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网络论文,民信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3-0030-09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民间通信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民间通信组织——民信局①。目前，学界关于民信局的研究比较薄弱，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不多，且多为宏观论述②。有鉴于此，本人不揣浅陋，拟从鼎盛时期民信局寄递网络的角度研究清末民初沿海沿江地区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以求教于方家。
一、近代民信局的盛衰演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政府政令的上传下达和军事信息传递的畅通无阻，形成了驿站制度。但驿站“系专供政府之用，传递军报公牍之类。民间私人书缄，一无投递之设备”③，这种状况直到明清才得以改变。由于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商品流通都大大加强了，信息沟通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导致一个专门的服务行业——民信业的产生。关于民信业产生的具体时间，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明永乐年间(1408-1425)。
鸦片战争后，“处于当时技术水平的晚清中国经济，以商业的高度发展为其特点。货物和商人在全国广泛地流动”④，信息沟通的重要性愈益明显，“于是民信局亦因商业的扩张，如雨后春笋，先则争设于沿江、沿海及重要城镇，继之逐渐推广至内地及边疆”⑤。在清道咸同光时期，“为其极盛时代”⑥，“其寄信之路，逐渐分布遍于中国各境，直如网罟之缠连”⑦，形成了遍及全国经济发达和较为发达地区的通信网⑧。
进入近代，除了驿站和民信局外，邮递系统中又增加了官办邮政和“客邮”两种形式。官办邮政正式开办于1896年3月20日，由光绪帝颁布上谕，批准成立全国邮政⑨，从此开始了官邮和民邮的激烈竞争时期。“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下的中国邮政官局，它的建立和扩充，又是在排挤中国原有的民信局的基础上进行的”⑩，从“1899年起，邮政官局逐渐在内地设立分局、支局，接着便加紧对内地民信局的控制和排挤”，主要手段是行政上的控制和业务上的排挤(11)。随着邮政势力的扩张以及各项限制措施的实施，民局处于逐步萎缩状态。到1908年时，“明见民局仅能在邮政未经入手之处照旧兴旺，否则如寄送现银为邮政所不欲办之事，民局始可托以为业。”(12)此外，官邮还在费用和资费两方面排挤民局。一是收取民局交寄的邮件总包的资费。1906年10月，官邮规定“凡挂号民局送交大清邮局由轮船或火车运送之总包今后一律按半价收费。此项决定废除自1902年3月以来对往来通商口岸间运送此类信包之免费办法”(13)。二是降低资费。官邮多次以降低邮资的办法打击民邮。1902年是幅度最大的一次，规定国内平信由四分降为一分，本埠平信降为半分，从而导致邮件成倍增长(14)。
到清末时期，双方竞争态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邮局经过连年建设，网点遍布城乡之时，民局优势尽失”(15)，“信局家数及其营业，显著减少”(16)。许多地区的民信局倒闭，在“民国十年以前，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东三省、广西、云南及贵州等邮区，早无民信局存在，其余各区信业，也渐难维持”(17)。1921年邮政条例颁布，“规定除认可之民局，视为邮局代理机关外，无论何人，概不得营邮局相同之业务，民信局营业，更大受影响。”(18)随后，邮政统一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1933年11月，交通部下令，“凡民信局应即严令限至二十三年年底逐渐停止营业。”(19)1934年12月，民信局全部停业(20)。
二、民信局寄递网络和商品流通网络之关系
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大的商业中心城市，它们是“长距离贸易的起落点，中等和小型的商业城镇成为地区性的商品集散地，农村的集市贸易则把广大小生产者联系起来，通过商人的作用，把农村的农副产品集中到大小商业城镇，然后进行中途、长途以至长距离贩运”(21)。与商品流通网络的层次性相似，民信局的寄递网络也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且与商品的流通网络存在一定的契合性。为了清晰地显现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将明清时期各区域中心城市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和范围列表如下：
资料来源：（一）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137页；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吉林省志》卷27《邮电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上海通志编委会：《上海通志》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1页；《上海郊县邮电志》编委会：《上海郊县邮电志》，1995年印行，第117、127、137、151、160、172页。（二）仇润喜主编：《天津邮政史料》第1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6页；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三）《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第4-6页。（四）茅家琦等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2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3册，第317页；林学明等主编：《湖北省志·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页；《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第6页；张志和等主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邮电史料》（中），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7页；陈玉等：《汉口邮政溯源》，《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6期；《中国邮政事务总论》（上），第201页。（五）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9、146-147页；贵州省地方志编委会：《贵州省志·邮电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434页。
通过对上表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民信局的寄递网络在区域内主要呈三个层级或两个层级展开，在区域外部主要呈两个层级展开。
近代以来，我国形成了上海、汉口、重庆、天津、福州等几大区域中心城市，在这些城市之下又形成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及基层的城镇。居于区域中心的大城市成为民局的汇集之地，民局总号一般都设在这里。从表中所列显示出各区域中心城市民局的直接寄递区域大概是：上海为苏、浙、皖、赣、两湖、四川和沿海城市及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天津为直隶、山西、东北、内蒙及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福州主要是福建省内各地，汉口主要限于两湖及浙、皖、赣部分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重庆主要限于川、滇、黔及陕、甘部分地区。但就上海而言，又具有特殊性，它在经济上是全国的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沿海沿江的枢纽地位，从而也就成为全国民信业的汇集之地和中转中心。上海“实际上是民信局的总汇之地。各处民信局的总局，大部分都设在上海。推设分局到各省都市，再向内地扩展”(22)。各区域众多的中等城市如苏州、九江、烟台、成都等处于第二层级，民局的分号或联号一般都设在这里(23)；广大的府县城处于第三层级，主要设立的是第二层级民局的分号或代理店。这在各区域的情况大致相同。但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24)，民局的寄递网络则向下延伸到数量众多的商业发达的集镇，如黄渡镇、罗店镇、吴淞、南翔镇、同里镇、沙头市、南浔镇、双林镇、乍浦镇等(25)，表现为四个层级。在通州，清末时通州境内设立的民局大都是上海民局的分号，这些民局又在唐家闸、三十里（平潮）、白蒲、石港、金沙及如皋、掘港、海门等城镇设立分号(26)。在苏州，道光年间(1821-1850)，盛泽、震泽、黎里、同里等村镇都设有民局。到清末时，苏州民局在吴江县内的各大集镇都设有分号(27)。在湖州，晚清时期，上海民局在湖州府城设立的分号又在长兴（县城）、安吉（县城）、泗安（镇）、梅溪（镇）、埭溪（市）等地开设分局(28)。而民局在江南地区之外的江、浙两省的寄递网络主要呈三个层级分布。
在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民局的寄递网络则主要呈两个层次展开，第二层次主要限于一部分商业比较繁荣的府州县城，村镇一级基本上没有设立民局。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初期，汉口民局在湖北省内设立分号的城市有沙市、宜昌、武穴、老河口、黄石港、樊城等(29)。清末，湖南省内岳州（今岳阳）、长沙、常德、津市、湘潭、宝庆（今邵阳）、益阳等主要城镇设有10多家民局(30)。在四川省会、川西经济中心成都，19世纪80年代时，主要有4家民信局(31)。西南规模最大的麻乡约民信局所设立的分号，仅是“遍及川、黔、滇三省境内各主要州县”而已(32)。这些城市主要属于府县城有的甚至是省城。与东部沿海地区在众多商贸发达的村镇设立民局的情况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
在区域外部，民局的寄递网络则主要呈区域中心城市和次级区域中心城市两级展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本地民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地民局的发展。上海和广州、汉口三地民局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最南端，广州几家大行的经营范围同上海那些民信局的经营范围相重叠，在这项业务中占了最大的份额。在西部地区也是如此，大部分发送业务仍由几家不受上海支配的汉口民信局承办。上海的一些民信局虽在汉口、广州设有分支机构，也控制了那些地点附近的发送业务，但大多数是依靠那里的代理行来扩大发送网的。”(33)随着商品流通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民局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区域外设立分号或联号的民局日益增多。在汉口，“不仅本地民信局增多，而且上海、福州、广州、重庆都在汉设有民信分局。”(34)在烟台，1934年3月时登记的6家民局全都是上海民局的联号(35)。
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各区域民局的寄递网络展开的特点不同。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各区域中心城市民局的直接寄递地点和范围存在较大差异。从上表可以看出，上海民局的寄递地点最多，覆盖范围最大，主要呈沿海和沿江两个方向展开。尤其是上海与江南地区之间的联系密切。近代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继续保持最发达地区的地位，不仅是上海进口商品的消费地，而且是出口和转口商品的供给地，所以上海与江南地区间的信息传递呈密集的网状。上海民局在江、浙两省的其他地区和皖、赣两省的覆盖点转疏，呈点状分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半圆内。在长江沿线，上海民局的寄递地点向上直到重庆并远至成都。在沿海地区，上海民局与沿海城市都有信息沟通。这是与近代上海在长江下游及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清末时期，上海处于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埠际转口贸易中心的位置，是全国主要的物流转运枢纽。在与外贸相联系的国内埠际转口贸易中，大体上福州以北、山东以南的沿海区域，以及内地各省的土货出口以及洋货输入都必经上海口岸。1860-1930年，在国内一个口岸到另一个口岸的再出口总值中，上海平均要占68%(36)。在开展转口贸易的过程中，上海与其他重要的通商口岸间形成了固定的埠际转运网络，上海埠际贸易网络日益呈现出结构化特征。上海与长江沿岸和江浙地区的贸易转运网络包括江浙皖赣地区的宁波、温州、杭州、镇江、苏州、南京、无锡、芜湖、九江和长江中上游的汉口、宜昌等口岸。上海与北方地区的贸易转运网络包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和青岛等口岸(37)。上海民局寄递网络的展开与此一致，沿长江下游经济圈、长江一线和沿海一线展开。
天津民局寄递的区域也比较大。从地理位置上讲，“天津口岸向为蒙古东部、直、晋两省以及鲁、豫两省北部之天然入出口”(38)，但天津与这些地区的经济依存度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如1866年时，“天津进口货之大半，为直、晋两省所得”；出口货物的来源方面亦是如此，“则殆皆赖此二省供应”(39)。体现在寄递网络上，天津民局与直隶地区的联系地点呈比较密集的分布状态，其次是山西。河南、山东位于天津的周边位置，与天津的联系相对减弱，只涉及到两省北部部分地区。此外，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经济圈也辐射到其外围地区——东北及内蒙，部分地区在天津民局的寄递网络内。另外，天津民局的寄递地点也向外延伸到江浙地区，同治年间，天津民局发展到30多家，在京、沪、晋、冀、江、浙和东三省设有分号或联号(40)。
福州民局的寄递地点少，寄递范围小，这是由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决定的，其寄递范围主要限于福建境内，另外还有沿海和江浙部分地区。从闽海关各年度的贸易报告中，可以看到福州进出口货物的地点包括香港、汕头、厦门、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营口）、台湾等地(41)。这也与上表中所列福州民信局的寄递网络相一致。1868年，英国驻福州领事称：“它的进口贸易纯粹限于国内范围，即与南方的香港和北方的上海及其他较大的贸易点进行转口贸易；它从香港进口英国货，而与上海等地则从事本国产品的交易。沿海的轮船（全是英国船），为中国人运送货物来往于福州和南北诸贸易点之间。”(42)由于辐射范围狭小，福州的转口贸易额不大，出口商品种类单一，以茶叶为主。
在长江中游，民局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寄递网络，覆盖了两湖的主要城市并向长江上游和下游延伸。据1866年的闽海关报告记载，“广州、镇江、九江和汉口是我们与之没有直接贸易的条约开放口岸。上海封住了我们与长江各口的交通。”(43)同样，上海也封住了汉口与沿海各口岸进行直接贸易的通道。所以，汉口的辐射范围主要局限在长江沿线，但由于与上海“两地间建立起了直接的经济联系，汉口以其独具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港商品集散网络向内地各省拓展的最重要的中介港”(44)，一直是上海洋货的最大转运分销地和最大的土货出口供给地(45)，其分销和汇集的范围延伸到长江上游地区，起到西南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经由汉口港的中介，沪渝两地交往渐密，1891年重庆开埠后两地间的直接沟通更是空前紧密。”(46)从整个民局的寄递网络看，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网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网和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网交织在一起，汉口起到沟通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体现在寄递网络上，汉口民局的寄递地点分为上水与下水两条线路。上水收寄往长江上游及内陆各地的邮件；下水收寄往长江下游各港口的邮件(47)。
近代以前，由于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间大规模商业贸易的发展，重庆“一跃成为四川以至西南与长江中下游经济联系的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交易中心”(48)，奠定了其成为西南商业中心的基础。近代以后，其辐射范围日益广阔，“重庆是四川最大商埠，上达云、贵、甘、陕、西藏等省，往来货多”(49)。从民局的寄递网络看，遍及川、云、贵的主要地区及甘、陕的部分地区，特点是地域广阔，但寄递地点比较稀疏，寄递层次主要限于府县城，表明它对西南地区整体的经济带动作用比较弱，起到的是外货分销和土货汇集的中转站作用。“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辽远的城镇如成都、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县、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川及其他重要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到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鸦片、药材、生丝等等，并运回洋货。”(50)1891年重庆开埠后，与长江流域及沿海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的贸易交往更多”(51)，进出口贸易总值迅速上升，1892、1894、1896、1898、1900年分别为9245737、10781505、17428200、24453058海关两(52)。重庆民局的寄递网络从区域的角度讲，反映了西南地区内部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加强；从全国的角度讲，表明西南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虽然还不是非常密切，但已经初步形成总体上的互动。
3、民信局的寄递网络体现出各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关于中心城市与区域内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性在表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民信局的寄递网络体现出突破区域内部束缚，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的趋势。如在清末时，贵州铜仁“与四川、湖南，特别是湖南有着重要的商业联系。三个本地邮行(Native Postal Hongs)与湖南的生意做得很兴旺”(53)。民局生意的兴旺是以地区之间经济往来的密切和频繁为基础的。但由于受时空以及交通方式等的制约，各民局都有一定的寄递地点和范围。各地之间除通过民局进行的直接信息沟通外，还通过转递进行更大范围内的沟通。所以在上表中，虽然没有看到两地之间有民局的直接寄递往来，但并不表明两地之间没有信息上的沟通。如在重庆，1876-1891年间有16家民局组成一个递信公行，“他们可以互相交换传送信件”。这是设在同一城市的民局之间的转递，范围毕竟有限。重庆这16家民局中有3家的总局设在汉口，通过这3家民局“能够把信件、包裹和贵重物品由重庆转寄沿海各地”，转递的地点如下(54)：
通过汉口民局的转递，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联系的地点增加了很多，这还只是总局设在汉口的三家民局的转递地点。1891年时，设在汉口的民局有27家。以后数量又有增加，到1897年时，单在海关注册的即达47家(55)。通过如此众多民局的转递，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信息沟通范围可达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大城市(56)。综合起来，重庆民局的直接寄递范围包括川、贵、滇、甘、鄂、陕六省，间接寄递范围包括湘、赣、皖、苏、鲁、晋、豫、闽、粤、桂和直隶共11省，总共17省的区域。1904年7月时，上海的民局总数达119家之多(57)。通过这100多家民局的转寄，能够把更大范围内的地区联系起来。由此可见，民信局直接寄递的地点和范围是有限的，而转递的地点和范围则要大得多，只要在民信局的寄递范围内，都可以采用转递的方式完成，使全国范围内的信息沟通畅通无阻，这是民局寄递网络展开的重要表现。如以东南沿海与东北地区之间的联系为例，有一枚1893年时从宁波寄往营口的实寄封上，盖有三枚民局戳记，宁波盖“浙宁全泰盛轮船局”，到上海中转盖“上洋全泰盛轮船局”，到终点盖“营口全泰盛轮船局”。记录了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通过民局进行的联系(58)。
通过民信局的信息沟通，国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日益密切，商品流通范围在不断扩大，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大的区域中心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19世纪40年代前，沪渝两地之间的贸易交往很少。上海开埠后，经由汉口港的中介，沪渝两地交往渐密，经长江航道输入重庆的外国商品在上海港进口洋货埠际转销中占很大比重。1881年，上海输往重庆的洋货约占当年上海港进口总值的1/9(59)。
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次级区域中心如宁波、镇江、九江、芜湖、烟台等城市之间也是如此，不但与区域内的城镇之间存在比较频繁的经济往来，而且突破地域限制，与区域外的经济联系和往来逐渐增多。如宁波，作为浙南的区域中心，它与区域内外的经济交流表现出了日益频繁和密切的势头。在1882-1891年间，约有70艘宁波民船从事宁波和福州间的商品运输；有大约80-90艘从事宁波与牛庄、天津、烟台间的运输业务；还有200艘左右的宁波民船从事福州与镇江、乍浦、奉化、象山等地之间的货物运输。另外，每年还有100艘以上的福建民船从事与宁波间的货物运输。此外，区域内的商品流通更为频繁，从事宁波和镇江间货物运输的船只约有110艘；还有约300艘民船专门从镇江往宁波运大米；约有一打民船从事宁波和温州间的货物运输；有10艘台州船从事宁波和台州间的货物运输(60)。扩大范围来看，据1892-1901年的闽海关报告记载，福州与国内各地之间的民船贸易量很大，其中福州与天津、山东和牛庄间从事贸易往来的船只约有40艘，从事福州与兴化间贸易往来的船只约有30艘，专门从事福州与台湾间贸易往来的船只约有7艘，另外，从事福州与上海、烟台、泰州、宁波、温州等地之间贸易往来的船只最多，约有60艘(61)。
4、民信局的寄递网络反映出沿海沿江一带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从上表所列各区域民局的寄递地点和范围看，主要以沿海沿江一线为寄递网络展开的主干，并以河流、湖泊或陆路为网络展开的支脉，呈树状分布的特点。如在东北地区，近代以后直至20世纪初之前，由于营口开埠以及位于辽河出海口，拥有便利的水运条件，形成“东三省各信局，总局多设于营口，分局设于各埠”的局面(62)。从商品流通网络的角度看，1890年，营口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舶来之品，土产之货，水陆交通，皆以此为总汇”(63)。
民信局的寄递网络以沿海沿江一线展开，反映出近代以来沿海沿江一线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许檀指出：“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经济发展以及东北、台湾等新区的开发，沿海、沿江贸易都有大规模的发展。”(64)到近代以后，中国的商业贸易已经形成了以沿江沿海交通为主的商品流通干线格局。这可以从存世的民局实寄封上得到证明。在一枚1865年的京都大顺民信局的信票（注：民局给交信人开具的信誉凭证，类似于今天的收据，以作为追究责任的证据）上，其分支铺号栏内印有京都、保定、济南、清江、扬州、常州、嘉兴、杭州、绍兴、广州、太原、西安、长沙、汉口、南昌等多处寄递地点(65)。其他实寄封表明，拥有如此众多的寄递地点和如此广大寄递范围的民局并非个别，而是为数众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局的寄递网络进一步扩大。比如全泰盛，从目前已经发现的实寄封统计，该民局设立的分号达一百多处，“全泰盛信局的分支、代办大多遍布长江流域并深入江西、安徽、湖南、湖北之内地，海道从宁波、上海至温州、厦门，北上通天津、北京、营口（牛庄）东北三省。”(66)另外一件1901年由屯溪（注：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一个集镇）全泰盛公记徽州信局寄上海的收据存根上印明“由芜湖专走轮船各省，长江一带，上海、京都、天津、山东、烟台、福建、四川、湖南、湖北、汉口、九江、安庆、江西、金陵、镇江、扬州、通州、淮安、广东”(67)。以上两件实物表明了晚清民局以沿海沿江一线为寄递网络展开的主干，由此体现出来的是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往来的频繁和密切。
沿海沿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以区域内部各地之间经济联系和往来的密切为基础。表现在民局的寄递网络上，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民局的寄递网络是由众多区域性的小网络密集交织而形成。在江西，1911年以前，民信局“具有网布之路线，将本省最重要各地方包括无遗”(68)。在安徽，民局以芜湖为中心形成密集的寄递网络，不但把省内众多的地点联系起来，而且，还与区域外的网络相连接，形成更大范围的寄递网络。主要有：1、长江水路：芜湖上至大通、安庆、九江、武穴、汉口，还经鄱阳湖和其水系各城镇连成网络；下至南京、上海，又经海路或运河与江、浙、闽、粤及北方沿海沿运河诸城镇连成网络。2、清弋江水路：芜湖——宣城湾址镇——南陵弋江镇——泾县——太平；3、水阳江水路：芜湖——宣城水阳镇——宣城——宁国；芜湖——黄池——乌溪——亮淳（或由黄池——当涂）。4、漳河水路：芜湖——鲁港——石碗——南陵。除了利用木船运送邮件的以上内河航线外，芜湖还有两家专门利用轮船递送邮件的民局(69)。而在苏州，民局的寄递网络在覆盖苏浙两省的基础上，向外扩展至更大的范围。19世纪末，“苏州有本国的邮行30家至40家，支行遍及江苏与浙江。沿海岸线从牛庄到广州，均有代理行。……这一张长长的地名表上，可发现18个省份都可以投寄信件”(70)。关于上海民局在沿海沿江一线的寄递网络，上文已经论及。在上海周围，民局的寄递网络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如与常熟之间，19世纪末从常熟寄往梅李、许浦、支塘、太仓、沙溪、浏河、嘉定、上海一线的邮件，沿途均有民信站、局联运。其中，永义昶的路线有上行和下行两条，上行线是常熟——太仓——南翔——上海，下行线是上海——嘉定——支塘——梅李——常熟(71)。
三、结论
晚清以降，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带来信息沟通的巨大需求，民信业因而获得发展的良机，呈现出与商业同步发展的态势。斯波义信指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私人邮政代办所的分布网沟通了各地区城市系统内的所有城市，邮政的长途服务路线与区际间的主要商业路线平行地发展”(72)，这说明了民信业为商业发展服务和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通过对民信局寄递网络的综合分析，表明突破区域束缚，实现全国范围内信息沟通的趋势逐渐加强，表现在商品流通方面亦然。最明显的表现是各商埠间的商品交易额不断增长，1872年，各商埠间相互贸易总值为2.52亿海关两，1894年则增至4.42亿海关两，较1872年增长约75%(73)。甲午战后，增长幅度更大。有一项截至1913年的统计表明，国内埠际贸易总额，从1895年的7.40亿元，增至1913年的17.42亿元，增加2.4倍(74)。这有力地说明了各区域间正在突破内部束缚，区域间贸易往来的活跃程度在不断加强。
由于区域间商品流通和贸易往来的发展，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与沿海沿江一线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长江沿线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逐渐加速，到清末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经济圈已经基本形成，沿海和沿江经济带也已初具雏形。同时，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和贸易往来的频繁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是强劲的，上海对重庆的经济拉动作用就是明显的例子。重庆和上海之间由于货运网络的联系加强，推动了重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1891年至1910年间，重庆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11.7倍，年均增长幅度达13.1%(75)。通过民信局的信息沟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商品流通和贸易往来，由此体现出来的特征表明沿江沿海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除了从事国内各地之间邮递业务的民信局外，还有另外一种从事海外华侨和国内亲人之间汇款和书信传递业务的组织——侨批局，主要存在于华侨众多的闽、粤地区。由于侨批局的特殊性，一直存在到建国后的50年代才被取缔，而民信局在1934年被政府勒令取消。本文指的是前者。
②彭瀛添《民信局发展史——中国的民间通讯事业》，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关于民信局研究的惟一一本专著，该书从民局的缘起、发展、贡献、取缔等方面对民信局（包括侨批局）进行了宏观的研究。黄鉴晖《民信局兴亡简史》，《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主要是介绍性质；黄福才《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从1866年至1911年间，海关邮政对民信局经历了利用为主、控制为主和排挤为主的三个过程；凌彦《民国邮政与民间信局的关系析论——以20世纪30年代的厦门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民国时期邮政和民信局展开的邮件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表现了国家权力对全社会的控制由弱而强的转变；徐建国《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从民局的网络结构、寄递地点和范围、数量、业务量等方面分析了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并总结了其特点。
③(18)张樑任：《中国邮政》（上），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1、30页。
④（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⑤(17)彭瀛添：《民信局发展史——中国的民间通讯事业》，第77、164页。
⑥王柽：《邮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4页。
⑦(12)张志和等主编：《中国邮政事务总论》（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4页。
⑧参见拙文《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⑨（英）魏尔特著、陈羏才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下），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
⑩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
(11)参见黄福才：《试论近代海关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3)海关总署《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编译委员会：《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第1卷（1861-1910年），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页。
(14)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5)仇润喜主编：《天津邮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6)沈阳市邮政局邮政志办公室编：《中国邮电史料》第2辑，1986年印行，第64页。
(19)楼祖诒编著：《中国邮驿发达史》，台湾天一出版社1940年版，第348页。
(20)张林侠编：《中国集邮与邮政要览》，人民邮电出版社1991年版，第81-82页。
(21)王永年、谢放：《近代四川市场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22)楼祖诒编著：《中国邮驿史料》，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年版，第56页。
(23)也有部分民局的总局设在第二层级城市的，但相对较少。如19世纪80年代时，成都主要有4家民局，其中只有1家是总局，其他3家都是重庆民局的分号。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邮政志》，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24)关于江南地区的范围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本文主要指的是江苏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江苏太仓直隶州所属的范围。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5)参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4、130、131、132、133、134页。
(26)顾臻伟：《苏中邮电事业早期现代化进程（19世纪末——1949年）》，扬州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未刊稿，第13页。
(27)张志和等主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邮电史料》（上），第513页。
(28)政协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州文史》第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29)《湖北省志·交通邮电》，第718、720页。
(30)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1卷《邮电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31)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邮政志》，第14页。
(3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邮电志》，第434页。
(33)《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99页。
(34)陈玉等：《汉口邮政溯源》，《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6期，第45页。
(35)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复制：《山东邮电史稿》（上），1982印行，第23页。
(36)张忠民：《近代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0期。
(37)徐占春：《近代上海转口贸易研究（1843-1941年）》，西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26、32页。
(38)(39)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8、13-14页。
(40)仇润喜：《天津邮政志》，第17页。
(41)参见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中“闽海关各年度贸易报告”部分，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
(42)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3页。
(43)池贤仁：《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8页。
(44)戴鞍钢：《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
(45)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46)戴鞍钢：《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184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9页。
(47)陈玉等：《汉口邮政溯源》，《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6期，第45页。
(48)林成西：《清代乾嘉之际四川商业中心的东移》《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9)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6页。
(50)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9页。
(51)游时敏著：《四川近代贸易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52)(54)(56)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108、68-69、69页。
(53)《贵州省志·邮电志》，第435页。
(55)《湖北省志·交通邮电》，第718、720页。
(57)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邮政》，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页。
(58)郑挥：《牛角集》（民信局篇），未刊稿，2002年，第22页。
(59)《通商各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1881-1882)——重庆》，转引自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60)徐蔚葳主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61)池贤仁：《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399-400页。
(62)谢彬著：《中国邮电航空史》，第30页。
(63)民国《奉天通志》卷162，交通二，航路上。
(64)许檀：《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65)李毅民等编著：《常增书的集邮道路》，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
(66)郑挥：《牛角集》（民信局篇），未刊稿，2002年，第17-20页。
(67)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等编：《中国邮票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0页。
(68)沈阳市邮政局邮政志办公室编：《中国邮电史料》第2辑，1986年印行，第115页。
(69)政协芜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芜湖文史资料》第4辑，1994年印行，第111-112页。
(70)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1896-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71)《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邮电史料》（上），第501-502页。
(72)（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19-520页。
(73)(74)赵德馨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53页。
(75)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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