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有效治理的启示
张强明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摘要] 通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理清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对照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效治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我国有效治理的重要启示，这些重要启示分别是丰富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增强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自觉性；增强社会治理有效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能够进一步解决我国有效治理存在的不足，推动我国有效治理合理健康发展，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有效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1]，到十九大提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再到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3]党从顶层设计角度进一步说明了有效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早期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当代中国实现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有利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推动国家治理更加有效。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核心观点
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如果把以上层建筑为代表的国家比作高楼大厦的话，那么，以国家为代表的高楼大厦的基础就是市民社会，可见，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的重要性，基础不牢，上层建筑也就缺乏稳定的基础。其实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论述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4]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关系截然相反。他认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5]，其实这里黑格尔所指的市民社会作为个体通过一定形式的联合，最终达到普遍的联合，联合就是国家，黑格尔提出的结论就是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而马克思将二者关系调整，得出的结论和黑格尔的截然相反，因此，马克思的结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对现代国家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二是物质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早期使用关于“经济基础”这一非常重要的概念之前，实际上马克思频繁使用的概念就是“市民社会”，而对于市民社会这个概念马克思对其做过明确的界定，他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6]在后来马克思的著作里，他进一步解释了市民社会，将市民社会同生产力相结合。他认为“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7]这种交往形式对人类的发展无可厚非，由此，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种关系，当然也为他后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变化规律奠定了基础，这里主要肯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关系，尊重市场主体地位，肯定市场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对今天我国进一步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并且治理市场经济出现的各种弊端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由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演变中，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7]，马克思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到批判德国当局者，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官方哲学，逐渐认清黑格尔关于国家学说的论述，得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者的关系，再到得出新唯物主义要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说明马克思的思想从市民社会的研究向人类社会的研究进取，最能说服人的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为人类社会的探索而奋斗终身，“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8]，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表述中恰恰也说明了这一点，“对政治解放局限性与市民社会前提的批判”[9]，也在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向人类社会转变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经历政治转变，政治转变也意味着市民社会的转变。为此，马克思历经艰难思想转变，艰难探索才决定为人类的事业奋斗终生。
二、我国有效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有效治理不足
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长时间转型，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政府在治理转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是理念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有些地方政府还在运用管理理念处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学者认为“部分政府官员并不认同社会治理的多元互动、平等协商理念，官僚化思维根深蒂固”[10]，主要是领导干部不能适应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思维理念，一味停留在管理者的角色，由“管理”向“治理”转变，虽然一字之差，包含的内容极其丰富，这种转变由政府主导的治理向多元参与的共治发展，也不断凸显服务型政府的宗旨。
二是政府存在治理效能不足。李克强在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工作存在不足，一些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11]改革要落地生根，必须提升政府有效治理的水平和能力，有效治理的水平和能力恰恰是政府的挑战所在，这些挑战的出现，一方面，由于政府本身治理能力也在探索中，出现工作方式方法过于“生硬”，而没有在工作中通过柔性处理，使得一些好的治理变了味，群众不满声比较高；另一方面，公务人员的教育背景、知识水平、业务素质、工作的责任心都深深地影响着治理的效能。当然，在现实中有效治理需要综合因素体现，如果只靠某一因素起决定作用，其效能会大打折扣，有些治理就会失效甚至无效。
首先，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从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伟大转变，无一不体现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充分肯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因为区域、要素、政策、环境等要素的不同，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异化明显，基本呈现出沿海比内陆发达、东部比中西部发达、城市比农村发达这一状态。尤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改变。”[13]区域差异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通过有效治理将区域不平衡、不协调花大力气解决，否则，会导致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增加有效治理的成本。
其次，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紧紧相依，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大环境下逐渐发展形成的，马克思非常重视物质关系和市场经济，并且用其一生去研究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而我国自改革开放到今天，随着经济利益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原有的社会结构需要重新调整和构建，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减少国家权利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必须吸收借鉴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中对我们建设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的方面，特别是激发市场经济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建立产权明晰、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现代市场经济，才能优化结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特征提取即对某一模式的组测量值进行变换，以突出该模式具有的代表性特征的一种方法。常见的文字特征类型分为统计类特征和结构类特征，统计类特征有像素点个数、灰度值统计类别等，而结构特征是如边缘、角、区域、脊等代表性特征。
3D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形技术，根据所设计的3D模型,通过3D打印设备逐层增加材料来制造三维产品[1-7]。3D打印综合了机电控制、数字建模、信息、材料科学与化学等诸多领域的前沿技术,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8-11]。由于3D打印具有快速成型、高度灵活、节约成本的优势,已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航空航天、食品产业、建筑及医疗等领域[12]。医疗行业目前是3D打印技术扩张最为迅猛的行业，应用包括医学模型制造、组织器官再生、肢体修复、骨骼重建等，在个性化解决方案方面，比较典型的应用有3D手术规划模型、3D打印植入物以及假肢矫形器等康复辅具。
（二）市场经济治理不完善，市场活力没有完全激发
1)船舶到达率(单位时间到达航道入口的航道数量)是描述航道入口处船舶到达频率的一项参数，船舶到达率越大，航道内船舶密度越高，船舶发生减速的可能性会提升。
其次，城乡市场没有完全对接，城乡差距较大。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在市场和资本的双重诱导下，不论乡村的劳动力资源，还是乡村的资本、人才都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而城市正是市场经济得天独厚的集聚地，因此，造成了城乡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只能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显得内生动力不足，缺少城乡市场经济长期融合、协调的体制机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15]如果说生产关系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揭示更深刻更本质，那么，市民社会进一步深化了唯物史观，也使唯物史观更加具体。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6]，
（三）社会组织参与不够，没有达到协同共治
首先，市场经济诞生于市民社会，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大环境中，对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瓦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摧毁封建制度，推动和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分结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同西方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不同，我国没有发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最开始的初衷是不断满足人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发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在发育公民社会过程中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以市场为信号，以法治为保障，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而要形成健康良性的公民社会，必须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同我国几千年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同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才能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当然，我国培育的公民社会与西方提倡的市民社会有明显的区别，在我国，公民社会是政治概念，而市民社会在西方是经济概念，二者所处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二者都以法治为保障、尊重市场具有相同之处，因此，在培育公民社会时，必须加以区分市民社会，吸收借鉴市民社会合理的部分，去除糟粕。
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重视不够，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工不明确，疆域没有严格界限。在我国，社会组织成立需要党和政府审批备案，政府长期扮演“管理者”的角色，因而，社会组织主要职责是协助政府，充当政府的左膀右臂，导致社会组织自身定位不准确，政府对社会组织重视程度不够，支持力度不大。从其他层面来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工不明确。虽然有各种规章制度，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会组织也带有这样那样的行政权力，甚至有一些社会组织把这种权力作为敛钱的手段，这样的事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屡见不鲜。而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后，尤其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更加明确，社会组织作为和市场紧密相连，不能将政府应该管的事移交给社会组织代为行使，不该政府管的事，政府绝不插手，是社会组织职权范围，社会组织必须做到位、做好。必须“厘清政府职能的边界，逐步向社会放权以激发社会活力。”[14]在现实中，二者职权范围不明晰，法律没有严格对二者的范围做出划分，往往造成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
三、对我国有效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同以往的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一）丰富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
最后，激励市场良性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市场活力没有真正释放。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微观主体的活力没有得到真正释放；宏观政策太过于刚硬；市场体制机制正在探索形成之中，产权政策不完善、产权激励体系没有建立；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明显。导致市场时不时地出现一些违法乱纪事件，如2018 年长春长生公司假疫苗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市场机制良性发展没有形成，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制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有效治理，使市场主体成为有内生活力动力的主体。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促进了唯物史观的建立。在市民社会中进一步深入到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层面。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内涵从早期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到成熟时期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变化，充分说明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推动了他对物质关系的认识，也是马克思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进一步转变的过程，当然，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历经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艰难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深入物质关系的研究，同时，凸显了他构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决心。特别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全面地突破黑格尔的市民观，形成他们自己的科学社会观——人类社会观。”[17]充分说明马克思思想成熟以后，实现了从“市民社会”向“人类社会”的转变，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概念不像其早期使用频繁，在批判“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时偶然才会使用，并没有影响马克思进一步深入到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层面，不断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没有简单地将市民社会被其他概念代替，只是使用的频次有所减少。
引理2[7] 假定(ξn),n=1,2,…是一个独立同分布的指数随机变量(参数为η)序列,Z是一个服从正态分布N(0,σ2)的随机变量,则对于任意n≥1有的密度函数分别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市民社会既以市场经济为动力，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进一步推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不仅进一步受到法律的保护”[19]，而且通过制度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个人和社会组织赋予了自我发展的主体性，塑造和强化了法治意识、平等观念、自由理念、市场意识和市场规则。
（二）增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觉性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应纳入唯物史观范畴。首先社会与国家相互区别；其次是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正是根据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与国家相互关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提出转移中心，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提出简政放权、放权让利、放水养鱼，通过改革，不断发扬民主、促进生产力进步，所以，邓小平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18]
社会组织在我国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发展中，成绩值得肯定，问题需要清醒认识。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问题。社会组织作为市场重要的构成部分，理应在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组织不仅是为了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上缴更多税款，也在政治参与、社会文化事业、公共事务参与，市场完善等都要扮演重要角色。而实际情况却显得捉襟见肘，反而自身存在着结构不完善，定位不准确、宗旨雷同，有些社会组织表面打着为大家服务的旗号，真正的如意算盘只为自己谋取利益，同群众渐行渐远，时间一长就没有人相信这些组织，由此，人民群众的信任度是检验社会组织生命力的试金石，也是社会组织为之奋斗的方向。
三是政府的治理体系处于调整、探索、完善阶段，治理体制发挥效能初显。十九大将我国治理的格局定性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12]，也就是说前提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的多元治理体系，各个治理体系所拥有的权利和责任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需要考虑各方的联动性、协调性，发挥治理带来的最大效能，如果只是政府一方单打独斗、自演自唱，这样使得治理效能和效率低下，因此，政府不能管不该管的事，该管的必须不打折扣管好，让各方参与，形成多元共治、善治的良性局面，这样就能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王加启等[38]利用瘤胃持续模拟装置研究了日粮精粗比为7∶3、1∶1和3∶3时对NDF降解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日粮精粗比为1∶1时，NDF降解率最高，当精粗比增加到7∶3时，NDF降解率降低。赵祥等[39]报道，绵羊瘤胃中不同精粗比TMR的NDF有效降解率随精料水平提高而降低。胡琳等[40]研究了以木薯茎叶为粗料、不同精粗比全混合日粮养分在山羊瘤胃中的降解率，结果表明日粮精粗比为5∶5时NDF有效降解率显著高于精粗比为2∶8、3∶7、4∶6、6∶4和7∶3的实验组（P＜0.05）。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告诉我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要求国家和谐稳定、安定团结，社会充满活力动力创造力，重视自主创新。不论个人，还是社会团体、事业单位都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个人、企事业单位必须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负盈亏，从而建立一个市场机制发育良好、市场秩序运行规范、法制健全、适度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培育尊法守纪、权责统一的现代公民。
（三）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大事，也是社会的大事，更是基层群众的大事。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与国家需要共存共荣、共建共治，人民群众、社会组织都要参与治理、监督政府，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推动国家和社会不断创新治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定和谐、社会和谐有序、市场充满活力、人民群众生活幸福安详，进而为党和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我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需要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尤其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推动国家治理创新，必须守住治理创新的顶层设计和价值目标，既要有整体性，又要有部分的协调性；既要有市场的自主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有民主，又要有法治；既要有公平，又要有正义；既要维护稳定，又要充满活力，构建治理多元，正确处理社会和国家、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发挥社会各方参与国家治理中的调节、互动作用，完善社会各方参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有序性。国家需要通过改革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合理、合法、有序、健康参与，从而达到人民群众共商共建共治的局面。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增强社会调节和城乡融合发展，化解社会重要矛盾的最前沿阵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首先，需要顶层设计，明确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前提，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要求。同时，也要对社会组织加以顶层设计。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这就要求从国家宏观层面加以指导。其次，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增强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面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不足，社会组织必须完善理念、章程、制度建设、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才能更好参与国家治理。再次，社会组织要向基层发展。按照十九大的最新要求，我国社会治理需要向基层发展，基层治理的创新成为未来全新的发展方向，通过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也就要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向基层发展，服务基层，激发基层治理创新的活力、动力。最后，严格区分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权范围。必须通过法律制度明确二者职权范围，做到政府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社会组织理念明晰，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释放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活力、动力。
（四）增强社会治理有效
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社会如果没有活力，国家也就没有活力，社会强则国家强，社会治则国家治。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结构，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社会功能萎缩、空间压缩，缺乏生机活力，从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社会强才能社会治。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共产党组织、国家政治、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个人都是治理主体。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原则，但社会和居民是基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一个“强政府—强社会”结构。当前，我国依然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期，也就是让广大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成果，为此，必须“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0]同时，也要加大对基层的有效治理，十九大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1]也就是基层治理作为有效治理的重要一步，需要发挥调节、互动作用。
四、结语
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社会与国家各有其地位、作用，不能相互代替、相互错位。群众自己的事、社会自己的事，必须自己去办、自己办好，不能依赖政府，不能“等靠要”。群众、个人和基层社会办不了的事、公共之事，就是国家政府之事，必须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要求政府依法履职，必须担当作为。因此，“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2]，有效治理不断发扬民主科学规范的善治、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也是检验治理是否到位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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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566（2019）05-0071-05
[收稿日期] 2019-06-11
[作者简介] 张强明（1993—），男，甘肃秦安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标签：马克思论文; 市民社会理论论文; 有效治理论文;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