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语境与绿色政治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低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5-0069-06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自2003年首次提出以来，至今仍较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虽然生态理念已经广泛深入到价值观、道德观、思维方式等文化层面和社会制度、执政纲领、政策路径等政治层面，当今不少国家也已经将碳减排纳入其任务表，而且也有人已经意识到低碳经济不仅将冲击人类生产，还将冲击人们生活，①但是，人们似乎还未发现碳减排问题与其他环境污染治理有着不同的深层次特点，对低碳经济所引发的特殊语境以及人类将面临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未有普遍的清醒认识。为此，我们需要深入探究低碳经济语境的特殊本质，并在宏观的政治领域、公共管理领域和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消费者行为领域进行一系列深层变革去适应这种语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革命”，从而避免人类文明的毁灭。
一、低碳经济的特殊语境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形成酸雨的气体，以及其他有毒气体、有毒废液和固体废弃物，它们的污染对象主要是当地人群。二氧化碳则不同，它是无毒气体，参与生物的生命过程，它的存在与增加不会对当时、当地的人类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只是因为它在大气层中造成温室效应而影响全球的长期生态环境。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等)和生物质能源(木柴、秸秆等)的使用。由于化石能源在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是人类的主要能源(占能源使用比例的百分之八、九十)，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意味着要减少能源的使用量，因而就要减少人类的活动量、消费量和生活满足程度。对于某个地区而言，保持甚至增加碳排放不会使自己的环境比其他地区更糟，减少碳排放也不会使自己的环境比其他地区更好，而减少碳排放则会因降低自己的活动量、消费量和生活满足程度而损害自身利益。进一步讲，在其他地区不减少碳排放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独自减排并不能阻止温室效应。于是，摆在每个国家、地区直至社区面前的往往是这样的利益博弈思维：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减少自己的切身利益呢？当别人都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当别人都这样做时，我们不是可以“搭便车”而不必付出实际的牺牲吗？
其他环境污染防治主要是为了免除当地人的环境灾难、赢得当地人的切身利益，而碳减排则完全是为了免除全人类的环境灾难、赢得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所以，“低碳环境”是一种纯粹的全球性公共品，因而在碳减排问题上也必然会出现全球性的“公地悲剧”。人类社会的实践和经济学的理论都证明了，面对公地悲剧市场会失灵，只能依靠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来提供公共品。然而，人类并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于是，人类在碳排放问题上陷入这样的困境：“看不见的手”失灵，“看得见的手”缺失，似乎找不到现成的路径适合于碳减排。这正是低碳经济引发的基本语境。
目前，低碳经济的这种基本语境尚未被多数人所认知和共识。许多人仍然乐观地寄希望于技术进步，认为只要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就能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实现低碳经济。然而，正如著名的绿色政治人士、美国环保运动倡导者丹尼尔·A·科尔曼所说的那样：技术进步解决不了由技术造成的环境危机问题。②即使从技术角度，只要采用系统思维的方法从生产的全过程看.，绝大多数新技术都不可能显著降低碳排放，更不用说根本消除碳排放了。例如，人们看到电动车不燃烧汽油而认为普遍使用电动车就能解决汽车的碳排放问题，但没有细想电动车所充的电仍然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只是这种碳排放由汽车转到了发电厂而已，而车用充电设备的制造却带来了新的碳排放，这些充电设备的使用也带来了新的污染；如果采用由太阳能电池提供动力的电动车，那么碳排放还将大大增加，因为制造硅电池所产生的碳排放比汽车燃油产生的多得多。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可能出现化石能源基本上被无碳排放或低碳排放的新能源替代的局面。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温室效应则会使环境危机达到毁灭性的程度。也就是说，只要人类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不改变，低碳经济就无法实现，人类的命运就危如累卵。至此可见，低碳经济的语境在本质上直指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人们今天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源于人的欲望本能。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农业经济，再由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其深层次的动力是人不满足于现状的欲望本能。人们总是“好了还想更好”、“有了还想更多”，为此不断创造工具也不断创造理念，直至资本主义的“不增长就死亡”之类的价值观③出现。而低碳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排放量的新技术，更重要的是自觉节制满足程度的新价值观和新生存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文化，它倡导一种逆人类本能而行的行为。顺本能而行是自发的，逆本能而行则需要自觉。自发是痛快的，自觉是痛苦的。这种痛苦包含了对欲望的克制、对人口的控制、对失业率增高的接受等等。因为，工业社会中的许多消费实际上用于满足人们的“伪需求”，如服饰、手机、电脑、汽车、住宅的频繁更新，这些消费需求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从降低碳排放的角度看，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应该被理性地消除掉，人类只能在生态限度内选择享受。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的生活习惯要发生极大的改变，而且还有一大批就业机会将消失，失业率将提高。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中大量人口处于贫困线下的事实，则说明人类数量已经超出了自然界许可的限度。要么让大量人口濒临死亡，要么为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而大大增加碳排放、从而迅速导致全人类的整体灭亡，这是一个两难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人类自觉地把人口控制到自然界许可的范围内。这一切都是痛苦的，但为了人类得以存在又必须这样做，这正是低碳经济语境的本质。
认识到低碳经济语境的本质，接受这种语境，并在此语境中理性地重塑自己的行为，这就是人类的“低碳理性”。如果没有这种理性，在市场失灵又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低碳环境”这种全球性公共品。只有以这种理性为指导，相应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才有意义和价值。而在低碳经济语境中的这种文化、技术、制度的全面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已经不能用“低碳经济”这个名称加以概括了，应该用“低碳文明”才更为贴切。可见，低碳经济语境的深层诉求是：人类必须从本能的自在阶段走向理性的自为阶段，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由自发变成自觉，使人类社会由高碳文明进入低碳文明。
二、绿色政治的“低碳”反思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绿色政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旨，它既是一种学术思潮，也是一种政治运动，代表着人类对自身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反思与变革。然而，绿色政治凭借的路径不外乎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尤以前者为重。这就是西方绿党积极参与政治、乐于进入执政高层的原因。这种努力，在欧洲等地的确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并使这些地区成为全世界对污染控制最严的地区。然而，当绿色政治运动本着现有的思路和轨迹来面对碳排放问题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阻碍。法国雄心勃勃的碳税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使法国成为第一个征收碳税的大国的梦想破灭，这一事实反映了二氧化碳排放有着与普通污染不同的性质。“低碳环境”是全球性公共品，一国的绿色政治无法避免全球性“公地悲剧”。而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为自己11亿人口抢夺了44％的碳排放指标、留给发展中国家50多亿人口56％的碳排放指标这样的行为，尤其是美国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表现，造成会议不欢而散，更加鲜明地显示了一国或数国或若干国家集团的绿色政治不能遏制国家利己主义和地区利己主义，因而无法避免全球性“公地悲剧”。在本国或本地区境内治理污染上具有理性和责任心，不能保证在减少碳排放上具有同样的理性和责任心，这是绿色政治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将引发对绿色政治本身的反思。
绿色政治运动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生态学、社会正义、基层民主、非暴力等一系列共识。④其中，基层民主是绿色政治寄予很大希望的理想路径。因为由代议制民主产生的政府与基层民众相隔很远，很可能因经济指标或选举政治的驱使，在基层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企业界利益集团达成交易，并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做出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决策。为了改变或防止这种情况，许多绿色政治人士认为，必须加大来自基层民众的发言权，因为生态危机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污染地的基层民众，“基层民主的政治学意味着更多地实行分散化的直接民主……基层的决策原则上必须予以优先考虑。”⑤
确实，由于身处污染地的基层民众对环境污染会持最强烈的反对态度，加大他们在公共决策中的权力能更有效地保护生态。然而，在低碳经济语境中，这种基层民主却因为利己主义可能成为全球性“公地悲剧”的重要根源。一个地区的民众，首先将考虑他们所在地区的利益，很难为提供全球性公共品而舍弃自己的当前利益。法国一家调查公司的民调结果显示51％的民众反对政府的碳税政策，这正是法国碳税计划被无限期搁置的深层原因。
许多基层民众在与自身当前利益不直接相关的问题上，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足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足够的全球责任心，他们会倾向于否决碳减排决策。就目前的公众理性程度看，越是分散化的基层民主，越是不利于碳减排，越会远离低碳经济。全球性公共品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将以“民主失灵”的形成表现出来。所谓“民主失灵”，就是以民主机制做出的决策无法为大家赢得必需的公共品。在“民主失灵”面前，绿色政治将陷入困境——最寄希望的政治路径，在低碳经济面前却成为最大的障碍。
此外，许多绿色政治纲领中的“充分就业”理想、“国际合作”手段等，在低碳经济面前也将遇到难以回避的挑战和质疑。因此，在低碳经济的语境中，绿色政治的许多理念、机制、操作路径甚至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法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反思与变革。
三、低碳经济语境中的绿色政治变革
在低碳经济语境中，绿色政治需要进行一系列变革。其中，首先应该进行的基础性变革有下列最重要的内容：
1.由提倡基层民主转向提倡全球民主
基层民主是绿色政治用以代替现有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政治理想，它的经济基础是分散化、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区经济体结构，相当于中国古代老子哲学中提倡的“小国寡民”模式。且不论这种理想是否可能实现，仅从上文分析的“越是分散的基层民主越会阻碍低碳经济”的结论看，这种路径也不适合于碳减排。所以，在碳减排之类的全球性公共品提供上，只有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最大规模的“全球民主”才有可能奏效。
所谓“全球民主”，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机制。像碳减排这样的全球性公共品问题，应该在全球范围进行民主决策，而不是分散到每个微小的社区去决策。在市场失灵、“世界政府”缺失的情况下，只有全球多数人愿意做的事才是真正能够做并可能做成的。从目前现状看，建立这种全球范围的民主决策机制在操作上有极大的难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可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理想似乎与分散化的基层直接民主理想一样浪漫。但从逻辑上看，这又是唯一能使全世界的人(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人)都为了人类整体利益而节制、掌控自己欲望本能的机制。因此，值得将此作为绿色政治的政治理想去追求，而真正可操作的具体路径和具体方法将会在这种追求的过程中逐渐萌现和成熟。
2.从民众觉悟假设转向强调理性引导
绿色政治的基本态度是发动民众、游说政府、遏制造成污染的企业利益集团，这种态度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民众具有环保觉悟。对于一般的污染问题，这个假设不难成立，因为受污染损害的民众容易产生环保诉求。绿色政治的基层民主理想正是建筑在这个未经说明的假设之上。然而，低碳经济要求每个人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而掌控自己的欲望本能、节制自己的当前利益，大多数人很难自发地具有这种觉悟，需要率先觉悟的人来理性地引导大家建立这种觉悟。
在从自然经济到农业经济又到工业经济的整个过程中，人们采取的都是不无盲目的本能行为，调节着这种本能行为使个体盲目成为整体有序的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在低碳经济的全球性公共品问题上，这两只“手”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缺失状态，最具可行性的路径就是民众理性的自觉行为。这种理性包含科学理性和整体价值理性两个方面：科学理性就是深刻认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不利影响等科学真理；整体价值理性就是深刻认识在碳排放等全球性“公地”问题上，整个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整体，每个个体只有自觉维护整体的生态利益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
然而，人类社会对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少数人开始，伴随着少数人的不断呐喊和全社会的不断摸索，真理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直至成为人类的共识。要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使人类的全体成员至少是多数成员接受与自身欲望本能相悖的科学理性和整体价值理性，必须强有力的引导。为此，就需要让先具有“低碳觉悟”的社会成员有更强的话语权，让他们在政府和媒体的舞台上，利用政府的政治主导地位⑥和媒体的舆论主导地位发挥尽可能大的引导作用。这是解决“民主失灵”的唯一有效办法，是民主的自救，也是人类的自救，因而也应该是绿色政治最重要的推进手段。
这种强有力的理性引导，不是少数人的强权乃至专制，而是民主制度内部的自我教育。人们对民主权力的追求并不妨碍个体间的互相教育、互相学习；反之，这种互相教育、互相学习是民主制度得以更快建立与完善的重要途径。少数先觉悟者对大多数人的理性引导，正是这种互相教育、互相学习行为的重要表现。这种引导并不排斥民主的决策机制，只是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尽可能使更多的参与决策的人走向理性，从而使决策的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3.从安于法治基础转向创建德治基础
绿色政治一向以法治为基础，无论是对污染者的制止与惩罚，还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与制约，都倡导法制手段。应该说，生态保护离不开法治基础，进一步完善法制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必需。然而，对于低碳经济而言，只有法治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德治基础。上文所提的“强有力的理性引导”要成为可能并发挥作用，不能凭借法律所给的权力，而要凭借人格所至的感召力。因为低碳经济建筑在人对自身欲望本能的约束和掌控之上，人只有在心灵诚服时才可能去约束和掌控自己的欲望本能。而要使拥有“低碳觉悟”者的理性引导达到让大家心灵诚服的程度，他们的人格魅力则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人们可能因为对人格高尚的引导者的信任与尊敬而赞同正确的决策，也可能因为对人格低劣的引导者的不信任而反对正确的决策。由引导者的人格魅力构成的政治基础，就是德治基础。
德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否定之否定达到的新的治理模式，它是个体的道德与群体的民主相融共生的治理模式，是人类的社会生态走向和谐的表现。在这种治理模式中，自觉成为理性的结果和自由的基础，个体尤其是领导者个体的品德成为导致群体自觉的个体间互相教育、互相学习机制的重要保障。因此，领导者品德以及其他重要素质的“绿色化”这一德治的关键环节，将对低碳经济的实现发挥关键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迄今为止的绿色政治和我国的“生态型政府”等研究中尚且空缺的，也正是未来的绿色政治必须重点关注的。应该把微观层面上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尤其是品德，作为宏观层面上政治动员机制的重要要素，从而把宏观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绿色政治与微观的领导学、管理学的“绿色领导者”整合成一个“绿色领导模式”的完整体系。
4.从依赖国际组织转向依靠国际制衡
由于没有“世界政府”，“低碳环境”这一公共品只能通过理性的全球民主来获得，而这种民主还需通过所有国家(地区)的理性国际合作来实现。绿色政治人士早已认识到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也发现了国家利己主义这一障碍，所以在强调国际合作时提出牺牲国家的部分主权等思想。目前的绿色政治所期望的手段多半是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⑦
然而，就国际政治现状来看，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都还达不到能够替代各国行使主权的程度。而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要各国向国际组织让渡主权，其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借国际组织之手干涉乃至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更多主权，造成更大的不公正。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自然生态危机，还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生态危机。为了避免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并迫使像美国这样公然张显利己主义立场的发达国家真正走向低碳之路，并且在碳减排问题上形成既有效又公正的国际合作，唯一可行的手段是各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制衡，而不是依赖国际组织。
只有在有效的制衡下，各国才能做出比较合理、科学的决策，也才有理性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核裁军是这样，碳减排也是这样。因此，鼓励世界多极化，形成较多经济体政治体之间较强的相互制衡，从而公正地对待各国的权益和责任，是使全世界在低碳经济上走向理性的国际合作的前提，也应该成为国际绿色政治所依靠的重要手段。而实现这种制衡的可能性，正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变得越来越大。
总之，低碳经济将导致一个彻底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文明，它引发的特殊语境的本质是：人类必须由放纵自己的欲望本能变成自觉掌控自己的欲望本能，人类社会必须由本能驱动走向理性驱动。在这种语境中，绿色政治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首要思路有：提倡全球范围少数服从多数的全球民主，以对民众强有力的理性引导来建造这种全球民主的基础，通过具有高尚人格魅力的领导者为重要元素的德治模式使这种强有力的理性引导成为可能，并通过各国(地区)间的国际制衡走向理性的国际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希望看到低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低碳文明社会图景：人类在宏观上为了整体的生存与发展，逐渐学会全球性的理性民主，通过国际制衡、国际合作最终走向世界大同；人在微观上学会对自身欲望本能的自觉掌控，最终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发展”，从而实现对自己全部本质的拥有；与自觉、理性的大同世界相适应的政治模式是超越法治的德治，其中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治理能力将支撑着人类个体间的互相教育、互相学习。在此图景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展望，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合理元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被称为“红色绿党”思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绿色政治运动中的地位⑧不断提高，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的提出与践行等，都是这一社会图景的希望的曙光。
注释：
①青木：《“低碳经济”开始冲击百姓生活》，《党建》2010年第1期。
②③陈运春：《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思想评述》，《邢台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④郇庆治、刘长飞：《绿色思维：欧洲绿党的新政治观》，《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⑤赵闯、卢刚：《绿色政治的民主元素探析》，《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⑥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建构的背景动因》，《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⑦程容宁：《析绿色政治——一种新的发展观》，《求实》2003年第5期。
⑧沈瑞英：《跨越与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政治》，《学术界》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