“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1]。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 怎样避免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的覆辙，已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大事。他经常对中央和大区一些领导同志讲起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1949年3月，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于革命的成功而在党内产生的不健康思想，要求党员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会议专门做出6条规定： 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不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会后，中共中央于3月25日离开西柏坡迁往北京。 路上，毛泽东兴致勃勃，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比作“进京赶考去”，并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所蕴涵的意义仍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深思。
（二）坚持党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思想时，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正是为最终消灭国家权力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这个国家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新生的人民政权才会巩固。同时，他还论述了在国家政权中保持党的领导地位必须紧密地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2 —1]。这就是说， 坚持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执政党建设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三）执政党要努力学会搞经济建设。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摆在全党面前的繁重经济建设任务。由于旧中国十分落后，不仅国内资产阶级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财能力，帝国主义也期待着它的失败。因此，经济建设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既是一项十分生疏、艰巨的任务，又是一场必须打好的硬仗。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而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进城以后，全党都要把生产事业摆在中心地位，尽快地把生产恢复起来，以便站稳脚跟。同时，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全体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都要集中一切精力，努力学会如何管理好城市。要放下官架子，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四）改进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高执政水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真读好马克思列宁的12本书，加强理论修养，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同时，他详细地阐述了各级党委会应当遵循的12条工作方法，主要是：第一，通过党委书记的“班长”作用和各委员之间的“互通情报”，协调党委一班人的关系，调动每个委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坚强的党委领导核心；第二，通过“不耻下问”和全面分析了解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克服片面性、主观性，保证正确地下达指示、命令；第三，通过有节奏、有配合、有计划地“弹钢琴”的工作方法，抓住中心工作不放，同时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它许多方面的工作，使其有主次、有协调地发展，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上述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为立国之初的执政党建设指明了方向。当然，由于党的工作长期处在乡村和山区，许多问题还缺少实践，或还看得不甚清楚，因此，对于革命胜利后执政党建设新课题的探索很难说是全面的，其中有些领域还没有论及到，有些方面的论述只是初步的，缺少系统性、完整性。
二 立国初期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初步解决
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头7年， 这是一个“凯歌行进的时期”。在此期间，党和毛泽东从严治党、端正党风、严肃党纪，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证明，党在这个时期的领导是坚强的，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可以说，这是党和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一个良好时期。
（一）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确立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建国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巨异常的工作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身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这既是毛泽东建党学说对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又是建国初中共自身建设的重要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至1952年的几年中，平均每月党中央就有一项党建方面的措施。1950年5月1日，即新中国成立后仅7个月， 毛泽东就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3—1]整风中，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是推动一切工作前进的“中心环节”的指导思想，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来临，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4—1]。这里，毛泽东准确地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的内在联系，不仅成为当时全党整风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是执政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建设工作深入扎实地进行。继1950年的全党整风之后，1951—1954年间，全党开展了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整党运动（实际到1955年才结束）。仅在这次运动中，就有65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或被劝退而离开党的组织，相当于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8%左右。 中共中央还先后于1951年3月和1953年9月召开了两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正式颁布了共产党员8项标准；还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等专题大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中共与民主党派、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关系等涉及到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认真讨论和研究。1954年9月，毛泽东总结5年来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响亮地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1]的正确论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明确提了出来。
（二）执政党要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和爱戴。几十年来，依靠了这种鱼水相依，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党才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然而，“党执政后，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许多党员手中有了权，容易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鱼不依水也能生存。鉴于此，毛泽东从建国初期的建党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千百万群众真诚地支持和参与，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前进。为此，他提出执政党必须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这是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官僚主义是一种能将党和人民的事业置于绝境的顽症。早在1945年7月， 曾任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时，就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环境变化后继续保持优良作风提出关切的疑问。对此，毛泽东不是简单地回答完事，而是以很高的警觉对待这个问题，一再告诫全党同志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1948年1月7日，他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2—2]这就是有名的“子虞电”，旨在加强党的纪律，克服官僚主义。
为了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群关系的重大措施。针对部分党员，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存在着向党外群众摆架子、摆老资格、不愿或不善于同党外群众和民主人士合作的关门主义倾向，中央于1950年4月19 日签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目的是为了将党和政府的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而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和压制批评的现象。由于这些新情况的产生，我们很容易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为此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3—2]同年5月， 鉴于党的领导机关和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党和毛泽东下决心通过整风来遏制这一危险的毒瘤，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和永不脱离的决心。
（三）执政党要坚持从严治党方针，作好同腐败特权现象长期斗争的准备，清正廉洁。
建国初期的严酷现实证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预言是多么正确！党内确有一部分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而很快地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共产党被腐蚀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贪污腐化现象的恶性发展将导致亡党、亡国、亡身。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和毛泽东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着力加强执政党建设，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1.严格对共产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要求，决不允许有任何因功劳大而不履行党员义务的特殊党员存在。毛泽东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战斗力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更在于党员的质量。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重要地是要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尤其应注意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合格分子混入党内。为此，1951年2月18日，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一个会议要点；3月28日， 党中央又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部署整党，主题是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强化党员标准，响亮地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口号，并在充分讨论、反复修改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公布的第一个新的党员标准，突出强调党员必须了解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
建国初，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和处置十分严格，从而保持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1950年4月28 日，毛泽东在致各大区主要负责人的信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5— 2 ]。1952年2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要求县处以上的党员干部均需在一定会议上作一次公开的、深刻的自我批评，谁也不能例外。其中地委书记、专员以上党员干部要写出书面检讨，上报中央。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谦虚谨慎，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毛泽东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执政党的清廉政风。针对沈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一事，毛泽东1950年5月20 日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指示：“这是可以的”；在铸铜像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总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4—2]。同年9月20日， 他致信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等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4 —3]毛泽东还把人事关系上的廉正作为跳出“其兴也勃”， “其亡也忽”的周期率，走出新路的重要步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博大胸怀，断然抛弃“任人唯亲”的历史陈规，为共产党执政开创新的政风。他严格要求亲朋故旧，从不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不正当利益，还专门写信给湘潭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要求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对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更是严格要求，并将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正是由于党的领袖及一大批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明之举，使得新中国的政风为之一新。
2.严惩贪污蜕化变质分子，不论什么人，职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决不姑息。
1951年9月，东北地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 揭露出干部中的贪污问题，引起党和毛泽东的重视。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斗争的决策。从10月到12月底，仅毛泽东就以中央名义下达和批转了关于“三反”斗争的指示、报告共40余件，适时地指导了“三反”这场重大的反腐斗争，把它作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大事来抓。“三反”中，对于揭露出来的人和事，一律从严治理，严惩不贷。毛泽东于1951年11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并指出这件事给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6 ]处决刘、张二人，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产生了巨大影响，切实贯彻了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方针。
（四）执政党要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
建国初，毛泽东十分注重执政党如何接受党内外监督，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等问题。
1949年11月9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仅40天， 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进行工作。1950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关系问题的指示》，明确各级纪委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它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上下级纪委之间又有工作、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三反”中，党和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地向党内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下达了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肯定各级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自1951年以来密切结合党的中心工作，与党内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向党员和群众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等成绩。同时指出，纪检工作中尚存在着对某些违法案件未能及时严格处理的现象，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选调和提拔一批忠实可靠、作风正派、具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从事纪检工作，并注意健全办事机构。为了接受群众监督，改善党群关系，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要求各地“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5—3]
关于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监督的作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稳步地实现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战略高度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2—3]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交待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行。他还常对党内干部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首届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中，6名副主席， 党外人士占了3名；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占27名。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中， 4名副总理有2名党外人士，15名政务委员中9名党外人士。 作出这样的安排，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当然，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内，往往会发生危害民主党派发挥参政和监督作用的错误倾向，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严厉批评和纠正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倾向以及对安排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领导职务不服气的思想。
三 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基本总结
1956年9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目的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7]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道路上已驰骋了7个年头， 成就举世瞩目，可是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仍然十分重视总结经验。毛泽东在两次预备会上都强调总结经验的重大意义，希望建设社会主义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再犯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怎样才能避免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呢？他认为关键是要把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八大从分析执政党的状况出发，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执政党建设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
（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八大经过充分认真的讨论，认为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这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也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那么，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技术，而党对技术业务又是外行的情况下，如何实施党的领导呢？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这就是说，党的领导并不是包办一切，而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来实现其政治领导的，不是对具体业务技术的领导。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并不是说对党的领导就没什么具体要求了，而是必须实施正确的领导。这一思想写进了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总纲中，报告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归根结蒂，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党章总纲规定：“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八大将发挥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写进党章和党的重要文件中，标志着党和毛泽东对执政党领导权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对执政党建设的更高要求。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主观性、片面性。
八大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能否在实际工作中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八大认为，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普遍存在，党的许多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仍没有摆脱主观主义的影响。为了有效地克服主观主义，大会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下大力气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批评有些干部不愿意深入基层，倾听下情，宁愿坐在机关里，用空想代替调查，由感想定出政策的简单作法。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决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八大在坚持七大路线的基础上，从新的高度强调了执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并将反对官僚主义提到能否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高度。党章总纲特别强调：“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历数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措施，特别强调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建设上作出适当规定，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这是十分正确的。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个人崇拜。
建国后，党和毛泽东从斯大林后期犯严重错误而未能得到及时纠正的教训中，加深了对民主集中制在执政党建设中重要性的认识，并将其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提上日程。为此，八大把加强民主集中制提到使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以确保实行正确领导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措施，突出强调正确地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前提，并对民主集中制从理论和措施上着重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针对当时存在的上级组织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足的问题，大会特别在党章中增加了一些规定，强调上下级各自的责任和主动精神，职权范围应适当划分，各负其责等。第二，关于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问题。鉴于苏共二十大对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八大党章规定：“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第三，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八大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就抽掉了个人崇拜的根基。同时强调，对领袖的爱护，本质上应表现为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领袖个人的神化。鉴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长期性、艰巨性，八大指出党的任务就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当时，党和毛泽东对于党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新的考虑，为此，八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核心增加了邓小平，陈云等较为年轻的成员；大会通过的党章，还增加了一条新内容，即“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是因为大会前，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不再当党中央主席，这一条就是为此作准备的。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能连任一届。这就涉及到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构想，只可惜后来没有按这样的思路发展并实践之。
（五）不断增强党的团结，为提高党员标准而斗争，是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
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对执政条件下提高党员标准问题，认识不断深化，具体体现在八大党章的有关规定中。首先，八大提出提高党员标准必须把好入党关，把好入党动机关。这是执政党建设中一项重要而长期的政治任务。其次，八大针对党执政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党员条件作了一些重要规定，体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些新思想。在强化对接收新党员工作的管理同时，提出了加强对新党员教育的任务，使那些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的同志成为真正合格的党员。鉴于高饶事件的沉痛教训，八大关于党员义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新增了“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等内容。而“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一条，则体现了反对特殊化的思想。大会告诫全党同志，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真理！
八大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特别是执政党建设思想有重要发展，不仅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而且突出强调了执政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并用党内民主推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人民民主的发展和完善。虽然后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倾向，影响了执政党建设的正常进行，但这个时期的党风党纪建设成绩卓著，有口皆碑。
执政党建设问题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但他们毕竟没有经历过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具体实践，不可能对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具体阐述。列宁虽有了这种实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基本原则，但他未及将这些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阐述就过早辞世。而毛泽东却有了这样的可能和条件，通过对执政党建设经验的总结，使执政党建设理论逐步形成一套较系统的思想原则。这些思想原则，除了强调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外，还提出经济建设是执政党的中心工作的思想；反腐防变，清除官僚主义的思想；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机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整党整风是执政党建设的有效形式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对于解决执政党建设这一国际共运中的难题，具有积极意义。当然，要全面地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收稿日期]2000—10—20；[修回日期]20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